蒋经国传：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李敖）—南京·溪口·上海

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李敖）

苏荣泉先生是出版界的有心人，他鉴于江南遗著《蒋经国传》始终没有像样的定本，特别向江南夫人崔蓉芝女士建议，请她授权，出版由李敖写序的新版。蓉芝女士立刻同意了这一建议，十七天前，她写信给苏荣泉先生，其中说：

同信寄上委托书原件，与授权李敖的声明。

李敖先生是江南生前很欣赏的人，也一直说：“如果由李敖来写蒋家传记，是最适当的人选！”《蒋传》能由李先生加序，当是再好没有。

同一天，蓉芝女士又写信给我，其中也说：

阁下笔触锋利，横扫千军，情义兼顾，举世闻名。江南在世之日，时时为阁下之胆魄钦佩不已。然而虎穴之中，蛇鼠潜伏，万望切实戒备，用慰亲友。

看了蓉芝女士这些话，我很感动，也很感谢。记得崔音颉《〈蒋经国传〉·万古流芳》一文中，记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归来！

我初识江南在二十五年前，那时我独居台北市金门街，常到附近段宏俊家免费“搭伙”，江南当时也常来就食。以后我们偶尔通信、见面。江南长住美国后，我身陷大牢，音讯遂绝。多年以后我复出，江南在海外一再为我仗义执言，使我心存感念。有一次，他写了一封化名的信给我，建议我驳斥迷信的世风，可见他兴趣之广，固不以政治为限也。

蓉芝女士给我的信中说：

江南自被刺以来，匆匆竟已三年有半。虽然凶案之最高主使者至今犹逍遥法外，杀人动机早已昭然若揭。江南遭忌之最直接原因，陈启礼等人已供，厥为其所著之《蒋经国传》及计划中拟撰之《吴国桢回忆录》，殆无疑义。

文人之笔而能令昏君乱臣贼子惧，自古即然。江南横死而能迫使台湾走出家族政治之统治，彻底打破中国政治传统之陋习，则江南之死确是重如泰山。其在天之灵，当能含笑宽慰矣。

江南之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泰山级的，就是它用鲜血证明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并且逼使它重新塑造假面具。蓉芝女士在《他的血，没有白流——纪念江南》里，有这样的论定：

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江南案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他那支笔惹祸。

独裁统治者的一个最有效且不费力的武器就是“秘密”。公开统治者的秘密，就等于把统治者的武装解除了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不肯开放报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以往在台湾“蒋家”的事绝不能谈的原因。权力核心秘密的公开，是走向民主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过程。

由于职业的训练与江南对政治敏锐的观察力及兴趣，江南毕生绝大部分著作的重点，正是集中在公开中国近代及当代独裁统治者的秘密上。

他写《蒋经国传》《王昇沉浮录》《龙云传》，以及计划中还未动笔的《吴国桢传》等，都是围绕着国民党的权力统治的中心。从江南写《蒋传》到他遇害之后《蒋传》在海外、在台湾大量地流传，因此，也打破了蒋家的禁忌，台湾的党外以及一般百姓们都敢自由地谈论蒋家了，使台湾的总统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成为公众人物。

江南案的发生对台湾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为江南案是国府第一次有证据被抓到，动用情治人员勾结黑社会到外国的土地来残杀异己，从而引起海外与台湾岛内以及囯际友人们的密切注意。由于它产生的震荡太大，台湾驻美代表钱复曾说过：“我们多年努力所积存下来的本钱，被国民党大大把它花掉了。外交上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

江南案也同时引起大家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关注；国民党为了要重建台湾在国际间所标榜的开明、自由、民主的形象，他们必须容忍、改变、放宽言论自由尺度，使这两年来国民党权力结构大大地改变了。9月28日台湾党外人士宣布组党，接着国民党宣布将解除戒严法，开放党禁，是最近最新的发展。

江南案的发生，同时也为文人的言论自由提出了更多的保障。国民党为了它在国际间的形象以及人民的觉悟，使它不致再轻易地做出类似的事情，所以文人的言论自由也获得一定的改善。

正因为江南之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国民党当局就不得不施展种种手段，以减轻压力。手段中最明显的有两类，一类是尽量降低真凶的层次，用“一清专案”首先抓竹联帮龙头陈启礼，以防泄密，并在审判秀中把真凶定位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以下的层次；一类是尽量降低江南的层次，用《九十年代》李怡做可耻帮凶，假借海外中性刊物，公布所谓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报局线民一级的层次。这两类手段都太卑鄙了。他们以为：把凶手人身关起，则审判凶手就是可以不再曝光的安全措施了；把被害人名誉破坏，则暗杀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了，其实天下哪有这种一手遮天的便宜事！他们里应外合，千方百计证明江南是国民党的情报员。但，是了又怎样？揭了这个底，除了证明他们连自己人都杀、证明他们更残忍以外，还能证明些什么？结果呢，一切总是欲盖弥彰，整个的演变，愈发证实他们既无识又无耻而已！

蓉芝女士在《他的血，没有白流——纪念江南》中感慨说：

……随着案情的发展，虽然绝大部分的凶手都已落网定罪，这件案子的真正“主谋”仍然逍遥法外，纵然大家都清楚是谁或是哪些人。另外，让我最痛心的是有关江南的人格，一再地被各方面的当事人当做既成的牺牲品来侮辱来抹黑。有人说：“江南被国府谋杀了两次，一次是国府及竹联帮剥夺了他的生命，一次是国府利用一般国人强烈的泛道德观，透过大众传播媒体对江南的灵魂进行谋杀。”江南的生命在三枪声中结束；而江南的灵魂谋杀却在长期的进行中。

这次竹联帮大审，又再次谣传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论。诸如国民党及部分竹联帮人所说，江南过去是受“国民党栽培”、“不知感恩图报”、“忘恩负义”，做了对不起党国的行为，所以才必须受囯民党的制裁！这个国民党制造的理由，真是荒唐得可以，也可恨至极！

说江南受国民党的栽培，到底是根据什么呢？因为他1949年十七岁那年，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还是因为他在无依无靠的情形下，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后来他进了政工干校，成了经国先生的学生？干校的学生只不过是普通军人的身份，领的不过是比一个二等兵好不了多少的待遇。对于台湾军人的处境以及所受的待遇，大家也许读过许多文章，不需要我再来强调。他们的困境，国民党以前那样以扭曲人性的方式对待军人及军校学生，就是他们所谓的栽培吗？何况江南是毕业前，自己开除了自己，受不了他们的栽培而逃开的。在《蒋传》自序里，他交代得非常清楚。他说：“干校没开除我，我开除了干校。”因为那时他已看出反攻大陆的无望，他清楚地知道，以他天不怕地不怕疾恶如仇的个性，以及强烈自由主义的倾向，留在军中是绝无前途的。

若说“栽培”是指江南以《台湾日报》驻美特派员的身份来美国，就更无稽了。但是这却给一般人一个好像很合逻辑的联想，马上使人想到间谍小说中的“特派员”，而且《台湾日报》发行人是夏晓华先生，夏先生在大陆时，的确曾在情报局做过管人事方面的事情，这使得人们很自然地把江南想成了国民党所栽培的“情报员”了。其实这是极不相干的事。

正声广播公司也好、《台湾日报》也好，他只是一个记者，讨份仅够糊口的生活。1960年代，江南闭门苦修英语三年，为来美奠定语言的基础。1965年香港及东南亚之行的优良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及锋利的笔锋。1966年他以为时机成熟，向夏晓华提出来美求学要求，以驻美特派员名义申请护照签证，当他典当了一切买完了飞机票，身上只剩下几百块美金了。1967年4月他到了华盛顿，第二天打开Yellow Page找到了一份教中文的工作，我同年8月也来到美国，加入了教书的行列。他白 天教书，晚上到American Univ.念书，像所有6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一样，我们辛勤工作，努力学习适应美囯。

1972年他修完博士课程，希望找份教职。他发了几百封求职信，失望之余，决定改行。在十多位朋友的帮助下，集资从商，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专心地投下所有的智力、精力。一切的努力辛劳总算没有白费，我们站住了。江南健谈、热情，再加上他知识的广泛，他很受顾客的喜爱。但他并没有因为从商而放弃或放松他自己的兴趣。读报、看书、写作仍然是他生活上的主体，他曾无数次的说，他很满意如此的生活，因为他能有完全的“自主”的自由。

我所以要如此琐碎地跟大家谈我们的私事，是想要大家了解真实的江南。江南本着他爱国、爱民的赤诚，他关切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祖国，期望着中国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他毫无顾忌地写出对时政、对人的批评，难道这就算是卖国吗？国民党的Mentality是“国民党等于国家”。我们在台湾长大，从台湾出来，都是台湾土地与人民栽培出来的人，但是我们并不是国民党栽培的。反对、批评国民党也并不是反对政府，更谈不上“卖国”。

其实想想我们为什么要流浪海外呢？还不是为了争取自由与生存的权利吗？

蓉芝女士这些话，说得是很凄楚、很动人的。江南一生的奋斗与成长，是一篇“钻破亦在我”的史诗。陆放翁的诗说：“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江南生于乱离之世、长于干校之园，但他却不甘“作茧自缠裹”：而力争上游，最后终能“流浪海外”，过他“决定改行”的自由生活，这一历程，岂不正是“钻破亦在我”的写照吗？谢滢滢《江南之死》中说江南

后来改行做东方礼品生意，移居旧金山，在当地的旅游胜地渔人码头，开两家礼品店，主要售卖瓷像，夫妇两人合力经营。

江南虽然经营生意，但仍关心政治，近年来治史甚勤，美国一些中文报章和杂志，都见到他的文章。江南曾对人说，台湾作家李敖能大胆批评，破口骂人，是在于其经济独立，不受人左右。所以江南在湾区开礼品店，远离中国人的是非圈子。刘太太说，他的丈夫平时在店里，一有空就写文章，从不放弃任何机会。

江南感于能有“经济独立”才能“不受人左右”、才能“大胆批评”，并且毅然在1972年以后，行有余力则以“作”文，这是他“流浪海外”后的新境界。在身在海外、业隶自由的双重保障下，江南奋笔为文，可是好景不长，仍旧难逃一死，江南“一有空就写文章，从不放弃任何机会”；国民党也一有事就放黑枪，从不放弃任何机会。最后，江南文海伏尸、我们隔洋惊变，这样一位奋发有为的朋友，就这样凄然无语的离去了。

江南的离去，只是他生命的休止，他的作品却因此更能发扬光大、更应发扬光大。作品中《蒋经国传》，自是此中之尤。蒋家王朝打天下、守天下、失天下的都是蒋介石，他的太子蒋经国只是一名配角和唱压轴戏的，按比例说来，本不太值得一写。且由于此人一生藏在阴影里，事事机密，要写也极不容易写。但是江南还是写了，并且写得很传神，这是很不简单的成绩。如今《蒋经国传》新版付印前夜，我特就江南其人其书，有以肯定，江南其人，是以血的代价，成全其书的，此真“字字看来皆是血”矣！读者幸识之。

1988年4月23日夜1时

《蒋经国传》序（谢善元）

二十九年前，刚到台湾台中东海大学上学时，曾选修一门哲学概论，由张佛泉教授主讲。张教授上课有他独特的一套教法。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他什么话都不说，就从灰色长袍里取出一只鲜红的苹果来放在讲桌上，然后要所有学生花十分钟去详尽地描述它。这一下可真把我们这一批大一新生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他老先生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年事稍长，我们逐渐意识到认知主体与被认知客体之间往往有一层不可逾越的距离。可是由许多认知主体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客体，虽说不能求得绝对的真，毕竟会增加穿破表象，把握真相的机会。

认识自然界的物固然已很困难，要认识人文界的客体，特别是一位基于政治需要，必须作许多明明暗暗行为的政治人物，其困难又不可以道里计了。

江南写《蒋经国传》，其主要用意便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当今中国政坛上关系千百万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位红人——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先生。此书一旦出版，相信必能成为今年的中文最畅销书。

《蒋传》之所以会成为最畅销书，有它许多与众不同的条件。首先是题目好。从他二十六岁由俄国回来那天起，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止，经国先生始终是老总统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而老总统是五十年来中国政坛上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换句话说，经国先生一直是中国权力中心的核心分子。能够了解他的一切，就会帮助读者了解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坛，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台湾政局里的许多演变及其原因。当然台港各书店里也有一些有关他的书籍，而他自己本人除去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外，也会不时公布一下他的日记，剖白他的心底感触。可是这些片面资料无法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心。大家都希望能越过歌功颂德者的马屁文章，以及经过删节的自白，穿破种种表象，直观真相。

江南的《蒋传》，可说是近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的写作环境下，全面地为经国先生一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这本书到底成功到何种程度，见仁见智，恐无定论，一切要由读者自己决定，但江南主观上确已尽了他最大努力。“我脱下情感的有色眼镜，帮助对历史有研究兴趣的读者，找到历史的片段和零缣”。“主要的是能站在公正的立场，秉笔直书。”

《蒋传》的第二个特点是取材广且严谨，而这又得力于江南的出身、经历和学厉，从一九六三年起，至一九六七年止，四年间，江南成功地担任《台湾日报》的记者。他获得了同事的尊敬，也赢来被报导人的感激。这些成果，都是他自己拚出来的。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经常不停地跑，不断地访问当事人，又须在不违背良心的原则下，尽量说服事件主角吐露真实感触。由于他的优异表现，他被报社特派到香港及东南亚去作专访，撰成《香港记行》及《动乱的东南亚》两书。一九六七年来美之后，他又花了五年时间念学位。虽然最后因为没有写完论文而未曾取得博士学位，他对写论文的各种必备条件，却已充分掌握，行文落笔，处处顾到来源出处。这些经历，都在《蒋传》的写作过程中透露出来。书中的资料，有许多是由江南亲自从许多历史的见证人口中得来的，有些稀有档案是从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中挖掘出来的，有的则出自他自己的亲身观察与研判，而所有这些都有脚注注明原委，其处理手法，完全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论文的那一套规矩，因此他所用材料的可靠性相当高。

《蒋传》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笔生动、感触敏锐。江南从十五岁起便开始独立生活，备尝人间各种辛酸滋味，也没有机会受完科班式教育。可是他留在家乡那段时间，却已把国学根基打牢。原来他有位望孙成龙的祖父，早年对他教养严格，常常叫他熟读古书，尤其是《古文观止》。虽然他对这种高压式的家庭作业大起反感，事实上却终生受它好处。《蒋传》里比比皆是言简意赅的文句，文笔流畅，读来顺口，倍增读者兴味。

不难想象，《蒋传》的读者会是社会上所有各阶层的华人，而各人读《蒋传》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有些人纯粹是出于好奇；有些人会对经国先生的某一面或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有特殊兴趣。我在这里想对好学深思的朋友提出三个问题：

一、人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经国先生的一生，可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即形成的“不断有国耻——努力洗刷国耻”的大刺激反应圈内渡过的，但他的反应却不幸落在苏联的模式里。这一事实，是否就注定他必然成为一位中国政坛上的悲剧英雄？

二、除非我们相信机械的命定论，否则我们总可以在一些历史的转折点上作一些选择。经国先生一生所经历的许多事件中，是否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如果有，则他是否作了最好的选择？中国历史演变成今天这个模样，与他当年的许多选择有多大关系？

三、经国先生对许多国事都是尽力以赴，可是他主观上的努力和信心，好几次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读《蒋传》时，是否可以对“主观与客观”的配合上得出一些有益于后世的结论？“虽有镃基，不如趁势”这类话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我们殷切期待《新资治通鉴——民国篇》的出现。

《蒋传》曾于一九八〇年以单行本方式与读者见过面，这次江南在书中增加了许多新资料，相信更能引起读者兴趣。不过读者也须了解，即使生活在美国这样自由的国家里，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想要无顾无虑地发表一点心里感想，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论坛报》此次出版《蒋传》，便曾遭遇到许多压力。其实读者们如果细读本书，当可发现，江南对经国先生有些行为和措施，固然有所批评，对他的许多优点，也不惮厌烦地加以表扬。他的基本态度，主要只是“用史家的态度来评定一件事或一个人的功过”，即使不用现代民主国家的尺度去衡量，而光用中国传统的角度去看江南撰写《蒋传》的态度和立场，我们也觉得，来自台湾的种种压力不仅多余，而且违背“言行相符”原则。记得当年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时，国文课本中便有文天祥的正气歌，其中有两句深入我心：“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台湾教育当局既然希望中学生能够向春秋时的齐太史及晋国的董狐看齐，则今日国府及国民党对《论坛报》之出版《蒋传》便不应千方百计地干涉阻挠。有道是“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读者看了《蒋传》后自有他们的评价，实无须台北劳神防范“精神污染”。

我衷心祝贺《蒋传》的面世。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于美国加州屋仑九松楼

谢善元教授，现年四十八岁，浙江镇海人，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著《李觏之生平与思想》（英文），历年任教丹佛大学及宾州哈特福学院等。其政治专论，散见港、台报刊如《中国时报》、《明报月刊》及《七十年代》等。

《蒋经国传》自序（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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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和母亲以及两个弟弟，在县城①南门谢家桥赁屋栖居。那里距乡下的老家②，不及十五公里，但是为新四军控制，称“解放区”。国军的范围，则称“国统区”。

那年，我甫初中毕业，够直升高中的资格、因为太穷，穷到三餐难继，靠美援面粉过日子，和一些亲友的接济。

八月十九日，南京宣布币制改革。上海市执行最彻底，由蒋总统的公子经国先生奉命主其事，政局在一连串的挫败声中，似乎带来新的希望。

一般人民，知识很有限，就算能读《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精英分子（当时的标准），也不过跟着“报喜不报忧”的舆论，盲目乐观，自我陶醉而已。

经济管制，由限价到有行无市。连我住的小地方，距上海有好几百里之遥，也受到了波动，县城的米行，缺货歇业。

面对无米之炊的痛苦，母亲只有下乡觅米一途。在城北五里处的孤山镇，邂逅我们村上一位突然发达起来的邻居，他说：“干吗你还不回老家去！”当然，他说的就是命令。

就这样，我和母亲永别。她不幸沦为经管的池鱼。

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晨，我在上海吴淞，正挣扎于绝望的边缘，无奈地看着东海的汪洋而浩叹。如果不幸被“解放”，还乡的后果，用不着麻烦算命先生，已有答案。否则，只有把黄浦当成陆秀夫的崖山。

后来跳上“国良号”，一艘只有十几吨的小船，在东海中飘荡了五天，抵达定海。周后乘轮赴台。所以，读经国先生一九四九年所写的日记，他那种失败离乱的心绪，我大致能深切体会。我感到，我至少是这一段历史的部分见证人。

一九五〇年年杪，加入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班址先设新竹近郊的山崎，后迁北投竞马场，班主任正是蒋经国。见面胜似闻名。听他几次“精神训话”，往往热血沸腾，信心百倍，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后岛屿，总不会再沉下去了。

到空军③去做了两年政工官，再入干校，还是北投的老地方，只是换了新地名——复兴岗。在这里，需要做一声明。当时，我做此抉择，并没有借以从龙的意思，很多人的确有那个动机。虽然，满口革命，或真或假地持着宗教徒的狂热。

那时候，我已听厌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研判事理的工夫，也不很高，但是，常识告诉我，“反攻”是无望的，可能长期偏安。我自己是个自由主义倾向很强烈的人，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留在军中，绝无前途。本来，我希望被分发到“康总”或“中制”等国防部直属单位，那末，勉强留几年，再俟机脱掉二尺半。

毕业前三个星期，答案揭晓，我的新工作单位是驻防高雄的第八十军，军长唐守治。梦幻破灭，只有挺而走险一途。技术细节，求教入伍时的训导员宋运兰，宋做过军法官，待人忠厚诚恳，很得学生的信任。还有干事傅中梅，即后来因雷震案遭当局感化的《自由中国》编辑傅正先生。他们很同情我，也很了解我，从技术观点考虑，建议我别等毕业先走。

踌躇至再，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当同学们列队去中正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鼓起余勇，和带队的分队长，当场冲突。下一步是，我主动到禁闭室报到。当天下午，队长张善鉴前来劝说，要我写一份悔过书，即可安然无事。“队长，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并无可悔之过。”我率直地回答。他感到很可惜，非常失望。

于是，校长王永树下令开除。从前华盛顿大使馆文参处的一位毛君，就拿着这件事作为我的污点，到处渲染，他恨不得要写本书，向全世界举证，“刘XX品行不端，当年就是被干校开除的。”

其实，干校没有开除我，我开除了干校。《国际日报》在《＜蒋经国传＞风波》文中，存心踩我一脚，说得煞有介事。我借这个机会，顺便予以交代。

三

写《蒋传》的计划，开始于六十年代。这时候，我就读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tatlon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 D. C.）硕士班。好几个作业（Term paper）选定经国在赣南当专员，在上海“打虎”的事迹作为题材，跑图书馆获得的资料愈多，愈对这位传奇人物兴趣倍增。

我从一九四九到台湾，一九六七来美为止，共十七寒暑。虽然，两度做过他的学生，借职业之便，更听过无数关于他的故事。处在台湾当时的环境，所见所闻，无非雾里看花，我们并不许从事真正独立的学术研究。

取得学位，继续念博士，我决定以早期经国的家庭背景、学校生活、思想型模、哲学基础、政治理想作为毕业论文。一方面继续进图书馆，搜集各种有关他的资料，查证考核，纵深研究；一方面将触角伸及港台各地，寻找与经国有过朋友关系的活人，驰函探讨。

最早和我通信的是曹聚仁先生，他写的《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为初期蓝本。执教陆军大学的王觉源先生；诚恳赐教，获益非浅。其余如张其昀先生、蒋纬国将军、王升、楚崧秋等，多避重就轻，搪塞了事。

可见，这个主题的敏感性。太子的事，朝野人士，都不想沾边，甚至此地的基金会，亦退避三舍。

一九七二年，修完应读的课程，下一阶段，考资格试，撰写论文。我写了一个详细计划送进新泽西的“中国国际基金会”（Chin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申请补助。找到这个基金会的原因，我和他们过去有过渊源，一九六九年去印尼，即由该会支援。业师林迈可爵士（Lord Michael Lindsay）热心推荐，周书楷大使从旁赞助。基金会董事长菲利普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长），亦表同情，但董事会集会讨论时，被其中的中国籍董事所否决了，理由非常可笑，不愿开罪台湾当局。

基金会的经济来源落空，安心写论文的计划为事实所不许，加上找一份育人子弟的工作，镜花水月。我改业从商，学位一事，转瞬间变得毫无意义，连带论文也搁浅了。

四

不写论文，朋友劝我，何如写传？断断续续，完成四章，通过朋友介绍，交香港《南北极》月刊连载。

文章一上场，弄得欲罢不能。只能边写边刊，边到图书馆补充资料。严格说，这是港、台很多作家写小说的办法，有率尔操觚之嫌。

先后刊了两年，读者反应，据说“不错”。我自己则很不满意，有些地方资料不够充实，有些章节有贫弱之感，有些当时认为对的观点，事后感到不够成熟，还有时地的错误，留待修正。《南北极》编者答应，出单行本时，再予纠正。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在台去世。《南北极》抓紧时机立即将该书推出，书已上市，我这位作者，居然一无所知。去函抗议，复函仅说“时间来不及”，又说“即使我不印，人家也会盗印。”

其后，盗印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盗印专家”，完全失去控制的我，究竟出了几版？卖了多少本？完全一无所知。

现距该书初次问世，时隔八载。经国先生由台后走到台前，继承大统，亦已六载。尽管台湾还是从前的台湾，国民党也是既往的国民党，毋容置疑，被称为“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这些年来，除了经济起飞，民生乐利，国府步向民主法治方面的努力，和它所表现的理性与宽容，脚步固然慢一点，但是，它在前进，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

承阮大方兄邀约，拙作在《论坛报》连载，我自乐意遵命，并同时予以增补改写，读者如和旧作对照，当发现，新著所注下的心血，当非泛泛。

家世这章，因得到许多新的资料，我自己也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到奉化蒋里，从事实地调查，若干遗珠，得到再事充实。

贾亦斌嘉兴起义那一段，当初孤陋寡闻，乃告漏失，这次予以补叙原委。

可惜，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经国在苏联这段，尚无新的资料呈献读者。

“丁衣”笔名，正式订正，改为“江南”。

最后，读者诸君中，如对本书各章资料的谬误，有所教正，欢迎随时来函赐教。

家母已于一九五七年在贫病交迫中仙逝，十年后我才辗转闻讯，特以此书，作为纪念。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八四年元月二十日重写

①老家江苏靖江，在江阴北面，八圩渡江到黄田港，仅十分钟的轮渡。

②老家长安市，和如皋、泰兴交界，不足一公里，一九四一年起，新四军即出没于此区域。

③先后任职台北四〇六通讯大队，和新竹工兵总队。

溪口童年

“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徊，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这篇《武岭乐亭记》，不知是谁的手笔，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它的地位，不下于《桃花源记》或《兰亭序》，文字好坏其次，编辑人有个很积极的用心，灌输下一代，那是龙的故乡。

人杰地灵，即使是刘邦的故乡苏北沛县，朱元璋的祖籍安徽凤阳，毛泽东的出生地湖南湘潭，经过文仕们的彩笔，都可涂绘成此景只应天上有的人间胜境。配合风水先生阴阳八卦之说，英豪降世非此莫属。

“中国古代贤哲每认为人类领袖常生于崇山与清泉之间，而就吾人所知者，蒋总统实生于如是之环境中，此殆因生于地势高峻之人常是强毅的性型，较生于低地者更适于领袖的地位。”①

写官书《蒋总统传》的董显光先生，就这么牵强附会地，大倡其领袖与环境的高论。

其实，这种逻辑推演，科学的成分少，玄学的成分多，和许多编造的领袖轶事，不值智者一笑。

溪口诚然山环水抱，景色秀丽，但在一九二七年前，无籍籍名，就是徐霞客先生再世，他的游踪，也到不了这四明余脉的奉化。

传说那个会书法的王羲之，曾隐居剡溪、婉辞晋帝的征召，吴越王钱镠在此驻跸那也仅止于“传说”。

然而，溪口与蒋氏王朝或国民党的兴亡，息息相关，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后三次下野，蒋先生总喜欢到奉化躲起来，装扮成陶渊明式的隐士，再盘算着东山再起。

写经国传，只能随俗，需先从时、地、人寻根开始。

溪口清末隶属禽孝乡，一九二八年，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期，改溪口乡。隔了七年（一九三五年），改称溪口镇。

蒋姓为溪口大族，全镇九百余户，蒋姓占了五百可见族众之一般。

蒋家源从奉化三岭迁修峰岭，再迁至溪口落户。蒋经国的祖父蒋明火，又名肇聪，字肃庵，即我们熟悉的肃庵公，在溪口镇上经营玉泰盐铺，卖些粮食、烟酒、食盐、杂货等。

盐铺首创于蒋斯千，②又称玉表公。洪杨之乱后，奉化遇难，蒋家家产毁于一旦，蒋老先生生财有道，和官府挂钩，经营起盐业买卖（清朝，盐是专卖商品），家庭经济日渐富裕起来。一八九四年，老人去世，肇聪继承衣钵。

肃庵公秉性刚直，处事公正，更好排解乡里纷争，热心公益事业，但人生苦短，只活了五十四岁，而婚娶频繁，先后结了三次婚。原配徐氏，生一子一女，子名周康，号介卿，女名瑞春。徐氏病故，续娶孙氏为继室，不久亦病故，乃娶王采玉女士为填房。

说到王太夫人，颇有段来历。

唐瑞福、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交代的清清楚楚，抄录如下：

“玉泰盐铺有个老伙计王贤东，是奉化葛竹村人，在玉泰盐铺二十多年，颇得蒋明火的信任。王贤东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庵带发修行，精于女红，并粗通文字，能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经王贤东说娶撮合，还俗再嫁蒋明火为继室，她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③

原来王采玉女士，做过寡妇，做过尼姑④，却和唐人所绘影绘声的“河南郑三发子”，搭不上半点关系。沈醉所著《戴笠其人其事》那一段，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证。⑤

梅开二度的王采玉，共生二子一女，大儿子周泰，⑥乳名瑞元，又名介石，后改中正，小儿瑞青，六岁夭折，女名瑞莲，嫁玉泰盐铺学徒竺芝珊为妻（竺于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死在台湾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内）。

肇聪先生病故，蒋介石时年九岁，“一门孤寡，无可依靠”。《报国与思亲》文中说：“当时清廷政治腐败，胥吏豪绅依附权势作恶，我家人丁单薄，遂成为凌虐胁迫对象，没有一日安宁，曾经为田赋征收，被强迫摊派役使。”⑦《哭母文》说：“地方上没有仗义执言的人，族人和亲戚们也多袖手旁观，我家母子含愤忍痛，悲苦情况，无法比喻。”⑧

蒋介石同父异母的长兄锡侯，⑨趁父亲去世，赶快另立门户，王太夫人茕孑无依，抚孤携幼的处境，可想而知。受此刺激，是促成蒋尔后向外发展，东渡日本的重要因素。

王太夫人忍气吞声，一面诵经念佛，求取心灵的安宁，一面望子成龙，严加督促蒋介石的学业。一九0一年，蒋十五岁，“以门祚式微”的原故，“早为完娶”。新娘毛福梅，是岩头村毛鼎和的女儿，家里开祥丰杂货店，家道小康。毛这年十九岁（生于光绪九年十一月二日），比蒋大四岁。女大于男，蒋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丈夫。可是在当时的风俗，稀松平常。迷信习俗上认为“四年合局，大吉大利。”⑩

蒋毛婚姻，是当时时代的产物，等时移势易，不免沦为时代的牺牲者，终毛福梅的一生，喜剧开始，悲剧终场。

蒋毛结婚，凤凰于飞的时间，少之又少，只蒋在宁波从师顾清廉（讲学于群城箭金学堂）读书时，福梅伴随半年多，以后蒋进保定，出东洋，奔走国内外，回溪口的日子，屈指可数。

但毛的出身，来自封建门第。在传统中国的礼教束缚之下，讲究三从四德，对丈夫除了百依百顺，就是孝敬婆婆。大概受王太夫人的感染，虔诚信佛，日夜吃斋，丰镐房楼上经堂内供奉观音大士像。农历初一，月半均为斋期，附近江口白雀寺的当家静悟，雪窦寺方丈大胜、静培，都成了丰镐房斋期的常客。

蒋介石呢？婚后第四年（一九〇五年）听从顾清廉的话，“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11)”东渡日本，拟进陆军学校未果，因为需要保送，折返华北，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翌年冬，考取留日试，再去扶桑，先入振武学校，一九〇九年升入冈外史为师团长的野炮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12)

回到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可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慈禧和光绪，相继归天，而且一前一后，传说是那个老女人下的毒手。爱新觉罗的后裔，奄奄一息，以紫禁城为代表的帝王权力发号中心，仅剩下那面褪了色的龙旗。新登基的溥仪皇帝，这年才五岁，少不更事，离不开摄政代劳．于是垂帘的垂帘，听政的听政，可把隆裕太后和亲王载沣忙成一团。

革命党人的行动．愈来愈烈，虽然历年举事，均遭受无情的打击，惨痛的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却屡仆屡起、非“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不可。就在这一年，广州的新军，尚举了事。

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满清内外交逼的形势，变本加厉，日本把朝鲜占为己有，设置总督。

不管时代多么震荡，对奉化溪口镇上的小民，却丝毫没有什么冲击。中国农民，世代耕种，但求温饱，对政治的变迁，国族的兴亡，一向非常冷淡。倒是镇上毛氏媳妇添丁的事，泛起微微的涟漪。

正确的出生日期，是一九一0年的三月十八日(13)，山区桃李争艳的初春时际。那年头，没有妇产科医院，只有接生婆，接生婆移樽就教，所以，经国的出生地，即溪口素居（即丰镐房）。

迎接麟儿，祖母王太夫人最兴奋，这些年，海天遥隔，不大看得见儿子，能早点抱孙子，心理上是一大慰藉。从此有人承继烟火，该是观音菩萨的恩赐，是虔诚祈祷的结果。

和婆婆分享这个快乐的是毛福梅女士，自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九年前，于归到溪口蒋家，她的唯一任务，好象是为侍候婆婆和顽童丈夫而来，等丈夫稍微成熟，他又负笈远游，天各一方，饱尝分离的苦楚。孩子降世的意义，特别是个男孩，不仅精神上有个寄托，且多一层保障，免得丈夫将来变心，借口“无后”，搞纳妾再娶等把戏。

孩子乳名建丰，号经国。望文生义，长大了，希望将来成经国济世之才。在当时，不过一种即兴的灵感，自没有人料到，六十五年后，成为台湾的一号强人。包括孩子的父亲在内，不过留日洗马的吴下阿蒙。

因蒋先生滞留东瀛，关于经国的血缘关系，乃有种种无稽的传说。甚至说是伯父蒋锡侯的儿子，过继至蒋介石名下。一项最有力的佐证是，经国的举止仪容，极少酷似乃父，身材短小，眉宇间，更缺乏父亲的英俊潇洒。

这些，都是无稽的里弄传闻，任何争辩，不过浪费笔墨而已。

蒋虽留日入伍，却几度返里，如蒋瑞莲出嫁竺芝珊，即“应召归襄办嫁事”。官印的《六十六年来蒋总统与中国大事年表》，记有蒋二十一岁入东京振武学堂，二十五岁自日返沪，这四年，列入留日期间，是抓大事编年的办法，因而有人大做文章，可说犯了未小心求证，假设大胆的毛病。

经国出世的喜讯，不知是用书信，还是电报，传到日本新泻，作为联队二等兵的蒋志清，闻讯一定雀跃不已，因毛思诚没有记，董显光略而未提，无从稽考。本诸常情，他的欢欣鼓舞，不下于结识陈其美，会晤孙中山。再为“吾家之必当有后”，而耿耿于怀了。

这种怕绝子嗣的孝道思想，根深蒂固，哪怕是提倡女权的现在，没有女儿不要紧，没有儿子，兹事体大。蒋先生从传统伦理的思想中培养出来，他不可能超越他生存的时代，因此，初做爸爸的蒋介石，他的心理状态，和所有的父亲一样，认为是他人生历程上的大事。

不过，父亲和孩子初次见面的机会，延到第二年的夏天，和同伴张群“托故假归”，才看到取名建丰的婴儿。

父亲忙得很，军务倥偬，在陈其美手下，东奔西走，一会儿浙江，一会儿江阴，忙里偷闲，新结识一粉红知己，且正式金屋藏娇。那就是后来成为蒋纬国养母的姚冶诚女士。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的天津《益世报》，对姚的身世，勾描如下：

“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花名）在法租界某妓处作房侍，在筵席同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至室。”(14)

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并不讳言“纳妾姚氏”这一史实。一九一二年冬天，蒋且携姚回奉化乡居。

官书上，蒋斥责“置妾为人生最不道德之事”，(15)那是得道以后装正人君子的后话了。

毛福梅明媒正配，当然不喜欢上海来的新客，也许有些怏怏不快，可是，丈夫纳妾，在实行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何况丈夫再非溪上活跃的顽童，喝了洋墨水，一身笔挺的军服，当过沪军团长，同盟会会员，早沸腾乡梓，简直比前清带着红翎子荣归故里，还要轰动。这样有头有脸的丈夫，配个美眷，包括毛氏夫人自己，都觉得平添了不少光彩。

董著说“新婚的毛夫人具有许多美德，尤富雅量”，说得语焉不详，吞吞吐吐，其实，就指的这些事，碍于微妙处境，不便明说而已。

王太夫人，乐得丰镐堂新增如花似玉的儿媳，果能和睦相处，即“阿弥陀佛”，万事大吉。

革命的火焰，于一九一一年的十月，虽闪烁了一下，小皇帝溥仪宣告退位，孙中山在南京接大总统的职位。可惜，瞬即黯淡无光，革命的果实，来得快，去得也快，孙大总统取得头衔，但没有取得政权。因缺少枪杆子的保护，被出卖光绪的袁世凯，拱手而得。落寞之余，只好去做铁路督办。

北方的局势，一团浑水，先是各党各派争权，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互不相让，最后，干脆开杀戒，陈其美、宋教仁全成了袁世凯手下的冤魂。革命党人始恍然觉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经过一番劝进，登基为洪宪皇帝，跟着蔡锷到云南发起护国之役，袁世凯一命呜呼。

张勋的辫子兵，演出荒唐的复辟把戏。

军阀割据，四分五裂。

连绵不断的烽烟，遭劫的永远是老百姓。然而，形势再坏，坏不到这偏僻的武岭。岭上依旧风光明媚，如画如诗，桃李芬芳。秋天，露白霜飞。入冬，山枕寒流。

蒋家的声势，经过一段中落，渐渐恢复旧观。昔年遭邻里欺凌的往事，早已物换星移。

蒋先生，一九一四年，奉命主持沪宁讨袁军事，兼第一路司令，计划进攻宝山、海门，不幸为郑汝成侦悉，险受缉拿。

毛著“时公甚失意，郁郁不得志”倒是真话。六月又去日本，返沪后，和虞洽卿、张静江、陈果夫等开股票行，搞金融投机，加入青帮，拜黄金荣为师，就是外间所指，蒋在上海做股票经纪人那一段。

独生子有祖母、母亲的双重照顾，乐也融融，仿佛天之骄子。父亲的仕途，不很得意，经济上，却挥金如土，无困乏之虞。常自上海，托人带回一些洋玩意，逗得孩子直乐。

王太夫人念经无懈，不是在素居厅堂，就是到附近摩诃祖师殿，闲暇弄孙含饴，享尽天伦之乐。

毛福梅性有洁癖，除了疼孩子，就是指挥侍婢蒋聪玲，打扫揩抹，忙个不停，务使丰镐房内外，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遇到正月十五、六月初六等大节日，返乡的善男信女，扶老携幼，忙着赶庙会，迎神拜佛。老祖母少不了带孙）儿去向菩萨报到，顺便让孩子看看热闹。

很多人会奇怪，蒋经国从小在这样浓厚的佛教气氛中成长，何以后来未成居士，而追随乃父，恭读荒漠甘泉，变为满口“神救世人”的基督徒？合理的解释，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政治信仰如此，宗教信仰，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很多人来自佛教家庭，未必全信佛教。其次，后期的蒋家，再非奉化时期那么单纯。蒋先生宋美龄，既皈依真主，经国要扮演一个孝子的角色，也不得不假戏真做，在耶稣面前，向乃父认同。

经国受到的疼爱，殆无疑义。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孩子需要同年的伴侣，在这方面，他寂寞得很。毛氏夫人继经国之后，就此打住。

到经国五岁这年，蒋家才再度添丁，孩子取名纬国，生辰是十月六日。

这个孩子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位穿和服的东洋女子，是蒋先生在日本留下的中日爱情结晶，自日携回，交姚夫人领养，(16)那位戴安国，过继给后来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的戴季陶先生。

一九一六年，经国幼小的心灵，当然不懂得这新来小弟弟的离奇身世，丰镐房多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总是热闹些，他的确高兴了好一阵子。

后来，蒋纬国去了德国学军事，曾在台湾历任装甲司令、三军大学校长，现任陆军上将联勤总司令。他爱逗笑：“过去我是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总统的弟弟”，成为很多人熟知的幽默笑谈。

①董显光著《蒋总统传》，初版于一九三六年，一九五二年增订再版，张其昀编入《中华大典》（一九六七年台北版)。

②蒋氏家系表：

蒋斯千（玉表公）——蒋肇海（世昭）——蒋周良/蒋周清

蒋斯千（玉表公）——蒋肇聪（明火/素庵公）——蒋周康（介卿/锡侯）

蒋斯千（玉表公）——蒋肇聪（明火/素庵公）——蒋周泰（中正/介石）——蒋纬国——蒋孝刚

蒋斯千（玉表公）——蒋肇聪（明火/素庵公）——蒋周泰（中正/介石）——蒋经国——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蒋孝璋（女）

③汪日章、唐瑞福合著《蒋介石的故乡》，刊于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公报》，可能转载自浙江文史稿所出《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二七》，为研究蒋家世渊源的珍贵史料。

④王采玉的身世，官方文件中，一向是隐瞒着的，唐、汪的文章，是初次揭露。

⑤该书由沈醉、文强合著，香港《新晚报》曾连载。

⑥蒋介石的名字，在台湾或大陆时期，官方文件概用中正，洋人称他为介石。蒋瑞元是祖父玉表公命名。周泰是童年原名，和其它兄弟周字排名，学名志清，在日本留学时，即为“清人蒋志清”。

⑦蒋中正《报国与思亲》，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陈布雷捉刀。

⑧蒋中正《哭母文》一九二一年六月，收入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

⑨蒋锡侯官至台州地方法院推事，“西安事变”时，积优成疾去世。

⑩同③。

(11) 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台湾禁止公开出售。

(12) 《蒋总统秘录》：“蒋总统从留学的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份，分发到驻屯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十二月五日报到。”高田即日本新泻县高田町，位北海道。第2册第210-212页（台北《中央日报》译本）。日文原名是《蒋介石秘史》，中文版删改之处甚多，已失本来面目。

(13)三月十八日，乃中国旧历，惯例由王升、楚嵩秋、潘振球等为蒋设宴祝寿。

(14)《现代支那支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

(15)同(11)。

(16)丁依《蒋介石婚姻生活考》，原载香港《南北极》月刊。

上海·北京·广州

一九一六年，经国五岁，在家乡启蒙，纬国比他幸运，后来进的是县城培本幼稚园。

民国初年，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从旧式塾馆，过渡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但这就和把小脚放大那么困难，工作进展，非常缓慢：一方面死硬的保守派，永远抱残守缺；一方面经济的因素，师资、设备，都非一蹴可成。所以除了通都大邑，受西洋文化的冲击，开始创设了新式学堂。育人子弟的事，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和千百年前，一脉相承，操纵在腐酸的职业教书匠手里。具备教师资格的身分很严，必须是得到功名的秀才，会做做八股，写写行楷，吟吟诗赋，百无一是的书生。

这年三月，经国遵节随俗，穿一身棉布褂儿向孔子和祖宗牌位，规规矩矩地，行过三跪九叩礼，正式拜当地的周老夫子为师，开始他人生最重要的历程之一。典礼很隆重，读的课本更深奥，先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再“子曰：学而时习之”，就这么胡里胡涂，不知所以地，双脚蹒跚，踩到一个光怪陆离的知识领域。

地点就是本镇的武山学校，蒙师周东，可却不是《蒋总统经国先生大事年表》中所说的“奉化名贤”①念念天地玄黄，需要圣贤，未免要求过高。

第二年十二月，改业顾清廉，顾老夫子，一生靠砚耕为业，过去教过蒋先生，现在又教经国，所以毛思诚特为记上一笔，誉为“二世治教”。经国对他的几位塾师，包括顾以后的王欧声，从来闭口不提，倒是父亲的家教，赞扬备至。猜想，这些旧式塾师，对他不会有什么重大启发，以他自己的年龄，对经、史、子、学那套大道理，也不可能有所领悟。

我们姑且不谈蒋先生本人的行为德性，和他一身功过。他对儿子的教养，是下过很大工夫的，经国自己常说：“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蒋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固然随环境的变迁，作适时的修正，但基本的方针和目标是不变的，那就是悉心培养，照他规划好的型模铸造。

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②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

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革命”就是狭义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另一脚停在封建残余的陋巷里，认为孔孟思想，将永远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尽管，他自己到过日本，喝了东洋墨水，却并没有真正呼吸到新时代的新气息，追求过军事常识以外的新知。因此，他还止步在明清儒学和旧礼教的境界里，冲不出去，甚至从未尝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经国有很详尽的描述：“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这难怪，蒋先生童年，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他进一步解释读古书的作用时说：“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③

他要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认为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汝在家，对亲需要孝顺”，而以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作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只有和经国有过相同遭遇的读书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了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旧式教育，对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是何等不合理，对孩子正常心智的健康发展，是怎样的摧残！

保守的旧传统，在卫道者的眼里，是中国文化的伟大遗产，从某些角度看，它的永久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相对地，这个思想的根源，是封建的、是落伍的，甚至是反动的，和我们的时代是脱节的。所以，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以科学民主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即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蒋先生中了旧思想的毒，一生迷信四维八德的大道理是改造中国的万灵符，甚至被赶出了大陆，在台湾偏安，还在大喊文化复兴，强迫高中学生读《论语》、《孟子》，还规定每年要祭孔。孔子的后代，可以坐在家里打着麻将领高俸，孔孟学会的招牌，也挂出来了。为曾国藩涂脂抹粉，装扮成伟大的圣贤豪杰。这种扒死人灰的意识形态，强加诸于他儿子的身上，进而加诸受他统治的子民身上，真做到了公私一体，贯彻始终。

所以，我们加以总结，在蒋先生的阴影下，经国早年的教育，除了在四书五经堆里打滚外，并没有接受到当时欧风西渐现代教育的陶冶，塾馆生活，其实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一九二一年，溪口的蒋家发生了两件大事。

前一年的一月二十七，王太夫人扶病莅沪，和儿子聚到三月返乡，第二年六月，老太太沉疴不起，溘然长逝，这年仅五十八岁，蒋闻讯自广州赶回，已气息奄奄。④

母子情深，蒋先生的悲痛和孝思，悉在意料之中。由蒋自撰的挽联“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真情及乎词，一幅生动的写照。

经国顿失这位慈爱的祖母，而且来得这么突然，他的感受，缺文字记载，无从考据。曾为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伤痕和挫失，殆无疑义。

蒋先生和毛福梅的感情，一直不好，做孩子的，当能体会得到。感情再坏，王太夫人在世一天，基于老太太的威严，怕伤老人家的心，表面上，至少要维持一个夫妻的形式。

骤然间，这样一位中流砥柱的老太太去世了，结构上立即发生变化。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它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⑤

这个训词的真实性颇成问题，恐系出诸蒋的授意，由毛思诚事后补进去的，好掩饰以后他和宋美龄结合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蒋的心态。现在又堂堂正正，假“革命”的大帽子，遗弃发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冶诚。

果然，第二年和陈洁如在上海结秦晋之好，⑥他再去和汪兆铭、胡汉民，为自己“人人言弟为好色”去辩护，即无人置信了。

经国年纪轻，先有失去祖母的创痛，次有家庭破碎的震惊，那原是十分沉重的感受。可是在父亲面前，他能反抗吗？反抗又于事何补？

经国和母亲的情感，至深且厚，在他历年发表的文字中，虽少提到生母，怕刺激蒋夫人，伤到父亲的心，仅在江西时代出版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的自序中，吐露了他的心声：“回忆三十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他写着：“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毛夫人是一九三九年冬，为日机炸死，为了思念无已，出了这本书“用以纪念吾母，并志无涯之哀悼。”留苏期间，发表公开信，清算他父亲那一幕，用字遣词，比蒋的任何一位政敌，骂得还要无情和泼辣，但对母亲，始终亲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话，与其说是至孝，毋宁说是出于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条件下的反射。

毛福梅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她是时代的牺牲者，典型的旧式女子，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和大多数她同一时代的女人一样，出生在闭塞的中国农村，假使和其它的女人一样，遵从父母的旨意，嫁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生儿育女，做个“三从四德”的好妻子，就能太太平平地过一生。不过，命运往往捉弄人，她的少女的幻梦，经不起时代的呼啸，给冲破了。前人的经验，“悔教夫婿莫封侯”，现在竟变成她自己的遭遇。夫婿非但郎心似铁，个性更粗鲁，动辄拳打脚踢，曾经有次，从二楼把她摔到楼下，对太太好比对士兵的办法。这些惨痛的往事，在犹是孩子的经国心里，他会做什么想法呢？

一九二二年的三月，经国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经过宁波到上海。他的心情很复杂，和母亲暂时告别，不免有些酸楚，武岭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诱惑力很大，从父亲嘴里，不时听到关于上海的一切，那是个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亲的事业，虽然由上海移到了广州，上海依旧是政治中心。这几年在乡下读书，读来读去离不开塾馆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听那些伯伯叔叔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换个环境，总是件好事。

三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万竹小学的四年级。他过去念书的纪录，顾清廉的评语：“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先生自己的观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经国到上海不久，蒋先生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且携美眷同行，即经国称呼她“上海姆妈”⑦的陈氏夫人。负责监护经国的责任，落到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钱“则向舜耕（陈舜耕曾任台湾铁路局长）及果夫哥哥取”。⑧所以，和父亲还是分隔着的。

在上海念小学，精神、境界都为之豁然开朗，这年的下学期，初次尝试到外国语文，自然科学有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有历史地理，相形之下，和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经·大雅》，岂可以道理计。包括他父亲，在读书的观念上，也向前猛跨了一大步，在家信中叮咛他：

“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在这封信后的第二个月，他又叮咛：“余如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记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⑨

蒋先生自己念过德文，也念过俄文，结果都半途而废，他这人的语言天才，从他迄今乡音不改这点上，差不多已知过半矣。希望儿子学学英文，至少会有补自己之短的意思，那份爱子心切的情意，任何人都能体会的。

如果说，经国到了上海，就真的摆脱了古文的纠缠，那又是奢想了。前面已经分析过，蒋先生是旧时代教育出来的新人物，他没有勇气，甚至他拒绝重建新的精神生活，连在北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他竟无动于衷，好象未曾发生过。他满足他已经僵化了的思维领域，尽管，他主张经国要学些英文，怕他“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不过，他的出发点是属于功利主义的，而不是要他的儿子去吸收西方新的文化知识。

他耿耿于怀的，还是“必须熟读《孟子》”，“看‘曾公家训’”，且延聘王、竺二位，“寓舍教国文”。然而，经国已经不是武岭时代的经国，他不能对周遭的事物，无动于衷。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扩大和求知欲望的升华，纵不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父亲的意旨，对父亲的要求，却愈来愈冷淡，有时候会自问：“经书有它的现实意义吗？”、“为什么在新文化如此蓬勃的今天，还要开倒车呢？”

或许，有人怀疑：经国当时会不会这么深入呢？不错，他才十三、四岁，年纪很轻，新文化的怒潮，如此奔腾，他不可能在情绪上，不受到激动而萌生出感情的嫩芽。

描叙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动态，已故曹聚仁教授以过来人的经验，这样说：

“我们在三十年后，回看这一段历程，有着思想革命的痕迹，有着文学革命的痕迹，也有着社会革命的痕迹，也有着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痕迹，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而荟集在政治社会革命这一重要浪潮上。”

套用今天时髦的术语，二十年代正出现了“一片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重心虽然放在文学革命上，提倡“文学的革命，革命的文学”，由“五四”引发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其光芒却更胜于文学运动。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先在上海出现。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年便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策动香港海员大罢工，策动京汉铁路罢工——亦即惯称的“二七”惨案，以提高工人待遇和民族主义作号召，掀起工人运动。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积极扩充中，团员人数膨胀到四千人以上。

历经挫折的国民党，逼于孤立无援的形势，兼受苏联十月革命的诱惑，通过陈独秀的介绍，自一九二〇年，苏联代表沃亭斯基到上海，和孙中山会晤，双方搭上线后，从此一拍即合，不绝如缕。一九二二年，越飞答应以协助国民党建军为饵，共同携手，奠定了以孙越联合宣言为背景的国共合作的基础。

宣言发表不久，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纪元，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当选为中委和候补的共产党员占了总名额的三分之一（当选中委的有谭平山、张国焘、林祖涵、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于树德），而最重要的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及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却都在共产党员的掌握中。

苏联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等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实际上是一切以鲍顾问马首是瞻的苏联势力范围。

广州和上海，虽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两者却都是行动的中心，甚至，上海在思想战线上的巨大功能，借租界势力的荫庇，远超过发号施令的军政重心——广州，作为东西文化汇集的重镇，颇陈百花齐放的景象。

宣传共产主义的有《向导》、《新青年》，鼓吹新文学的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民国日报》为国民党发言，《时事新报》反映研究系的心声。作家马彬，在其《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作了如下的陈述。

“……西洋学说，于此时介绍到中国来为最多，‘无政府主义’也于此出现，共产主义自然成了最热门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文学理论，先后输入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知识青年，读者的兴趣被启发了！学术界空前地呈现辉煌……。”

接着，他提到当时的上海：

“总之，在北伐前的上海，颇有战国百家杂陈的局面，在政治上各样的理论都公开地推陈出来，在文学上，也五花八门，这是激烈进步的现象。”⑩

这四年的时间，经国躬逢其盛地，正生活在这激烈进步的上海，除非他是政治冷血动物，随着那诱人的环境，往昔“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旧境界，还能满足他吗？假使我们无法推翻社会学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理论，面对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毫无疑义的，会在他洁白的心灵上，起着强烈的感染作用。自然，这些变化，是负责监护的王、竺两位所无法理解的。

足资查考的记录，经国在上海求学的过程中，一九二二年“仍在万竹学校”，这年且在学校运动会里，得了亚军，第二年进入浦东中学，一九二五年“赴黄埔省亲”。

事实上值得一书的两件大事，相反地，受到了掩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他思想行动起了重大变化的明证，更是他人生旅途的转折点。

依据马彬的分类，那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除掉保守派外，大致可以归入渐进与急进两种，经国是后者，这从他勇敢的投到“五卅”爱国运动的行列里，可以得到结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反英、反日大罢工。起因是这月的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枪杀了一位工人顾正红，于是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联合在上海租界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游行时部分工人、学生因遭到英租界巡捕的杀害，爱国志士的血触发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酿成历史上的“五卅”惨案。经国和其它很多爱国青年一样，坚决地站到反帝国主义这一边，是游行示威的成员之一。

经国的行为，固然得到同学师长的赞许，但却支付了很大的代价。学校当局的保守派片面地，武断地认为，这个年轻人有造反的趋向，给予他一项意想不到的惩处——开除。罪名“该生行为不轨”。在当时开除是件很不名誉的事，带着满腔愤怒不平，大概在这年的六、七月，告别上海，去了北平，进了吴稚晖的外语学系。这多半是他父亲的意思，希望吴敬恒好好管教一下，免得再闹出上海那样的笑话来。不过，经国已非池中之物，“吴妖怪”也没有办法约束这位世侄，政治觉悟越高，对革命的胆识越大，不久即加入当地学生发动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代表学校当局的吴伯伯，自然不会给他开除的惩罚，军阀当局却冷峻地执法如山，把他判处了两个星期的监禁。

恢复自由后的经国，彷徨苦闷，最后选择了，还是去广州吧！是北方的初秋，他跳上从天津开往南方的一艘轮船，结束短暂的故都之旅。

①《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这本书共十二大册，经过篡改等手脚，很多重要的文献，均未收入。

②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③同②。

④汪日章、唐瑞福合著《蒋介石的故乡》，发表于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公报》。

⑤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

⑥参阅丁依著《蒋介石婚姻生活考》，香港《南北极》月刊、陈忠人著《纪念外婆——陈洁如》，香港《百姓》第49期。

⑦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⑧同⑥陈忠人。

⑨同②。

⑩马彬著《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马彬另一笔名南宫博，专写历史小说著名，他的论著，其实远胜过他的小说。

孙逸仙大学

中国一向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傲视环宇，因而产生出天朝文化中心论的骄傲和优越感。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我们祖先把国名定为中国，自许为宇宙的中心，它的周围则是蛮夷之邦，化外之民，即使到今天，称洋人仍是洋鬼子，而非平等待之。

不错，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有过辉煌期，也有过衰落期。唐代万邦来朝，我们的东邻日本，甚至派遣大量留学生，乘风破浪，到长安拜师入学。丝绸之路，首启外贸之端。

历史是一面镜子，同样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自视甚高的结果，适应性就比较差，对任何外来文化，悉采鄙夷峻拒的态度。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的假面具拆穿了。后代子孙，为祖先们的骄傲和偏见，付出巨大的代价。继外侮日甚，有识之士觉醒到，非坚甲利兵，不足以保中华于不坠。接着倡“自强运动”，以张之洞为首的士大夫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且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派青年士子，出洋留学，大搞洋务运动。

留学的目的地，始则欧美。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咸认日本的“明治维新”，值得我们效法，改去东洋。一时留日的风气，取代留英、留美的热潮。蒋介石、阎锡山、张群等选择日本，正说明当时的风向。

苏联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如洪水般倾泻，开青年人向往苏联的滥觞。最初只有瞿秋白等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首途赤都，稍后，刘少奇、李立三、秦邦宪等革命青年，个别或集体的，奔向红朝。待苏联在华的势力，扶摇直上，留学苏联的吸引和号召，顿成时尚。

解释留苏何以狂热一时的背景，我们势必对当时的政治情势，略作回顾。

从民族感情上，对于这位北方的近邻，从无好感。北极熊的侵略性，比起大英帝国，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由依凡到尼古拉斯，中国所丧失的土地面积，超过欧洲许多小国的总和。其次，俄罗斯民族的科技文化，无法和英美放在相同的天平上，鲜少值得效法的地方。

形势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就历史的意义，二十年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逆转。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渊源于美国的民主政治，期以取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三民主义宏伟主张，虽抄自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追溯更远一点，原是位瑞士医生的创见。其思想立论，哲学基础和那位长一脸大胡子的德国犹太马克思的学说，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不幸的，孙先生奔走呼号的革命运动，没有乔治·华盛顿那么顺利，更不如列宁那么走运，他给中国开的药，中国病人吞服不下。

国民党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的政党，单靠向军阀依附，注定大业难成。特别是一九二二年，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孙受此沉重打击，离穗赴沪，开始国民党的重组与改造。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始认定用西方式似有似无，组织松散的政党组织，不适宜中国的国情。那就是党要类似黑社会的紧密结构，党员要纳入组织系统，绝对地服从纪律，接受精英领导。精神方法上，修正为独裁的组织领导，一党专政。可是把观念付诸行动，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缺少此项经验和技术。于是，赋予苏联插手中国革命的机会。

孙中山和列宁搭线，始于一九一八年，由上海发给列宁的电报里说：“中苏人民有共同目标”，预言“两国的革命运动将联合解放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①

这年八月，齐雪林（G. V. Chicherin）外长热情地回复孙的电报，大灌罗宋汤，称孙为“可敬的导师”，打开布尔什维克运动进入中国的通道。

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Leo Karakhan）②宣言》发表，声明苏联政府愿放弃以前帝俄和满清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特别提示一项苏维埃运动——协助被压迫的东方民族，尤其是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解放运动。

这样一个冠冕堂皇，掷地有声的宣言，尽管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履行诺言，当时，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震撼，尤其是对历经挫折的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却非同小可。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和越飞（Adolf A. Joffe）发表联合宣言，芝加哥教师出身的鲍罗廷（Michael Borodin）③接踵来华。

南方的广州政府，处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乃变成不得不尔的行动方向。

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北京，但无碍苏联与广州的蜜月关系。七月一日，成立军政府，十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中，④鲍罗廷宣布，莫斯科成立孙逸仙大学，并建议选送学生，前往苏联。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三人为成员的选拔委员会，同时成立。

苏联决定此举的原因，一石二鸟。正面的意义，表示对孙中山的崇敬，特设一个大学，来纪念他。侧面的目的，进一步在中国投资，为无产阶级革命施肥播种。

“孙大”招生的消息，一经公布，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纷纷报名投考，广东一地，即达千名以上。分析青年们的心理动机，曾是过来人的王觉源提供他自己的经验如下：

“当着神秘性的俄国革命真相，还在巧饰宣传，没有揭穿的阶段，世界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一般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大体相同的想法：我们并非生性怀疑别人是否具有真理和已够幸福。但对于苏联的现状，我们被迫如果不在思想上有所决断，就应该在行动上有所决断，现在既然在大部分思想和行动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的决断和他们有所不同，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不同在哪里？如果我们与共产党人是在同一世界内致力于相反的目的，那就该看我们与他们的目的在哪里与怎样相反？当两种目的的相遇与冲突时，我们必须注意究竟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目的被粉碎。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首先必须有一种直接的观察和了解！由是一九一七年以后，‘到苏联去看看！’在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中，便形成一种普通的愿望。正在内忧外患痛苦呻吟中的中国青年，在这一新的诱惑与好奇心理下，自然，也有着美丽的憧憬！适逢其会，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重建革命基地开府广州。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领袖列宁之奉献殷勤；另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或有可供我们观摹之处。在这种情感与理智激荡下，于是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涌上西伯利亚的征途，‘到苏联去看看！’”⑤

实际获得录取的幸运者，仅三百四十名，⑥其中三十名，由鲍罗廷推荐，他们则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包括本书的主角蒋经国在内。

经国和他的同学王觉源一样，固有好奇的成分，更大的理由，要数他当时狂热的革命意志。

两项证据，足资支持此说。这年六月，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期间，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的大游行，遭保守的学校当局，开除学籍。⑦

满怀愤怒，去了北平，入吴稚晖办的子弟学校——北平外语补习学校⑧短暂停留，曾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⑨

这时候，经国不过是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放下书包，走到街头，走向群众，去参与反帝、反军阀的示威游行，一反普通中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和对国事的冷漠，没有点勇气，没有点激情，那是绝无可能的。套用江青“文革”时的术语，经国不愧为“革命闯将”。

环境方面，他父亲被称为“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⑩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耳濡目染，焉能无动于衷。

处此情况，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大业，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就再自然不过了。

蒋先生的意见，处于两可之间。经国既无心念书，且到处闹事，一时并想不出很好的安排。客观形势，既有孙逸仙大学的创设，鲍罗廷的引荐，顺着儿子的意思，让他到俄罗斯去锻炼锻炼，未尝不是件好事。

新出现的资料，否决前述推断，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独持异议：

“留学，是蒋经国从上海到广州后不久，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苏联，这不仅在蒋介石从苏联写给外婆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达，而且在蒋经国留苏问题上同外婆商量时，他也重复表示过。

“蒋介石后来所以勉强赞同，仅仅因为我外婆的一再劝说，支持蒋经国的留学大志。经国去苏后，经济上很少得到蒋介石的接济，因此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是相当窘迫的。还是外婆知情后，将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陈果夫转汇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11)

要找出蒋先生不喜欢苏联的证据，千千万万，问题在，是哪个时期的蒋介石。一九二五年，蒋介石、鲍罗廷正打得火热，没有苏联的卢布、枪枝，当年黄埔军校都无法成立，不喜欢苏联，他绝不会叫出“以苏联为师”的口号来。

一九二五年，蒋陈结婚，才三年不到，枕边细语，陈对蒋有相当分量的影响力，人人可以置信。经国留学这件事，蒋会固执到非要“一再劝说”，才“勉强赞同”，恐怕与蒋的为人个性不合，有保留存疑之处。

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送经国去莫斯科，这个注他不下吗？后来纬国去柏林，不正是南京向希特勒认同之际吗？至于一九二七年以后的戏剧性发展，使得蒋先生噬脐莫及，那是连神仙都料不到的。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和第一批二十二位同学，(12)搭上一艘苏轮，经过三昼夜的航行，从广州抵达上海，借候船之便，和毛福梅作短暂团聚。

经国的鸿鹄之志，则是毛夫人所无法了解的，“革命”等新鲜词汇，几乎听厌了，革命使她丢了丈夫，现在恐怕又有失去独生子的危险。怎么解释，毛夫人也不懂，革命何以非到那个远在天边的地方。毛福梅流了无限眼泪，经国除了安慰，一样涕泪纵横。但是，改变是不可能的了。

去苏联的行程，共有三条路线。一为从哈尔滨，转中东铁路，但满洲为张作霖控制，安全有顾虑。二为转道欧洲去莫斯科，路太远，旅费太贵。三为从上海搭苏联货轮，到海参崴，改走陆路。

海参崴，历史上曾是大清帝国的疆土，咸丰手里，割给帝俄，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苏联东方重要的海军军港，西伯利亚铁道终点于此，故贸易颇盛。中国色彩，仍很浓厚，华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近乎半华半俄，华人经营的餐馆、茶室、赌馆、戏院、烟馆，应有尽有。第三国际负责接待的，是位德国犹太人韦登麦，(13)除了朔风凛冽，万里冰封，冷得不太习惯以外，并无异乡异样的感觉。

四天半后，登上去莫斯科的火车。这是一段枯寂漫长的行程，每人分配到自己的床位，可惜，是双层硬席，车外漫天飞雪，人人冻得哆嗦不已，车内竟无取暖设备。因缺原煤，车头引擎的动力，依靠木材，行驶缓慢，更逢站必停。车上没有餐车，没有饮水，悉赖停站供应。这就象我们在《齐瓦哥医生》影片中所看到的场面，那么寒怆了。

海参崴距莫斯科，七千四百公里，经国的一位旅途同伴，把此行见闻，描绘得很细致生动，兹摘要援引：

“火车自海参崴出发，因为路线弯曲，地势高低不平，以故车行甚缓，第三天才到赤塔。这是西伯利亚的东部重镇，为原日远东政府首府。纵贯东三省的中东铁路，即在此接轨。这仿佛一把利剑，当胸插入我国东北的心脏，而刀柄就在这赤塔！我们正在赤塔站上欣赏风光，忽然一个武装兵，紧追着一位湖南籍同学，直迫车厢。其势汹汹，仿佛是抓强盗似的。我们查问情由，才知道这位同学曾以自备照相机在车站摄取风景。这是他们的法律所不容许的。经过再三解释，卒将胶卷没收了事。但这位同学却已吓得面无人色了。

赤塔西行第三天的早上，远远望见贝加尔湖。绿波荡漾，水天一色。晌午始近湖滨，接连穿过几十个山洞，山洞都是在湖滨岩石之下开凿而成的。隧道虽多，但都很短，车行其中，一如游龙穿洞，宛延曲折，景致绝佳。吾人身在车中，乍明乍暗，亦生情趣。湖的南端，火车靠站，大家一拥而下，争相欣赏这世界第一深水的内陆大湖。一片汪洋，如临大海，唯一可资凭吊的，就是兀立湖滨的一座小神龛，用火砖砌成，不过数尺见方，龛内空无一物。据说这就是当年苏武牧羊北海时栖身的所在。除此可供留恋之外，其它实无可观。

伊尔库次克以西，东方色彩，亦逐渐淡薄而趋于消失。这城是西伯利亚的首府，为既往总督驻节地。其规模之大，工业之盛，在当时的西伯利亚区，实首屈一指。这从车站建筑之宏伟及工厂烟囱之林立情况下，亦可窥知一二。但时势推移，不久之后，这种优势，又为其它新兴城市所取代了。苏境内有几座大桥，其中以伏尔加（旧称涅瓦河）大桥为最长。桥的两端及中间桥墩上，都站有士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甚为严密。火车过桥，必将窗门关闭，不准窥视，仅可从时间上推知其长度而已。漫长的旅程，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到达终点——莫斯科。若自广州出发之日起算，沿途连行带住，大约是一个月光景。”(14)

孙逸仙大学，位莫斯科阿罗罕街，坐东朝西，是一座平庸的方形建筑物。正面有个花园，当中是甬道，两旁栽了些花木。隔着马路，座落着一所大教堂，建筑甚别致，中间突出一个大圆顶，四面环绕着四个圆顶，成莲花形，据称规模仅次于罗马大教堂，居世界寺院第二位。教堂四周的广场，即是“孙大”学生早操、散步、溜冰运动的场所。

苏联平民，差不多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15)保密反正是共产党人的习惯。学校的建筑规模，比想象中差得多，它的外表象个党政机关，而不象个生动活泼的大学。经国对这些都不介意，到革命的摇篮里，读书求知，并不是他万里迢迢的目的。

当他跨进“孙大”的大门，等迎着的是一群自平、津先期到达的同学，问长问短，亲切热情。事务长博古列也夫，早做好充分的准备，从饭票、理发票、电车票、寝具到日用品如梳子、鞋油等，井井有条，一应俱全。经国感到特别有兴趣的是，学校方面为每一个人准备好奇怪的俄罗斯名字。尼古拉同志，从此长期替代建丰和经国。听起来怪别扭，感觉却很新鲜。

学校采小班制上课，经国和其它二十一位同学，“恰好编作一个教授班”，教室宽大，每人大桌子一张，上课、自修、开会、休息都在此。

课程计有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资本论）、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

一天八小时课程，“其余一半时间”，毛以亨说“学生都在开会，讨论问题做结论。”(16)

王觉源也说“孙大”是以学术做幌子，没有念书求知这回事，它的口号是“开会第一，上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有会，清早有会，午夜有会，会不完，不准去上课，上课的是“学院派”、“个人主义”；会不停，不许吃饭。吃饭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私主义”。

这种训练，极其机械刻板，他们为它定了名字——“行动学习”，包括下列四种：一、自我批评，各人要从家世、出身、经历、志愿，彻底的予以坦白交待，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二、连环监视，参加组织的细胞，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连环式的互不脱节，脱节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罚。三、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查。④、参加工作，要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等。

不幸，这样的训练方式，后来经国把它移植到中国，台湾北投的复兴岗就是成功的“孙大”翻版。校长王升没有去过苏联，却学会拉狄克、米夫的本事，且弄得维妙维肖。

名义上，“孙大”为纪念孙逸仙而设，目的为中国革命培养革命干部。全部课程中，没有半个钟点涉猎到三民主义。造就的干部，亦以训练共产党人为标的。

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领袖的，计有邓小平、廖承志、林祖涵、乌兰夫等。乌兰夫和蒋经国且是坐同一张凳子的“孙大”同学。(17)

早期中国留学生，上课靠翻译做桥梁，日本如此，苏联亦不例外。但经国苦学俄语，他的俄文，即此时奠下的基础。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条约谈判和签订时，他是成员之一，以后担任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协助熊式辉和苏联人办交涉，也都借重他的俄文和旅苏经验。马林科夫偏说他讲的俄语听不懂，则是故意奚落的成分居多了。

开学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始举行开学典礼。那天，“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亲临主持，(18)地点假工会的大厦举行，礼堂正中，孙中山、列宁的画像并列。托洛茨基能言善道，手舞足蹈，他那富煽动性的言辞，打动台下无数听众。经国的感觉，与众不同。蒋先生一九二三年访苏，遇到的正是这位军事天才，他对托的衷心折服，和他日后变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可能由此开其端。

革命后的苏联，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对中国的留学生，则出奇的慷慨。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改三餐，面包黑白兼备，取之不尽。牛奶肉类，绰有余裕。生活津贴，每月二十卢布，一般多花在烟、酒和“中国饭”上。

男女关系，本着“性解放”的风气，十分随便，交往对象，先是自己人，再向外发展“向俄罗斯女孩进攻”。精力正旺的经国，“不弹此调，有空看书，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19)

反映经国当时对赤都的印象，可借助部分他写的日记。

“‘这就是我的早饭。’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他又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青年，我们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

“从前能够读书的，只是富家孙子，现在每个劳动者，都有读书的机会。当然的，现在的国家还很穷，所以，我们还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乐观。现在我们莫斯科大学中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九是工人，这都是将来为人民创造幸福的人们，我今天虽然很苦，但将来是幸福的……。

“有位铁匠出身的国家商店店员，因为算错了帐，受到讥讽，但却表示他的信心说：我是一个铁匠，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们工厂的党部就派我来此学习，只要能吃苦，有恒心，今天算得虽慢，明天就会快起来的；今天国家虽弱，明天就会强起来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把国家的总算盘算错了。

“革命以前这都是莫斯科资本家大商人的避暑处。现在都归国有，给劳动者享福！这是我们俄国革命者流血的结果。从前在这许多房屋中，这样好的风景区内，只有三、四十个有钱的剥削者，可以过快乐的生活，现在所内有八百个工人休养。”(20)

字里行间，尼古拉同志，对他未来的“祖国”，从心底里赞美、钦佩，以致毫无保留地认同。中国的希望，进而人类的希望，全靠苏联做救星。共产主义、列宁、托洛茨基，将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希望的光芒。

革命后的新生事物，很多都是真实的，布尔乔维亚们，朝气蓬勃，的确胸怀大志，以解救人类为己任，配合巧妙的宣传，伟大的空话，在世界各地的青年心目中震荡，包括约翰·里德，(21)那位美国作家在内。

不幸地，很多虚假的东西，乌托邦式的理想，经国缺少透视的能力。一方面，他知识有限，思想真空；一方面，他对主义信仰的狂热，把理智泯灭了，这是青年人的通病，非独经国为然。

正因为信仰坚定，“孙大”党组织，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他抵达赤都的第八个星期，以火箭速度，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要求。(22)

很多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到了莫斯科后，降为后补，经国轻易地纳入组织，第三国际东方部的特殊青睐，拆开来看，别有用心。

办“孙大”，在国民党身上下注，苏联当局，既非办慈善事业，它的目的明显不过：经济投资，为政治服务。把国民党人，改变为共产党员。经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他能走在群众前面，对“中国国民党旅莫左派”的游离派，其诱导和示范作用，会有非凡的功效。

由共青团，后来升为预备党员，等于开过戒的出家人，很多同学之类钦羡不已。但是，到他回国前夕，苏联当局实际上已停止他的党权，卸下袈裟，毅然还俗，一九七〇年，“台独”公开指责他未脱离党（共产）籍，其实是不明真相，或借题发挥。

①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P. 9盛岳，留苏六年，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之一。在国府驻乌拉圭大使任后退休，现居伯拉奥托。

②加拉罕时代理人民外交委员长，后任驻中国大使（北洋政府）。

③中国国民党党章，鲍罗廷根据苏联共产党党章，译成英文，廖仲恺改译为中文，延用迄今。

④同盛岳①。

⑤王觉源著《留苏回忆录》，一九六九年九月，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王觉源和经国等廿二人，第一批留俄学生，前往苏联，曾任国防大学教授，现已退休。

⑥同①。盛岳和王觉源的数字，相差二十名。

⑦哥伦比亚大学编《民国人名大辞典》。

⑧《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一九八三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⑨同⑦。

⑩马彬著《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1)陈忠人著《纪念外婆——陈洁如》，香港《百姓》49期（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

(12)同⑤。

(13)同⑤。

(14)同⑤。

(15)同①。

(16)毛以亨著《苏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7)蒋经国自己承认，和乌兰夫同坐一张凳子。

(18)同①。

(19)同①。

(20)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九四八年上海前锋出版社出版。

(21)约翰·里德（John Reed）著《震撼的世界十日》，拍摄电影，一九八二年得纪录片奖。

(22)同⑦。

尼古拉同志

国共合作，本来就是一对临时凑合的野鸳鸯(marriage of convenience)。国民党人，借联俄以内抗军阀，外御帝国主义。苏联鉴于欧洲的共产运动，已趋式微，为了避免孤立，急于在东方寻找出路，那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就订下的长期策略。

战术上，认定列强对中国资源和市场的霸占掠夺，只有在唯一的条件下方能如愿以偿，即永远保持一个衰弱和分裂的中国。因应之道，是将中国革命阵线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牢固的大联盟。中国人口多，且都是世代耕种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农民队伍”。

共产党的力量，当时还不够壮大，尚在襁褓时期，陈独秀等这批骨干，一时毕竟成不了大器。将就形势，必须先在国民党头上投资，把共产党人，巧妙地寄生到国民党的组织里，等待时机，再决战摊牌。

这种纯以利害结合的“合作”，随时会因利害的违背而分裂，关键在乎形势和条件。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有警惕，国共间的冲突斗争，愈来愈表面化。然而，绝裾割席的形势，尚不具备。

北伐军的进展，出乎意料之外的迅速。一九二六年十月，革命军已席卷两湖和赣闽。就在这个时候，南方政府北移的结果，权力中心分化，南昌的总司令部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互唱对台。

宁汉分裂的症结在夺权，国民党内的左翼提出“反对军事独裁”、“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对象是蒋介石、张静江。蒋介石握有枪杆子，兼有国民党内的右翼集团做后盾。岂是这么轻易就范的，加上上海财团的大量经济援助，于是全力反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乘中共方面丝毫无备之际，使出杀手锏，把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和中共的党员干部，用机枪大刀，杀得血流成渠。国民党称此为“清党”，中共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或“四一二大屠杀”。

第三国际原寄希望于唐生智、冯玉祥和蒋介石较量一下，讵料这最后的希望亦告落空，武汉政府解体，莫斯科的钦差大臣鲍罗廷等，弄得一脸晦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七月黯然归国。

中国国内形势的遽变，虽有其必然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却从没有料到会这么快。蒋介石翻起脸来，如此六亲不认。

三月底，上海工人群众起义，支援革命军争夺上海的军事行动，二十一日，白宝生的部队全面溃散，国民军胜利占领。

消息传到莫斯科，“孙大”学生的狂喜，如晴天霹雳，有的彼此拥抱，相互握手，有的涕泪交流，难抑喜悦情绪。①

《国际新闻通讯》记下当时苏联的反应，“孙大”学生的回声。

“上海收复的消息，今晨在莫斯科传开，首都人民一致欢欣鼓舞。

“工厂下班后，各地纷纷集会，听取革命军大捷的意义。

“下午四点，第三国际广场前，逾千群众集会。孙逸仙大学的学生，结队游街时，担任前导。墨兹同志、卡洛罗夫同志以及中共代表，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集会至黄昏始散……。”②

《真理报》社论，以“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为题，大胆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和获得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

俄罗斯少女，围着中国留学生，广送秋波，认为这批人是未来中国的领袖群。比较大胆的，甚至主动献身，要求被带回中国。

四月五日，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尚坚持没有驱逐国民党右派的必要，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

“孙大”筹备隆重庆祝“五一”，一幅巨大的蒋介石油画肖像，正赶工绘制中，准备红场游行时，和马、恩、列等同时亮相，表示对蒋的尊崇。③

讵料，坏消息紧随着好消息而来。过早的乐观，证明有欠成熟，蒋介石心头一狠，枪头转向，以往意气奋发的工人纠察队、地下党，转眼间，失踪、屠杀，全成了国军刀下冤魂。

这一幕人间惨状，在那部描写智利政变的影片《失踪》里，能帮助我们窥其大概。

“孙大”群情哗然，通过群众集会，批评声讨，一致通过致武汉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其中声讨最激烈，言词最动人的，首推蒋经国。据一个目击者说：“获得全体学生的反应，如雷般的掌声。”数天后，发表声明一纸，公开谴责，塔斯社予以传达世界各地，译文如下：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④

经国之举，和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大相径庭，卫道之士啧有烦言，可是，我们别忘了，他的处境和他当时是共青团员这个事实，中共革命期间，包括建国后的“土改”、“五反”，不也是要求党员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吗？我们又何能偏责作为贤者的经国！

中国上空的风雷，虽给旅苏的“孙大”学生，带来尴尬处境，苏联人改以鄙视的眼光，对待中国人。只经国的声誉，与日俱增。

盛岳说：

“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⑤

夏天，第三国际东方部，看大势已去，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学生归国，谷正纲等人，乃于此时归返。

武汉政府举行清党后，苏联当局恼羞成怒，采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学生离境。

假设照这方案执行，经国后期的十年苏联生活，即可避免了。其奈，苏联方面接受鲍罗廷的建议改变上项决定。鲍罗廷的意见是：“此时遣送中国学生回国，等于帮助国民党执行其清党工作，如系共产分子，等于送他们上刀俎，不如及时控制及软禁这批青年。如其不愿，等待相当时日后，再行遣送，亦不致误事。到那时候，中国的革命情势，或能好转。纵或不能，国民党中央，对于由苏回国的学生，即令不加杀害，也会不敢去信任。”⑥

第三国际，非仅没有因父亲的事，迁怒儿子，且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选送到列宁格勒，进入红军军政学校(Central Tolmatchef Military & Political Institute)深造。

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他的对手；外斗，罗斯福亦差之远甚。⑦就斯大林言，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这颗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

托玛卡学校，位于列宁格勒的尼罗河畔，对面矗立彼得宫，左面是共和大桥，右面是彼得半岛。苏联城市中，仅列宁格勒最富欧洲建筑色彩，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经国对这故都，印象深刻，所以，他说“列宁城中的风景有特别的风味。”

这里，是正规的军事学府，组成分子和“孙大”大异其趣。上课不用翻译，课程偏用军事技术，是为红军训练军事指挥官的所在。

经国一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拥有二级上将军衔，引起不少非议。可是勃列日涅夫生前，不也是升为苏联陆军元帅吗？战场经验固一无所有，却是正宗军校出身，后来被斯大林整肃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Marshal Tukashevsky），就是他的战术教官。

托玛卡学校，除了教军事，同时教政治。红军以政治为灵魂，且区分党的工作与军事政治工作两种。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他自己的心得：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军事政治工作对象为非党员群众，党对两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互相发生关系，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相同的。

“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党代表除作宣传训练工作外，尚有检查及监视军官命令正确与否的责任。”⑧

红军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解放军依样画葫芦，把美式装备的国军，三年内，摧枯拉朽，打得一败涂地，担任国军政工局长的“孙大”学生邓文仪，束手无策。一九五〇年，由经国接手，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企图让他从二十二年前的旧笔记里，找到重整国军和巩固台湾基地的答案。于是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军队的方法雷同。

经国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久，但成绩斐然。其研究重点，为游击战术，且写出出色的研究报告，因而受到苏联党政机构的重视，吸收他为预备党员，留校担任翻译。

据“哥大”《民国名人大辞典》的记载，他已经有倦鸟知返的情绪，希望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第三国际，拒其所请，他再度要求，分发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有关他归国的去处，辞典没有作进一步说明，究竟是回到“叛徒”的父亲身边，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呢？还是继续革命的壮志，前往白区上海，坚持和国民党的流血斗争呢？

另一个使经国想归国的理由，是他和托洛茨基联成一体的意识形态，他是公开同情托洛茨基的托派，卷入到苏联内部党争的漩涡里，⑨“孙大”校长拉狄克遭到整肃，近百个中国学生，进集中营监禁劳改，包括充配到西伯利亚充淘金工人。

经国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没有遭殃，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取得胜利，大势已定，亦无可奈何。假使，内心里他仍坚持托洛茨基式的信念，留下来，接受斯大林的领导，就宁愿归国。

中国的革命形势，空前困难。有抱负的同志，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土上，前往第一线，才非空谈革命。

经国自己怎么想，没有得到可靠的信史之前，将永远是个谜。任何猜测，都是枉然。

斯大林下着妙棋，不让他回国，可也不让他参加红军的行列。某种意义上，经国变成斯大林的人质，斯大林心里想：“你就慢慢儿等着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经国奉命担任列宁大学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这个任务，轻松愉快。俄文俄语，已有相当基础，又是苏联的识途老马。

他最愉快的使命，是率领“列大”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过去，他被率领，现在他率领别人，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

苏联的目的，不外乎向中国学生炫耀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体化的光荣成果”，所以，参观团看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经国此行，留下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在顿河旁洛斯脱夫城的附近，他看见了欧洲最大的国家农场，面积一千二百亩，机器操作，农场用飞机送信发报。使他为之惊讶的：“工人所住的，都是小洋房，每晨去上工，都是用汽车接送。农场中有俱乐部、电影场、医院、学校、公园种种设备。”⑩

在洛斯脱夫城，经国参观了一个农业机器制造厂，但机器都是德国造的。四十年前的苏联，和今天许多开发中的国家相仿，落后贫穷。共产主义再优越，还是造不出机器来，非靠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不可。可惜，经国的世界观，狭窄得很，他的心智被苏联的宣传所蒙蔽了。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挑选的样板。斯大林主义，差点毁了苏联的农业生产，即使到今天，苏联产的小麦，还是喂不饱“幸福”的苏联平民呢！

此行，看到斯大林母亲，和“她说了几句话”，看到“伟大领袖”的母亲，不能不说是三生有幸。

可是，返回首都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不久住进莫斯科医院。据医生说，进医院的头三天，根本不省人事，温度常在38℃与39.5℃之间。

病很快痊愈复元。所获得的人生启示，十分深远。

“在病中觉得格外忧闷，我进医院之后，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

没有中国朋友照顾他，使他很感喟，“有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死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11)

可见，所谓“同志间至高无上的革命情操”，“心携心，手携手”的阶级感情，都是虚伪的教条口号，尼古拉同志生病，他们跑得远远的，口头上，却“非常亲热。”

纽约世家，当过副总统的洛克菲勒，(12)生前没有朋友，他怕人家打他钱的主意。回国的经国，春风得意，他和纳尔逊一样，孤独得很，怀疑别人想利用他的权势，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早年的环境，现实的教训，应当是这个心理形成的主要因素。莫斯科病中的感触，等于在他心底，烙下一道疮痕，这个疮痕，随着时间慢慢扩大，到了后期，他连半个朋友都没有了。官越做越大，朋友越来越少，成为他性格上最大的弱点。身体一复元，十月间，苏联当局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的劳工生活。

工厂设在莫斯科城外，宿舍却在莫斯科市中心。上工挤电车，好容易挤上去，在车中挤得动都不能动。清晨凭票领面包，有时候缺货领不到，就得饿肚子。上工要在社会主义的竞赛空气下，参加生产竞赛。吃完午饭，要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政治谈话，晚上要到工程夜校去上课，到家已是十二点，面包店关门，又要准备饿肚子。

这样刻板的作息表，清晰地勾画出他在狄拿马做工人期间的生活轮廓。

经过如是恶劣环境下的劳动体验，苏联共产党的美丽理想和他生活面接触到的丑恶现实，难免不在他的思想领域里，发生尖锐的冲突，诚如毛以亨所说的，他毕竟是个“有国民党本质的共产主义者”。

可怜这样的日子，他即使想恋栈，也不可能。根据“哥大”《民国名人大辞典》的说法，经国在一次会议中，因对王明（陈绍禹）的攻击，王予以报复，第三国际认为蒋犯了错误，需要接受党的改造教育，“改造”也者，惩处的代名词。

经国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而得罪了王明呢？王有权势，是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一言九鼎，挟洋自重。他建议把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经国不服，向苏联党政机关申诉，名义上，念他身体太坏，骨子里，斯大林怕轻易失掉这颗棋子，改派到莫斯科附近一个农庄，插队做农民去了。

①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Kansa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1, P119.

②同①P.119。

③同①P.123。

④同①P.122。

⑤同①P.122。

⑥王觉源著《旅俄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出版。

⑦斯大林以对日参战为饵，要挟罗斯福签《雅尔塔协定》，牺牲中国东北的权益。

⑧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九四八年上海前锋出版社出版。

⑨同①。

⑩同⑧。

(11)同⑧。

(12)洛克菲勒的全名是Nelson Rockefeller.

主席·技师·厂长

一九三一年，苏联发生大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主要是人谋不臧，是斯大林加速集体化，“在农村中开辟广阔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的结果。农民农奴化，抵制反抗的情绪，于焉滋长，举国饥荒，惨到人食人的境地。①

消费品、食用品，如鱼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无论城市农村，一概奇缺，即使有再多的卢布，亦徒劳无功。

是否因为经济的条件，还是王明的打击报复，非送经国到农村去体验集体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一家之言，没有别的有力资料，足以反证。

无论如何，把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化、罗曼主义化的经国，再没有比这个考验，更具挑战性了。

大政治环境、反托斗争、全面清党，正进行的如火如荼。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送去阿拉木图（Alma-Ata）充军；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前“孙大”校长）等党政要人，受到整肃；到过中国的越飞自杀。

经国能免于托派的株连，已属万幸。新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临，比起那些煊赫一时的大人物，他又算什么呢？在党内，个人生命，属于组织，服从组织，是党员的天职。

想到这一层，他又很坦然，主要是他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余地。带着简单的行李，向农村报到去了。

石可夫在莫斯科区内，离市中心并不远，但它是农村，且是“最落后的一个农村”。这和他过去屡次参观过的集体农庄，有机械操作，农民住洋房的“样板”，简直象从天堂跌到地狱那般差异。

苏联人的排外情绪，并未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有所改变。这个事实，托洛茨基都承认过。②莫斯科的平民如此，毫无知识的农民，亦复如此。经国说他们不讲道理。“我初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③

不讲道理的原因，是这些人的优越感，潜意识的种族歧视。他们奇怪，怎么会来个插队的矮小中国人？至于为什么？尼古拉同志什么出身来历？没有人有兴趣，经国不会去说它，说了也白费气力。

忍耐恐怕是经国唯一的武器，迫不得已，把自己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情绪、骄傲，隐藏起来，用行动表现做农民的朋友。其忍辱负重的过程，有他自己的日记，足资征引。

“第二天，一早就到农场去。农民讲许多话来讥笑我，可是，我很客气的对他们说：‘早安！’后来有一个老农民对我说：‘你应该与我们共同耕田！’我说：‘好！’他们就给了我一匹马及其它的农具，开始我以為耕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后来感觉到并不十分困难，惟须多用体力罢了。

耕田耕到晚上，身体已很疲倦。回到教堂的车房中，浑身疼痛，倒头就睡。睡到半夜，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妇人，起了些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很疲倦了，明天我来！’我冷冷地回答。‘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茅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一同去吧！’”④

没有住处，睡到“教堂车房里”的经国，是他献身苏维埃祖国的第一课。“劳其筋骨”，斯大林好像颇懂中国孟轲的大道理。

沙弗亚老农妇的慈爱，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残暴，形成强烈的对比。相信，这是经国第一次感到人性光辉的温暖时刻。沙弗亚终于成了他的好朋友，那草屋成为他唯一的归宿。

冲破环境的哲学，是抓上层阶级，向村中顽固派的领袖，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他的结论：“要有群众的信仰，必须先和他们的领袖接近，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必须先影响他们的领袖。”

得到领袖信任后，再推动组织，争取群众信任。果然，经国的处境大变，他的领袖气质，使他免于劳力之苦，放弃耕种，专职为农民接洽土地贷款，购置农具等任务，且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

苏维埃农民，本质上，和中国农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农民，纯朴忠厚的性格，有其共同之处。唱高调、喊主义，没有用的。只有行动实践，才能赢取信任。真实体验中，经国学到群众运动的真谛。劳改期满，当他离开石可夫时，当地农民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和离别场面，生动感人，更富戏剧性。他写着：

“草屋门外的人，渐渐的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斯客洛平宣布开会并致欢送词。”⑤

当时的行李，只有一只破小箱，箱子里装着两身衬衣裤和一双已经补了十多次的破袜子，三、四个月没有用过一次肥皂，比起他同村的农友来，他才真算“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典型”。

离开石可夫村，使他感到怅惘，尤其是告别沙弗亚老农妇，要不是她，当时就没有人收容一个睡在车房里的孤客，那他将要和莫斯科的严寒进行生死存亡的挣扎，离开此地，还有没有这样的人间温暖呢！

第二年夏天，经国曾重回村庄来，探望这位老妇人。可是，她已在两个月前孤苦地去世。经国特地买了一束花，到坟前凭吊，且大哭一场，充分流露了非布尔什维克的一面。

从工厂去农村，由农村重回工厂。一度在一个小火车站担任搬运工人。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不得不离开这四位好友，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去阿尔泰金矿。

临去前夕，患恙不起，他自己说：

“……病得快要死，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面，有四个青年的伙伴围着我，两个摸着我的手，一个摸着我的头，另外一个动也不动地站在我身边，他们都知道我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救我帮助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靠气力生活的，而这几天天气特别冷，火车站上的货物不能搬运，所以一个钱都赚不到，他们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同声唱我所喜欢的歌给我听：

‘我死了，我死了！

总会有一个人把我埋葬起来，

可是谁也不会晓得我的坟墓在哪里，

到了明年春天，

只有黄莺会飞到我的坟上来，

唱美丽的歌给我听，

但是唱完了，它又要飞走的……’”

这首歌，是俄国一支古老的民谣，歌词隽永，⑥调子凄婉，触景生情，使他想起命运，想起生死的问题，病愈和同伴们告别，偷偷留下一张字条：“山和山是永远遇不到的，人同人总是有遇到的机会的，祝兄弟们健康”，压在一块黑面包的下面，背着包袱，离开车站，越过高山，走过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踏着洁白的冰雪，到了矿场，淘金挑柴，又开始劳动生活。

幸而在金矿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重回原来的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Ural Heavy Machinery Plant），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厂址在斯夫洛斯克（Sverdlovsk）。后来由技工升技师。王升著《我所知道蒋总统经国先生的人格风范》，吹嘘经国为苏联设计坦克，从莫斯科步行到西伯利亚等，不仅吹牛吹过了头，更证明王的知识贫乏，自己造自己的笑话。

经国自己说，不过“越过了高山，走完了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⑦用想象去写历史，太可笑了。

在工厂里，重逢小彼得，就是“四个朋友中间的一个”，分外亲热。其它三个，一个故世，两个到南方煤油矿去做工。

和小彼得的感情，患难之交，超过手足。可惜，火灾遇难，他买了棺材，把他埋葬在松林里，为他做了坟。

他自己节节高升，代表管理当局参加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和工人职工会代表一起解决工资问题，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在党内担任支部书记工作，为五年经济计划的推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Heavy Industry Daily）的主编。

事业得意，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FAINA），慧眼独钟，双方瞬即坠入爱河。

芬娜出身孤儿，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她的回报，经国卧病，竭力奉侍汤药，情意绵绵。

芬娜且是共青团员，和经国同属组织里的成员，于是一经申请，苏联党政机构，欣然同意，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据说证婚人，是现在台湾担任立委的王新衡。⑧

芬娜女士，到中国后，改名蒋方良，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同年十二月，生下长子艾伦，中文名字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璋，后来做了俞大维的媳妇，在美国奥克兰定居。

事业家庭，样样得意，工厂里，居领导阶层，月薪七百卢布，⑨往事渐渐褪色，那嚼着冷冻黑面包的日子，那火车站旁裹着毛毯的寒夜，那个使人忧伤的沙弗亚老妇人的面庞……

这年除夕，心情特别开朗，约了朋友，聚餐过年，认真庆祝。

“今天工厂管理处请客，到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中布置得非常华丽。桌上丰裕的酒席，使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日特别高兴。

十二点半我就离开宴会回家，因为今夜我在家中亦约了八位朋友聚餐过年。同时两星期前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工作很忙，所以还没有请过客（所以）决定于今天举行一个小宴会。这八位是我工厂中最要好的朋友，和他们一直谈到四点钟。客人走了之后，我久不能入睡……。”⑩

经国自己承认，他对政治活动的兴趣，此时甚索然，但是他是“中共的工具，又受到苏共严密的控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他。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一九三五年，经国再度应召，王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的压力下，经过四天的反复争论，经国终于同意此一要求，幻想着也许会同意他回国作为交换条件。信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纽约时报》曾于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蒋介石先生作了全面的检查，再予以严厉地批判。‘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撕开蒋先生提倡孝悌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你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夸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为苏联吹嘘：‘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〇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〇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

“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科尔甲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之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新闻界的广为传播，的确轰动一时，最感到难堪的，自然是蒋先生。三十年代中期，蒋委员长的声望，在国人心目中，达到顶峰。江西戡乱，功成名就，经济建设，稳步前进。诸事如意中，儿子弄出这么一封丢人现眼的信，且中外喧腾，领袖的尊严，置于何处？

这些年来，经国的音讯杳然。公私查询，均无下落，唯一的安慰，儿子还健在，这样至少向毛福梅有个交待，免得老和他纠缠。

儿子真的变成共产党了吗？蒋先生有点不敢置信。年青人容易中毒，徐恩曾的“中统”和戴笠的“军统”，简直抓不胜抓，谁能保证经国不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一样，受到邪说的蛊惑？

朝好的方面想，是斯大林的恶作剧，存心给他下不了台。无论如何，要等将来见到经国才能弄个一清二楚。

在苏联的经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的副厂长职务给解除了，候补党员也被取消了。

失掉副厂长的职务，并不严重，只是每月少拿七百卢布，对家庭生计，有严重影响，但苏联也不会让他饿死。

停掉党权，那就非同小可，与苏联的大审判有关吗？否则一定犯了错误，那是什么错误呢？

塞翁失马，坏事变好事的法则，经国也懂一些，只是他不敢这样想。在苏联十二年，外间的事，知道太少，非常闭塞，《消息报》、《真理报》以及一大堆的苏联出版物，甚至，他自己编过报，可是，“《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说的都是事实。

听说发生了“西安事变”，塔斯社的报导，说是日本的阴谋，蒋先生的安危和莫斯科的国际统一战线，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会联系到他个人的去向，他无法判断，也无从判断。

十二年前的革命狂热，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早已冷却，喜欢回顾反省，作透视分析，寻找答案。

斯大林早已掌牢政权，但大整肃大屠杀的事，仍在进行，苏联的镰刀斧头，几乎是鲜血凝成的；而同志的血，更多于敌人的血。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难道就是无休止的清算斗争吗？集体化、官僚化、阶级化，难道就是苏联人民追求的幸福天堂？一切国营、一切控制，苏维埃社会了无生气，很多老一辈人，甚至怀念沙皇时代的好日子。

无事一身轻，在思考中，寻回失去的自己。开始想家，想吃奉化的水蜜桃，想到依闾望儿归的母亲。什么“工人无祖国”，完全是苏联共产党的鬼话，过去，他曾经信以为真，不免觉得好笑。

“还是回去吧！”中国好坏，到底是自己的国家。他已打定主意。但是斯大林这个阴谋家，他会准吗？过去，他也申请过，曾遭到严词拒绝，加上王明的作梗，希望很渺茫。

踌躇再三，把心一横，用他洗练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列举他必须回去的理由。

信到不到得了斯大林的手里？后果如何？他不敢想，尝试一下再说吧！

①郑学稼著《斯大林真传》，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五四年四月）。

②盛岳著《孙逸仙大学与中国革命》，堪萨斯大学出版，无中译本，英文原名参阅第四章注①。

③参阅第四章注⑧。

④同③。

⑤同③。

⑥蒋经国著《永远不要挂起白旗来》，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一九七一年香港《联合画报》，第82–83页。

⑦同③。

⑧据王新衡告诉朋友。

⑨蒋经国著《给母亲的信》（Harold Denny, Son Repudiate Chiang Kai-shek,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2, 1936）。

⑩同③。

再见，莫斯科

大英帝国办外交的座右铭，比起动辄讲道义的中国达官，就高明现实多了。

“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道尽办交的不变原则。说什么“中×友谊，万古常青”，不过是自欺和欺人之谈。

中苏关系，即循着以上的轨迹在发展着的。鲍罗廷归国前，广州的革命政府，大半靠苏联的卢布、枪枝、①顾问在支撑着的，后来反目成仇，持续多年，不相往还。

经国是夹缝人物，阴错阳差，偏偏碰上那样的不幸，只好用宿命论去解释了——生不逢时。

斯大林始终难忘蒋介石那一箭之仇，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国家利益，必须放置个人恩怨之上。合纵连横，本来就是形势所决定的。

远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中，决定了今后的方向——“组织全球统一战线”。大会宣言指出：我们赞同我们在中国勇敢的兄弟党发起一项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中国全境内既存的，且准备参加救国救民实际战斗的所有组织力量，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斯大林好象忽视国民政府在江西瑞金发生了什么事。两害之间，取其轻，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已严重的危害到苏联的国家利益。“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也许可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长征途中）。唯蒋介石的声望和力量可以产生对抗日本的杠杆作用。

“西安事变”适逢其时，成中国近代历史的枢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联合发生兵变，在陕西临潼，②将蒋先生和他的随员劫持。

照毛泽东的意思，复仇的时候到了，非把蒋趁机铲除不可，西安街头“公审蒋介石”的标语，随处可见。据张国焘说，朱德听到这消息后，高兴得很，主张“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③。

斯大林的想法，恰恰相反，失去蒋先生，中国一团乱局，日本得利。所以，毛空欢喜一场，奉斯大林之命④，派周恩来、秦邦宪，以和事佬的身分，由保安去西安，从事调停。三国时代“义释华容道的故事”，因而重演。

兹援引张氏有关经国部分的回忆，供读者参阅。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所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蒋先生念子心切，一直努力查询经国的下落。周恩来的机警急智，难怪白修德（Ted White）佩服得五体投地。提到经国，蒋先生才把“板起”的面孔收着，留心静听，继而微露思子之意。⑤

周恩来能够“满口答应”帮助经国返乡，弦外之音，经国在苏联的情况，通过王明的联系，延安方面是了然的，只是担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不得要领而已。⑥

国共合作的气氛，由“西安事变”作契机，顿时热络起来。一九三七年二月，周恩来、潘汉年，相偕赴南京，合作乃成具体事实。

就是这样戏剧性的事件，为经国个人的历史，带来戏剧性的发展。

斯大林坏人做好事，双手将经国送还蒋先生，作为中苏进一步合作的献礼。莫斯科、西安、南京三地的微妙关系，经国一无所知。忽然间，接到通知，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那分惊喜，只有汉朝的苏武有此体验。

经国正式离开莫斯科是一九三七年的三月，二十七岁生日的前几天，蒋廷黻特地举行了欢送宴会，时任使馆秘书的李能梗，记下全部过程。

“七时半，大家都衣冠整齐的赶到大使官邸，看见蒋大使满面笑容上前迎接我们，大家既经坐定后，他仍未把晚宴的理由宣告，我们也只好忍耐一些时，静候听取他要我们赶来聚餐的目的。正当我们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汽车声，大家对于开到的汽车声倒处之泰然，可是蒋大使显出格外冲动的神态，立刻站起来，邀同他的夫人跑出大门前，迎接这辆汽车带来的客人。”⑦

客人就是经国，作者的印象，这位中国青年“身体不甚健壮”，蒋方良是位“服装很朴素的俄国少妇。”

蒋廷黻自己的回忆：

“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肯定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一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品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这晚，蒋大使还特别准备了麻将、桥牌、舞会，用典型资本主义颓废派的玩意，迎接经国回到他曾诅咒过的官僚社会去。自然，以此为分水岭，昔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从此被一脚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能梗形容，夫妇两人，当晚有“说不尽的快乐”。快乐的是，终于看见自己人，看见没有云雾的太阳了。

离开住了十二年半的莫斯科，心情复杂矛盾，往事历历，象一幅眼泪渗着欢笑的图画，蕴藏着的全是人世间的无数沧桑。

假使，他模仿瞿秋白，写下他自己的《赤都心影》，比秋白的故事动人多了，拍成电影，凭其曲折离奇的情节，赚人眼泪之外，醒世的意义更大。可惜，缺少西哈努克亲王那样的浪漫气质，基于敏感的政治理由，苏联这一段，成了禁脔，连提都提不得呢！

总结经国对苏联的印象，爱恨交错，划不出一条明显的界线来。他是真正深入基层，和苏联人打成一片的，种过田、做过工，交过小彼得、沙弗亚那样的朋友，体会到苏联的平民还是朴素的、真挚的、善良的。

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和他自己一样，有理想、有抱负，心灵纯洁，狂热献身。二十年代苏联社会朝气蓬勃，和沙皇执政时期的贪污腐化，形成强烈的对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斯大林一连串的整肃斗争，连革命功臣，优秀同志，都以莫须有的罪名，充配、杀头、进集中营，他开始打起问号，革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在苏联的时间停留愈久，愈怀念故国的山川人物，中国的现状，究竟怎么样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现在，他感到他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苏联不是他的“祖国”，“工人无祖国”，原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的美丽谎言。

和父亲睽违已十二载，临别前，父亲曾有不少叮咛，想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为了“四·一二惨案”，对父亲的公开批评指责，倍感不安，将来一旦见面，如何向他解释？去年的声明，会使老人家更光火，所以，他问蒋大使：“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

和蒋方良的婚姻，⑧系由环境所使然，父亲对这位洋媳妇，会怎么想呢？母亲更保守，她看得惯这位蓝眼睛高鼻子的洋鬼子吗？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火迫在眉捷，继何梅协定后，华北的晋冀察绥靖委员会，表面上，由宋哲元控制，日本的统治阴影，已四处弥漫。经国带着妻儿，于三月二十五日踏上征途，出发当天的日记，这样写着：

“今天我要离开莫斯科了，早晨五时就起床，从我的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得见克里姆林宫，同我在十二年以前所看见的克里姆林宫，差不多完全一样，不过几个教堂顶上的双头鹰，已经看不见了，现在所能看见的，是由宝石制成的五角星。克里姆林宫是苏联的政治中心，我曾经到过四次：一次是去参观（一九二五年）；一次是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旁听，一九二六年）；一次是参加军事高级学校毕业典礼（一九三〇年）；一次是参加苏维埃大会。

孙逸仙大学前面的大礼堂，在三年之前已被拆毁，现在在那里正在开始建筑伟大的劳动营。国家大戏院前面的小屋及小花园，已经完全毁灭，现在成了一个极大的停车场，大戏院要比从前威严得多了。国家大戏院右边的低屋及小菜场亦早已拆毁，现在这一区成了莫斯科中心，在这条街上都是高楼大厦——人民总委员会办公处、莫斯科大旅馆、外国人旅行招待所等。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已经通行，车站装璜的美丽，实在可与皇宫相比。车辆非常舒服，街上的汽车要比十年前增加二十倍。除公共汽车、电车外，还有无轨电车。

红场边的合作社，现在改造为列宁博物馆，范围非常宏大。

莫斯科的商业非常兴旺，新的大商店很多，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商店中的人都非常拥挤。今日领护照、买车票，一直忙到开车，下午两点钟，在北火车站搭第二号西伯利亚快车离莫斯科。——苏联！再会！”⑨

中苏交通，还是十二年前的老路线，经陆路横穿西伯利亚，到海参崴改乘邮轮去上海。

火车过了伊尔库次克，东方色彩，愈来愈浓。贝加尔湖旁纪念苏武的神龛，凭吊低回，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远眺湖景，绿波荡漾，水天一色。车箱穿越湖滨岩石下的山洞，宛延曲折，明暗交替，倍增情趣。

赤塔到海参崴，须绕道阿尔穆省，道经海兰泡，山路崎岖，车辆使劲地爬，穿插在浓雾晨曦间，颇有云山飘渺的意境。

海参崴，市面已较当年繁荣，这是苏联远东的门户。

中国官员的阿谀谄媚，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驻外使领，岂敢怠慢这位荣归的蒋委员长的公子。权世恩总领事，奉到蒋大使的飞电，非但亲迎，且花了两万卢布的巨款，隆重接待。

这一路风光，工人出身的蒋方良，过去耳闻，目见是首次。经国自己，旧地重返，感受不同，快乐的心境则一。

方良初次离国，新奇刺激，对她生于斯长于斯的苏联，并无依恋，她憧憬着的是一个新天地。

轮船先靠香港，蒋纬国奉命专程南下迎接。⑩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分手，他才九岁，现已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经国比他大六岁，这年二十七岁。嫂嫂俄国人，大家语言不通，但侄儿侄女，好漂亮的中俄混血儿。

弟兄俩，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家常。从纬国嘴里，才知道，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的十二月，和宋美龄结了婚，阿姆陈洁如，被安排送到美国，停留五年，重返上海。毛夫人姚夫人仍居奉化乡间。

四月中旬，一行抵达上海，这里有他的旧居，以及一些美丽童年的痕迹。

上海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黄浦江浑浊的江水，依旧悠悠地流着，江海关楼顶的巨钟，照常钟声悠扬。各国租界林立，帝国主义的势力有增无已。

沪上稍停，即去南京，(11)拜见父亲和美龄女士。传说，蒋先生等了两个星期，才传谕会晤，原因是，对他 在《真理报》发表的公开信，颇难鉴谅。后来，还是陈布雷进言缓颊，始予宽恕。

问到儿子的打算，经国表示，愿在政治、工业间，任择其一。

经国提到工业，可以产生两个解释：他曾经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不愿意为自己的出处，使得蒋先生过分为难，此其一；凭他在苏联工厂的实地经验，真心诚意地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尽其绵薄，此其二。

人与人间的关系，环境是最大的主宰。即是亲如父子，也不例外，父王和太子间，一牵涉到权力政治，就好象隔着一层城墙似的。大家都会言不由衷，说话要带过门，互留余地。

经国很技巧地提出他未来的出路。蒋先生功于权术，自然，不会不心领神会。父子这场心战，留下伏笔，但没有结论，蒋先生吩咐，先去奉化，看看阿娘，休息休息再说，来日方长。

经国夫妇，从南京去杭州，特由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中将陪同，下榻西子湖边的澄庐，挑他生日那天，返乡与毛夫人团聚。

夏明曦刊在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记载生动细致，值得抄录。

“在溪口，这一天，丰镐房里汇集了众亲百眷，熙熙攘攘，热闹盈门。帐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从早到晚，响个不绝，是杭州来的专线报告。溪口街上，更是人来人往，热闹异常。标语横额，张贴满街；工商界的人做好红条纸旗，置办鞭炮，准备迎接蒋公子还乡。

“电话一个接一个，报告说，汽车从杭州出发了，沿着奉新公路驶来。陪同来的是溪口人毛庆祥。

“下午二时，人们在‘上山’洋桥那边列队迎候，一辆漂亮的雪佛蓝小汽车远远地从西驶来，由远而近，车中坐着蒋经国、方良、爱伦和毛庆祥四人（连孝璋在内，应为五人）。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

“汽车驶到丰镐房大门口停下，这里，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领一批长辈在门外等候。相见之下，悲喜交集，连忙拥着外甥、外甥媳妇进入大门，直往内走，毛庆祥本来就是溪口毛家人，驾轻就熟，也陪着他小主人循着月洞门径自走进去。这丰镐房本是蒋经国的出生之地，幼时奶娘、嬉戏均于此，自然是熟悉的，但现在反主为客，任人安排，一切都感陌生了。原来当他离家时，老家只几间古旧的木结构楼屋，如今经过一翻修缮、扩建，粉壁画柱，面貌大变。这一切，怎么不使这位离家日久的小主人兴‘华堂春暖福无边’之感呢？”(12)

安排和毛福梅母子见面的那一场，很有点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夏明曦说：

“她们决定让母子相会的地点在吃饭的客厅，为了试试儿子的眼力，她们坐着十来个人，让经国自己来认亲娘。

“在客厅里，现在坐着的是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女人，这就是：毛氏自己、姚氏冶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结拜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大家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等待经国来认娘。

“人们簇拥着蒋经国、方良和爱伦，走向客堂间来，内外挤满了人，当经国等人一入门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经众人相劝，才止哭欢笑。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第三天，丰镐房里挂灯结彩，宾客盈门，喜上加喜。原来蒋经国孝母情重，为讨娘欢喜，遵循溪口乡俗，补办婚仪。

“礼堂就是他家的‘报本堂’。他们的婚仪，完全老式：新郎蒋经国，身穿长袍黑马褂，头戴呢帽；新娘方良凤冠彩裙，一如戏台上的诰命夫人。‘报本堂’里灯烛辉煌，伏猪伏羊，丝竹大鸣。行礼如仪，一拜天地、二祭祖宗、三拜父母。礼毕，鞭炮齐放，锣鼓喧天，送入洞房。

“溪口风俗，凡是在外完婚之人，回到家里均要‘料理礼水’，即置办酒席请同族吃酒。蒋宅不能免俗。这一席喜酒，足足办了四、五十桌。毛氏嘱咐总管宋涨松（表侄）说：‘凡亲朋好友所送礼仪，一律不收，长辈茶仪受之。’

“丰镐房一连热闹了五、六天，待众亲百眷散去，这才静下来，进入正常的生活程序。”(13)

溪口的母子会，那份天伦之乐，曹聚仁论说更活泼传神：

“他的归来，对于毛夫人是极大安慰，她捞到了一颗水底的月亮，在她失去了天边的太阳之后。这位老太太曾经为了她的丈夫在西安遭遇的大不幸，焚香祈祷上苍，愿以身代。她相信这点虔诚的心愿，上天赐还了她的儿子，她一直茹素念佛，在那老庙里虔修胜业。她对着这位红眉毛、绿眼睛、高鼻梁的媳妇发怔。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女，却使她爱不忍释。这位洋媳妇就穿起了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着宁波话来了。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14)

蒋先生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作用。溪口非常安静，慢慢地经国可以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由调整而适应。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因而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蒋先生心目中的儿子，在苏联期间，已中毒甚深，他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恨不得经国也父规子随。经国回忆着：

“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15)

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口头上怎么保证，蒋先生还是不会怎么太放心的。国民党的字典里，虽然找不出“思想改造”这个名词，却并非说，国民党人压根没有使用过。经国没有进汤山中央训练团，但是这个吃力的任务，却是在蒋先生的遥控下进行的。

经国说：“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16)

蒋先生的意思：“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说穿了，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那份“旅俄报告”，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就是经国的思想总检查。只是程度有差别，能满足一下蒋先生的歇斯底里，也就可以顺利过关了。

帮助经国读书的担子落到徐道邻身上，徐担任过江苏省民政厅长，奉到蒋先生电召，荣拜“太师”。

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中国语文。

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17)供小俩口居住。

另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是经国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曹聚仁说：

“他姓高，个子很矮，湖北人，说话很尖很急。”

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跟陈铭枢一伙人（十九路军）交谊很深，福建人民政府的要角。”后来，在赣南时期和上海打虎时期，高是经国的得力助手，可是，“古来侍君如侍虎。到了台湾，就被永远藏到中信局的冰冻柜里了。”(18)

奉化舒适安祥的生活，持续经年，中日战争虽于次年七月在河北的芦沟桥点燃，中国被迫进入全面抗战，从事保卫国土的圣战。华东地区尚能苟安一时，直到第二年，去江西赣州，他的隐士生活始告结束。

①罗勃·C·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五六年出版。

②距西安三十公里，蒋夜宿骊山，在此被捕。

③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页1237。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④莫斯科回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同③页124。

杜桐荪著《谁教斯大林说话的》，《论坛报》第76期。杜说陈立夫曾通过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致电斯大林，杜肯定斯大林主张放蒋，是陈立夫的“一句话”，乃过分高估陈的影响力了。

⑤同③页1245。

⑥蒋廷黻著《出使莫斯科》，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第98页（一九七八年六月）：

“我和苏俄外交次长史脱尼可夫初期会晤中，有次我提到蒋委员长的长子，并表示：极愿知其下落，如能代为查询，感激之至。他认为很困难，不过他答应试一试。”

⑦李能梗著《外交生涯回忆》，香港《新闻天地》周刊（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二十日）。

⑧据前中央社东京分社主任李嘉告诉记者：经国和方良的婚姻，并不和谐，夫妻勃谿，蒋方良即欲带着孩子回苏联，经国一怒，把桌子都揭了。当然，这是早年的事，后来蒋方良爱上方城之战，她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牌桌上。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间，牌搭子悉由当时任‘台制’厂长的龙芳安排。

⑨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

⑩纬国到香港接船，是他自己告诉台湾驻港记者的，在坐的有《中国时报》华府特派员傅建中，《联合报》的施克敏和丁中江。据纬国将军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给本书作者来信“家兄十六岁离国赴俄求学时，我仅十岁，及家兄返国已是抗战之时，我在前一年出国……。”查核资料，蒋纬国去德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和他的来信日期矛盾，故持前说。

(11)文章日期已不详，刊于一九八二年《大公报》“人物志”栏。

(12)同(11)。

(13)同(11)。

(14)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出版。

(15)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83页。

(16)同(15)。

(17)同(11)。

(18)同(14)。

蒋青天

溪口的风光，母子团聚的温馨，那分宁静淡泊的乡居生活，和过去十二年的风风雨雨，颠沛流离的日子，判若天壤。

不过，这里的一切，对归隐林泉，不问政事的老年人，较具吸引力。经国正居壮年，国家民族复临生死存亡的战斗。保卫国土，消灭日寇的怒吼，震撼着每一个角落，中原板荡，志士归心。

杭州湾北岸的京沪三角洲，已铁骑四布，钱塘江南岸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经国的求知欲再强，他怎么能置身事外，专心读书呢？

父亲为国事废寝忘食，可忘不了安排儿子的出处。按道理，这颗棋子，应为李、白集团的黄绍竑所顺手捡去（黄时任浙省主席），诚如曹聚仁所说：“有政治头脑，但缺少政治敏感”，现成的政治资本，顺水的人情，就被眼明手快的政学系捷足先登了。

这时候江西的封疆大吏是熊式辉，在蒋先生面前，甚得厚宠。他是很了解蒋先生心思的，提议经国到江西去，那真是太合孤意没有了，何况蒋一向分外重视江西，和中共五年的厮杀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南昌，庐山训练团在江西，经国自己，雄心勃勃，也表示喜欢到最艰难的地方去，①亮亮他学回的一套苏联本事。

初试锋芒的第一个职务，是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处长廖仕翘），他在列宁格勒的确学过军事，不能说是门外汉。然而，从少尉跨到少将，步子大得离奇。尤其，他在中国军队里，没有半点经验。中国官场的不上轨道，和制度的浮滥，的确是十分可笑的。

经国到江西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②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陷。但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获得大捷。副处长是个空头，实权且握在熊斌（熊式辉的侄儿）手里，熊怕公子闲散，一度派蒋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可是又防范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因人设事，乃在江西临川设“新兵督练处”，直属江西保安司令部，任务是轮流调训该省保安团队。

经国的处长职位，在位极短，且兼任过江西伤兵管理处长，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

翌年三月十八日（南昌于一月陷敌），经国三十岁生辰那天，熊式辉改派他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选定这个好日子，为太子加官晋级，政学系的高度政治艺术，的确非同等闲。六月，兼任赣州县长。③

据曹云宾《赣南忆旧录》的记载，熊调蒋去当专员的内情，是怕蒋“和杨遇春一起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④

专员这个位子，从权力的意义出发，位高权不大，对所属县长，能督察不能指挥，在省与县间，担任的是承上启下的机构，相当于明清的兵备道。

赣南当时的情况，泰和⑤的政令往往鞭长莫及，是江西的化外之区。熊式辉的妙着，假使经国都对付不了，就莫怪熊某无德无能，经国有办法对付，熊也沾光。

专区辖赣县、南康、信丰等十一县⑥面积二万三千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的大小。略逊台湾，仅及台湾的三分之二，但台湾的人口，超过赣南十倍。位置在江西省的南部，境内多山，和湖南、福建交界地区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脉，天然条件成为理想中的游击根据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在“平江起义”失败后，即选定湘、赣毗邻的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中华苏维埃”成立，中共中央的首脑中心，即设在距赣州不远的瑞金。赣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一九三五年，均为红军所控制。

先天条件下，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上四年的国共对峙，“围剿”冲杀，悲惨情况，全国之冠。

地主们受到中共败退的鼓励，重新回到家乡，掌握农村封建的旧势力；官僚军人勾结，以搜括为本位，形成新的残民政治基础。

如果简单地勾画，赣南的丑恶图画，大概是这样的：官员们贪污腐化，非但不是社会秩序的建立者，而是破坏的先锋；捐税任意征收；兵役成为公开买卖的行为；烟馆和赌馆在官吏们的掩护下开设，械斗可以公开进行；人民中的大多数是文盲，对于政治的认识，依旧停留在绅权和神权的阶段。

地方豪绅的嚣张，可以经国的前任刘已达做例子：“曾被地方土霸绑架”，土皇帝刘甲第，妻室上街，后面跟着马弁保镖。新官上任，要是他不肯点个头，专署衙内的太师椅，就别想坐牢。

仔细分析，中国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局面。绅权伸张，正反映着治权的削弱。各地方的刘甲第，不知凡几，有两位县长，因为和乡绅作恶，曾被绑架，受到戴着高帽子游街的侮辱。人民痛恨官吏，把官员捆着殴打是常事，有位保长，因执行征兵公务，而遭到身首两处的报复。

产生上列现象的原因，罄竹难书。治权未获有效恢复，封建余毒盘根错节，法律不健全，人权受践踏等，应是主要症结。

以俄国做样板，赣南暗无天日的程度，还会比沙皇尼古拉斯时代更黑暗吗？经国既受过社会主义的洗礼，抱着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一股战天斗地的干劲，简直就是不怕老虎的初生之犊。那句“建设赣南即建设江西乃至建设新中国伟业之一部门”的口号，何等气概！

经国上任的专署，仅有一所破房子（专员公署设赣州城西西津路米汁巷口），连一支笔都没有。大概被他的前任搬空了。好在中国的事，有个印信，有些枪杆儿，那就象征着权力之所在。

政治的艺术，就在乎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权力用得恰当，没有不肯和官府合作的人民。经国比他父亲高明之处，是从苏联，他学到了群众运动的妙处，他学到了辩证法，活学活用，搬到中国，人民的观感焕然为之一新。

下令禁赌、禁烟、禁娼，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分彻底。赣南的一位盐务处长的太太，偏不信邪，结果被判在赣县中正公园的阵亡将士前，罚跪三天，兼做苦工六个月。另有一位大山头——国家银行的主管内室打牌，以武装守卫，被专员抓到了，守卫的士兵一概枪决。某富户的独生子，因烟毒违禁，判处了死刑。

他喊出很多动人的口号：“我们对赣南的浓厚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所谓“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经国认为，他们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非打得落花流水，体面扫地不可的。

曹聚仁的评语：“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其实，说奇不奇，中共取得政权后，用相同的方法，连上海那样复杂的环境，仅几个回合，黄金荣那样的牛鬼蛇神，就恭顺地大现原形，象喝了雄黄的白蛇娘娘。

经国的声名，上窜得很快。尤其在纯朴的农民心目中，他变成了现代“施公”、“包龙图”、“蒋青天”，有关他的轶事传闻，经过穿凿附会，好比是活神仙。

他提出的革命理论：“革命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用词强调，类似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说法。但是，赣南的反动势力，并没有象经国说的那么严重，在斗争形势上，是不成对比的，他的前一句话倒说对了，说中了国民党政权的通病——“只说不练”。

经国的作风，国民党人看起来，很不习惯，认为师承共产党。譬如，上任以后，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看不惯旧官僚养尊处优的习惯，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行。遇到民众，哪怕在农田里、商店内，话匣子打开，天南地北，任意交谈，目的在了解人民的困难，和解决他们的困难。以一九三九——一九四〇的年度为例，一年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最难得的，他一直保持这个传统，甚至，相隔四十年，在台湾就任行政院长、总统之后。

鼓动风潮，制造舆论的重要性，国民党人似懂非懂，经国师承列宁、斯大林，对掌握宣传工具这方面，想到做到，毫不含糊。

他的老部下蔡省三夫妇说：

“赣州当时是内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的《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要这种报纸替蒋专员随心所欲的宣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这样一来，就把蒋专员‘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了。”⑦

除了报纸，尚有通讯社——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和《江西青年月刊》等一系列文化事业，俨然是重庆国民党中央的规模。

上台的第二年，正式颁布“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提出“五有”⑧的宏远理想。誓言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万几百万人来工作。”

在经国所为的“良心政治”下，赣南的变革，有目共睹：

■ 教育建设。出现中华新村，从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到正气中学，一系列的教育设施，先后面世。着眼于智力开发，人力投资。

■ 社会革新。公布集团结婚办法，破除乡民铺张浪费的习俗。设贫民食堂，收留流浪无依的儿童。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增进就业技能。

■ 经济政策。经国采取的是统治式的经济。战时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遭殃，政府束手。专署成立了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把各种日用品，如油、盐、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一则打击谋暴利的商人，一则使赣南人民免受通货飞涨的生活威胁。

■ 干部训练。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经国牢牢记住。他自己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于是，赣南的“黄埔”、“抗大”，在虎岗开办。他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和青年们冒朝雾，踏晨曦，一起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门口的木牌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单凭这张成绩单，已够中外瞩目了。《大公报》的一篇报导，客观公正，最能反映赣南的情况：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在四华山，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贷制度，已给合理的贷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⑨

外国报纸，对国民党政权观感的好坏，人尽皆知，这是董显光主持的国际宣传处都一筹莫展的。但是，说公道，他们真公道的很，赣南的一切，马上引起洋人的注意。

《科立尔》（Collier’s）杂志带头，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 Example for New China）。⑩

《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剧评家）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相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经国的声望，火箭似地直上云霄，国民党内部最敏感，一种强烈的酸性反应，马上变成气体，弥漫到重庆的蒋先生那儿。指责专区的举措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道地的共产党，赣南快被赤化了。”

延安的中共领导阶层，一样聚精会神地，盯着赣南的动态，密切注视，假使经国的成就，推及中原，“无产阶级革命”的吸引，即无市场买主了。

然而，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大圈圈。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好象什么都不是，他的冲力，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

经国的如意算盘，以赣南为起点，江西有成绩，再推展到全国。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并不了解中国。国民党的烂摊子，比他想象的要难弄多了。

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以他公布的“新赣南土地政策”为例，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11)是一种温和的土地政策。听起来，好象很动人。后来，陈诚在台湾实施，就非常成功。

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他办得到吗？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办法，才能彻底施行。使大地主破产，国民党的根基，即会动摇。而由“银行照价收买”，银行固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换银钱，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

紧接着那个三年计划之后，一九四三年底，马上宣布了新的“五年计划”，菜单开得的确很丰富。其建设纲领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人口扩充至五十万人。在各项工作表中，把炼钢、炼铁、炼铜列为优先。

《东南日报》一篇批评，评得极为合理：

“以蒋君五年计划完成的希望，民间享受，可以超过苏联，甚至步趋美国，以赣南一隅之地，纵使尽到最大的努力，恐亦难以如愿，尤其是炼钢、炼铜，及制造机器，都属于重工业范围，毫无基础，谈何容易，试问我囯现在有几个炼钢厂、机器制造厂，乃欲以赣南十一县之力，从事于此。而且一个不足，竟想设三、四个之多。五年期间，又极短暂，以此列入计划，我真惊叹他们的胆量。”(12)

经国很多想法上的大跃进，和毛泽东一九五八年的三面红旗，不谋而合，四二年七月四日，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13)

这反映了经国不务实，喜欢说大话的毛病。支票满天飞，兑不了现，就有损到自己的声望信誉。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少详细计划”。

内部的压力，迫使蒋先生在谗言的围攻下，一方面默许经国的做法，一方面也不免感到经国的锋芒太露，留下了经国终于离开赣南的伏笔。

一九四三年，经国在赣南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那是蒋先生的意旨，觉得经国留在农村的时间太久了，先交卸了赣县县长。十二月发表新命，升任江西省府委员。一九四四年的元月，远走重庆，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进入中央级工作。专员职务，虽在一九四五年移交，其实，他早已和赣南分割了。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

但是，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极目前瞻，一条阔广的大道，正在等着他，他意识着一个崭新的“新时代来到了。”(14)

①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上海版，一九七一年九月香港翻印。原文为“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②曹云霞、蔡省三著《蒋经国系史话》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核对《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正确时间是一九三八年。

③参阅《赣县年鉴》。

④同②《蒋经国系史话》。

⑤江西省政府原在南昌，日军陷南昌，迁泰和。

⑥专区辖赣县、大庾、南康、信丰、赣南、定南、虔南、上犹、崇义、安远、寻邬。

⑦同②。

⑧五有：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和人人有书读。

⑨徐盈著《赣南行脚》，重庆《大公报》（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二日）。

⑩Brooks Atkinson, “Kanhssien Sets Aim for People’s Rule”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945, P.10, Col.6.

(11)蒋经国著《新事业》，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三年六月）。

(12)周维新著《评新赣南政治》，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第40—49页。

(13)同(11)。

(14)参阅虎岗歌词：

“太阳出来照虎岗

岗上青年脸发光

齐声作长啸

好象老虎叫

一啸再啸

魔鬼影全消

新的时代来到了。”

伟大的西北

赣南的事业，一帆风顺。但家庭方面，却遭到突如其来的变故，生母毛福梅，在溪口蒙难。发生的时间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①

毛太夫人生前，经国屡次要接母亲前往赣南而不果，其经过见曹云灵女士的回忆：

“太夫人平日关心乡人疾苦，深得乡人爱护，他多次要接太夫人来赣南，太夫人都因舍不得家乡人，而不忍离家。最后一次，蒋氏和夫人偕同孙儿女一起跪在毛太夫人膝前，央求一同来赣，并称太夫人如不答应，即长跪不起。这样太夫人只得允许来赣，正收拾行装，定期启程。消息传出去了，近亲和乡人纷纷来到蒋府，聚集成群，又跪在蒋府内外，恳求太夫人不要离乡。太夫人感于乡人的深情，终于决定‘再不离乡’，最后打消了来赣的念头。”②

这样一位善良，且是虔诚佛教徒的老太太，等了十二年，刚和儿子媳妇团聚一载，日机肆暴，夺去生命。

做过奉化县长的曹钟麟先生（现天津市政协委员），追记如斯：

“一九三九年我在浙江省政府任秘书，有一天秘书长李立民突然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是奉化县溪口镇被日本飞机轰炸，经国生母毛夫人在炸后失踪，命我代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昼夜兼程赶赴出事地点，寻找毛夫人踪迹。我奉命后即搭省府大轿车开往溪口。下车后，即偕民夫在丰镐房附近的断垣残壁中进行挖掘，当夜幕降临，终于发现了毛夫人的遗体。最初发现的是一只胳膊，胳膊上戴有金手镯。有人认出了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就是毛夫人，果然不久就挖出了毛夫人的遗体。我站在遗体前默哀致敬。当时，经国先生任江西省赣州专员，闻讯后搭黑色小轿车星夜兼程赶到溪口，一进门就抱起尸体，号啕大哭，旁观亲友也失声痛哭起来，我亦难抑悲愤，连连落泪。”③

一时找不到坟地，暂葬老太太生前念经的地方——摩诃殿北隅，竖墓碑一座。④遇难处，蒋亲笔题字“以血洗血”，刻石留念（作者一九八〇年访问溪口，目击碑石仍在）。

经国曾经写过一本书，题名《鲜红的血》，哭《王继春》、《悼周崇文（干事）》和《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篇篇有血有泪，肺腑哀号，嘶声啜泣。曹聚仁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凡是认识他的人，一致同意。

丧母之痛，伦理关系，更胜“同志之爱”“手足之爱”，其奈，处他的情况，顾到继母宋美龄的颜面，无法学雷震，写一篇《我的母亲》。⑤因此，对母亲的事，只是在日记里，私下提提。

当了专员后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蒋先生打过主意，派他去新疆，⑥接替盛世才。夏天，奉命随政治部长张治中（西北宣慰团）越秦岭，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跨青海，跑遍西北国防前哨。

蒋的考虑，其来有渐，我们且先回到全局，作一鸟瞰。

一九四一年，抗战进入中期，日军占领武汉后，气焰更盛。以武汉为战略据点，积极作点面的伸张，长沙二次会战，如箭在弦。

中原战局，固乏善可陈，环顾国际形势，益形黯淡。自前一年冬天，日军的势力南进后，法国少爷兵，当然不是日军的对手，越南失陷，从华北到华南的海岸封锁线，因而为敌人所严密控制。暹罗湾可能是代替东京湾的缺口，不幸见风转舵的泰国执政当局，却甘愿为东京的走卒，借投降以自保。剩下唯一的希望是缅甸。伦敦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竟在日本的要求下，落井下石，把中国唯一的国际通路——滇缅公路，予以切断。同时那位爱抽雪茄的老狐狸邱吉尔，下令停止对中国政府作财政上的援助。

在这样悲观灰暗的气氛中，就重庆的领袖而言，唯一足以自慰的，是来自新疆的喜讯。土皇帝盛世才，终于为中央所制服，结束他在西北七年称孤道寡的割据统治。

盛世才，东北辽宁人，少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书，留日返国，曾参加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充任下级军官。一九二七年，自日本归国，为蒋罗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由于偶然的机会，邂逅了鲁效祖（新疆统治者金树仁手下的秘书长），以军事长才的资格，应聘前往西北。

引进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上校，对新疆的当权派，无疑的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正如中国人惯用的比喻所说“引狼入室”，或“开门揖盗”。

果然，盛掌握了此一难得的良机，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运筹帷幄。几年间，赶走金树仁，挤垮马仲英，取彼自代，驰骋天山南北，大有《沁园春》那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作为，不仅视南京的中央政府为无物，高举六星红旗，仿效苏联格伯乌，成立“六星社”，且公开倒向苏联。“信仰”共产主义，标榜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不只是解放中国的最明亮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进一步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一则唱新疆为中国的领土，一则亲苏以抗中央。

令得南京当局感到最不安的，是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并吞，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这是远虑。盛于一九三八年朝苏归来，亲苏同时亲共，延安和迪化的关系，将日益接近，形成近忧。

盛世才翻云覆雨，毋论莫斯科、重庆、延安方面，都感到他是只烫手的蕃薯，他的转变之快，较之倒戈将军冯玉祥还胜一筹。

德苏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瞬即转变，新疆王的统治梦，跟着起了新的变化。当斯大林忙着应付德军的闪电攻势时，蒋介石置于河西走廊的重兵，亦将伺机向盛下手，盛在朱绍良的威胁利诱下，乃摇身一变，由新疆铁托，转为反苏倒共的民族英雄。

盛苏交恶，西北大局，由危而安，青天白日旗取代了六星旗，抗战的低气压下，出现这么个喜讯，重庆当局的踌躇满志，可想而知。

蒋先生考虑派经国去挑大梁，是因为经国懂俄文，了解苏联，由他去，比较放心。可把盛的根，从新疆的沙土里，彻底的拔掉。而经国自己，受到赣南治迹的鼓舞，也颇自信，认为收拾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

据曹聚仁说：经国的确是得到中枢的示意的，他就曾向曹聚仁约邀，请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到迪化去办一张象样的报纸。假使没有以后的突变因素，也许就能成为事实。

曹聚仁说：“他从西北回到重庆，中枢就决定让他担任新疆主席的职位。在当时，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不过，由于老头子左右的阻梗，一夜之中，又变了计划。”⑦

蒋先生做事，一向一石数鸟，经国的西北之旅，我们从局外推敲，至少可看出如下的层次来：

盛世才既从斯大林的怀抱里转变过来，中央的政策，不外乎先联合，再斗争。经国虽是赣南的地方官，但他是元首的儿子，他到西北，是以蒋特使的身分，给叛将以安抚，给盛吃颗镇静剂。

其次，蒋借着这个机会，以安抚为名，查访为实，从经国那里，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洞悉新疆的虚实，作为未来对付盛的一着预布妙棋。

让经国先去看看，熟悉一下情况，预布他取盛自代的棋局。

老头子从来没有忘情西北，延安是他的心腹之患，抗战那样的艰巨，胡宗南的一支重兵，却总是打着拱卫西北的幌子，监视着延安的军事动态。派经国去经营新疆，正如曹聚仁所说：“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新疆居地理要冲，内战烽火一燃，苏联给予延安的援助，即无假道可能，任何爱将近臣，总没有自己的儿子更足信赖吧！

经国从前没有到过西北，他的活动半径，一直局限于东南和西南，北疆之旅，他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更深一层，读他所著《伟大的西北》，仿佛我们听到民族的声音，和时代的呼唤：

“洛阳是河南的最前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战争的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伟大的国防工程，这是动员了十万人建筑成功的。洛阳的城很小，工事都在城外，早晨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听到做国防工事的几万个工人，开始工作的声音，同时又听到火车站上搬运军火工人的呼喊，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⑧

这里是他路过潼关时的惆怅：

“到了××时候，天快傍晚了，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上象涂满了血一样地发红，刚被炸毁铁桥残缺的影子，无力的斜躺在路上，四周寂静得听不到什么声音，那时的情景，激动一个旅人的心，是悲哀，还是壮烈？是惆怅，还是依恋？已经是辨不出它的滋味来了。”⑨

从重庆到西北，绵延数千里，其间多的是山川河岳，名都胜迹，无不代表中华文化的渊远流长。登秦岭、俯仰中原，看苍茫大地，不知道，我们这位预备继大业的太子，有无“谁主沉浮”的雄心壮志？

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时候的经国，尚未经过权力的腐蚀，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虽然在莫斯科，也唱过国际歌，踏着斯大林的音乐节拍，发出为苏联祖国效劳的誓言。

他的民族观，在下列一段文字里，跃然纸上：

“出张掖向西过临泽、亭台，就到肃州，肃州就是酒泉。这里是关内第一个县，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各种民族都有，有一种叫哈萨克的民族，他们有一种叫英雄帽，戴这帽的人，凡是杀一个人，就在帽上插一根鸡毛，杀人愈多，鸡毛插得愈多，就表示他是英雄。这些人，脚很短，所以他们总是骑马的时候多，骑在马上，上山下山过河都可以，但是下了马，他们就没有办法。

“在肃州，我们请了一次客，一共到了十一位客人，有纳蒙克、他木龙（蒙）、马彦寿、马志强（回）、马廷龄、安惟岐（藏）、马通、哈一、阿无阿林（哈萨克）、李志正、赵天夫（汉）。

“我认为这一次的请客，是最有意义的。我这一次请客，是请了各种民族，每个民族派代表两人。所以，在席上有汉人、有回人、有蒙古人、有哈萨克人……。那一天，正好有月亮，看着那塞上的月亮，心里有无限的感触。我们这许多民族代表，大家都坐在月亮底下，毫无拘束地，毫无隔阂地畅谈，大家都很诚恳、坦白，我心里感到非常快乐，同时我更想到过去我们认为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容易得到解决的。平心说一句话，在边疆最坏的还是做生意的汉人。我可以举个例来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蒙古人在店铺内买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元二角，蒙古人因为知识程度低，算了半天，不能结出个总数来，那家店铺内的人就说，‘算了吧！你放下五块钱走好了！’那个蒙古人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五块钱才走。好象我们买黑羔皮袍，在肃州一带向蒙古人买，每件只要二百多块钱，但是商人把它运到兰州就要卖三千块钱。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看了，也会气愤的。所以，我相信边疆的少数民族，还是真诚、坦白、单纯的，将来我们要建设西北，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总理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定会亲密的团结起来的。过去回汉之间，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很大的冲突，但是差不多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听说有一次是为了回教人演戏，汉人的小孩子来看戏而闹起来；有一次为了汉人在回教人家里杀一只鸡而没有把毛先拔掉而闹起来。我们相信这些情形不应该有的，将来也一定不会再发生的。

“那一天晚上，我们大家谈得很高兴，什么民族问题都讨论而得到了解决，后来，还举行了游艺，蒙古人出来打了拳，藏民演了一个打小孩子不去看羊的戏剧，回民真奇怪，他们唱了一个满江红的歌，哈萨克跳了一个打老虎舞，直闹到天亮，实在太有意思了！”⑩

西北归来，经国总结此行的感想有三：

一、确认西北地理的优越性，“地大物博，有无穷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认为安西是我们的西北了，但是安西还仅是我们西北的心脏。”他说：“从安西到苏联的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用无限的热烈，无限的忠诚，无限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来保存它、来发扬它，我们要坚持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

二、强调西北是军事力量的重心，那里有新的中国空军，新的机械化部队，西北是将来反攻力量的中心。

三、西北是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就国防的观点出发，西北是中原的屏障，几千年以来的外侮，也都是肇始于此一河西地带，岳武穆那股“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豪情，是感情上的愿望，同是意志的语言。

经国从西北回到重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认识到“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因此提倡建设新的西北，要为西北同胞谋幸福的生活。旧调重弹，把他父亲在《中国之命运》里的老套搬出来，重呼“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这一期间，经国的西北热，的确在他个人的水银柱上上涨得很高，他觉得东南已有成，不妨去西北。殖边垦牧，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父子之间的思想差距，好象总无法靠拢得拢似的。蒋先生依旧沉溺在他的统驭公式里，以妥协代替果敢。经国的主席梦没有圆成，盛世才的官衔，却愈加愈多。

①曹云霞说毛夫人遇难是一九三九年，唐瑞福说是—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二，年代不确。曹锺麟曾任奉化县长，《奉化墓待祭扫》一文，肯定是一九三九年。蒋自著《五百零四小时》，《明报月刊》第113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近日心中有二事，始终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证明唐“农历”之不确。

②曹云霞著《赣南忆旧录》，第60页，香港《七十年代》出版。

③曹锺麟著《奉化墓待祭扫》，香港《大公报》（一九八一年）。

④墓碑“显妣毛太君之墓”，为吴稚辉所题。安葬时俞飞鹏点主，石料由施季言（武岭校务主任），负责采自上花山。

⑤雷震著《我的母亲》，被台湾当局没收，雷抗议：“经国可写他的父亲，我不能写《我的母亲》，宁非天下怪事！”

⑥参阅一九四一年六月《东南日报》。

⑦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出版。

⑧蒋经国著《伟大的西北》。

⑨同⑧。

⑩同⑧。

教育长·主任

假使我们说，蒋先生早就有意把棒子交给他的儿子，那实在是一种过分大胆的假设。但是，说他老人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已蓄意培植经国，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一九三九年，甫行就职专员，经国接“委座”指示，“克日登程赴渝”，①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在国民党的官场里，通常被认为，这是一个镀金的机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到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无数的院校团班，训练过千万的党政干部。获得遴选，象征着明日的希望，从关系学的方面看，更意义非凡。

蒋先生认为，多经过一次熏陶，干部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对领袖的向心力，会益形加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样适应经国的情况。经国是个特殊的例子，他只是要经国和别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茁壮成长。

蒋先生一方面让经国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正规训练，为儿子未来获膺新命铺路，一方面，巧妙地，解决原来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问题。

由重庆回到江西，任命发表，派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几乎是火箭的速度。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成立于武昌，②集复兴社CC系组织的大成。党内有党，派外有派，对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蒋先生偏偏有他独到的奥秘。

经国的政府官职，以江西起步，抓党组团，同是发轫于江西。经国自苏联归来，深切体会，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

做行政专员，他有旧官僚、土豪劣绅等敌人；领导江西的三青团，和他作对的对手，对付起来，也不大容易呢！

名义上，蒋先生任团长，康泽组织处长，涉及权力，即使是团长的儿子，亦寸步不让。

经国一跃为团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一，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实质上是江西团的首脑“第一把手”，康泽怕这位太子，将来抢了他的地位，先使个杀手锏。在江西支团的干部安排上，大动手脚。

康泽安置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架空经国。书记彭朝钰以下，清一色的康派。而彭“每天跑专员公署，表面上尊重蒋主任，实际是玩弄手段，不让蒋主任亲自来支团部办公，蒋主任那张办公桌形同虚设。青年招待所保送学生受训或就业，彭朝钰都一个个召见谈话，彭朝钰亲口告诉青年招待所学生说，蒋主任是兼职，忙不过来，他是中央派来的，一切由他负责。”③

经国到赣南的第一场遭遇战，就遇到自称“中央派”的康泽系，几番较量，这批人有眼不识泰山，才知道经国在莫斯科顶礼膜拜来的斗争经验，关老爷面前的大刀是舞不得的。

太子的策略，表面按兵不动，却积极培训干部，巩固阵地。

设在赤朱岭的“三青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每期招收一百二十人，经国从制订计划，到招生训练，概一手包办。自任“精神讲话”课程，标榜“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摔交场”，倡“赤朱岭精神”。

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组织联系。

时机成熟，经国反攻，一九四一年四月，举行支团第三次会议，康系人马，弃甲曳兵，全被排除。“青干班”的基础，不断扩大，经国且办了江西青年夏令营和虎岗青年夏令营，更多青年子弟，受其罗致。

一九四三年，江西支团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其中一些干部如胡轨、詹纯鉴、王升、许素玉④等，始终追随经国，由江西而台湾。

只四年工夫，经国在江西党政方面的成就，连主席熊式辉的光辉，都相形失色。十二月，太子辞赣县县长，授任江西省府委员，虽无实权，却有更上层楼的意义。

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无神论者，为了迎合蒋先生和宋美龄的心意，接受洗礼，成为美以美教会的基督徒。教徒这个事实，外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他不仅很少参加礼拜活动，甚至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禁止国军官兵信教，⑤其虔诚可知。

一九四四年元月，蒋先生改派爱子出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自然，他热心推行的“新赣南建设计划”，亦人去政息。辛苦造就的忠贞干部，跟着去了重庆的新天地，另树旗帜。

“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由李维果主持。原兼任“中央青干班”主任的康泽，雄心勃勃，改班为校，自兼教育长一职，理所当然。但李看透蒋先生的心思，提议经国担任，“照准”的批示，马上发下。

蒋先生的构想，经国到赣南，终究是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等于做生意积累资金。他个人的崛起，不就是黄埔打下的基础吗？

客观地说，经国具备的条件，毋论组织技巧，训练方法，刻苦精神，黄埔学生，难望其项背。

国民党的表现，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早趋式微，蒋先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已有觉察，三青团的成立，即含有补救的意思，经国这时候才三十三岁，年龄、形象、声誉，都是担任教育长的适当人选。

一九四四年五月，干校开学，但只有研究部，⑥经国的意思，先培训“干部的干部”，第二期培养专业人才，设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生产管理科，后来场面开始扩大，增办“东北青年训练班”、“青年政工人员训练班”。

干校的性质，类似苏联的“孙大”，不能用一般高等院校的标准去衡量，诚如曾任该校区团部书记的蔡希曾（省三）所说：“蒋经国所考虑的迫切课题，是借着主办‘中央干校’的大好机会，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兼校长蒋先生说的更明白，“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

“革命”一词，在中国官员嘴里，从来缺乏严谨的定义，几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项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绎，革命即是追随领袖的同义词。

经国根据父亲的训示，提出下列口号：

“中央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培养革命的干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总而言之，经国的任务，是培养一批新的门徒。当时抗战接近尾声，战争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反对日本侵略，和革命发生什么关系呢？

为了把学校办好，自招生、入学、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政治组训、课程等等，他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规定的教学重点，计有：

一、高深的政治素养。

二、高层的领导才能，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

三、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构想很好，其奈客观条件不具备，也做不到。平白给人一个印象，他喜欢说空话，然而我们也不能抹杀他办教育的一些灵活做法和许多独特的设计。

最具民主色彩的活动，首推“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还要前进。但是，所办的大聚餐、大联欢、访问贫苦人民、劳动竞赛、实验治校等，⑦可是典型的苏联式群众运动。

如果经国能心无旁骛地把中央干校的事业坚持下去，“二十年的远景规划”，不能算是空中阁楼，他的成就，将非常可观。环境却强迫他，不停地改变计划。主要，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随时可化为泡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长沙沦陷，八月衡阳失守，日军的秋季攻势，锐不可当，独山失守，直趋贵阳，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九月，经国奉命，曾至西康部署。十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由蒋委员长亲自提出。

配合这个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蒋先生重想到他的儿子，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

过去，经国的经历，集中于党政方面，现在开始尝试跨到军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抓枪杆子”。

政工班第一期学生甫毕业，中央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经国是主任，总部且设在中央干校内。

军政部依国军序列，编为八个师，⑧各师设政治部，政治部第一科（管组织、训练），科长和团教导员悉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不用说，是经国遴选，上级任命的自己人，包括现在台湾的报业巨子余纪忠（二〇三师），司法部次长范魁书（二〇八师）在内。

苏联的党代表制度，北伐时期一度在国军中移植。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名存实亡。相隔十五年，经国把它重建起来。一则，他驾轻就熟；二则，他对这个制度的功能，深信不疑。推行开来，党指挥枪，那末，就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认真地实施政治训练，规定上政治课二至四小时，各师聘专任政治教官，强化思想训练。

公开的口号如：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

“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

“青年军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队！”

“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

秘密地，通令政工人员，向全军上下“灌输中心思想”；“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

政工既是首脑，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魂。加上青年军没有实际的统帅，各师师长乐于臣服，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

照青年军成立的原意，入伍三个月训练结束，随即进入实战训练，进入第二线，准备随时增援第一线。经国介入，性质变了，作用也变了。

本来命名“青年远征军”，那是要归陈诚、罗卓英指挥监督，经国把它自立门户，于是“远征”两个字悄然失踪。

训练期满，延长训练，蒋先生有私心，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直到日本投降，这八师部队，仍驻原地。没有“远征”过，更没有向日军放过一枪。

抗战胜利前夕，国府受美国的压力，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经国受命，担任宋子文的随员，后调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办理对苏外交（下章将予详述）。此处续谈青年军复员各节。

一九四六年年初，蒋先生下令成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陈诚任主委，蒋经国任副手，研究拟订复员办法。

复员当然非复员不可，蒋先生另有想法。他指示：

“青年军复员，不是青年军的结束，而是青年军新发展的开端，今后要制定一套办法，使青年军成为国军后备兵员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军的政治组训工作，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⑨

何谓“革命力量”？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效忠领袖”的力量。四月，“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成立，陈诚处长，蒋经国和彭位仁⑩副之。

复员青年，受到升学和就业的优待，有的进大学，有的进先修班，程度不够念大学的，进青年中学，(11)就业的，原来在机关任职的，回原单位，又升级又加薪，原来没有职务的，介绍职业。

复员工作，经国的确卖过无数力气。但是，“青年从”、“国大代”、“军官总”等，仍被社会公众，列为五害之一。(12)

复员后的组织，经国仍不放松，约有下列数项：

■ 成立“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中央设总会，领导机构是干事会，经国自兼总干事。联谊会设南京中央路德润庐中央干校校友会内，成为太子的卫星组织。省市设分会，机关学校设通讯组，层层组织，纵横联系。

■ 青年军八师的建制，保持原状。师设“军士教导营”，让志愿留营的，接受训练后，升为次期青年军的班长。

■ 复员管理处，改为常设机构。

四月三十日，国府还都，五月五日，中央各机关在南京恢复办公。经国班底的有形力量，仅剩下“中央干部学校”最后的堡垒。CC系建议，中央干校和中央政校合并，设立“国立政治大学”。

“政大”预定蒋公自兼校长，经国任教育长，严格地说，蒋的学历，不符合大学校长的资格，他在日本只从振武学堂，拿到一张文凭，做个小学校长，都非常勉强。但中国的情况特殊，蒋曾兼任所有军事学校的挂名校长。

CC的如意算盘，吃掉干校。而经国暗中的计划，吞没政校。

政校的前身“中央党校”，在南京红纸廊，战前即有校舍，国府接收的同时即修葺校舍，师生陆续回京复员，一九四六年秋季始业，正式招生，合教职员、师生有一千多人。

干校创校伊始，在南京没有片瓦，到一九四六年夏，专修部第一期，刚毕业分发，研究部第二期，草草结束。大学部这年未招生，相形之下，和政校不成比例。于是合并者，成了“政校吞了干校”，谈判代表游锐说，对方“人多势众”。

补救办法，干校争得一席训导长，侍从室传达，蒋公要教育部签呈举荐蒋经国为政大教育长。

命令发布后，经国一身三职，除“政大”外，尚兼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组训）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后改“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不仅他个人志躇满意，认为虽有东北之失，仍有可为。他的亲信干部们，更意气奋发，准备到“政大”，大施拳脚一番。

天下的事，就这么难说，煮熟的鸭子，长着翅膀冲天而去。蔡省三先生的记载，兹原文引录：

“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

“‘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珠炮发出震耳的口号：

“‘反对儿子教育长！’

“‘反对父子家校！’

“‘蒋经国滚开吧！’”(13)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一、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二、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三、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先生。据到现场观察过的蔡省三、倪志操（中央团部第五处调查组长）的结论：“那种强烈的反蒋气氛，使人明显地看出，决不是某些学生的一时冲动。”敢“向蒋氏父子开火，显然有人在幕后支撑。”(14)

蒋先生勃然大怒，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

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

陈立夫向蒋先生复命，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非CC从中捣蛋。

经国的反应，又气又怒。有几天闭门拒客，随后在他私人的办公处——南京励志社，召集中央干校校友会核心分子，举行会议，大发一顿牢骚，郑重宣布，他已经向教育部送出辞呈，决心不干那个教育长了。最后带着训勉的语气，要求校友会人员，注重加强干校校友的联系和团结，作为事件收场的尾声。

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经国心情之颓丧，可以想象。现在，他才真正体会到，事业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谁有力量，谁就成功。”(15)

和CC的对抗，败在没有力量。如果说东北使命的失败，败于外交，究非不战之罪；“政校”之挫，罪在战而无功。

讲到利害冲突，连他父亲的心腹，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冷酷的敌人。政治的无情，多么可怕！

经国懂得忍耐，不露声色，这就是他懂得辩证法的好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①蔡省三、曹云霞合著《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九年八月）。

②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通过《统一党团组织案》，三青团撤销。

③同①。

④胡轨到台湾后，曾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正中书局董事长，后退休。詹纯鉴曾任台湾省党部书记长，王升曾任总政治部主任，许素玉曾任台北市党部主委。

⑤五十年代，总政治部下令，严禁官兵信教。基督教不主张崇拜偶像，这和“效忠领袖”的宣传，发生冲突。

⑥中央干校受“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管辖，不向教育部登记立案，与教育部无关。第一期招生，报名三百，录取二百六十人。报名资格，限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⑦实验治校。师生大会闭幕前，自教育长起到各部职员，包括传达、伙夫，全部休假由学生接替一天。

⑧二〇一师：师长戴之奇，驻璧山（戴后调九十九师，战死苏北）。

二〇二师：师长罗泽闿，驻綦江。

二〇三师：师长钟彬，驻泸州。

二〇四师：师长覃异之，驻万县。

二〇五师：师长刘树勋，继任刘安琪，驻贵阳。

二〇六师：师长萧劲，继任方先觉，驻汉中。

二〇七师：师长方先觉，继任罗友伦，驻昆明。

二〇八师：师长黄珍吾，继任吴啸亚，驻黎川。

二〇九师：师长温鸣剑。

⑨同①。

⑩彭位仁初到台湾，曾任剑潭情报训练班副主任。

(11)计有杭州青中（潘振球校长）、杭州青职、嘉兴青中（王升校长）、嘉兴青职、重庆青中、汉中青中。

(12)五害：“立监委”、“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

(13)同①。

(14)同①。

(15)蒋经国著《悼温世勋》，收《新事业》书内，江西赣南正气出版社。

外交特派员

长夜漫漫的抗战，中国人民疲惫不堪地祈祷胜利早日来临。

“珍珠港事变”像个奇迹般，为抗战军民带来黑暗中的曙光。中国再非孤立无援，凭血肉之躯，对付东邻强敌的飞机大炮。

太平洋彼岸的山姆大叔，被日本的一记猛鞭，清醒过来，日本过去敢于和苏联为敌，同样敢向美国挑战。

蒋先生日夜盼望的中美同盟，悠然而至。物资、武器、人员，越过驼峰，源源到来。

和史迪威的一些不愉快，蒋先生是胜利者，罗斯福看着他是远东区总司令的分上，撤换史迪威，派遣魏德迈，中美关系，情意殷浓。

重庆和华府间的军事计划，预备由东南沿海登陆，消灭日军，麦克阿瑟的蓝图，先用跃岛战术，砍臂削足，再登陆本岛，使东条就范。

罗斯福总统，一付妇人心肠，听取乔治·马歇尔和参谋本部的意见，①担心麦帅的计划，美军所支付的人命代价，过分巨大，不惜求助于盟友斯大林。

斯大林纵横捭阖，一代枭雄，他比坐在轮椅上的弗兰克林，不知险恶多少倍。看准罗斯福的心思，代价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和不冻港旅顺、大连的控制使用。②

罗斯福觉得，东北是中国的东北，慷一点他人的慨，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承诺，何乐而不为。

那个出卖盟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就在这黑海边上的避暑胜地，谈笑间，订下乾坤。③

可怜的蒋委员长，没有半点情报。被称为神出鬼没的戴雨农将军，原来，在国际间谍战方面，一筹莫展。

“协定”等到四个月零四天后，④才通知重庆，蒋主席感到很愤怒，可是对他的尴尬处境，却丝毫不能为力。

主要斯大林空洞的保证，把霍普金斯和哈里曼弄糊涂了。斯大林提出两点：

一、苏联对日的军事行动，是以中国同意接受《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宋子文于七月一日以前，须到莫斯科。

二、愿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达成统一中国。

斯大林处处勒索，一方面挟美国自重，压迫重庆就范，一方面威胁宋子文说：“中国政府最好赶快达成协议，要不然，共军会进入东北。”⑤

中国进退失据，和事后充满阿Q式的自慰，卜道明《中苏条约》一文表达的淋漓尽致。

“苏俄即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第二天，苏军数十万即全线攻入东北。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乘势迅即占领整个东北。在此情形下，苏俄当可凭借武力实现其全部愿望。那时中苏间将发生种种权益和领土的纠纷，不难想象。我若提出交涉，美国将因我拒绝了《雅尔塔协定》，未与苏俄成立条约，对我不予援助；而对苏俄，则因《雅尔塔协定》的存在，反而有支持苏俄实现其全部要求的义务。我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将预定我之交涉失败。不仅如此，苏俄势必利用我之孤立状态，根据《雅尔塔协定》笼统的规定，乘势更进一步的分裂中国领土。在东北。内蒙、华北及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权，因此而造成更混乱的局势，那时中国要驱逐苏军出境，收拾混乱局势，除使用自己武力外，别无其它有效途径。而我在东北当时既无一兵一卒，抗战八年后的中国，亦无力对苏作战，也是显明的事实。反之，我国若与苏俄预先签订一项条约，用条约来限制《雅尔塔协定》的流弊，约束苏俄的侵略行动，并对日后苏俄可能违约的行动预先把握一种提出交涉的政治立场，那时我们不仅进退有所依据，而且美国对中苏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亦不能坐视无睹，而应根据道义与公理的立场予我以声援。”⑥

谈判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开始，七月十三日结束；第二期从同年八月七日开始，到八月十四日为止。

宋子文（行政院长兼外长）任首席代表，经国和他的一位同学卜道明（外交部亚洲司长）担任随员。

蒋委员长打出经国这张牌的原因：派自己的儿子，对斯大林是一种亲善的姿态；其次，经国通俄文，曾长住俄国，比较了解苏联人的想法和意图，从旁观察分析，补团长宋子文的不足。

经国所负的使命，可以忍辱负重四个字作总结。

斯大林仗着有罗斯福的签字，看准重庆的处境，中国的谈判地位，居于弱势。宋子文和他的前辈李鸿章，扮演的角色，并无差异。

斯大林盛气凌人，“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你看过这东西没有？”斯大林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⑦

往返折冲，不过发挥一下谈判的艺术而已，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外蒙问题，经国奉命以个人资格去见斯大林，他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⑧

经国这段话，讲的是实情，可惜，弄错对象。斯大林只认识力量，他的字典上，没有“同情”两个字，所以他说“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和斯大林谈判的经过，经国后来在《一位平凡的伟人》文中，有详细描述。实质上的东西，殊少透露，无非要读者相信，斯大林是个可怕的敌人。

假如没有《雅尔塔协定》，美国一样可以强迫国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同样可以拿取这些领土和权益。后者是前者的副产品，但是，苏联那样做，得不到美国的承诺，将失去合法的掩护。

蒋先生如果拒绝和美国合作，他可能激怒杜鲁门总统并失去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经援助，然而，他却会更能获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苏联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关东军未发一弹，即为苏军制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适在中国人民狂热欢呼胜利来临之际，白字变成黑字。⑨

宋子文珍惜令誉，辞去外交部长，签字的任务，改由王世杰完成，⑩后来王受人指责为卖国行为，持平而论，王是工具（instrument），非条约签订的决策人（decision maker），和经国一样，毋须背历史的黑锅。

莫斯科旧地重游，时距一九三七年束装归国，八载有余。苏联历经希特勒的蹂躏，浴血奋战，惨痛不下于中国，但是，愈战愈强，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超越英法，和美国平分秋色。

十四年前（一九三一年），(11)经国会晤过斯大林，还是克里姆林宫那个老办公室。一切如旧，惟略呈异样的是“从前斯大林的书桌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现在换上彼得大帝的画像。开始，他感到不解，经斯大林的秘书点醒，才恍然大悟。原来，“此一时，彼一时”，时代变了。

不是吗？当年经国是尼古拉同志，现在，他是陆军中将、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是蒋主席的私人代表。当年，斯大林送他去农村、去矿场、去工厂，受尽折磨，十四年后，平起平坐，唇枪舌剑。“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的巨浪，本来就是无休止地起落着的。

这次来莫斯科，担任外交使命，是一种新的尝试。中美关系早已是宋美龄的禁脔；日本关系，一向由张群独揽；和斯大林的交道，则非他莫属。想到这里，感到很自慰，当年的辛苦，并非丝毫没有代价。

回到重庆，举国欢腾的历史场面，业已错过。复员还乡的胜利空气，弥漫了整个山城。军政官员，人人磨拳擦掌，忙于接收，抢地盘，为自己的前程，勾画出光耀夺目的远景。

经国并不例外，过去赣南的局面太小，战时首都的空间，毕竟有限，他已经头上顶着两项帽子，一边是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人马八、九万；一边是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学生逾千。掌军掌团，集组织和干部系统于一身。这样的力量，进可无往不利，退可稳坐钓鱼台。

经国自认，他了解斯大林，相信斯大林的承诺。斯大林说：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他的视野，突然伸展到白山黑水的关系，他的干部们，更信心百倍，鼓励他到北域植基拓疆。

如果纯照中苏三十年友好条约的精神看，斯大林的着眼，无非是旅顺、大连和一条中东铁路；对延安的支持，苏联的态度是否定的。一代枭雄——斯大林的话能信吗？看透斯大林心机的，不止是那个多嘴的湖北参政员胡秋原，经国左右的智囊，同样向太子陈述过其利弊，认为关外的白山黑水，斯大林不会轻易放手的，劝他不必以自己的前途作赌注。

这位朋友的进言，计有三策，上焉者去日本就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也就是后来商震、朱世明的位置，重建中日新邦交，进而成立中日英三角同盟，横断太平洋，形成美苏外的第三势力。中焉者到台湾去，继承日本的衣钵，搞经济建设，走刘铭传的路子。下焉者远征西南，掌握川蜀的地理经济条件，开发西南大后方，步诸葛孔明的后尘。“到东北去是死路”，就是这位朋友的结论。(12)

当时的经国，一脑子的关外锦绣大地，自然这位朋友的衷言，难免听起来有几分逆耳。他就不相信，苏联的承诺，一钱不值。到《苏俄在中国》、《我们的敌国》等反苏文章问世，把斯大林说成混世魔王，已是时隔多年的马后炮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暂时丢下“青年军”和“中央干校”，经国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浩浩荡荡直奔长春，新职是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的负责人。

新时代，“新事业”，胜利的花朵，含苞待放，一片芳香。

然而，事实证明，他那位朋友的见解，的确比他看得深远。斯大林从黑海和罗斯福晤面时起，即包藏祸心。

从斯大林的观点出发，日俄战争留下的仇恨，苏联有机会能不报吗？拿点铁路，抢走工业设备事小，甚至派军占领日本，叫它永远翻不起身。

蒋介石甘愿做美国的马前卒，中美携手，威胁到苏联亚洲的安全。一个中立的国民党政权既是奢想，不如趁机培植延安的势力，消极地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基础，积极地建立中苏间的缓冲区。二十年代功亏一篑的事业，现在去完成。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邀请经国访苏，言词间，把苏联的意向说得再清楚也没有。(13)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工具，他必要的时候，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14)

美苏争霸，殃及无辜。蒋主席的处境，除非有超人的睿智应付殊为不易。我们自无法，以五十年代尼赫鲁的外交策略，画一根平行线，将印度、中国等同。

蒋主席的困难：

一、苏联的历史记录，记忆犹新。

二、共产党的势力，构成严重威胁。

三、采取中立政策，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四、迫切需要美国的军经援助。

斯大林胸有成竹，外交上，蒋主席亲美，他则全力扶植延安的毛泽东，等到共军的羽毛丰满，苏军再从容撤退。

几乎可以说，经国的使命，没有半点成功的希望。一开头遇到的问题就十分棘手，为了国军登陆，费尽了唇舌。想在大连登陆，苏方反对的理由：大连是商港，如允许军队登陆，就是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国军被诱到安东登陆，负责运送的是美国海军巴贝中将，登陆地点营口。可是，数千的不明部队已捷足先登，占领该市，企图在葫芦岛登陆的国军，同样受阻，陆路进军，复遭到袭击。

经过多方的阻挠，国军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始进驻了东北，防守着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主要的点线。可是，苏军已和林彪的“民主联军”(15)合作，布置好一个“请君入瓮”的陷阱。

根据条约，“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在三个月内撤完，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十二月三日，应为苏军完成撤退之期。中国军队预定由十月下旬开始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另由山海关陆路进军，但苏方提议，改迟为第二年二月一日。

限期已届，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要挟，“谓经济合作方案未获协议前，不能预料苏军撤退之确实日期。”(16)

苏军拒撤，事态明显，且以治安暴乱作骚扰，迫东北行营自长春往山海关撤退。留下军事代表团和外交特派公署，继续交涉。

谈判重心，一度移到重庆，十二月初，在长春恢复。苏方提出“中苏共营东北工矿一百五十四个单位之要求，并声明东北之工矿设备均应视为苏军对日作战之战利品”。(17)中国的解释“动产可为战利品，不动产不能为战利品，战利品之名词仅适用于敌人之作战武器及军事直接有关之供应品”。

和苏联方面说理，当然无用。据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估计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二十亿美元。”(18)

蒋先生的数字，尤其具体，他说：

“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被苏联拆运而去；此外，鞍山、官原、本溪等钢铁工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19)

军调部成立，停战令下，苏方态度变本加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挑衅事件，接二连三。计有十三日，共军万名侵入鞍山，停止锦州以西的供电。十四日，共军袭击营口，攻占盘山。军调处飞机一架被扣，十五日，国军运兵车，受苏军射击，十六日保安队被缴械，张莘夫惨死。

中国方面所受到的委屈、调侃、奚落，难以胜言。重庆所反应的节制、冷静，令人称道。一月二十二日，仍派宋美龄偕周至柔、董显光，飞往长春，向苏军表示慰问。苏方仪队军乐，很热闹一番，但北极熊的既定方针，永远不变。

接收受阻，救济物资，如医药卫生设备等，亦为苏方所不许。无故凌辱的事，更有多起，如行营赖秉拓少将的座车，持有卡尔洛夫少将的通行证，竟遭苏军抢夺他去。

万不得已，苏军撤退，却和共军的进攻，密切配合。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苏军自四平诡密撤出，当晚林彪的东北联军，即取包围态势。撤离沈阳，沈阳外围的铁路桥梁，悉被破坏。

国军接收长春，苏军以鼠疫为借口。苏军撤离，又和共军串通，炮制四平的把戏。即使溥仪引渡那件小事，亦横生节枝。

苏军终于五月二十三日，撤出国境。国军一度攻势凌厉，十九日收复四平，二十一日收复公主岭，二十三日拂晓收复长春，国军将领乐观估计，哈尔滨旦夕可下。

九个月内，中苏双方共举行二十二次会谈。(20)大部分均由经国和董彦平中将，分别参加。

苏联一拖再拖的目的，说穿了是在执行斯大林掠夺和扶植中共的图谋，等一切就绪，拖着蹒跚的步伐，带着英雄式的微笑，回到苏维埃自己的国土去。

在东北的辛酸史，经国曾以日记形式，于一九五四年，以《五百零四小时》命名出版。(21)对整个交涉的经纬，裨益不多，他的心态，刻画颇深。

东北的任务完成，他跟着卸任，回到南京，东北的局势，败象毕露。

他的打击，自然不轻。出关前，那份美妙的蓝图，被撕得粉碎。东北不是他的赣南，原来是个多刺的玫瑰。那批准备跟他一块儿去闯天下的赣南旧班底，最早计划分三批北行，由于主帅后撤，只好相顾失色，留在中原，徐谋他举了。

美国军事专家魏德迈将军的诤言，(22)东北是守不住的。关外幅员那么大，把国军精锐，送到敌人的虎口，物资的消耗，兵力的分散，和战线拉得那么长，都犯着兵家的大忌。但是，蒋先生却一口坚持着东北不保，华北垂危的唇齿军事观，结果，一副血本，三两年间，被林彪的七次攻势，输得精光。

军事以外的因素，更不计其数，刊在《观察周刊》的一篇文章，可以在此作为注脚。

“胜利之初，东北有五十万久经组训的青年军，还有许多万义勇军，满盼着胜利来临，山河重见。中央恐怕他们奴化太深，投鼠忌器，所收容者不及十分之一二，结果都挤到共产党里去，现成的饭，叫人家吃了……。

“东北有久孚威望的军事将领，东北有久孚仰望的政治领袖，满盼着胜利后可以在地方效力，驾轻就熟，众意所归。中央偏不用他，或仅给予有名无实的头衔，或叫他们的公子哥儿，当省常委，作为应酬他们的工具，叫他们有力无处用，若熊式辉、若关麟征、若杜聿明、若陈诚、若卫立煌，哪一个与东北天时地利人和上有过关系。近来报载又有起用抗战败将汤恩伯总绾东北军符之说，始终将东北这块肉当作私产，不敢用旁系人来抗肩。南辕北辙，放着那就地熟悉军情、地情、人情，有组织、有武装的现成人不用，而叫穿草鞋没见过冰的人来作冰雪战，所为何来？

“可是自己的人又太给自己泄气了，多是为淘金而来，看着东北又‘噱头’、‘接收’、‘劫收’、‘搜劫’。沈阳市有三多：‘军人结婚的多，军人跨密斯的多，军人跳舞的多’。这种英雄与美人，真是与‘不怕死’三个字，距离太远。本地人哪能不眼红，岂不是把人心失掉得连影子也没有了。”(23)

作者在文中透露了许多笑话，譬如第五次攻势紧了，高级军政人员及眷属，纷纷逃跑，关金黄金一起入关；各级军官太太，退到沈阳，拉夫、占民房、占机关，纲纪全无；接收人员，终日争权夺利，分赃走私，贪污案重重，令人啼笑皆非。

这样的局面，焉有不溃败之理。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的辽沈战役结束为止，美式装备的精兵，牺牲了三十万，郑洞国、廖耀湘、范汉杰等抗战后期的名将，个个变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东北一失，林彪大军进关，于是，华北成为覆巢之卵。

东北的挫败，内因外因，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认真讨论，亦非本书的主题所在。

回到南京，经国失魂落魄，颓丧不已。就他的政治前途，他面临两项抉择：一、另辟天地，他身边的智囊旧调重弹，向他献计，到成都平原去，开拓川蜀。二、留在京畿，守在父亲身边，躬亲左右，再俟机而动。(24)

蒋先生却别有打算，预备把他的政治黄埔——中央政治学校交给他，发表他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让他将来为自己扎点根，同时把陈氏势力，借机压一压。讵料，漏屋偏逢连夜雨，“政大”发生驱蒋风潮，经国摔交，只剩下一个青年军复员处和中央干校校友会的空架子，算是太子的势力范围。

为了消除心中积郁，一度和伏特加、漂亮的女人分不开，正是在石头城伏枥的阴霾岁月里。(25)

①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G.C.Marshall)to the President, Memorandom forthe President, Jan 23, 1945.

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斯大林把参战的政治代价，向哈里曼提出。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文件签字，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斯大林称《雅尔塔协定》。

③由罗斯福负责取得中国同意，至于何时通知蒋委员长，“依斯大林元帅之意见行事”。

④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由赫尔利大使转告蒋委员长。

⑤郭荣赵著《美国〈雅尔塔协定〉与中国》，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

⑥卜道明著《我们的敌国》，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

⑦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后收入《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⑧同⑦，页六六。

⑨签订日期，一说是十四日，一说是十五日，何以日期相差一天，费解。

⑩宋子文辞外交部长，王世杰继任。

(11)同⑦。

(1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〇年）。

(13)《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4册，日本产经新闻出版，《中央日报》译印，第44页。

(14)同(13)。

(15)中共当时不便打出八路军的招牌，用“民主联军”的名义，混淆视听，中共中央政治局，派高岗、彭真、罗荣桓等潜入东北，发展实力。

(16)董彦平著《苏俄据东北》，台北反攻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十月）。

(17)同(16)。

(18)同(13)。

(19)同(13)。

(20)同(13)。

(21)蒋经国著《五百零四小时》，一九五四年六月出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五年五月第113期转载。

(22)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9（即白皮书）。

(23)《东北严重怎样促成的》，《观察》第4卷第5期（上海）。

(24)同(12)。

(25)据当时任亚洲司副司长盛岳说，经国某次到外交部找卜道明和他，要到夫子庙去找一个最拆烂污的女人。

戡建大队

我们先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的一些重要镜头，剪接起来。

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在和事佬马歇尔的调停下，签订了停战协定。

其实，除非是白痴，才相信重庆和延安间，能借谈判而化干戈为玉帛。

毛泽东说：“一系列因素，包括国际局势在内，对重新发动内战不利。”①要通过谈判，使共党取得法律地位，向世界表明，要打内战的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

蒋先生明白，没有美国大量的军经援助，内战打不赢。抗战胜利来得太快，国军的兵力，集中在川滇边陲地区，时间上来不及运往华中、东南、华北、东北等地区，填补日军留下的真空。谈判可以时间争取空间。

政治协商会议，煞有介事地，通过各项议案，准备为未来的联合政府催生，国共双方是主角，“民盟”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担任龙套。

裁军协议，讲价还价，好象双方从此立地成佛，“还军于国”。

以巴大维为首的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成立，《军事援华法案》经美国国会通过。

国军五十四万，在美国海空军的协助下，接收日军的防地。

到这年的六月为止，国军尚占优势，盱衡全局，基本上是乐观的。但是，向后的日子，就很黯淡了。

杜鲁门禁运的命令，于七月颁布，且持续八个月之久，因此，国军的优势，大为削弱。

次年一月，马歇尔铩羽而归，旋即接任国务卿，南京和华府间的关系，江河日下。

经国在东北，打不出局面，干部南移，连他搬到长春的《正气日报》，②都跟着迁到上海，想在那里建立起宣传的据点。

一时没有新的开展，本建军先建校的原则，重操旧业。

一九四六年夏，三青团举办青年夏令营，人数近千，就是他回到中原后的杰作。九月一日到十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假庐山大礼堂举行，他的干部们，酝酿着独树一帜的意愿。

经国自己，也很有兴趣，主要，他不甘CC派的压制和打击。那本《我们对团的建议》的小册子，企图摆脱党的牵制，呼之欲出。但是，一身兼总裁、团长两职的蒋先生不点头，办得到吗？

蒋先生对爱子的想法，频频心动，用红笔御批后，嘱经国研究具体办法。太子庐山河西路的别墅，顿时群贤毕集，包括蔡省三、陈元、王升、赖钟声等，开会集议，分工起草组织纲领，忙得一天星斗。

三青团组党的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兼程上山，直言诤谏，同时拉出戴季陶③分头夹击，蒋先生于是改变主意，组党一说，付之东流。

蒋先生碍难采纳，并非没有理由。他自己是国民党的总裁，且“余自束发以来，无时不以基督耶稣和总理信徒”自居，何能允许青天白日的旗帜以外，再飘出别的什么旗来，让左手和右手相互对立。

设立青年团的原意，已经变质，失掉原来团结号召的初衷。由团改党，扩大派系分裂，将置党魁于何地？

事后检讨，经国也觉得很孟浪。他的干部们，有政治狂热，缺少政治经验；注重集团利益，忽视整体利益；倾向于用主观信念的力量，去和客观的事实相抗争。

紧接着夏令营的举办，选举第二届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等高层人事，由庐山而南京，轰轰烈烈，好戏连台。太子系的人马，许季玉、刘安琪和覃异之当选干事，罗泽恺、罗友伦、胡素当选监察。

中央团部改组，陈诚蝉联书记长，袁守谦、郑彦棻为副书记长，经国当选为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原秘书处改第一处，宣传处改第三处，服务处和工作管理处改第四处，视导、调查、研究为第五处）主管组织训练。陈、袁挂名，实权全在太子手里。

掌握到青年团的神经中枢，尽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国民党的事，永远和我们的想象背逆。省市支团，仍由康泽系的人马控制。于是，命令的贯彻上，七折八扣，有时候，甚至地方和中央，互唱对台。

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一九四八年的副总统选举，即是测验三青团功能的温度计。

蒋介石的原意，副总统一职，内定孙科，他对桂系的实力，始终存着戒心；但当时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德邻（宗仁），并不怎么唯命是听，一场攻坚战，在首都展开。

三青团名义上并入国民党，而各县市党部的主委，由CC担任，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出马。CC和三青团，势不两立，而三青团内部，尚有复兴社、太子系的激烈对抗。大部分国大代表，出身各地三青团，党中央下令支持孙科，孙科应稳操胜券，轻易击败对手李宗仁。

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仅一千二百九十五票，④李胜孙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如白瑜⑤、周天贤、刘先云、许伯超等，宁置贺衷寒、袁守谦的劝阻于不顾，也要支持李德邻顺利当选。

李、孙一役，经国歉疚，蒋先生伤心，国民党的腐朽，差不多已无药可救。

青年团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经国转为党的中央委员⑥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张厉生。官衔又长又大，职权无足轻重，经国对这张冷板凳，当然就兴趣索然。

好在，党的职务并不重要，他尚担任预干局的中将局长，为国防部的一级单位。

预干局的全名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一九四六年成立，和它平行的是“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经国推荐。彭投桃报李，用的全是太子嫡系，所以“外界把监察局视为预干局的盘支”。⑦

抗战末期，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大前提抗战建国，还我河山，所以一呼百应，志士来归。“剿匪”是内战，性质、内容、时机和抗日战争，好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也许内战方殷，蒋公出乎情势需要，顾不了那么多，旧梦重温，炒第一次青年从军运动的冷饭。

预干局成立的首件大事，召集青年军干部会议，黄维⑧、刘安琪、钟彬、覃异之等将领，纷纷赴会。会议通过征集第二批青年从军，报请国防部批准。

蔡省三先生，偏偏另持异议，他说：

“问题是抗战刚刚结束，国军正在裁减整编，第一期青年军的复员安置，尚未竣事，许多地方都被‘青年从’扰攘不宁。现在忽然又来搞个‘青年从军运动’，实在是‘师出无名’，不切时宜。要象第一期那样，拼凑一个‘征集委员会’，势不可能。‘运动’眼看是搞不起来，于是只得作为国防部改制后的一项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来办理。由预干局会同兵役局，在全国各地‘招兵’，名义仍然叫‘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并公开宣告，入伍后系接受‘军士’的预备干部训练，成绩优异者，可保送升学‘军官学校’，或直接晋升军士，将来可按役龄再晋级军官。这就是以‘升官’为诱饵。尽管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应征者仍旧为数寥寥，随后是来者不拒，文盲也收，流氓地痞，一并收罗。勉强凑数，虽然兵不足额，仍然恢复了二〇一师到二〇八师的八个师的建制。好歹总算让这支嫡系武装延续了下来。”⑨

第二期的青年军，没有第一期幸运，战局吃紧，先后被调到前线参战。结局，或残或俘，到上海失陷为止，兵员建制，荡然无存。

马歇尔使命（Marshal Mission）宣告中止，国共双方再没有借和谈假惺惺作态的必要。诚如陈立夫所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得来的，谈是谈不去的。”国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下达总动员令，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发动夏季攻势为回应，东北、热河、冀东各个战场，展开战略性反攻。

实质上，谈谈打打，战火燎原，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任何一方都没有住过手。初期国军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几经交手，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不过是银样蜡枪头。

试看，毛泽东下列举证。他说：

“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⑩

毛泽东承认，共方付出三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大批被敌占领的土地，但是，共方立于主动。

孟良崮，(11) 国军张灵甫殉难，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两役约十万人被歼。

鲁西南战役，国军四师九旅之众，遭到歼灭。

国军大书特书的一场胜仗，是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12)但是换取到的，不过一场空欢喜。津浦线短暂通车，陇海西段，又被刘、邓大军所切断。

战场上国军频频失利，共军的新战略，执行“外线作战”。以乡村包围城市，由游击战，扩大为阵地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国军变强为弱，变攻为守，双方形势消长，急转直下，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

其它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13)和军事一样地令人沮丧。

导源于“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了无宁日。他们提出的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无不矛头对准南京政府，旨在瘫痪国民党的后方，打击民心士气。毛泽东称此为“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当局，自然很清楚，这是敌人的恶作剧，是中共地下党幕后的策动。经国负责的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确绞过脑汁，派精英分子，渗透到各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壁垒分明地，相互对抗，可惜成效极其有限。国民党人，即使在后方，也不是中共的对手。

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政府财源枯竭，唯一的希望，等待美援，美援不来，只好滥发钞票，借资挹注。

失业、饥饿、萧条，每一项因素，分别困扰着国民党政府，加上中共巧妙的宣传，轻易地转嫁到另一方去。认为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反正一无是处。

国民党若干短视暴虐的举措，(14)无形中亦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崩溃的步伐。

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相当微妙。一只脚在党里，一只脚在军里，可都算不上高层决策人物。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没有他的分，各军种各兵团，直属参谋本部，鲜有轮到他插足的余地。

大局如斯，经国对一切的情况，看得比他父亲还要清楚，原因，蒋先生高高在上，很少有兼听的机会。

经国因而忧郁彷徨，口头上、行动上，他要扮演成乐观坚强的斗士，强调“天下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心灵深处，阴暗深沉，看不见地道那一头，有任何光芒。

扶持危局的办法，集南京所有的诸葛亮，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即使有，蒋先生那样的性格也听不进去。听进去的，办不办得通，尤其成问题。

避免坐以待毙，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经国召集亲信反复研究，且得到蒋先生的首肯，终于提出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15)

纸上谈兵，计划是不错的。

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及龄壮丁，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家保乡，巩固收复区，根绝共军兵员粮食供应。

预备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

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

南越这一妙招，没有成功，关键系于：

一、属于政府方面的干部，赶不上越共方面干部对主义信仰的宗教狂热。

二、政府军没有力量保护村民的安全。经不起越共的报复打击。

中国的情况，较越南更特殊。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彼此矛盾。绝大多数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

凭这付印象，已命定失败，劳民伤财，空忙一阵。

经国有什么选择呢？明知不可为，亦只有临危受命，鞠躬尽瘁。

计划没有出门，困难来了。行政院重划行政区是第一关，中训团另编预算，订编制，备营房是第二关。

行政院的官僚们，对国事的轻重缓急，漠不关心。仅知道照章办事，奉公守法。一记太极拳打过来，经国已手足失措。他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耗时旷日不说，能否顺利通过，还是未定之数。

最后，还是蒋先生想到的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交国防部出面办理。但“实验绥靖区”的原定计划，早已走样。

国民党的事，如是拖泥带水，甭说，对敌斗争之不易，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就够辛苦了。

“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六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支，子弹两百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颇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一九四八年一月，国防部戡建总队(16)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六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都受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

队员或个别、或小组，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上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因而，戡建的功能，未见发挥，内部倾轧的现象，不一而足。

戡建总队之外，尚设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为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其奈，俱往矣，随着国军的覆灭，他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兖州第五大队，于许世友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成擒。

襄阳第四大队全队被歼、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

潢州第三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各奔东西，而自行解体。

淮阴第一大队，未遑开展工作，即和南京的联系切断，后陆续逃回上海。

合肥的第二大隊和唐山的第六大队，一九四八年七月调到上海。

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携秘密档案投共。

赣南时期，经国曾说过：“年轻人的日子是不夜的，可是年轻人的黄昏来得太早了。”现在，竟成了他自己的忏语，命运就这么捉弄着他。

(1)吴嘉静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谈判与马歇尔使华》，《中报月刊》第41期（香港，一九八三年六月），第98页。

(2)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3)曹省三、曹云霞著《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第178页。

(4)程思远著《李宗仁先生晚年》，第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北京。

(5)白瑜为广西籍立法委员。

(6)第一次当选国民党党中央委员。

(7)同（3)。

(8)黄维，前国军十二兵团司令，徐蚌会战被俘，一九七五年中共释俘时，恢复自由。

(9)同（3)，第185页。

(10)毛泽东著《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9页。这一统计数字，不一定正确，但国军损耗巨大是事实。董显光谓“到了民国三十六年终，中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危险已至更剧烈的现象”。《蒋总统传》，第488页。

(11)电影《南征北战》和《红日》即描写此役经过。战争发生于山东沂蒙山区。

(12)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九四七年四月，共军主动放弃延安，国军得一空城，不久，胡部被全歼。

(13)Russell Randall 准将，认为这场战争有五个方面：战场上、财务上、政治上、精神上和心理上。见《中国时报》旧金山版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版。

(14)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其余如特务恐怖、抓人、判刑、坐牢等。真正的共党分子，极少抓到。

(15)同（3）。

(16)国防部系统的特种工作队，尚有“人民服务总队”属邓文仪的国防部新闻局，“绥靖总队”属国防部第二厅。

八一九防线

毛泽东搞经济是外行，但搞斗争是专家。蒋介石相信军事万能，其余都不重要。

战争进入第二年(和谈破裂),共军反守为攻,国军精锐，象见到太阳的坚冰，快速融化。

毛泽东“宜将胜勇追穷寇”①的战略，就是看准蒋的弱点，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由内线进攻，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

等到后来，蒋看到事态之严重，承认经济战场上，也遭受挫折，已生命垂危，再无法挽救了。

据董显光说：一九四八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②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来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给，比之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③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巨大，可真是“法币的末日”了。

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压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区，日益扩大，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国库收入（田赋）锐减，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赤字成为天文数字。

国府更大的困扰，每失一地，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④这些人内心里拥护国民党，恐惧中共的“解放”、“翻身”。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共达二千万之巨。政府无法坐视，需予人道救济，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

“无粮不聚兵”，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从事剿共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又持续数载，民穷财尽，筋疲力竭。

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那就是：国民党先要自助，着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运动，才肯慷慨解囊。

华盛顿的观点，并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无条件地送钱送枪送炮，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有一分钱的功效。然而，客观事实是，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肓，再猛的药物针剂，短期内，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进而生机勃勃。

至于陈伯达所说的“四大豪门”等等，和真实情况，并不全部符合。

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办法，唯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应付急需。其后果是“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生活物价飞涨，币值日降。”⑤

渐渐地，灵符失灵，“举国已成法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僻远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⑥换句话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⑦

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第三天，蒋、翁（文灏）联合招待民意代表及京沪银、钱业，同日宣布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二十一日，发表俞鸿钧和蒋经国的新任命。行动迅速和敏捷，显示政府的决心，非打赢这一仗不可。⑧

方案的条文甚多，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

一、自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十月二十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二、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圆券（其后又将限期延至十月三十一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

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

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紧急处分令，系总统根据宪法临时条款所授的权限，即西方所谓的Mandate，无需经过立法院的立法程序，和美国参议院在东京湾事件后通过的越战授权相同。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八月二十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文章说：

“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蒋先生实在没有别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于满朝文武中，赤胆忠心。而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认“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败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⑨

经国的信心，来自他的潜意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地说：“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⑩

然而，民间舆论，却向他大泼冷水。

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带着严重的失望，在社论中写着：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11)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接着说：“中国的一般情势是绝望的，蒋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隐匿其严重性。”(12)

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更有直率的评论：

“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它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治，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于希望的，莫过于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

负责拟订这个改革方案的是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财长。据王乐估计，币改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二十五亿，赤字仅及十亿。弥补的办法，可以靠出售国营事业（棉纺厂公债），美援物资，以及增加侨汇。”(13)

经济学家，则大不以为然，“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得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支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14)

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未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

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九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

基于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后在节流开源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是增加出口，减少浪费，撙节外汇。这个说法，其实是信口开河。战争一天不停，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这些燃料滋补从哪里来？当然，要靠外汇，而撙节又从何说起？

王云五最大的如意算盘，希望美国拿出五亿美金作后援。王特别专程赴华府，但是杜鲁门政府给他吃了闭门羹。

经国带着他“新赣南政治”的资本，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分旧干部，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就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照政府公布的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品，必须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即官方称谓的“八一九防线”。管制的目的，打击投机市场，“革上海人的命”。

在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二十三、二十七两天，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全部出动到全市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七十天的经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八一九”到十月二日，是第一阶段；十月三日抢购开始，到该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过议案，放弃限价，是第二阶段。

最不愿意和太子合作的，当然是上海的财阀和“教父”，要是他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其次是国民党内部的官僚集团。

经国上任不到三个礼拜，派系斗争的裂痕，已由里层而表面。南京消息，宣铁吾将调衢州绥靖副主任，遗缺由经国继任，宣表示“今后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就是一付酸溜溜的口气。

跟着吴国桢市长，也跑到南京，向蒋递辞呈；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对抗；内争一升级，外侮自然会加剧。(15)

第一个向经济紧急处分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职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服刑。这是对经国办事的决心，初次考验。杀鸡儆猴，为中国自李斯以来，严刑峻法，借以慑服人心的原始法则。

随后送命的有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官员戚再玉（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长，勒索罪被杀），因囤积而处死的有王春哲，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共达六十四名。这在上海那个“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经国要建立法律权威，要铲除恶势力，的确很给望治心切的上海人民，不同凡响的观感。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称为“雍正皇帝”。

有些手段，连经国自己都认为“多少是不近人情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家鞋帽公司，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被罚一千元，老板托人说项，蒋的答复：“好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令出法随，铁面无私，固是好事，从纯法治的观点看，未免有些近乎即兴主义。

但经国是下定决心，和上海的财富集团，拼个你死我活。在那篇《上海何处去》的演讲词里他向上海的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他说：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16)

接着他疾言厉色的警告他的敌人说：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于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17)

由戡建队喊出来最响亮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所揭示的四大工作目标，也提出“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18)对于群众心理的掌握，经国真不愧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宣传家。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成为传诵一时的政治格言。

上海人民感到最吸引的，莫过于他的人民哲学，“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19)这套口号，当时在苏北、华中、鲁南……“各解放区”，早已是中共动员民众的口头禅，好在经国不怕戴红帽子，前进的青年，苦闷的民众，对经国的印象，可就与其它的官员迥然相异。

当群众的情绪，被鼓动的和商人们对立的时候，商人就会被孤立起来，有利经管工作的开展。所以，假使戡建大队是他的骨干，人民服务站和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则是力道无边的两条竹节金鞭。

经管命令下达的第十天，上海成立了十一个人民服务站，它的任务，主要是接受告密。九月十日，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选拔了一万二千三百三十九人，分组为二十个大队，有组织地扩展群众运动的基础，青年们的反应，其热烈的程度，“如怒潮排壑似的投身到服务总队的旗下来”。不过，等“青服队”受训完毕，经改的好景已过，瞬将成为不治之症。

至于智囊人物，贴身干部，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根本格格不入，他只相信他的留苏同学和新赣南的旧干部，这批人的确出了大力气，是推动经检的主力，初期的表现，真有些气象万千。

经国的地位，随着经检暂时性的成功，在上海成了一位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以收兑黄金为例，一个月中，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三亿七千三百万元，其中包括黄金十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二两，美钞三千二百八十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元。中国的农村和小城市居民是把黄金视同生命的！没有土地的农民，把黄金看作土地。

这些黄金美钞，全是上海升斗小民的，他们愿意和政府合作，说明，经国的声誉，已在他们心目中生根。王云五沉不住气，马上沾沾自喜，他对立法院说：

“……本人不仅应以口头及在短期内以书面分别答复，并决以事实答复（鼓掌）……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头脑冷静的专家，看问题就透彻得多了。他们把政府冻结物价的措施，比喻为用“立正”、“稍息”的军事口令，来建筑“经济上的马奇诺防线”。(20)也有人指责，是“漠视工业再生产的可能性和商业商品流通的必需条件。结果限制不敷成本，工商业再生产和再循环，必然引起紧缩，生产衰落了，流通呆滞了，而在政府强力压制下，工商业者只能忍痛地把现存无法匿藏的商品，亏本出售。”(21)它的后果是使大多数善良的工商经营者以及民族企业遭殃。

在执行上，取缔囤积居奇，禁止奢侈品进口与贩卖，停止证券市场的交易，禁止外资的外运，捕捉黄牛党的活动……，都是消极的行动。要执行得有效，须依赖积极的行动，譬如游资的疏导，生产的鼓励，物价的调整，出口贸易的促进，尤为稳定经济的根本问题。但是任何足以稳定通货的办法，无法立竿见影。没有安定的人心，和前方来的胜利消息，都只能治标于一时，解决不了根本。

不错，上海一地的管制，在军警的压力下，形势暂时稳定了，搞囤积的大户，玩套汇的老千，摔交的摔交，坐牢的坐牢，市面物资供应受严厉检查登记、没收的打击，已收釜底抽薪之效。在经济原则上，单上海一地守住“八一九”阵脚，这些现象对全局并不有利，也不合理。商品社会，物资总往价高处流。现在上海物价相对低平，则一切流入上海的物资，势将瞻顾不前，结果，造成全国压迫上海的形势，上海一孤立，目前的畸形稳定，早晚会决堤。

支持国民政府的台柱是江浙财团。这支地方势力，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连他父亲都晓得其中的利害，再怎样，也得罪不起的。经国初到上海，虽然，“爷爷叔叔”在国际饭店和他们礼貌了一下，可是真要用打击赣南绅士的手法，蛮干硬干一通，经国的道行，比起这群千年老道来，就不是对手。象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之被捕，对人心的刺激诚然有功效，打击圈过分扩大的后果，一旦让他们集合起来反扑，兹事体大了。

共产党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当然，也不会放过经国的。中共的策略，一则扣紧瓶头，不准“解放区”的粮食及工业原料，流入都市消费中心，使生产和消费脱节；一则以高价收买金钞及民生必需品，造成粮荒，增加上海市民的恐怖心理。”(22)

回到市场上的实际情况。币制改革，生产萎缩了。

私有财产社会是为追逐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无利可图，而要赔累，必然不能维持生产。币改前物价剧动，生产成本无法计算，生产过程较长的事业，都不能安稳生产。物价突然停摆，尤其在一个偶然的，高低不一的地方歇下脚来，对生产更其不利。最成问题的，是原料仰赖外地的生产事业，购买外汇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捐税加重，运费加昂，成本涨，售价不涨，当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

即使，国内就地取材的工业原料，情形亦大同小异，内地农民，受够通货膨胀的教训，“重物轻币”心理，根深蒂固，对于金圆券和限价没有信心。要买原料，必须物物交换，或以银币支付，原料要以高于限价的价钱买进，多生产多损失，于是剩下减产的一条道路。

其次，游资压迫物价，金圆券出笼，日有增加。此项资金，原本本质上是贮藏的财富，现则变成金圆券冲到流通中来。原有法币转换金圆券不变，财政支出不变，金圆券的动脉进出收回并不调匀，膨胀现象仍存在，因此游资在高涨，在寻求出路。先从囤积之路，被检查所堵，只得远走高飞，往管制松的地方逃。逃亡虽也被拦阻，但钻隙窜空，防范不易。《大公报》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社论中警告说：“涌涌游资，不能导进正当的生产事业，有朝一日，必将冲毁管制的藩篱。”

商人的自卫战术，先是消极抵抗，把上海七百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物价虽稳定，有市无货。上海的西餐馆，因买不到鸡肉菜类，将西餐取消，改卖面包炒饭。经管会手足失措之余，宣布限期登记存货。九月三十日那天，曾动员五千六百人，组成一千六百二十八个小组，由市警局俞叔平局长担任总指挥，实施物资总检查，规定“如发现有隐匿未登记者，一律查封，若登记数量不符，或自行移动者，报督导处核办。”执行当局的用意，是希望彻底掌握物资，防止奸商兴风作浪，兼可根据物资情况，调节供应，收一石二鸟之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人的反击策略，不是那样容易对付的，囤积技巧，层出不穷，有些商人利用火车来囤积，多付运费，让货物留在货车内，今日漫游无锡，明天开到镇江，活象一所活动仓库，俾蒙过检查人员的耳目。

起初，商人以原料缺乏为由，要求停工，进而改变战术，据官方的记载，他们“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这就是十月四日市场波动的缘由”。上海的流氓势力，的确很大，假使当局真有足够贮藏的物资，商人的计策，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击破的。这个解释，似乎有存疑的余地。

抢购摆长龙的现象，开始于十月四日，南京当局，却自一日起，加强管制扩大区域，经国的权限已不止上海了，《生活杂志》说，“相当于一个法国的面积”。

反映当时情况的经国日记，最具参考价值：

十月三日 ……十时，主持检查委员会例会，讨论实施总检查的办法，大家的气已不如以往的旺盛，这是和今天的困难环境互相发生关系的现象。

十月四日 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现象。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且内心非常不安，因责任所在而不敢忘也。

十月五日 人心动摇，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今天决定加紧取缔美钞和黄金的黑市交易……

十月六日 抢购之风，虽然比较好转，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解除。米的来源空前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买米量则较往日增加一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真是日夜所不能安心者……(23)

经国所说的“困难环境”，指的是济南失守，他在十月的《反省录》里，曾坦承是“军事以及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局势。”经国强调过政治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是不可分的，现在济南失利，人心动摇，应变措施当然会把金圆券拉下马来。

最矛盾的是，政府一面严格限价，一面领头加税。十月初，宣布“卷烟、熏烟草、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丝、烟叶，七种税额，增加七十一倍”。烟酒燃起了星星之火，再加上燎原的油棉，抢购潮乃变成万马奔腾的洪流，迅成泽国。这等于中央主管单位，先给经国砍断一条腿。

上级扯经国的腿，地方干部也要捋他的虎须，有个现成的例子，市政府社会局长吴开先，未得蒋氏同意，批准绒线厂盘上涨五成，并发表谈话，列举数字，说明批准涨价的苦衷，被经国所否决。

“扬子案”是这个阶段最大的打击因素之一，经国过去一个多月来的声威，从此全部输光，上海居民，把他的政治口号，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扬子案”众说纷纭，真相如何，到今天还是个谜，据经国自己的说法，是外面扩大其事。“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可是，另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K.M.Panikkar）在其旅华回忆《In Two Chinas, Memoir of a Diplomat》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市。翌晨（十月一日）飞沪，经过宋美龄从中干预，此一丑闻，喧嚣中外，不日，孔令侃飞美。

另据曹聚仁的记载：“当宋美龄带着大公子（孔令侃）去看蒋先生的时候，经国已经束手无策了。”退职记者在《哀江南书》里提到，孔令侃看姨父的时间，是十月九日的上午，在经国“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之后。参考各种可得的史料，相互印证，“第一夫人”插手“扬子案”，使经国受挫，已成不争的事实。

家族干政，豪门当道，群情哗然的后果，接着就是“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忙”。总崩溃前夕的这一幕，乃在观众的惋惜声中，黑灯暗场。

了解十月三日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妨把这以后大公报的新闻摘要，检查一下：

十月三日 无锡、杭州有抢购现象，食米限购五斗，鲜鱼鸡蛋绝迹。黄牛、单帮大活跃，有组织的抢购物资外运。

十月八日 两监委到沪调查扬子囤积案。造纸业建议销毁法币作原料，可维持六个月之用。

十月十六日 经管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使用全力扑灭黑市行动。金钞黑市已发现，换发身分证，准备全面配售日用品。

十月二十一日 工业界在没办法中挣扎，实物交换盛行。

十月二十二日 翁文灏邀蒋经国商谈安定经济新办法。

十月二十三日 排队买面包。

十月二十四日 北平教授（毛子水，朱光潜等）为民请命。

十月二十九日 蒋经国赴京前，告重要干部，坚决反对开放限价。食米藏入棺材，床下抄出火腿。

从上述新闻中所勾出的一幅图画，可用四个字来说明，“危哉殆矣”。经国自己的描写，“本星期（十月三日至九日）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更是不断的告急警报：十月十四日，“上海整个的空气是在恶转中”；十月十六日，“今天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扑灭黑市的严厉办法，但是并没有见效”；十月十八日“……许许多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一天天严重。”抢购到了排山倒海的地步，捉拿、枪杀……这些手段，也就到了黔驴技穷的阶段。经改会斗法的对象，非仅是“奸商”、“流氓”，还加上警察和七百万人民。面对如许庞大的势力，即使是“戡建队”“青服队”一百倍的力量，也难照顾周到。

经改会的最后一着棋，是在市区的一个小菜场上，每天派出服务小组，配合辖区警察，执行检查监督。别看市场虽小，“小菜场是大上海社会的缩影”，服务工作最容易发生困扰的也在小菜场，流氓持暴凌弱，到处造成群众骚动，需要派武装人员持枪实弹前往镇压。“警察和商人勾结，设法帮商人疏通，包庇商人为非作歹”。管制人员在场内管制，买卖双方则在场外交易。所以经国看到这个莫可奈何的现象，才写下“今天最要紧的是要沉得住气，有若干干部，心理已经开始动摇，这是如何可虑。”

干部动摇，首脑部门，何尝不动摇。高阶层立场的动摇，十月中旬即开始，二十日翁文灏召集经管要员开会，“无具体结果”，但次日经国访翁谈话的结论：“财政部没有一定的办法和主张，颇有动摇不定的状态。”二十七日的会议，经管的丧钟，终于响起了。

会议开了三天，“鸽”、“鹰”两派，曾有激烈的争辩，主题在“议价”“限价”之争。主张议价的，实际上是投降派，认为限价既未能阻止物价上涨，反而形成抢购物资的现象和黑市猖獗的结果，事实上倒加速了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故不如干脆议价为宜。主张限价的是“改组派”，也就是所谓的“死硬派”，“力争限价的取消，就等于宣告经改工作的失败，等于宣告金圆券的崩溃，结果徒使物价——甫经就范的野马（事实并未就范），又脱去缰绳去任性奔驰，民命国脉，将不知伊于胡底。”改组派还认为，只要政府能掌握物资，就可随时动用，可以用区域间以货易货的办法，换取必须的食粮和农业品，其次配合精确的配给制度，使这些物资合宜地分配到市民手里，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免掉黄牛党的套汇囤积。

经国的立场，自然是站在“死硬派”这一边的，他在日记里，有很清晰地交待。“十月份的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问题不是在于限价不限价，而表示政府无能，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最后他说：“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这段记载，正印证了那时京沪报纸，“经国坚决反对开放议价”的报导。

行政院的经改讣文，到十一月一日正式公布，但公布前夜，尚有两处起程炮。

代表“民意”的立监两院，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立院十五次院会开会讨论经济危机，“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院提出纠正，结论“未能镇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黑市猖獗现象。”这表示，负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们，对政府已不止是怨，而是恨怨交织。

真正反映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悲观情绪的，是来自北方的“停教宣言”，北大教授周作人等八十二人，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说：“……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十月二十五日）起忍痛停教三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教授要停课借贷，该是多么讽刺的写照。这代表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绝望和悲呼，哀莫大于心死，由小市民到知识分子。至此，一心一意地等待毛泽东那个红太阳的来临了。

经改失败，翁内阁倒台，起草人王云五退位让贤，经国这场全本武戏，只好落幕告终；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表示一番歉意，说了些沉痛的话，于十一月六日，悄然离沪，回杭州蒋寓，和蒋方良团聚去了。

金圆券昙花一现，等于把国民政府的外衣剥光，这以后，四野挥师入关，中原震荡，军事上出现雪崩的局面，已毫不足异。而对经国的教训，不仅是“读了一部经济学”，更读到了政治经济学，懂得经济规律，硬用政治手段去对付，必败无疑。曹聚仁写道：

“经国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接着曹说：“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经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离开他了，新赣南所造成的政治声誉，这一下完全输光了，有的人，提起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24)

杨贵妃系指着宋美龄。为了“扬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25)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宋美龄的破坏，经改也不会成功。

《大公报》刊有《打虎赞》，既讽刺也写实，堪为本章结尾的插曲。(26)

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

米纱烟纸实仓库，一夕被抄泪似雨！

惋惜市场变幻多，任从此辈作风波，

笙歌华屋优游甚，哪问贫民唤奈何？

更把黄金通显贵，达官交往恣狐媚，

官商一气共沆瀣，浑水捞鱼力不废，

君记否？

去岁金潮经调团，未呼捉虎事周旋，

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

而今经济革兴后，限价依从新来打虎显威风，

声誉纷纭腾众口，

或为老虎暗担心，或为辛劳忱使君。

世间到处狼与虎，

孤掌难鸣力岂禁？

①见毛泽东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②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三十三章“东北与华北的崩溃”。

③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

④同②。

⑤笪移今著《从金圆券看经济趋势》，《中国建设》，第7卷第13期。

⑥夏炎德著《币制改革有办法吗？》，上海《观察周刊》，第4卷第19期。

⑦笪移今著《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上海《观察周刊》，第4卷第18期。

⑧《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的社论：“兹为挽救当前社会经济及政治军事等重大危机，实应立谋币制改革，不可借准备未完，条件不足，或时机尚未成熟等理由，再事拖延……。”

⑨蒋经国九月十二日对“青年军联谊会”的讲词，收入《一片忠心》，台北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筹备会编印。

⑩同⑨。

(11)程准著《币制改革纵横谈》，上海《经济周报》（一九四八年）。

(12)E. Kann: The Chinese Currency Situ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Nov 3, 1948 No. 18

(13)刘大中《改革币制已届成败关头》，上海《观察》第5卷第4期，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

(14)同(13)。

(15)九月四日吴国桢去南京。

(16)同(9)。

(17)同(9)。

(18)“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典礼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队员一万两千人。成立宗旨：一、打祸国的败类。二、救最苦的同胞。三、做艰巨的工作。四、尽最大的义务，主要是协助戡建大队，“执行‘经改’工作”。

(19)同(16)。

(20)同(11)。

(21)同(6)。

(2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76—77页。

(23)蒋经国《沪滨日记》，收入《一片忠心》同(9)。

(24)同(22)。

(25)据徐思贤将军面述。

(26)白忧天写《打虎赞》，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大公园》页8。

南京·溪口·上海

毛泽东乐观的估计，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①斯大林不信，②毛认为“可能”，只是审慎的乐观。

但一切的发展，比毛的初步想象还要快。

辽沈战役，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结束，廖耀湘、范汉杰、郑洞国的部队，先后瓦解，国军精锐，丧失了四十七万兵马。东北失陷，林彪的四野雄师（十二个纵队，十六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共七十万人）③沿着多尔衮的老路分东、中、西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直迫平津。

中原战场，九月下旬，济南失陷，王耀武被俘，共军即将长驱直入。下一步，将危及京畿的安全。十月二十九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江淮必守的主张，放弃陇海线上的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

蒋先生原属意白崇禧担任总指挥。白先同意，后又变卦。改派宋希濂，蒋不放心，乃落到杜聿明头上，刘峙挂名。

这就是国共双方打的最大的一次战役，史称“徐蚌会战”，或“淮海战役”（中共）。

国军出动的兵力，约八十万人，计有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孙元良的十六兵团、黄维的十二兵团。另有交警总队、炮兵、工兵、战车等单位。

共军参加的兵力，为六十万人，包括“三野”所属的十六个纵队，二野的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冀鲁豫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国军无不占尽优势，但共军机动灵活，将士用命，战斗意志旺盛。

蒋先生的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聚敌痛歼，挽救危局。不幸，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没有等大兵团展布开兵力，已为敌人各个击破。

前线失利，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行政院院长一职，乏人问津，历胡适、张群，最后由“阿斗”孙科出来送葬。

蒋先生的最后一张王牌，是请求华府急救。“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中共的意志”，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进一步指出：“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 蒋先生深信“此一宣言纵未能立即补以物资上的援助，已足挽回动摇的心理，而制止日益增加的失败主义者。它可作为对共匪的一种警告，使此时尚留在长江以北的共匪，暂止于华北的收获，以免冒对美冲突的危险。”④

杜鲁门的复信，说了些漠不相关的话，表示一下同情，予以婉拒。十六天后，蒋夫人亲自出马，白宫晤杜，旧事重提，要求华府派将领前往中国，及十亿美元的军经援助计划。得到的答复：“除非美国派军参加，任何大量军事援助，均将于事无补。”

杜蒋私下已有嫌隙，种因于蒋支持共和党杜威的竞选，杜鲁门说过：“我恨不得把这些家伙关在监狱里。”⑤外加国务卿马歇尔对南京政府的偏见，国务院中国科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已无药可救。任何寻求美国援助的努力，均将落空。

经国形容此一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

“共匪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的攻势。一般丧失斗志的将领及寡廉鲜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共匪‘和谈’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共匪的欺骗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已趋于崩溃。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⑥

逼蒋“引退”的动力，来自担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白抗命增援徐州的事，蒋白关系，已临破裂边缘。⑦十二月二十四日，白自汉口发出的“亥敬”电，咄咄逼人，驱蒋的态势，呼之欲出。跟着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中层干部，甚至“激起了一股‘兴师勤王’的念头，” “团结在蒋公的周围，稳定那种局势，”⑧可见危殆之严重。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等于对南京发的哀的美敦书，内外交攻，蒋即使想恋栈，亦时不我与，剩下退路一条——下野。

蒋迟迟未见行动的内因：不甘桂系逼宫，出乎义愤是其一；需要时间，从事必要的部署是其二。至于经国所说：“父亲对于杜（聿明）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之决心。”⑨其可信的程度那就太低了。

首先，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部为京沪杭总司令，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离京飞杭那天，公布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委。

派经国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一月十日，派经国去上海，命令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同月十六日，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遭到接收。

二十一日，正午约宴五院院长，下午二时，在黄埔路官邸，约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出示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经国回忆：

“时在坐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父亲个人的进退出处，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⑩

我们看过尼克松下台前的哭哭啼啼，里根失掉总统提名时的难堪脸色，蒋先生英雄气短，自属常情。

文告最后一段，勉励“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风度翩翩，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把戏，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离开中常会，蒋驱车先至中山陵，(11)面孔严肃地站在国父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离一九四六年五月还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将何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四时十分，乘座机离京，临空后，吩咐座机驾驶员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苍山含黛，江流呜咽，“别时容易见时难”，落木怆怀，悲恸难已。

五点二十五分，抵达杭州，浙江省主席陈仪迎机，假楼外楼设宴接风，席间陈劝他要“拿得起放得下”可触怒了老人破碎的心灵，陈后来在台伏法，固由汤恩伯报密，说陈有异心，是其主因，陈口不择言，已埋下杀机。

当晚，蒋下榻空军官校的天健北楼，入睡前，告诉经国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多了！”

如果蒋先生真做到“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的话，抗战胜利，急流勇退，盖世英名，决不至毁于一旦。如此下场，何来的“轻松”？倒是经国说了真话：“我恭聆之下，无限感慨。”

桂系拿到一个烫手的蕃薯，忙于组阁和谈，蒋氏父子，则徜徉于溪口“山林泉石之间”，等于看南京的戏法。

一月二十八日，适逢农历除夕，“全家在报本堂（丰镐房）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为蒋先生三十六年来第一次“在家度岁”举贺，躬逢其盛的，尚有张群、陈立夫、郑彦棻等。

元旦，“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喧天，龙灯漫舞，向父亲致敬祝福”，乡里浓郁的人情味，给蒋氏父子带来无限慰藉，至少，把国事可暂时抛到一边。

表面上，蒋先生一介平民，闲云野鹤。其实，他则隐而未退，溪口取代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就道。如：

一月二十九日，“接见黄少谷，决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一月三十一日，“林蔚文（国防部次长）先生自南京来溪口。”

二月七日，“李弥将军来寓，父亲约彼餐叙。李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

二月十七日，阎百川（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驾到。

三月三日，张治中访蒋。

三月十九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

三月二十四日，陈诚自台湾赴溪口。

四月十日，周至柔总司令、胡宗南长官到奉化。

四月十二日，居觉生（正）、陈启天访溪口。

从上列紧凑的活动看，蒋先生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闲人。李宗仁取得头衔，但无实权。他下令释放张学良，就没有人理睬。行政院长孙科，为了报竞选败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绝自粤迁宁，公开闹府院分裂。

当初桂系，拉蒋下马，欢喜一阵，他们就没有想到，蒋先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扑了一个空。

到这样危难的时候，蒋先生才真正知道，那些门生宠臣，并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可推心置腹，经国的手杖作用，愈益明显。他虽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未去就任，终一九四九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随侍蒋先生，形影不离。

于是，到溪口去的党政显要，毋论送往迎来，联络派遣，几乎全由他包办，重大使命，更非他莫属。二月初，奉命转运中央银行储存之黄金白银五十万盎斯前往台湾、厦门，既要机密，防止南京的阻挡，又要说服主管财经金融当局，使其合作。蒋先生此举，从历史的观点看，防止“资匪”。政治的意义上，未尝不是拖李宗仁的后台，从经济上，采釜底抽薪的手段。

除了秘密抢运黄金，定海机场的建筑，同由经国暗中进行。他说：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询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12)

足证蒋先生对时局的看法，比较现实和深远。意识到渡江只是时间问题，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他心中已有了退路。

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三日登场，人事纷争，稍有头绪。一面备战，一面和谈。南京派出张治中为首的和平代表团，北上议和，南京的腹案，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希望隔江而治。

毛泽东是多么厉害的角色，已经到嘴边的苹果，怎会放弃！陈兵江左的，是百万雄师，他誓言非“把革命进行到底”不可，谈判只是策略，瓦解国民党的统治结构，才是他的总目标。

四月初，溪口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长江的防务上，蒋先生比谁都清楚，能战始能言和。而南京的和平攻势，未尝没有备战言和的意思。

七日清晨，下榻丰镐房的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急电两封。字数寥寥“……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等下落不明……。”

自戡建小组组长宋特立于前年八月在武汉“失踪”，这是半年来的第二宗众叛亲离，经国的感受，任何人凭想象，可以作出自己的结论。七日那天的日记，只字不提，只说了些和战方面的大事。蔡省三说：经国“曾痛哭流涕的向乃父作检讨”，报告有之，“痛哭流涕”未必，我们只好当“据说”，姑妄听之。

为了便于读者一窥全貌，预干总队兵变，宜详作交待。

贾亦斌行伍出身，后考进陆军大学。一九四六年夏，由彭位仁推荐，受经国赏识，由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而国防部预干局副局长，而代理局长。

济南失陷后，国防部预备在长江以南，组织新军。时任次长的林蔚，问计于贾，贾说，干部可出自青年军预备干部，“至少一万人是不成问题”，这就是预干总队的由来。

一九四九年二月，总队调到嘉兴，贾自兼总队长，任命黎天铎、林勉新为少将副总队长，人员四千，设四个大队。

贾事后承认，“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各人要自谋出路”，“因此，我对国民党绝望，决心投向共产党”。前年十月，和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在南京中山陵取得联系。

贾：“……你看我们怎么办？”

段：“要自己抓武装才有办法……。”(13)

最初，贾和伞兵总队第三团团长刘农畯，计划在南京起义，“把在南京的主要军政人员都抓起来，送到解放区去。”但因部队调派而未果。

贾积极布置起义的蛛丝马迹，溪口方面略有所闻，特派江国栋携带大批银元住在嘉兴的一家小旅馆里，暗中调查。三月上旬，贾应召前往奉化，和经国举行面谈，经国丝毫不动声色，暗中通知南京，把贾的三项职务解除。代局长由徐思贤接任，总队长黎天铎升任。

贾虽解职，新命仅国防部部员，却无碍于起义行动。四月二日，接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在嘉兴举事，“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过江。”

预定起义的日子是四月十五日。贾于四日潜至嘉兴，六日，为黎天铎获悉。因而日期提前。贾在《嘉兴起义始末》一文中这样记着：

“天色垂暮，李凯宾派了十几名学员持冲锋枪来接我，到西大营后，操场上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干部学员们正拿起武器，整装待发。见了我，纷来握手，气氛紧张热烈。我立即同学员们一齐到黎天铎的办公室和他谈判，学员们和他评理，他不肯行动。到午夜十二时，还是相持不下，我看时间不能容他再拖，就明白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叫我来的，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我送到国防部，可以升官发财；第二条是跟着我们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限你考虑五分钟答复。’这时学员们有的把刺刀指向他的胸膛，有的把手枪对着他的后背。他见势头不对，吓得魂不附体，嘴唇发抖，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带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这样，他才拿起笔来，下命令‘行军演习两天’。”(14)

起义部队抵达乌镇，国军兼程赶到，七日深夜，分三路突围，黎天铎和潘振球趁形势混乱逃脱。贾历尽艰辛，走了七天，剩下几十人，逃到江西吉安。

从全局看，事变的本身，微不足道，即使贾顺利将部队完整地带到天目山，对国军的防御，并起不了多么严重的骚扰破坏作用。反正，民心士气，已听天由命，无再战的决心。国军阵前起义的，从东北的滇军开始，到徐蚌会战，层出不穷，亦见怪不怪。然而，预干总队，是经国的嫡系，含有“勤王”的意义。外界议论“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了”。

预干总队能起义，住在宁波的绥靖总队，是否还靠得住呢？(15)

由于挫败中所得到的教训，经国到台湾后，全力发展自己的特务组织，控制军队，控制学生，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必然发展。“保密防谍”，疯狂推行，可能牺牲很多无辜的生命，但是，他坚信，是巩固领导中心的必要手段，多少代价，在所不惜。这是后话，此处不赘。

共军于四月二十一日，分三路渡江，国军宣传的长江天堑，汤恩伯居然不如三国时代的孙权，一夕间，江南变色，似儿戏一般。

兵荒马乱中，李宗仁和蒋先生，在杭州举行紧急会谈，下列对话，颇堪玩味：

蒋：“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会中匆匆决定：

一、宣告和谈破裂。二、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指挥陆海空军。

其实，这两个巨头会议，可开可不开，对人心、对大局，无甚补益，南京于二十三日失陷，风雨苍黄，世道沧桑，又岂是浩叹而已。

和南京失守的同时，太原被陷，内外形势之绝望，经国内心之沉痛，莫可言状。紧急措施，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虑”，同日（二十四日）与夏功权处理有关溪口之事务，作永别准备。

中午，蒋先生嘱咐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临行前的离情别绪，见其日记：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16)

经国“重回故土”的誓言，很有些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的气概，可是，他没有麦帅的幸运。

由于长江的门户洞开，共军在江南平原的开展，好比脱缰之马，任意奔驰。国军的抵抗能力，至此消失殆尽。京沪线上的城市，转眼间全被“解放”。“这一战役，共军进军的神速，远在八一三战役的日军之上，”一位曾参与淞沪战役的记者，不胜茫然地写着，“同是当年的将领，碰上了共军，会这么没有自信心的。”

五月十一日，上海已经听到了炮声，共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淞沪保卫战的态势自然形成。事实上，整个江南平原，国军能够控制的，也仅有上海这个孤岛。

蒋先生对淞沪的重视，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渊源：上海是他当年的发迹地，国民党政权，一直就靠着东南财富的培养。有现实的利益：上海的战略物资，军队还没有抢运完。有战略的考虑：英、美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利害相同，可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所以，蒋先生和经国，离开奉化以后，来到上海，且亲自布置淞沪战役的防务。

上海的防御工事，早在徐蚌战役发生的同时，已着手进行，工事摹仿四平街的规模，由钢筋水泥筑成主堡，每一主堡，有地道相连，机枪阵地之外，储有粮草弹药，由此外伸，是长壕，壕内可以行走吉普车，作通讯传达之用，壕沟辅以钢板电网，还有竹签、铁藜。第三道防线是木城，木城起自江湾，到北站、西站、龙华黄浦江边止，整个上海都围在里面，为了拱护木城，又是大小碉堡和电网，是为第四道防线。

依陈毅的统计，国军的工事，依外围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分，合有碉堡阵三千八百个，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座，这样规模庞大的现代化防线，是任何轻兵器所无法突破的。

工事的确筑得不错，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有信心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一年”。经国把它当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的大军，就是在斯大林格勒吃了败战，以至一蹶不振。

蒋纬国的装甲兵也开到了上海加强守军的防御力量。蒋先生自己指挥军事，政工方面的事务，交给经国，经国成为实际上的政治部主任。他说：“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必须全力来应付危难。”

共军对上海的进攻，大致分两个阶段。五月十五日，攻克罗店、浏河、月浦、杨行等重要据点，楔入国军阵地。东路纵队，攻占川沙西北的顾家路镇，续向高桥挺进。十八日，占领了川沙东北的林家码头，这是第一阶段，共军的战略，旨在缩小包围圈，消灭外围据点。

于是汤恩伯告诉经国，浦东方面没有把握，社会秩序是否紊乱，殊不可知。结论：“只有尽心力而为之”。二十三日晚间，汤的预言说中了，浦东的堡垒线全被攻破，二十四日浦东尽失，共军于周浦以西渡江，直迫市区，西南市郊的阵地，虹桥、徐家汇等同为共军掌握。曹聚仁说得很有趣：“共军几乎没有碰到过什么坚强的战斗，那些碉堡线的防御也等于零；有几处，都是国军送了钥匙，开了大门进来的。这便是国军战史上最精彩的表演。”

上海的最后失陷，是五月二十五日晚上，那些耗尽民脂民膏的“马其诺防线”，遇到共军，并没有发生丝毫拦阻作用，共军堂堂皇皇地进来，如入无人之境，真正的战斗，前后仅十几天，上海就被解决了。

最具讽刺意味的，五月二十四日，上海还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祝捷大会，披过红带子的战斗英雄刚出完风头，第二天竟成了共军的阶下囚。

这一仗打下来，被中共俘虏缴械的武装部队，共有十三万人，能够侥幸撤走的，不足七万人，其荒谬离奇，迹近神话。

上海攻陷前的几天，那位汤总司令的指挥部已经搬到长江口的船上去了，上行下效，师长找不到军长，团长找不到师长，连上船撤退，单位与单位间，都是偷偷地先后溜着走的。

经国自己，五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五十分，飞离上海，干脆把这烂担子留给汤伯恩去挑！装得若无其事的，父子乘着江静轮，在定海普陀三门湾等地，纵情山水，寻思退计。心底里，已在筹划“打消遁迹远隐之意”，决计去台湾，继承郑成功的遗志去了。

二十二日，经国曾自马公飞上海，“处理物资疏散事宜”，先因机件故障，迫降嘉义，十时续飞，“至象山附近，接地面通知，江湾机场已有炮弹落地，不能降落，折返嘉义，始知匪军已攻占上海市区矣。”

上海既无法成为苏军的“斯大林格勒”，国军尽管尚拥有西南、华南等大片土地，物换星移，今非昔比，想抄抗战的办法，再负隅顽抗，绝无可能，除非有奇迹。

这点蒋先生知道，经国知道。

郑成功的历史，或者说明末的悲剧，就这样在台湾重演了。

①毛泽东著《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37页。

②斯大林于一九四八年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他说：“原来中国同志们是对的，苏联是错了。”参阅Klaus Mehnerty PEKING AND MOSCOW P.269.

③陈少校著《关内辽东一局棋》，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第228页。

④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05页。

⑤Merle Miller, Plain Speaking, An Oral Biocraphy of Harry S. TRUMAN Berkley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Y., 1974, 杜鲁门说：“……But I never gave in on that, and I never changed my mind about Chiang and his gang. Every damn one of them ought to be in jail, and I’d like to see the day they are”P.304.

⑥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

⑦据宋希濂将军面告：白崇禧曾下令扣留运兵轮船，和蒋在电话中争吵半小时，蒋气得把电话都摔了。宋当时任华中剿总副长官。

⑧徐复观著《垃圾箱外》，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六年一月，第11—19页。

⑨同(6)。

⑩同(6)。

(11)《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92页。

(12)同(6)。

(13)贾亦斌著《嘉兴起义始末》，《文史资料选辑》，一九七九年第三辑（总二十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4)同(13)。

(15)同(8)，“……我当下对他说：‘你要特别小心，方步舟（刘的副手）一定有问题。’刘先生极力为方辩护，说我多疑。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时，方步舟穿一件长棉袍，头上戴一个鸭舌帽，低着头，眯着眼坐在火盆边，原来他在外面偷听。他是鄂南红军的师长，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春不能立足，便投降过来，和刘先生是小同乡，刘先生对他很佩服，请他当副总队长。我因为信任老朋友，没有把这种情形告诉经国和俞济时两先生。……我离开汉口不久，他的第三大队请他去训话。他快要到达时，发现气氛有点不对，便躲进一家民房中，听着方步舟正在叱问‘总队长为什么还没有到？我们走吧！’于是拖一个大队跑了。”

(16)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