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风雷震荡—蒋经国时代

风雷震荡

国军的总崩溃，由济南首开其端，跟着东北沦亡，林彪大军进关，直迫平津。徐蚌惨败，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消灭泰半，寄希望于长江天堑，挡共军新锐，结果还是美梦一场。

上海失守，蒋先生有切肤之痛，认为伤及国际观瞻，更毋论其经济地位。盱衡世局，国民党的覆亡，和明末一样，无可挽救。退守台湾，借它孤悬海外独特的地理位置，还能有喘息图存的机会。解放军的进攻态势，先占闽、粤，次取西南，始有余力，收拾台、澎。以空间换时间，国军尚可从容部署，防卫台湾。

台湾以外，与大陆遥遥相对的海南，隔着琼州海峡，①凭国军的海空优势，一旦两广失陷，军队后撤，据险固守，至少控制两个外岛，再作对峙。

蒋先生父子，先上海失陷，乘江静轮到定海，表面上，登普陀游梅山，状似闲云野鹤，内心里，大海孤舟，“四顾茫然”。乱世败将，何来寄情风月的雅兴？

战乱离情，且看经国五月十三日的日记摘录：

“天雨，孝文由台湾来此，父子离乱中相见，倍觉亲热，读妻信，知勇儿病已痊愈，衷心更喜，谁无儿女之私，要在公私冲突之时，能牺牲个人利益，化私为公耳。后日为妻诞辰，将去电致贺。”②

端午，父子在高雄要塞度节，惊魂甫定，心绪难宁，浮现屈原投江故事，“更深国难严重之感矣”。究竟经国叹屈原之难得，抑悔恨蒋先生是襄王，贤士见背，那只有凭读者的各自想象了。

经国本来是个悲剧型的人物，遭遇逆境，感触特多。我们从他这一时期的文字记载，几乎处处触及其跃然纸上的凄凉心态。

“霪雨初晴，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地又感觉到愁苦；连夜多梦，睡眠不安。”（六月四日）

“昨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座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六月九日）

依心理分析，帝王英雄和普通老百姓的得失哀乐，本质上，无甚区别。悔出帝王家和亡国君臣的情感意识，事实上，也只有国破家亡之际，才表露无遗。假如改以诗歌，李后主、陆秀夫等的悲吟，不就是今人的感叹吗？

蒋总统的沉着镇静，是另一种典型，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真的别具英雄气度，虽然颓丧，并不气馁，遭逢巨难，而不感伤。变乱中思考生存之道，创伤里追寻复原契机，他似乎相信，上帝没有抛弃他的意思。

七月上旬，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分，访问菲律宾，在碧瑶会晤季里诺总统，官方声明，商台菲联盟，菲岛蕞尔小国，一切唯华府马首是瞻。杜鲁门已撒手，马尼拉即使有心支援，亦爱莫能助。蒋先生的构思，一石二鸟，能说动季里诺，季向华府陈情，五角大厦的鹰派，则可能向白宫施压力，将台湾划入美国西太平洋的防线之内，未来的安全无虞。次及蒋未来的去处，台湾战败，他决心不向美国请求政治庇护，菲国或南美，较为理想，此行有投石问路的作用。

军事上，土崩瓦解。高级将领，个个找后路，实行逃跑主义，中下级干部，随时准备应变，掉转枪头。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内政如斯，外交战线，因而出现败象。

蒋先生靠外力起家，他总相信，美国在华的利益，和他是分不开的。虽然，美援受阻，那只是“国务院内亲共分子的阴谋作梗”，“只要忍耐持久，终有一天水落石出，虚实大白于天下”，“而不至沉冤莫白。”蒋夫人滞美不归，就是奉命就地游说，希望把华府的反蒋倾向扭转过来。

多年来，蒋先生和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的确拉得很紧，凭借这个关系，所以，他才能把史迪威将军斗倒，令马歇尔七上庐山，蒋先生很显了显威风。但是，时移势转，南京政府的腐化无能，已经使得华府开明的外交政策参与者相信，蒋先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得不见风转舵。

当孙科把内阁搬到广州，司徒雷登大使拒绝迁穗那幕出现的时候，美国发出的外交讯号，已经很明显了，南京失陷，未行撤馆，更多蛛丝马迹可寻。华府有意，另辟蹊径。六月二十日，蒋得自东京的情报，盟总打算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所谓“托管”是一个幌子，四十年代的联合国，毋非是美国的代名词，那位成天拿着烟斗带着太阳镜的麦克阿瑟，预备自己来管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中美外交文件，俗称“白皮书”，破例提前公布，并加以摘要说明。美国的目的，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作用：对内，向人民交待，美国花了如许力气，调停中国的内战，支持南京的蒋政权，导致蒋失败的原因，是蒋政权太腐化，并非杜鲁门政府的过失。对外，昭告世人，美国已厥尽其盟国的责任，美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但愿中国不要投到苏联的阵容里去，与美国为敌。假使威胁到亚洲邻国的安全，美国将不坐视。可是，选择此一时期，预以公布，未免对蒋的颜面太难看，近乎落井下石。

不过，这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的外交文件，对蒋有百害却也有一利。那就是由此领悟到为人驱策的悲哀，益增他抓实力保台湾的决心。

蒋的方针大计，不外乎认为大陆的地盘，虽仍控有西南、西北，终将为共军控制，李宗仁的政治把戏，到时候就会自动落幕收场。那么他掌握着台湾，中共一时跨海攻台的计划办不到，靠着海龙王的保佑，他尽可重打出政府的旗号来，一则伺机待变，一则和中共顽抗到底。

为了挽救颓势，八月六日，蒋又飞韩，与李承晚总统，会晤于镇海，求售他的“东亚反共同盟计划”，借以“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然而，这个计划最后无疾而终，仅以公报谈话终场。③

外交的困局打不开，还是以守土为要务。七月十四日，由台飞粤，召开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讨论阎锡山所提“扭转时局方案”，筹划广州的保卫战，和李宗仁会晤。停留一周，乘华联轮，前往厦门，“召集闽南各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开会，讨论防卫办法。

八月下旬，再行赴粤，诚信广州的保卫战，为“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不得不再度前往广州视察”，事毕，转飞重庆，约见宋希濂，听取其对川、鄂、湘边区军事报告，召见胡宗南，研讨稳定川局办法。

抵达重庆这天，群众欢迎之热情，颇出意料，经国记载：

“上午，父亲进城，沿途老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在他们的面容表情上，可以看出亲切和希望。及至上清寺，民众更挤得水泄不通。当坐车挤过人群时，鼓掌欢呼，经久不绝，给我们莫大的安慰！这正是共匪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国步艰危，而民心不死，亦可喜之现象也。”④

民心“不死”，固然是事实，历史上的文天祥，史可法，均曾以此自励，抵抗元、清，但是没有一支挡住解放军的力量，单靠空洞的民心，缺少组织，缺少计划，除了自我安慰，何啻以卵击石，有什么用呢？

蒋先生的想法，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凭天府之富，剑阁之险，是可以和中共周旋一下的。再以八年抗战的经验，一般相信，偏安西南，再图中原，不乏前事之师。所以，蒋抵重庆，西南方面的军政要人，顿时云集山城。爱将胡宗南、宋希濂亦相约来陵园晤蒋，商讨西南防务大计。

胡、宋共同的意见，局势的发展，前途悲观，“为了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歼灭。在共军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至滇缅边区。”具体步骤：“一、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基地。二、俟共军向西南进军时，应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至滇南之聿里、佛海一带。”(5)

胡、宋决议，必要时“先解放刘文辉，以控制西康，并以西昌为第一个根据地。”

蒋先生耐心听完，却予否决。他认为：“一、展望未来，两广势难保持，在华南丢掉之后，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二、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三、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很充足，必须保持这一地区。四、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只要他们不在后方捣乱，应设法加以拉拢。结论是：不同意主动退到滇缅去。”⑥

蒋先生打的是如意算盘。照胡、宋方案，西南仍逃不掉失败的下场，但两军实力，想可保存。

中共方面，志在必得，前进部署为，杨勇兵团，由湘趋黔，直插川南；陈锡联兵团，向湘西进击，挺进川东；周士弟兵团，由北向川西压迫。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让蒋负隅顽抗。

我们暂时先丢开四川军事的发展，将注意力移向云南昆明。川、滇一气，唇齿关系，如滇局欠安，妄谈防守西南。

云南的情况，扑朔迷离，卢汉受龙云的策动，在反共与起义间，举棋不定，蒋先生风闻卢动摇，但坚信，可“申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抵渝后，立即下令张群，邀卢到重庆会晤。

卢汉心里有鬼，不敢成行，乃派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和秘书长朱景暄，代为谒蒋请示。蒋坚持必须卢亲自赴渝，卢托病留昆，重庆再派俞济时促驾，几经商议，始勉为其难。⑦

阎锡山主张扣留，张群从中缓颊，卢汉顺利回滇。

卢回昆明，的确以行动答复承诺，解散参议会，大捕亲共分子，改组省府，撤除安恩溥的民政厅长及省训团职务，查封亲共书刊、学校，即所谓“九九整肃”雷厉风行，气象一新。

九月二十二日，蒋返台途中，顺访昆明，目的给卢汉打气，坚其心志。经国另持异议，“这是一种极端的冒险，如果父亲不顾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他认定卢“狡猾成性，首鼠两端。”所以，经国先一日抵昆，预作布置。

“总裁另外有事，恐怕不来了。”经国说。

“啊，总裁不来啦！”卢似不解。⑧

这段对话，是经国于二十一日下午三时至省府访卢时的记录，卢信以为真，不疑其它。

第二天正午，蒋先生照预定计划飞滇，经国告诉卢：

“主席，重庆方面来了电报，总裁已经起飞，十点就到昆明。”

“经国兄，你不是说不来了吗？”

“嗯！也许是临时决定的。”

“那末，让我打电话派兵到机场，为总裁的安全警戒。”

“用不着了，”经国立即予以阻止。“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除你我两人之外，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个消息。”

说着，经国就把卢汉拉上汽车，同去机场。

经国的战术，是出其不意，不让对方有调兵遣将，对蒋下手的机会。

蒋的座机，果然准时着陆，卢汉站立在坪道上恭迎。

“卢主席，你有没有预备午餐？”蒋下机后，劈头即问。

“还没有预备好。”

“好！好！我们一同到你家去午餐吧。”

蒋先生在卢宅，停留四小时，且约见“滇省重要将领，会商保护西南大局”，会议完毕，经国说：“刚才接到广州的消息，那天天气可能发生变化，请父亲立即启程。”

蒋当然意会到儿子的用心，站起身向窗外佯视，将计就计，“好了，我们走吧！”⑨

经国描述昆明之行，“无异深入虎穴”，他的部属，特别是王升，引为经国智勇双全的范例。

危险的成分，固然是存在的，卢汉翻脸，昆明即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蒋氏父子的后半生历史，将因而改写。龙云确有电报，⑩要卢扣蒋，但卢何以没有这样做呢？一系迫于形式，卢永衡的实力，仅八个保安团，决非李弥、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和第八军的对手。中共南下兵团，尚在湖、粤南进，远水救不了近火，轻举妄动，后果堪虞。一系卢的性格使然，彷徨失措，意志不坚。

蒋先生自己，对卢信任有加，拒阎扣卢于先，批驳毛人凤杀卢之议于后，(11)基于这个道理，蒋绕道昆明返台。由此看出，父子间性格处人态度之差异的地方。

当晚抵广州，西北消息，陶峙岳倒戈，经国说：“父亲至为痛心。”

回台席不暇暖，蒋先生疲于奔命，赴厦解决汤恩伯(12)的任命问题。碰上中秋节，未遑回草山，齐集家人，假华联轮，共渡佳节，饭后离基隆，向厦门进发。

海风吹拂，星月高悬，应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良宵，无奈，这样动人的画面，哪里来如是洒脱的心情！

蒋先生到厦门，不外乎召集军官训话，要求部下冒险犯难等老套，说了等于没说。离开厦门，巡视马公，果然，八天后，这个当年以条约通商出过风头的厦门港，为解放军垂手而得。

厦门没有抵抗，金门势必跟进。退到台、澎，则连当年的郑成功，亦难望项背。

负责金门防卫责任的，仍然是逃跑将军汤恩伯，他甚至把指挥部设在轮船上，指挥官的决心如此，焉谈其它。

金门守军，名义上，建制繁多，计有两个兵团的番号（十二和二十二），实际人数仅两万余。连连受挫，败军新补、装备、训练、战斗力，均不足以奋勇拒敌，出现奇迹。

预期中的金门防卫战，于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发生，叶飞兵团属下的八十二师、八十四师、八十五师的四个团，挟胜利余威，以木造帆机船，配合岸炮支援，分左右中三路，向金门强行抢滩登陆。

登陆前，解放军虽有周密计划，包括“计算海潮，利用帆船，深夜奇袭，抢滩登陆”等，但骄纵轻敌，高估自己，低估敌人，复缺两栖登陆经验，以致出现若干超越原来想象的逆势。那就是，抢滩过程中，潮高浪大，木造帆船，失去控制；战士们摸黑携带武器弹药，随波逐流，顺利登岸，已体力消耗过半；敌情欠明，地形生疏，建制混乱，识别不易，无法做全盘有组织之战斗。

海岛防御，本具易守难攻之特性，美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攻防经验，即是最佳范例。国军历次战役的失败，受创的全是陆军，海、空军基本上是完整的，到了背城借一的地步，只有死拚，于是奠定哀兵必胜的心理基础。

战争进行中，国军的飞机、舰艇、装甲战车，反复冲杀，立体攻击，解放军粮尽弹绝，只有投降挨打的份，战事延续两昼夜，国军大捷，计生俘7340人，全歼七千余人。

共军战败，全军覆没。据陈毅的检讨：“就在解放上海那年秋天，为了给解放台湾打下基础，党中央决定首先解放金门。这是台湾的门户。三野受命担任这伟大的任务。可是，当时我作为三野司令员，和饶漱石对如何执行解放金门的任务，发生了分歧意见，一向是失败主义思想的饶漱石，当时又产生了轻敌思想，这种思想似是矛盾，却并不矛盾，胜则骄、败则馁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是辩证法。饶漱石认为蒋介石已经完了，只要我军一登陆，金门就会不战而降，派一两师人进攻金门，就能解决问题。在决策会议上，我和饶的意见不同。我认为列宁讲的‘敌人愈到垂死的阶段，挣扎愈是猛烈’这句话，对于解放金门战役仍是适用的。因此，我的意见是蒋介石必定不惜一切牺牲，坚守金门顽抗，我军必须以全力进攻金门，并且在万一战局不利时，作最坏的准备。饶漱石不同意我的意见：遵照党的纪律，我放弃了我的意见。结果，那次战役，我军失败了，损失了一万多人。”(13)

二十六日清晨，经国获讯，专机赴金，奉父命慰劳守军将士，“俯瞰全岛，触目凄凉”，乘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他初次看到战争的残酷面，也初次目睹国军“英勇作战”的不懈精神。他在日记里记着“极受感动”，只是，胜利来得太迟了，如果，早几年在东北、华北、苏、鲁发生，国共至少能打个平手，继续逐鹿中原。那就是另外一番局面。

接连几天，台北沉缅在祝捷的欢乐狂潮里，十一天后，国军在登步岛，再度获胜，颓势中有此佳音，军心大振，民心大振，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得以转危为安，转祸为福。”

说金门大捷，是反共复国的转折点，就防御金马台澎的意义上，确是事实。一九五八年，中共再作尝试，两小时内，落下五万发炮弹，对峙四十六天，最后，自动放弃。毛泽东才体会到，解放军的雄狮，和成吉思汗的骑兵一样，遇到汪洋海峡，仅有望洋兴叹的份了。

金门虽幸而获胜，东南的战事已告收场，局势的焦点，集中西南。担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最早倡西南联防之说，作战计划，以重庆为轴心，胡宗南部担任左翼，宋希濂部担当右翼，两钳施张，以逸待劳，然后合围夹击，痛歼来敌。

十一月十四日，父子两人，仆仆风尘，自台飞渝。当日桂林失守，重庆“已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经国归诸于“贵阳撤退，秀山失守，匪军已近彭水”之故。

且说，宋希濂、胡宗南于八月二十九日，在重庆晤蒋，力谏不从，对作战前途，更形悲观，川湖鄂边区绥靖公署所属的十四兵团、二十兵团，分子复杂，将士失和。到十一月中旬，陈克非的第六军被迫向彭水南北线转进，宋、陈同在彭水西岸，情况极为狼狈。

十五日，经国越山涉水，抵达江口，与宋、陈会晤，携来蒋手书两封，信的末段说：

“凡我总理三民主义之信徒，均应本黄埔革命之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励，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上下同心，彼此协力，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要为已死之官兵复仇雪耻，要为被难之黎民救命申冤。不消灭奸匪，誓不甘心。不完成建国统一，决不罢休。临书匆促，不尽一一，特饬长子经国持书前來代达余意，并祝军祺，中正手启。”(14)

陈克非对天发誓，向经国保证“一定克尽厥职，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岂料事与愿违，钟彬的十四兵团，稍经交战，溃不成军，陈克非的第二军主力，又被共军切断，放弃白马山的司令部，仓皇逃命。

宋希濂率部，且战且走，经白马场到南川，奔綦江，本拟在高家场附近，渡江入宜宾，再事西行，但有变故，在牛喜场渡江，目的地是西昌，十二月十九日，宋和军长顾葆裕等，在大渡河南岸被捕。现宋将军寓居纽约，缅怀往事，不胜唏嘘。

胡宗南的部队，驻川南陕北一带，计有李文的第五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共十二个军。蒋先生保卫西南的后盾，即胡、宋两军的数十万兵马，后来全部起义，胡宗南只剩下少数残余，带往西昌。

重庆于十一月三十一日弃守，但自綦江被占，情况开始大乱，经国追忆：

“午后随父亲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言之痛心！”(15)

二十九日，行政院迁成都，重庆市内，秩序更坏，经国记述父子离渝的经过如下：

“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一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匪部在江津上游二十里之处渡江矣。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16)

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

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四天后，市内秩序，失去控制，街头汽车塞途，枪声四起。夹江、峨嵋一带，暴民出现，洗劫商贾。富顺之陷，更其荒谬滑稽，解放军在泸州途中，仅“用电话恐吓富顺县长”，居然一哄而散，军政解体。

那确实是一个可痛复可笑的场面，败军如山倒，中外皆同，草木皆兵，正是这个意思。

十日，成都情况，濒临绝境。卢汉摇身一变，化友为敌，给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密电，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先生，俾作“人民政府第一功臣”。侍卫人员发现蒋驻节的中央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行踪”，幸赖军校学生护卫，安全脱险。

《蒋总统秘录》所记，在离开军官学校之际，蒋总统和蒋经国二人曾合唱“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国歌(17)虽戏剧化一点，悲壮凄凉，感人至深。

下午二时，蒋先生自凤凰山搭机升空，台北时间六点三十分，抵松山机场。经国总结，“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信哉斯语。

此后，西昌告急，川北剑阁失陷，李弥下落不明，而霑益、曲靖失陷，余程万失去联络，不仅“西南保卫战已近尾声”，国民党从一九二七年起，二十二年的统治，或可说，一个蒋介石的时代，从此结束。

除了台澎，海南国军控制下的仅一些无足轻重的岛屿。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经国的日记，这样写着：

“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

①海面十五英里，海口至海安。

②蒋经国著《危急存亡之秋》，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196—197页。

③即镇海会议。

④同②，第123页。

⑤宋希濂将军面告，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于旧金山。

⑥陈少校著《逐鹿川陕康》，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七年四月），第129页。该书根据《文史资料选辑》所撰，可靠性极高。

⑦赵鼎盛著《我所知道的龙云先生》。赵先生曾任龙云副官，一九四九年，奉龙命由港回昆明，策动卢汉起义，该书未发表，作者持有原稿。

⑧同②。

⑨同②。

⑩据龙云四子龙绳文告诉作者，但无其它见诸文字的记载。

(11)沈醉著《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12)李宗仁要撤换汤恩伯的总司令职务。

(13)向德《饶漱石的“罪状”》香港明报月刊第17期，1967年5月，页77-80。

(14)同⑥。

(15)同②，第264页。

(16)同②，第265页。

(17)《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十四册，第59—100页。

台湾——历史的起点

当西昌失陷的电文，抵达台湾，蒋先生正隐居台中日月潭的涵碧楼。数十年来的惯例，喜欢寄情于名山巨川，冷静地思考军国大计。大陆时代，常去浙江的莫干山、江西的庐山，退处海隅，只好以高雄寿山、桃园角板山和日月潭取代。

已是黄昏时刻，潭水如镜，掩映着似血的残阳，看苍茫暮色，兴英雄末路，时不我与之叹。老人悲怀无语，百无聊赖，忽然告诉随侍的经国：“我们下山散步吧！”①

经国并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满怀创伤的父亲，父子俩走了一段山路，蒋先生突兴垂钓之念，经国吩咐侍卫安排一只船，老人孤舟，瞬即潭中荡漾，随波逐流。稍顷，绳线轻蠕，鱼竿低垂，老人意识到，鱼儿上钩了，使劲一拉，鱼线绷得更紧，连忙收杆，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②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过。”③船夫乐不可支地说。

“好！好！”蒋先生频频点首，带有水滴的双颊，微微露出欣慰的笑靥。

这一年中，丧师失地，受尽奚落，除了“金门大捷”，老人忧郁彷徨的面庞，有过颜开笑绽的机会，跟着重庆弃守，成都转进……。恶讯踵至沓来，哪来轻松的时刻呢？

蒋先生是个很迷信的人，一向听信风水先生和阴阳术士的话，凭他自己的第六感，他肯定今晚是件好的征兆。④否极泰来，为时已近。

第二天，一九五〇年的元旦降临人间，万家伊始，一元更新，父子俩的心情，异常开朗。做完祈祷，回到现实面，筹思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退此一步，别无出处”，那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新华社的广播，声色凌厉，重申其渡江前“向全国进军”的立场，“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时评”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⑤

中苏谈判，仍在莫斯科秘密进行，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气势固盛，仍不脱延安时代的革命本色，不仅缺外交知识手腕，更缺外交情报，起码对美国的政情，一无所知。杜鲁门政府，公开或私下地表示，“不予蒋庇护”，“任其自生自灭”。

国府迁都广州，司徒雷登大使滞留南京，持观望等待态度，意图明显不过，试探外交承认之可能。即使毛宣布“一边倒”后，华府的首脑，仍怀希望，幻想中共成为东方的南斯拉夫。

其奈，毛泽东刚愎自用，是搞阴谋整人的能手，却是外交经济方面的低能儿。对美国，一味意气用事，讨好苏联，置个人好恶于国家利益之上。

周恩来虽是世所公认的外交家，被任命为新中国的外交部长，但他仅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而非最高决策人。

假使毛稍具弹性，看清共产集团以外的形势，而不过份刺激杜鲁门政府，华府极可能于前一年承认中共，外交上断绝国民政府的生路。

由于毛的傲慢和偏见，帮助了他的敌人，阻碍他“解放台湾”的愿望。

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华府内部，数度集会，反复探讨美国的态度，和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研究。美国这样做，有其内因：亲蒋派和军方的压力为其一；杜鲁门政府逃避“失掉台湾”的责任为其二。

十二月初，有当时高华德之称的史密斯和诺兰参议员，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上将，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联合参谋本部的意见，建议杜鲁门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防守台澎，但不同意派遣三军，直接占领。⑥新华社所指“不许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大概即据此而发。

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另持异议，他们认为“台湾之陷落，人所预期，援助也是枉然。”⑦易言之，采袖手政策（oft hands policy）。艾奇逊发表“白皮书”于前，送备忘录于后（致驻外使领馆），他早看透杜鲁门的心思，等着看蒋的笑话，所以不闻不问。

二十九日，杜鲁门在白宫内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作最后的集思广益。会议为两派，联合参谋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驻台，代表美国鹰派的典型意见，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作最后的裁决，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尘埃落定。⑧

如果进一步了解蒋、杜关系，杜鲁门作此决定，纯属意想之中。杜鲁门一反他前任罗斯福对蒋的偏爱，来自各方面的报告，指责国民党政权贪污腐化，已深恶痛绝，派马歇尔赴华，使命失败铩羽而归，杜的颓丧可知。两党竞选，蒋派陈立夫来美，以现金支援杜威。不幸，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这位密苏里的老农，向以脾气倔强著名，轮到他泄愤的机会，他能放过吗？

第二天，美国的决定，国务院正式通知驻美大使顾维钧。五天后，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赤裸裸地将美国的意见诉之于众，他说：

“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⑨

美国公开抛弃台湾的宣言，传及世界每一个角落，而受到严密控制的台湾报纸杂志，奉命只字不提，仅少数人，了解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政府的用意，怕进一步削弱民心士气。

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撤侨，更使蒋先生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华府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再度推动美国承认北京的新浪潮。他们的有力说词，认为延迟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⑩

一九五〇年新正，顾维钧大使循例到白宫贺年，新闻界揶揄，说“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This may be the last）。《新闻周刊》评论中国的局势时，使用最悲观低沉的语调说：“所有传达给美国公众的消息，宛似行动迟缓的珍珠港事件。” “我们接受一次严重的惨败”。(11)

当一切希望趋于破碎之际，宋美龄乃于一月十三日黯然归国。蒋夫人曾在美受大学教育，和美国朝野保持良好关系，抗战期间，出席参政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过动人演说，受到罗斯福总统非凡的礼遇，获“出色的国民外交家美誉”。可惜，物换星移，人事全非。杜鲁门的接待，冷漠鄙夷，打心底里，认为蒋、宋是一群“偷盗之徒”。(12)天时、人和两方面，注定使命失败，虽逗留经年，却知音乏人。

蒋夫人于危难中赋归，有助于民心的激励。为有心开溜的高官富贾，树一反面榜样。经国自告奋勇，专程马尼拉接驾，更含有高度的政治技巧。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简称“妇联会”，在夫人的推动下，迅速成立，缝征衣、慰征属等故事，台北各报，纷纷以特写专栏方式出笼。蒋氏一家，实行总动员，力挽狂澜。除经国辅佐蒋先生，军队政工、特务一把抓，蒋纬国任装甲兵旅长，蒋方良、石静宜（纬国的首任夫人）纳入“妇联”工作。

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军，人数约六十万之众，虚张声势有余，英勇拒敌不足。一项公开的秘密：败兵残卒，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职业军人，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野战师团，零零星星，系临时由流亡学生、保安团队拼凑。由江西撤退到金门的十二兵团（司令胡琏）即是众例之一。这使我们联想起，刘备败走新野后的惨状。

陆军不可恃，且力量分散，官方宣传的“海上长城”，无非又是一套空话。三年内战，如果照中央社宣传的歼敌人数总和，会超过当时的全国人口，幸而九十英里的台湾海峡，和尚算完整的海空军，还可提供最后的心理凭借。

《新闻周刊》的估计：周至柔指挥的空军，兵力八万五千人，各型飞机四百架，唯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战的仅有半数，汽油储存量两个月。桂永清控制的海军，官兵三万五千人，舰艇约为五十艘，和空军面临相同的困难：零件不继。该刊的军事评论家指出：实际发挥战力的海军攻击舰艇，不及半数。如果双方胶着，长期消耗，连这最后的本钱，亦将输光。(13)

蒋先生对全盘形势的了解，比谁都清楚。再希望美国给予援手，为事实所不许，但仍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急需的是时间。由古宁头战役得到印证，解放军擅长陆战，遇到海洋，就和十三世纪大汗忽必烈的蒙古骑兵一般，遭遇惨败。再根据太平洋战争的经验，海岛易守难攻，如果不能掌握绝对的海空优势，没有大量的运输船只，掌握沿海气候、潮汐、交通、地形等情况，贸然发动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成算亦小。

时间对毛泽东同样重要，双方在竞走中，都想击败对方。中共的积极准备，预备是在年台风季开始前，大举进攻，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有如下记载：

“在是年整个春季，尤其是在海南岛沦陷以后，彼等在福建沿海各城市作种种两栖的与空军的进攻准备。彼等所准备的空军，到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已有飞机四百架。上海的龙华大机场一度几为我政府炸毁者，现已借俄人之助，修复至可供使用。长江以南各地约有三十个空军基地，包括对日战争时美军所建筑的若干基地，亦已恢复至可供运用之程度。在面对台湾之厦门、福州、汕头及其它港口，大量之登陆艇与种种型式之船舶皆在准备中。因此，在是年五、六月间，台湾亦在防备敌人之进攻，而这种进攻在蒋总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14)

台湾于一九四五年光复，“二二八事变”留下创伤的烙印，内战的烽火，虽从未直接波及这新近归回的海岛，覆巢之下无完卵，人民的生计和经济秩序，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株连。他们对“戡乱建国”本没有什么兴趣，现在要他们同舟共济，保卫台湾，号召起来，殊为不易。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受到中共巧妙的宣传诱惑，他们内心里，对“解放台湾”的态度，欢迎远多于畏惧。

中共对于情报战的运用，三年内战中，屡建奇功，当然它不曾放弃“从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机会。“中央政治局联络部”以及“华东局”，分别从各种渠道，向台湾渗透。甚至光复不久，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即于是年十二月设立。蔡以下有负责组织的陈泽民，宣传的洪幼樵和武装工作的张志忠。除陈、洪两位，原籍福建、广东外，余则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早年参加中共，属长征干部。(15)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为下列五项：一、搜集境内军政情报。二、向动摇的军政人员策反。三、建立地下组织。四、发展党组织。五、秘密政治宣传，在台东偏僻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利用山区的天然条件，发展游击力量。

其次，策反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和另一位陈宝仓中将，设法争取陆军阵前起义；搜集防御布置等重要军事情报。间谍网遍布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空军部队。

就全盘形势而言，台湾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政治上“内则谣诼纷传，人心惶惑，其私蓄较丰而意志较薄弱者，纷纷避地海外，或预作最后打算。”(16)加以注脚（footnote），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江；曾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的李默庵，避秦南美。

四月底，行政院颁发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这项措施，沿用到七十年代，全面开放观光护照，始予取消。

经济上，一样令人忧虑。台湾的面积只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六百万，承继日本人留下的交通建设、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尚称康乐。一下子涌来二百多万军民，人口压力随增，经济情况，早趋下坡，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于今尤烈。这种情势，得不到改善，将无可避免地重蹈大陆时代的覆辙，改革币制，稳定金融，乃当务之急。

蒋先生保卫台湾的步骤，益见其老谋深算，处变不惊。对外，稳住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法律地位，争取与国。毛泽东改国旗国歌的鲁莽举措，使他因祸得福。对内整顿军队，改革弊端，改善经济，肃清“匪谍”。

三月一日，蒋复行视事，重新打出中华民国总统的招牌。法统上，李宗仁赴美就医，“医病”为名，留美其实。他早在新泽西州做起寓公，使总统的位置虚悬。蒋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实际执行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职务，究竟名不正言不顺，不符合宪法精神。联合国的席位，由苏联带头，已酝酿由中共取代，复职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事在必行。所谓“顺应群情”，固有玩弄政治把戏的成分在，蒋先生的声望，在岛内爬升，并非过甚之词。

董显光说：

“蒋总统在考虑复任此不易讨好的任务时，深知只有使自由中国的人民重申信念始能免于灭亡，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犹豫，使政府人员的信心渐渐消失，南方与西南最后之崩溃实为失败主义与武人意志薄弱之结果。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蒋总统自知，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只有他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

“当然，蒋总统如复职，他所遭遇的困难自多，他如专为自身打算，自仍以引退为宜。复职后如不幸失败，不是有生命的危险，便是饱受指责，蒋总统所享受中国的尊荣已达于最高峰。今后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从个人利便的原则而论，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后奋斗的艰巨责任。但蒋总统自非规避责任的人，早已以身许国。他不计自身的安危，也不顾现实的顺逆，他毅然接受了国人的最后要求。”(17)

陶希圣所撰《我们怎么办？》的文章，道出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明知其不能也要为”。以蒋的倔强性格，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绝不轻言牺牲。董说“只有他（蒋）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在那样危殆的时刻，一个坚强的领袖，的确不可或缺。至于大陆崩溃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宗仁，归结为“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犹豫。”董是用的栽赃手法，为公正客观的史家所难接受。果如董氏所说，渡江之败，应由李宗仁负责，那末，东北之失、平津之失、徐州之失，又是谁的责任呢？保卫广州、保卫重庆、保卫成都，李未插手，蒋一人包办，难道也是李“动摇犹豫”之罪吗？

复职以后，蒋先生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中，对两千名党的中上级干部，发表了动人的演讲词。演说要点：一、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责任。二、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三、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董说：“当他演说时，在座听讲之人多有落泪者。”足资采信。

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加强安定内部的部署，提名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接替倦勤已久的阎锡山；新阁揆为陈诚将军，时任东南军政长官辖东南各省。陈历任军政要职，如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等，个性耿直，操守廉洁，为国军将领中之佼佼者。陈的台省主席遗缺，前年十二月由吴国桢递补。吴出身清华大学，美国普林斯顿的博士，有“民主先生”之称。为了改变蒋独裁统治的形象，吴的任命，再恰当没有。尽管吴和经国不和，这时候的小蒋，尚未具人事支配的力量，何况大敌当前，御侮第一。至于内哄的发生，已是朝鲜战争爆发，转危为安以后的事了。三军高级人事，同时更易：发表周至柔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海军不变，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总政治部主任。

蒋先生此项任命，深具划时代的意义。老将如何应钦、顾祝同等，不复当权，由新生代的周至柔擢升。孙立人非黄埔出身，出掌全体陆军的兵符，意味着蒋先生大公无私，人才至上，有打破传统的决心。

政治部主任，交给经国，当时的环境下，众望所归。青年军时代，经国已初试锋芒，仅限于浅尝辄止，配合政工改造，环顾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中，只有这位共产党出身的小蒋，能够胜任。这年，经国四十初度，年龄、体力、经验，均属黄金时代。一般相信，只有他能对国军的再生，赋予活力和希望。

除了政治部的官衔，蒋先生赋予他更重要的两项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

前年七月，蒋先生在高雄秘密集会，成立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以唐纵为召集人，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8)

一九五〇年，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由经国一手包办，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资料组设副主任，由陈大庆担任，调张师执行秘书，彭孟缉的保安处，则为直接行动的基干。政治部第四处主管保防，实际等于夺取了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

“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功效亦有目共睹，破获的中共间谍网，如蔡孝乾案、吴石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国际间谍如李朋案，居高职的“台糖”、“台电”总经理，亦因“通匪”伏法。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19)翻开一九五〇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

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20)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對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锒铛入狱。

受害人童轩荪的遭遇，提供我们活生生的故事，益证特务们如何荒唐与无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深夜三点，情治人员猛敲大门，闯进童宅。他们借户口检查为名，到处翻搜，但一无所获，仅搜去一本翻译小说《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便将童轩荪押走。

在逮捕童轩荪之后，情治人员又将他公司的经理、会计及其它职员全抓到刑警总队。保安司令部出示封条，将公司查封，童家偌大财产，就这样毁于一旦。

童轩荪最初被送到刑警总队，三天内被押往西宁南路保安处。保安处座落在日据时代的东本愿寺，警备司令部最早时在那里设立调查处，侦讯政治犯。提起这“最可怕的黑地方”，童先生余悸犹存地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随时可以枪毙人。”

童轩荪在保安处关了三个月，刑求盘问，查不出任何罪证。童太太问说：“没有罪是不是可以释放？”他们回说：“进来容易出去难，还要留一段时间做‘参考资料’。”

由于查无罪证，情治单位便以“思想左倾，意志不坚”为名，发交内湖新生营感训七个月。这样，童轩荪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段“历险记”。

所谓“思想左倾”，唯一能够找出的“罪证”便是一本小儿读物《汤姆历险记》。童轩荪大为不解，问说：“这本书和我有什么关系？”侦讯人员说：“这上面明明印着马克·吐温的字样，那不是马克思一家吗？你看这种书就是思想有问题。”这使我想起老友陈映真（小说家）被捕时，他们要他写下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当他写出《左拉》时，那位侦讯人员目光为之一亮，瞪大了眼睛问：“这是谁，这是谁？”映真忽然明白过来，笑笑说：“啊！左拉是音译，他是法国作家，并不属于左派。”(21)

特务所逮捕的，自有不少同情中共的分子，但其中，更多是无辜的人民或光复初期来台的知识分子。其恐怖程度，不下于毛泽东的肃反运动，甚至尤有过之。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情绪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不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游击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上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彭孟缉后来坐直升机，爬到参谋总长的位置，即种因于此。

五十年代的大屠杀大恐怖，迄今争论不休。患有恐共症的极右派，认为经国的铁腕政策，为台湾存亡所必需；开明派如省主席吴国桢，则持异议，指责蒋、彭作风，过分践踏人权，与国民党倡导的民主自由，名实不符。吴、蒋后来闹到公开决裂，此处不赘，将在第17章详加论述。

孙立人以陆军总司令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日以继夜，不眠不休。防空演习、民众组训，次第展开，那首扣人心弦的《保卫大台湾》歌曲，(22)响彻街头、学校、空中。其中第一节的最后一句“我们已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悲壮激昂，反映军民心声。

前面说过，国军除了台、彭，尚控制一系列岛屿，其中仅远在雷州半岛的海南面积较大，军事价值较高。假如国军能同时保持台、琼，蒋先生未来的声势，将因而倍增。其奈，国军的力量，无法兼顾。

西昌失陷后，海南守将薛岳，专程晤蒋，要求主动撤离，蒋予拒绝。(23)蒋先生的苦衷，值得体谅同情，但他的固执，往往导致更大的失败。不听魏德迈的建议，东北未保、华北放弃，促成骨牌式的倾倒。

五月十七日清晨，林彪所属十五兵团的三个军（四十、四十三、四十五），终于采取攻势。只六天时间，守军不支溃退，“海南转进”。

海南之失，距离重庆陷落，逾时半载。过去一百八十天中，政局渐趋稳定，至少再没有听说什么丧师失地的消息。枕戈待旦声中，再传恶耗，对七百万台湾军民的打击，自不待言。领土收缩，台湾即成为次一目标。所以，政府当局必须找出令人心服的说词。

经国首次以总政治部主任，出席政府发言人办公室沈昌焕的茶话会，予以辩护。他说：

“海口对于海南岛，在军事上讲起来是个极重要的据点；而整个海南岛，在反共抗俄战争中，自然亦有他的价值。毋论哪一种战争，能够多一个人，多一支枪，多一个乡村或城市，就是多一分力量。反过来讲，能够多消灭敌方一个人，一支枪，多夺得一个城市和乡村，就是多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是战争的定理，所以，我们能守住海南岛任何一个地点，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战争是最现实的，而且一切应以争取最后胜利为打算。……由目前的形势看来，自从国军撤出西昌之后，海口已失去了‘跳板’的作用，同时我们反共抗俄的最高策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准备反攻大陆。所以军事力量的分散，就是战略的失败。在过去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海南岛布置必要的防务，所以海口的放弃，就是基于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24)

经国列举了四个中共进犯海南的理由：一、压制大陆人民反共情绪。二、苏联用以为海空基地，准备世界大战。三、以海南的铁砂运苏联，制造武器。四、海南是国军军事上的弱点。最后要求大家“用冷静的头脑来判断千变万化的形势，沉着的态度来应付危险万分的情况，坚强的决心来贯彻反共到底的政策。”(25)

上列意见，只第四点说的真话。果如他所说，西昌失陷，“海口已失去‘跳板’作用”，何以国军未在西康陷落之后，主动撤退？而拖到林彪大军进攻，才仓惶出走？

备多力散的道理，人人都懂，国军无力防守南海，为公开的秘密，经国偏偏说。“政府尽了最大的力量。”不是骗人吗？明明国军且战且退，党的《中央日报》却宣传“国军大捷”、“歼匪逾万”，岂不自我糟塌政府的威信？

海南的余波未定，两周后，位于东南沿海的舟山，再沦海南的命运。

且看董显光记述舟山撤退的原因：

“一次代价更高的撤退是在次一月内自动将舟山群岛放弃。

“国军凭借舟山群岛的海空军行动，使上海的经济生活濒于瘫痪者不止一年矣。此举延缓了匪党对于整个长江地区的稳定。匪党首领们遂决计以消灭舟山的威胁，作为进攻台湾的初步。他们以杭州湾为屏障，结集了大批的帆船与种种船舶，准备对定海作两栖的进攻。

“蒋总统前此对海南岛所做的决定，此际的舟山问题又呈现于眼前。他应否牺牲台湾所有资源之半以保守舟山群岛呢？此举固可使共匪付出极大的代价，但蒋总统也知道如果他们愿付这样的代价，那是无法阻止他们的。于是最重要的决定便是在敌人得到撤退消息以前，赶速把这十五万的精锐国军撤离舟山群岛。”(26)

同一时间，万山群岛放弃，福建海外的东山岛，为解放军所占，好在地方小，无足轻重，不甚受人注意，焦点仍在舟山的放弃。

自舟山撤退，迫于形势，蒋先生的决定，十分明智。保全十五万人的实力，远比平白牺牲要好。但宣传上，海南的故技重现。五月三日，假舟山“革命干部学院”，举行陆军官兵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确认三民主义是救中国救世界的唯一主义，蒋总统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好象是经国代他们拟的原稿，找人念一念而已。经国专程前往致词，特别把战争的性质予以歪曲，说“我们的战争，是民族的战争，不是狭义的内战”，有“一万俄兵开到上海帮助共匪制造枪炮”等等。

原来，大会只是撤退的烟幕，石觉司令早于五月七日秘密赴台。一周后，撤军开始，全师回航。

接二连三的挫败，怎么向台湾本岛的军民交待呢？前面说过，政府笨拙的宣传，一再自打耳光，信用扫地。挖空心思，乃于十六日，发表蒋的一篇演讲——《军人魂》，俾转移视线，作迎接挫败的心理准备。

《军人魂》的要义非常可笑，重弹革命军人“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声言蒋先生曾有意和南京共存亡，发誓台湾一旦陷落，决定以身殉国。满纸低调，正义凛然，第二天，发表广播演说，道出舟山撤军真相。

文告强调，放弃舟山，“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同时开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政治支票。这张支票，因永远兑不了现，到六十年代，始悄悄失踪。

蒋夫人亲自出动，到基隆劳军，台湾省党部，发出《告全省党员同志书》，呼吁“齐一步骤，齐一战斗”，中央党部举行宣誓式“宣誓效死，确保台湾”。

五月十九日，经国二度登场，但改变技巧，以“复函批露”的形式，在《中央日报》答“明丰先生”。其中一段，这样写着：

“你还提到舟山的撤退，使得抱失败主义的人，更加倾向于失败，动摇分子，更加动摇；想靠拢的人更是靠拢，甚至香港想来台湾的人，也会不敢来了！是的，这些都一定是事实。朋友，天下最可怜的，就是这些把不定方向，只顾现实而没有理想的人；最可耻的，就是这些拿不定主张为了苟且偷安而出卖灵魂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恐怕将是 最悲惨的。人各有路，那末最好还是想一想再走路。天下‘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人很多，时代是最残酷的，时间是最不留情的，总有一天，我们的战争将要胜利的结束，到那时候，一切自然都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事在人为，今天的日子虽穷，生活虽苦，环境虽然险恶，人心虽然浮动，但是只要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大家肯咬紧牙关，真正能够觉悟，并且体会到环境的危险和困难，一心一意来从事于反共抗俄的大业，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台湾会有新的胜利环境和乐观现象产生出来。”

结尾时说：“朋友！我们所争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利钝，我们所争的是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试问火已经烧到眉毛，来日安危未卜，谁有心情去谈“千秋”之大业？

失去海南舟山，相当于割断台、澎的手足，毛泽东的下一步，将是渡海攻台，九十英里的台湾海峡，假使荷兰人三百年前，抵抗不了郑成功的海师，国军凭什么能“确保”呢？

蒋先生自日本请来军事将校一批，其中包括前华北派遣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在内，蒋亲自去澎湖，共商防御大计。剑拔弩张，大战在即。

国民党进入它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台湾，这最后的堡垒，在本年台风季节来临之前，蒋先生日月潭垂钓的好兆，至少此刻尚无影无踪。

①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54页。

②照片陈列于台中日月潭。

③Brian Crozier, Eric Chou, “The Man Who Lost China” Charles Scribner & sons, N. Y. 1976 P.349

“On seeing it, the fisherman exclaimed that he had seen no such sight in twenty years. A good omen, thought Chiang Kai-shek.”

④同③。

⑤《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新华月报》第一卷第1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⑥“Formosa: Climax of the China Tragedy“ News week, Jan. 16,1950

⑦同⑥。

⑧同⑥。

⑨同⑥。

⑩同⑥。

(11)“CCP Virtually Completed Thier Increasing Bloodless Conquest of the Mainland” Newsweek, Dec. 9, 1949 P.27

(12)Meril Miller, “Plain Speaking, An Oral Biography of Harry Truman” Berkeley Publishing Corp. N.Y. “They a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

(13)同⑥。

(14)同①，第581—582页。

(15)李资生著《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该文作者的真实姓名是夏晓华，原供职保密局。

(16)《国军政工史》下册，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印行。

(17)同①，第565页。

(18)孙家琪著《蒋经国窃国内幕》，香港日力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19)戴国辉教授于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八时，在Oakland的龙腾阁餐馆告诉作者。

(20)作者熟知的故事。

(21)成中雄著《李政道母亲被捕经过》，《台湾与世界》第4期，一九八三年九月。作者的真姓名是陈鼓应教授。童轩荪先生，老报人，曾任《时报杂志》创办人，香港《新闻天地》主编，现退休在圣地亚哥。

(22)陈纪滢《记孙陵》传记文学第252期，一九八三年五月歌词如下：

《保卫大台湾》的歌词

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

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

万众一心，全体动员，

节约增产，支援前线！

打倒苏联强盗，消灭共匪汉奸！

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

波浪滔天，海涛惊险，

大海是敌人送死的坟墓，金澎舟山是我们海上的钢拳！

敌人来一千，我们杀一千！

敌人来一万，我们杀一万！

完全彻底干脆歼灭，

决不放松奸匪生还！

是民族战士，是爱国男儿，

拿起武装，奔赴前线！

杀死共匪、打倒苏联！

保卫台湾，保卫民族圣地！

反攻大陆，光复祖国河山！

台胞七百万，快快总动员！

七百万人一条心，拿起武装上前线。

杀尽共匪保家乡！

打倒苏联护国权，

海陆空军声势雄壮，

勇敢战斗，

齐步向前！

杀尽共匪，

打倒苏联！

保卫反攻战线！

保卫金澎舟山！

保卫家乡，保卫自由！

保卫祖国，保卫大台湾！

这首歌，尤其第一节，是三十八、九年国军撤到台湾后，在街头、在学校与在部队里边经常听到的声音。声音异常雄壮，每一句都在激动人们的心弦。

歌词就是三十年代名作家孙陵先生所撰写的。

(23)《国军撤出海南岛》，《中央日报》，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

(24)蒋经国著《台湾第一，绝对正确》，《中央日报》，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九日。

(25)同(24)。

(26)同①，第562页。

蒋主任

海南、舟山撤守，台湾进入战时状态。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日报》社论指出：“在这东南亚大战烽火一天天逼近的今日，我们要加倍警觉共匪声西击东的策略。它一面装腔作势，压迫着越南，而一方面向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因此我们大声疾呼，台湾是进入战时了。”

一般估计，台湾有三个月的危险期。九月开始，进入台风季，不利征战，海峡将因而暂时息兵。“煎熬中的台湾”，①处处充满悲壮的气氛，由经国主持的政治部发动，各部队“纷纷歃血连盟，誓死效忠领袖”，甚至效法二次大战末期日本的“神风队”故技，发动“反共敢死队”。把“成功成仁誓为国死”的情绪，导引至空前的高峰。

党报以《发扬“同舟共济”的真精神》为题，重申“我们国家实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每个人私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再也没有一个时候能比现在更加一致。今日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大声呼吁，“在这个目标下，我们首先要求每人把所有的私的利益完全克服下去。”②

舆论带头，提倡战时生活。六月初，“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订定实践纲要，宣称“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人动员，参加战斗。”③

先后处决吴石、陈仪，接着公布检肃匪谍条例，强制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要告密检举。经国强调为“无形的战斗”，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保甲连坐”的现代版。

官方努力的次目标，是正面侧面地，灌输台湾必胜的信念。那篇《论海岛攻防战》的专论，④历举克里特岛、西西里岛和诺曼底岛登陆的例子，引经据典，史实奏证，至少具相当程度的说服力。有位军事权威家《台湾守得住吗？》的论文，那就荒谬的可以。他说：

“只要台湾的七百五十万人对战争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觉悟，一致参加战争，支持战事，台湾一定守得住的。战斗力好象一条铁链子，它的大小，由最弱的一环决定的。战略上打胜仗的秘诀，就是利用我们最强的一环打击敌人最弱的一环。”⑤

最后的结论，自然是条光明的尾巴：“台湾一定会守得住的，只要大家认清自己的责任，拿出决心和勇气。”

上海失陷前夕，谷正纲尚力竭声嘶地保证“共匪无法成功”，其理由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主义——三民主义和最伟大的领袖——蒋总裁”，这种教条口号式的说词，原十分可笑。是围着“主义、领袖中心论”的陈年老套，了无新意。不幸，台湾的“匪党理论家”、“三民主义理论家”如任卓宣（叶青）之流，一味抱残守缺，照本宣科，并拿不出货真价实，掷地有声的说理文章来。

其实负责宣传的机构，在党有中宣部，在军有政治部，后者由经国总其成，以压倒优势，全面控制新闻舆论的走向。本来，他躲在幕后，指挥为数五万以上的特工，从事侦查逮捕可疑分子，破例披挂上阵，走到前台，会见记者，发表谈话，宣布案情（“匪谍”）侦破始末。在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中，除了行政院长陈诚，就数他最权高势大。

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一九五〇年的台湾六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三十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被称为“民族救星”的蒋先生，无非绕着空洞的“成仁”哲学，大做文章。

“战争的台风”没有如蒋经国的预期，光临危殆中的台湾。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却在朝鲜半岛登陆。

那是个星期天，部队休假，机关停摆，金日成借用日本人的惯技，乘南朝鲜不备，跨过三十八度线，发动全线总攻击。李承晚的守军，仅有八个师的番号，约九万人，空军只有训练侦察机十余架，既无战车，又无战车防御炮。⑥强敌当前，摧枯拉朽。北军迅速占领开城、春川等要地，直到距离汉城仅二十五英里的议政府这一线，方遭南军第二、七两个师的有组织的抵抗。

消息传到台北，蒋先生正用早餐，负责情报的是经国。所获情况，零星混乱，直到深夜十点，始接邵毓麟大使首次报告，了解大致的进犯战况，半小时后，续电抵达。蒋先生望眼欲穿的三次世界大战，终露眉目，他的初步反应，大致和邵的研判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⑦

金日成的突袭，究竟是斯大林共产帝国主义全面扩张的预定计划？抑金日成的个别行动？或金事先获得中共的默许而发动攻击？斯毛早已作古，金日成有生之年，不会稍露口风，使得任何学术工作者，只好以猜谜的方式，发挥各自的智慧，遽下认为合理的判断。

一说，是年夏，毛已放弃攻台的念头；⑧另说，种种征象已显示“共匪可能在是年六月至八月台风季节之间要来一次的进攻。在台湾隔海相对的大陆上，共匪结集了十五万人的一枝精锐部队，准备进攻；而在此一支部队之后，还有庞大的后备队。他们还动员了大量的帆船与机帆船，皆集合于若干口岸，其附近船坞亦正加紧建造登陆的船舶。”⑨

从常理判断，董显光的情报资料，比KLAUS MEHNER的片面猜测，较合逻辑。作为一个征服者，毛对国土的统一完整，比共产国际运动的利益为重。毛润之没有理由甘冒美国干预的危险，先去帮助南北韩的统一，置自己的国土于不顾。但毛是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是否过分高估苏联的实力而低估了杜鲁门的决心呢？或斯、毛谈判（一九四九——一九五〇）毛过分听从斯的见解呢？最近伍修权写的“中苏谈判”一文，不幸讳莫如深。我们只好假定：一、毛并不知情，二、毛不反对，三、毛反对无效，斯大林一意孤行。

前章说及杜、蒋关系，以及美国的“袖手政策”。假使，韩战未起，杜鲁门、艾奇逊乐得看蒋的笑话，看国民党政权的最后沉沦。蒋自己更清楚，华府彻底的遗弃他了。金日成挥军南进，使情势发生三百六十度的改变。

美国可以无视台湾的存亡，朝鲜半岛代表着美、苏实力的对峙，如果华府向苏俄的势力屈服，国内的右派不肯干休，而失去南韩这个缓冲区，日本将受威胁。以麦克阿瑟为首的鹰派，结合五角大楼参谋本部的战略家们，更其众口一心，主张以牙还牙。杜鲁门的直接反应，咸认韩战非单独事件，为苏联全盘扩张政策的一部分，新中国不幸为此集团的新进成员。

韩战爆发的当天，杜鲁门由密苏里家乡，赶返华府，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有关台湾部分，援引如下：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⑩

两天后，第七舰队的九艘船舰，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即开始巡弋。旋第七舰队司令庄枢波访台，但别忘记，在是年六月以前，美国派驻台湾的只有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11)

形势突变，气氛迥异，七月底贾纳德少将，派驻台湾，接踵而来的是麦克阿瑟元帅戏剧性的台湾之行。

斯大林或金日成的一念之差，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毛泽东呢？眼看国土统一在望，煮熟了的鸭子，居然让它飞了。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冷冻三十一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台湾军民。国民党政权，因势利便得以在夹缝中生存迄今。

警报解除，台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蒋先生个人的声望，再度为美国新闻界高抬起来，台湾的国际地位，获得暂时的再生。蒋甚至幻想，乘着历史的浪潮，借外力重返大陆，收复失土。

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七月二十六日，蒋先生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人选。声言，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

被提名的精英人物共十六名，(12)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撤销，改以二十五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改造委员会固出现不少新面孔，顶着地理学家头衔的张其昀，以黑马姿态，跃栏而出，担任秘书长。但真正的新人，却是四十岁的蒋经国。

如果论党的资历，经国赶不上时任台省主席的吴国桢，吴的重要性，不下于经国，但吴仅中央评议会的二十五位成员之一。蒋先生作此安排，已可嗅到人事倾轧的气味。

二陈兄弟，陈果夫卧病，膺选评议委员，姿态多于实质，真正的CC巨头陈立夫放逐美国新泽西养鸡。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五万美元的程仪，被迫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非赶走CC的势力，才能铲除经国当权的阻力，那是父亲的意思。经国记住当年南京时代任“政大”教育长受阻的一箭之仇，也非报不可，父子俩心心相印，所见皆同。

经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国民党，党龄十二载，过去占着团的据点，党的上层结构，没有他插手的机会。论劳绩，在正常的情况下，决不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跻进中央决策单位。可是，蒋先生打着改造的旗号，既“改造”便不宜沿用旧规，靠换几个麻将搭子，新阵容老班底的办法，来刷新党政关系。

从国民党组织功能去了解，国民党是党天下，党权高于政权，政府的一切举措，唯党命是从。当年抄袭于苏联，和后来的另一拷贝——中共政权，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无本质的悬殊。中央改造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分量，是内阁之上的内阁，或太上内阁。经国要进入组织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最重要的阶梯。

蒋先生作此安排，含有磨练和培植的双重意义。好在撤退到台湾后，过去错综复杂的派系力量，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因祸得福，再无所顾虑内部的倾轧与平衡，蒋先生说了算。

当内部的肃清工作告一段落，经国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政工方面。政工为整军的主体任务，而军队又是保权专政的工具，个中利害蒋氏父子，心照不宣。北伐时期的周恩来，抗战时期的陈诚，(13)虽都担任同一职务，但经国的权威，却超越他的任何前任多多。

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

“士兵与军官之训练，在政治的意义上尤有其必要。在过去，中国的将领只要其部下忠于个人，而不使他们知道对其敌人作战之任何理由。这就是军阀制度所由产生之故。蒋总统却具有大不相同的观念，要使官兵早日认识其所从事的政治目标。当然这些目标都是为着人民的福利。蒋总统认为士兵如果不知道为何而战，那他们就只是一种募兵，而募兵是不会成为优良士兵或斗士的。”(14)

又说：

“中国军队中所建立之政治作战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激励军队的高度战斗精神。为达此目的，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牺牲之坚决意志。军队精神之完全统一必须确立，最高水准的士气达到，借此而使军队成为一支革命军，具有钢铁般的战斗意志。”(15)

“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国民党？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并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但新制（政工）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依照组织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16)加以简化，则为政治和监察两种。前者“调查官兵思想行为”，后者“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平素没有战争，它最大的作用是“减少兵变风险”。

夏宗汉先生将此制度，比喻为唐代的监军制。肇始于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台为左右二台，各负有“监军旅之责”。讨徐敬业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到肃宗时代，普遍流行，但皆为宦官。

但是，监军制度是有缺点的，夏说：

“由工商管理学的观点去看，政工监军制度的弊病在为了减少兵变风险，而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致胜。指挥官作业之最终目的在求胜，目标是战场上的敌人；政工监军之目的在肃反，其目标为军中内部的不稳分子。为了求胜，优秀的军事人才比较重要；为了肃反，政治热情分子比较受重视。而在专与红之间，两者往往难以兼顾。为了求胜，要统一力量，各级指挥如臂之于手，手之于指，随心如意；为了肃反，防止兵变，要集中意志，使带官兵无法独行独断或成群结党。”(17)

政工制度，虽由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衍变而来，却“性相近而习相远”，和中共比较，更差之远甚。解放军以党领军，党指挥军，政委是党代表。国军政工，只是亲院长的政治幕僚长，然而又自成系统，政工是一种专业，设立学校，专职培养，一九五〇年九月，下令王升（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草拟建校计划。(18)第二年二月，成立建校委员会，选定台北近郊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干校的校址，并于次年十一月招收新生。

从政工干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代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

干校的训导方针，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19)

在这个教学宗旨的基础上建校，求学当然其次，教育部也不承认其为合法的大学机构。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胡伟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做了半年的短命校长，乃由王永树接替。王升（先是教育长，后升校长）的造神运动，依次是“伟大领袖”、“青年导师”蒋主任。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黄埔。一九七五年，蒋先生去世，经国接班，太子门生，如水银泻地，除财经界尚是一片干净土外，情治系统、文化娱乐以及党政新闻界，无不盘踞侵吞。

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因此，国民党在军中设立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和行宪后提出“还军于国”的理想，大相径庭。国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党军，更具体的说，国军其名，蒋军其实。

董显光说，经国原“不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深知其父令出惟行，只得勉为接受。”(20)董先生自命为虔诚基督教徒，如此大胆说谎，真不知道他如何向上帝忏悔，董的潜在用心，恐怕还是为了下面一段：“在外人方面，颇有误会政治部之动机者。但如能彻底了解其作用，则误会当可消除。”

有“误会”是事实，“消除”则非易。外人乃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MAG）的官员，美军设新闻官，宗教官，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经国将苏式政工制度，党务活动，引进三军，使国军党化，私人化（Personalized），那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顾问，所无法容忍的。

且看哥伦比亚大学《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记载：

“五十年度初期，国民党控制台湾，主要以戒严法为依据。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和苏联、中共的作法，殊无二致，美军驻台军官普遍厌恶。虽然，双方获得某些妥协，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我行我素，坚持为事实所必须。”

一九五三年九月，应美国国防部之邀，经国赴美考察参观。(21)不言而喻，华府对这位“前共产党”是不怎么放心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礼遇，在白宫予以延见，但经国的思想底层，只想到权力的光辉，只想到对敌斗争，美国两个月的旅行，对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国民党七大会召开，经国当选为中央委员，日益上升的权力，得到肯定。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22)蒋先生兼任团长，经国主任。

救国团的成立，事先未通过立法程序，也不属政府的任何部会，和教育部的性质类似，但教育部无权过问。所以后来被《自由中国》半月刊讥讽为经国的黑市机构。

成立之前，经国早在复兴岗政工干校内，设班储训干部，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

“青年是可爱的，尤其是军官学校的结业典礼中，前面一排都是各机关的高级长官，后面的都是年轻而刚毕业的学生，我心里便感觉到，唯有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足以接替前面的人所肩负的革命重担，才能完成艰巨的革命大任。今天中国的革命，没有青年起来，就不能成功，可是青年起来以后，如果没有组织去团结青年的力量，不能持久，最后还是全归失败。”(23)

浅看这段谈话，会以为经国一付范仲淹的胸怀，办救国团是为了要“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亦颇似毛泽东所说：“你们青年人像早上初升的太阳，国家是你们的”，有准备交棒子的意思。

其实，他另有所图，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上，他说：

“三十八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共匪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三十八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要打倒共匪，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一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24)

团结青年，为的是“打倒共匪”，怕青年“被共匪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后果，青年的矛头，就会掉转方向，向国民党政权挑战。

四十年代大陆的崩溃，学生运动，对国府的困扰，在某些方面，并不下于军事的挫败，国民党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情，也十分值得同情和理解。不幸它把学生运动与共党运动混为一谈，诚如李绿所说：“国民党逃难到台湾来，所做的总检讨，显然只停留在痛悔自己和共产党比起来，控制不够严密，手段不够残狠的技术层面上，对反省自我本质的工夫，则付之阙如。”(25)

自由派的人，反对“政治部”、“救国团”，老国民党人，或国民党中的死硬派，批评得更激烈，雷震即是一个例子。《自由中国》曾以多篇社论，主张撤销。其中一篇，箭头似乎瞄准经国。它说：青年救国团成立迄今，已五载于兹，但这一单位究竟是何种性质，社会上还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据青年救国团本身的解释：

“救国团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青年组织。”（引自该团刊印的《新团员入团训练》教材）然另据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胡轨说：“救国团的组织是教育性的组织，救国团的工作是教育性的工作。”（引自教育与文化社编印民国四十五年度《中国教育与文化》）显又置群众性和战斗性而不提。难怪社会上普遍的说，这是性质不明的组织。其实，青年救国团之几乎无事不可过问，以至无处不可插足者，也就是由于这一点。换言之，青年救国团正是利用这种方便，许多事情一把抓。不过，若仅从其组织之真正精神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关于这一点，青年救国团本身也不得不坦白承认：“救国团的名称是‘反共’、‘救国’，顾名思义，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见前引《教材》，下同）老实说，这个组织的性质，表面上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骨子里是以所谓教育性、群众性以及战斗性为手段，而以政治性为目的。很显然，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此可从其团章及有关规定中，所谓信仰三民主义，所谓宣传三民主义，所谓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以至于所谓背叛三民主义是违犯团纪，而获得具体证明。甚至国民党内有人说，这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26)

所谓“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已呼之欲出，那就是“蒋主任”，社论又说：“今天这样惨局，青年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这责任该由老一辈的人负担，尤其是该由老一辈政治上始终身居要津的人负担。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可痛心的一点，便是极少数的政治掮客，做着青年贩子的勾当。因为这少数掮客，相信‘谁有青年，谁有前途’的说法，一如商人之相信谁有资本，谁可赚钱的道理，于是对于青年人的纯真和热情，加以充分的利用。结果是盗用若干美丽的名词和动听的口号，欺骗青年，愚弄青年，麻醉青年，进而牺牲青年，使自己的权位，建筑在青年人的鲜血头颅上。天下事之可悲与可鄙，宁有过于此者？此所以为了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防止政治掮客的残酷利用，青年救国团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假使青年救国团真是爱护中国青年，根本便该自动撤销才对。”(27)

国民党会自动撤销吗？救国团这个机构，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经国认为，这是他走向“胜利之路”的桥梁。任何人反对，都是枉费唇舌的刺耳噪音。

①程沧波著《煎熬中的台湾》，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第三版。

②《台湾进入战时了》，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③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〇年六月四日。

④《论海岛攻防战》，《中央日报》，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

⑤《台湾守得住吗？》，转载自《中国一周》，《中央日报》，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

⑥邵毓麟著《汉城撤退前的漫长两昼夜》，《使韩回忆录》之十六，台北《传记文学》第193期（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

⑦同⑥，第103页。

⑧Klaus Mehner “Peking & Moscow”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NY. 1963.

⑨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85页。

⑩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11)同⑨。

(12)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沈昌焕、连震东、袁守谦、张其昀、曾虚白、郭澄、崔书琴、谷凤翔、胡健中。

(13)陈诚曾任政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

(14)同⑨，第621页。

(15)同⑨，第622页。

(16)基本任务：一、主持军队政治教育思想领导，建立精神武装。二、筹划军中组织，考核官兵思想，防止逃亡反动。三、监察所属单位之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四、激发官兵战斗情绪。五、推行保密防谍教育，展开官兵保防工作。

(17)夏宗汉著《由蜕变角度去看国府国防新政制草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八年六月，第14—19页。

(18)《国军政工史》，第1565页。

(19)同(18)。

(20)同⑨。

(21)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第489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卜说：一九五三夏秋之交，亨利鲁斯在台北博爱路宾馆，与经国长谈三小时。鲁斯劝告经国去美国“考察一下”，蒋当场答应。

(22)青年节，蒋先生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决定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号召全国青年作第三次结合。

(23)李元平著《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北中国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五月，第187页。

(24)同(23)，第190页。

(25)李绿著《台大学生运动三十年回顾》，台北《夏潮论坛》第一卷第9期，一九八三年十月。

(26)《青年救国团问题》，《自由中国》半月刊，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

(27)同(26)。

吴国桢事件

因韩战，蒋先生意外得到一张人寿保险（lifeinsurance）。蓝钦被任命为驻台公使代办台湾的外交地位，因而爬升。军经援助恢复，往昔阮囊羞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矣。

中日和约，东京屈服于华盛顿的压力，在台北完成谈判签字，开日、台关系正常化之先声。

蒋先生一再呼吁，出兵援韩，①为华府所婉拒。他的一套如意算盘，朝鲜危机扩大，国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那就是他“反攻复国”的机会了。

杜鲁门和麦帅的想法不同，他只要韩战逐步化，可是，英国的艾登，扯着他的后腿，怕把事情闹大，这样一来蒋先生火中取栗的计划，化为乌有。

艾森豪威尔上台，取代仇蒋的杜鲁门，蒋先生否极泰来，信心倍增。台湾海峡的中立禁令解除，杜勒斯声言“中共不过是过眼烟云”，华府新的战略设计，将非一味让步，改持大举报复政策。

台湾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之说，此起彼和，不可一世，叛将陶希圣把它扩大，说成“世界的重心在远东，远东的重心在中国，中国的重心在台湾”。俨然“天朝中心”的老调，把别人的大牙都可笑掉。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形势危殆，蒋先生迫于无奈，祭起民主宪政的大旗，放弃独裁统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着眼点，是在要挑他毛病的华府。现在共和党主政，既反共有志一同，连这个虚伪的门面，都是多余的了。

实际上，蒋先生畏首畏尾，形势上的事，他看的并不很清楚，美台关系，决定于彼此的利害需求，而非台湾实行何种政体。蒋先生如果有胆量，韩战以后，他应该抓紧机会，立即宣布解散国民大会、立、监两院，冻结宪法。美国也只好默认了事，南韩的李承晚，下令释俘的事，就是他掴华府耳光的好例子。

不过，蒋先生在某一方面是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讽。他的格局，远逊毛泽东，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照宪法规定，应于一个月前选出第二届总统。所以，元月间，蒋先生下令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大张旗鼓地把当年在南京举行的政治闹剧，搬到台北重演。

纯照法律办事，所谓的“民意代表”，任期届满，应该鞠躬下台，再行竞选。但大陆已沦陷，这件事办不到，民意代表，早已不代表任何民意。“代表”诸公，在台流亡。其次，法定人数亦不足，很多代表，未克赴台，沦为中共“劳动改造的对象。”

对政治的解释，西方人有个说法：“政治者，妥协之谓也”。搬到中国，“妥协”一词，可圈可点。蒋先生既然一定要当总统，民主的招牌一定要挂，②办法多得很，只要偏劳大法官们，照指示办事，即依法有据。至于人数问题，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即可。于是，很多人摇身一变，凭命令“选”为“国代”，且是终身职，人称“万年国代”。

副总统一职，当然，非陈诚莫属，昔年，孙（科）李（宗仁）逐鹿的往事，自不许重演。但蒋先生难免要先谦虚一番，“问何应钦愿否竞选副总统？”③这位“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的四星将军，早看透蒋的心思，连忙婉谢，蒋乃顺理成章地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陈坐二望一，为外界公认的蒋氏继承人。

国民大会，因创制、复决二权，迄未行使，代表诸公，休息六年“辛苦”一次，依法不能享有薪给。然而，政治既有妥协的特征，更有分赃的奥妙，这些人原为无给职，趁此机会，正好勒索一番，票可以照投，但是大家得坐下谈谈条件。转瞬间，化无给为有给，后来升级，以“贷款”、“住宅”交换，成为六年一度的“政治拜拜”。

这年三月，台北一片升平景象，中山堂恢复了当年南京的热闹气氛。先是投票表决罢免副总统李宗仁，闹得煞有介事。其实，此举纯属多余，缘李氏于一九四九年冬，即移居美国新泽西州，自我放逐，不问政事。蒋为了报一九四九年“逼宫”的一箭之仇，始出此下策。

李宗仁强弩之末，容易对付，无独有偶，半路上杀出吴国桢事件，那就喧腾中外。

交待故事之前先把吴、蒋关系，作一简单交待。吴自美学成归国，受蒋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党政要职。党内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于政府的架构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外交方面，担任外交部次长，为蒋面前长期得宠的爱将之一。但吴和经国间，则格格不入，形同水火。事件的爆发，即种因于此项潜在内斗的表面化。

赣南时代、重庆时代，经国和康泽、陈立夫的人马，不断交锋，但与吴副部长、吴市长，风牛马不相及，尚能和平共存。一九四八年八月，经国突奉命赴沪任经济督导员（详见本书12章：八一九防线），侵入吴的势力范围，双方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吴国桢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吴且赴京，向蒋先生力谏，剖陈利弊。经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三十年代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经国成熟、高明。一九四八年十月，经国落荒而走，非但未虚心接受上海失败的教训，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吴扯后腿，始有那样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吴继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④两个冤家，窄路相逢，蒋作此人事安排，颇费周章。台湾是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唯一行省，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唯吴适人适事。吴自己亦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斯时，经国羽翼未丰，只有手杖的作用，尚无从过问高阶层的人事权，何况“国内分崩离析，国外阴雨密云”，内斗为势所不许。因此，韩战爆发前，勉能同舟共济，保持和谐的局面。

就政府的体制观察，经国任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副司令之手。吴国桢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末，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吴拒绝妥协，客观分析可能出诸下列原因：

■吴的性格使然，“士可杀而不可辱”，官可以不做，原则要遵守。这本来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一项卓越（outstanding）的德性，吴能舍唯唯诺诺而表现其气节，至为难得。

■恃宠而骄，过分高估了蒋先生对他的信任，迨他了解蒋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

■缺少团队精神。吴认为经国“不学无术”，其所主张及实施之办法，与“近代民主政治，实属扞格”，而忽略国府的本质。民主也者，本来就为装饰门面的东西。照潘公展的说法，吴“八面玲珑，十分圆滑”。⑤一个“圆滑”的政治人物，当不至于糊涂到以自己的乌纱作孤注一掷，想必经国有欺人过甚之处。

枝枝节节的龃龉，大都为了金钱之争。迁台之初，政府除自上海搬去大量黄金白银，国库收入，几等于零。一切中央的开支，唯省府是赖。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岁收田赋。应付那样庞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

吴身为主席，自有撙节开支，开拓财源的责任，遇到预算以外的额外要求，如“政治部”、“救国团”的请托，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换一个人当主席，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宁愿别处节省，对经国网开一面。诚如他告诉雷震时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⑥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分很大。否则，不致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类似情况，陈诚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曾发生过，⑦引起经国和辞修的矛盾，但没有吴蒋这么严重。

严重对抗，导因于台湾火柴公司案，那是一九五〇年的事。某天省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王哲甫（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被捕，承办单位即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召见副司令彭孟缉，查明原委。彭说是总统的命令，并陈阅全卷。吴不看则已，阅后，情绪激动，十分气恼。

台湾火柴公司，总公司原设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淞沪失陷，董事长吴性栽，选择大陆。保安司令部，本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处事方针，将吴列为“附匪商人”。吴性栽解放前，从事电影事业，为了向新政权表态，或为形势所迫，摄制《民国四十年》影片一部。顾名思义，影片内容，对国民党、蒋先生，诸多诋毁失敬之处。透过情报活动，经国获悉，迁怒于留台的台湾火柴公司，下令彭孟缉将负责人王哲甫，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下狱。

于法，经国是站不住的，台湾的王哲甫没有理由去为上海的吴性栽负任何行为上的法律责任。而且吴说：

“王虽到香港和吴见过两次面，不过，在时间上是在影片完成之前。据王的供词，仅说是业务报告，和吴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因此，我认为这种随便入人于罪的办法不足以服众。我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彭要我下手令，我下了一个条子。”

吴的手令，等于废纸，彭并未遵守。吴说：

“当天下午五点，彭要见我，而且和经国一道来的。当时小蒋的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我这才知道，经国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名义，控制着台湾的特务系统。经国说，王有罪，不能释放，我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最后我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⑧

处于彭的立场，可以对吴违命，吴莫奈他何！和经国站到一边，不愁将来之升官发财，果然，这位吴眼中“獐头鼠目”的彭副司令，因功而上将衔副参谋总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近乎火箭的速度，在台红极一时。

这是吴、蒋当面顶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当时的情况，除吴以外，不作第二人想，可见吴的气焰，并不下于经国。

当天傍晚，吴下班不久，主席官邸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即总统贴身秘书周宏涛，奉令转达，抓王是蒋先生的意思。显然，打出父亲这张牌，目的在于缓和经国和吴的关系，挽回经国的颜面。吴告诉周，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周打圆场：“假使省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尽可顺水推舟，息争了事。然而，吴仍未见好就收，坚持己见，写就私函一封，托周转呈，图作最后努力。

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先生（官邸称蒋为‘先生’）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⑨

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以蒋先生的性格，对这样一位傲慢的部下，已足够容忍，但是和经国的嫌隙，亦未因此平息，且进一步扩大，恐怕，太子也有几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歇斯底里。

再次事件，发生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经国下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之名，一夕间，逮捕三百九十八人，而其中仅十九名，有过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全属无辜。经吴出面干预，迅速获释。但大逮捕之后有小逮捕。吴回忆说：

“有一天，基隆市市长谢贯一向我报告，有两位市议员，午夜失踪。接报后，我向彭孟缉查询，彭先说不知道，后来推到保安司令部的×处长身上，那处长又说不知详情，案子是调查局办的，于是我下令要他在三小时内开释。开释后，我要谢市长把两位台籍议员带来看我，出于我意料之外的，两位议员表示，人既恢复自由，倒过来要求我不必追求真相，原因是怕特务报复。后来说出真相，其故在未遵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

吴要彭把两位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彭表面敷衍，并未遵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先生的手令，那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吴不得已，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向蒋先生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⑩蒋低头不语，装出很为难的表情，向吴斥责：“别说下去啦！”

蒋先生按既定方针办事，吴的诤言，自难入耳，“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11)这个结，还是由吴自己解开。

一九五三年一月，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吴意识到，是他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三月初，借口健康欠佳，呈请辞职。蒋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月。(12)但吴去意已坚，“三度请辞”，行政院第二百八十六次院会，终于官样文章地“应予照准”，并通过上级交议，任命俞鸿钧为新的台省主席。

吴历任中枢要职，必有为蒋先生赏识的才干，否则，蒋不会如是纵容，吴也不会那么傲慢。下面摘引两个关于吴才具的侧案：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13)

这段话，出自上海市参议会潘公展议长之口，潘和国府同道，应是可信的肺腑之言。其次是吴任外交部次长时候的僚属何凤山的回忆：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时（一九四二年），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新进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的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是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在国内做事多年，所以英文之外，中文也很不错，他告诉我：‘刀笔吏俗所谓绍兴师爷，在公文的运用上有一种特殊的技巧’。他佩服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方（芷汀），他跟陈某请教过，所以吴氏行文，极重简洁扼要。我们部中的同事，虽然许多是老公事，有时在重要关头上认为不当时，他也不客气的申斥，受他折磨最厉害的，要算欧洲司长梁龙（云松）。

“吴氏是一个急性人，讲求效能，他的外国名字叫K.C.WU，中文喊为‘开水壶’，一则音同，再则恐怕是形容他说话说得快，好象壶中的开水一样。他走路健步如飞，许多老太爷们跟不上，视与他同行为畏途。在政治关系上，他与张群（岳军）接近，被视为政学系中的一分子。他注意人才选拔，我有时与他同车由上清市到涨秋山庄办公，在路上除讨论案件与问题之外，尚臧否部中的人事。因此，他对于部务的了解更加深切，譬之是时部员的外放，并非人事处决定，而乃每一出缺时，由每司提出人选，再经部务会议公决，人事处不过办理例行手续而已。我是时正督策同仁，铲除积习，努力工作，如果外放机会缺少，则将失去一重要的鞭策工具。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与吴氏谈司中的工作，又每一人员的学识品格。他是一位有心人，还晓得看点相，有次谈到纽约总领事馆的情形，我指出领事卢心畲有干才，处理内外事务均能恰到好处，他是于焌吉总领事的好助手。我不过是随便谈谈，并没有存什么心，哪知几个月之后，加拿大的多伦多总领事出缺，部中竞求的人很多，他忽然的问我：‘你看派卢心畲怎样？’我闻之愕然，他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好吗？打电报问问他的意思如何？’卢某虽因故没有接受，而吴氏的求才若渴可以想见。”(14)

何凤山现退休旧金山，与吴已几十年不相往还，自没有向吴讨好的必要。上列例子，把吴的个性为人，办事能力，勾画得一清二楚。

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挂冠。

五月二十四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偕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作六次公开演讲。离台当天，松山机场，场面热闹空前，陈诚夫妇以下，五百余人，为这位前主席隆重送行。

吴能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七十九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

吴修潢不准偕行，当局如引用兵役法的条例，自于法有据。有气度的话，未尝不可法外通情，免得落个“人质”的口实。

吴抵美后，有相当程度地克制，非但没有半句对国府不满之词，且参加纽约中华公所中美联谊会华美协进社等团体发起的国庆晚宴，宴会致词，“呼吁侨胞和友邦人士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共斗争。”

上列事实证明，吴的转变，乃在王世杰撤职案发生以后的事。潘公展说：

“当去年十二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到吴国桢的。我于十二月四日在《华美日报》发表《政风》一文，就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风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真相宜有一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所戒惧’。‘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幕夜芭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于法外’。更于同月十五日论根绝贪污之道，有‘法办今日黩职之官，即所以杜异日丑吏之重演。惩治已发之贪污，即所以根绝未来之腐劣’等语。可是王案内情的是非曲直始终未为一般人所知，而谣言也愈来愈离奇。于是《美洲日报》遂于一月十三、十四两日也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一月二十五日的《民气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气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一月二十七日致《民气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桢之爱国，不敢后人。奸匪未除，大陆未复，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桢恳请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15)

潘公展推断，是“谣言”、“逼出”。他原先不愿说的话，颇合逻辑。至于“政府彻查，未得要领，自拟辟谣启事，又遭台报拒绝”的说法，核对事实，也不尽可靠。

吴的启事，完成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达台北的日期，大约为二十日左右，收件人是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张其昀。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苛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桢闻此谣传后，已于一月二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昀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十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熟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16)

这样一则广告，对当局并无冒犯之处，张其昀身为党的秘书长，应立即向蒋先生请示，并力陈拒刊或缓刊的利弊得失，殊料。张是官僚，学会官场的太极拳，将启事交吴父，吴老先生跑遍各报，不得要领。

广告转到蒋先生那边，又认为要“缓下来研究一番”，迟到二月七日，始行见报。

我们推测，当局对吴的情绪，一无了解，也可能忽视了吴的打击力量。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乃于七月这天，向台发难，首先应MGN台的电视访问，周后接见合众社记者的专访。

美国的七日，正是台北八日的夜间。台北七日广告见报的时间，美国六日夜晚，吴国桢的消息，不可能这样快，换句话说，他知道这个消息，已明日黄花，否则，这场误会，或许可以避免。

吴之“政见”，共有下列三点：

“一、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

二、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

三、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17)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导。

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二月二十六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氏是出名的政坛丑角，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周后，张氏余意未尽，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违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违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18)，共达十三条之多。

张带头“提质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主要向经国表态，所列罪名，也都是秦桧对付岳飞的手段，其中有关“套汇”一条，行政院长陈诚于答复余凌云委员（立法院第十三次会期第五次会议中）时，已“郑重声明”，“吴政务委员根本无结汇套汇事情。”足见张道藩落井下石的居心。

另一位和张搭档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漫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桢二月七日及十六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已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一九五一年五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正正堂堂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觇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19)

可惜作者虽较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昧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先生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

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谠言佳句。

“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有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扬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摘，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摘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动不动给人带上帽子，是共产党型的政治作风，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20)

当局明知理亏，仍顽抗到底，三月九日，党报以《吴案应究办到底》，发表社论，硬指吴所谓“政见不同”，是“阴谋诡计”，意图使“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同时重弹外国自由主义污蔑台湾“独裁专制”的老调，说吴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

三月十七日，国大第十次大会“一致”通过临时动议，“建议政府以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

同日，发挥高度行政效率，蒋先生发表“总统命令”，作为事件的尾声。

“总统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令：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21)

“政务委员”一职，在吴氏辞省主席时，即坚辞不允，现在“予以撤免，以振纲纪”，完全是黑白倒置，自我下台好办法。“违法渎职”更是莫须有，有失风度的政治手法。

吴修潢，后来通过蓝钦大使缓颊，当局放人。但事件过程中，台北新闻界的一些做法，纵非当局授意，当局未予阻止，却颇受非议。故事经过如下：

“自从吴国桢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后，却使吴修潢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使得他再也安不下心来研习功课，三天两次请假。为了逃避一部分同学的揶揄和白眼，他拿起父亲吴国桢的印章向学校要求转学，虽然经学校当局劝阻了，但是他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已是失去了蹦跳的活力，眼镜下是一双失神的眸子。问起他对他爸爸最近的言论有何感想时，他带着些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说：‘那是我爸爸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愿意念书，其它什么问题我都无兴趣。’但是稍稍平静之后，他又说：‘如果爸爸是胡说的，那末我希望他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吴修潢的性格似乎是比较内向的，在学校除了功课，他对课余的团体活动，一向无多大兴趣，而且许多想法也很不健全。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到美国去念书。他的爸爸临走时曾对他说：‘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他仍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由于吴国桢在国外种种卑劣的行为，倒先作了儿子的罪人了。”(22)

罪及妻孥的手法，与海峡弊案“文革”或“文革”以前时期的做法，又有什么区别呢？

整个事件，系由经国而起，吴函所指“若干人士”，尚有保留，等另刊出《上总统书》，重申六项建议，提出特务迫害问题，才对经国正式点名。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先生“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国民党要员中，如此批评蒋先生的，除胡汉民、孙科，则数吴氏。但前者言论扩散的影响，仅限于国内，吴国桢直接诉诸于美国公众之前，等于一颗威力的原子弹，丢到蒋先生父子的后院，发出惊人的震动。

台湾内部的反应，和官方幕后策动的“声讨”、“上书”、“签名”，表里悬殊。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可思过半。吴出此下策，谁曰非经国逼人过甚所致。

胡适之离台返美前的一段话，至为公允，他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23)

语虽委婉，其言中肯，可说代表沉默大众的心声。

事后，蒋先生一定很后悔，当年“义释华容道”的差错，不让吴出走，吴即不可能借外国政治的保护，为所欲为（指随意放言批评政府）。蒋绝非妇人之仁的领袖，释吴出于夫人的劝说和影响，使我们清楚地看出，经国和夫人间的斗争，由吴案更趋于表面与白热化。

经国自始至终，未公开露面，未发一言，很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微妙。然而，权衡得失，经国依旧是个胜利者。从权力的层面看，“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凡是阻碍经国权力上升的一切力量，都是要铲除的。试看他告诉美国学者艾伦·怀丁（Allen Mhiting）的一段话，证明他的思想基础，是无法动摇的。

“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共党攻击的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基本的道理最清楚，我们反共是为了争自由，只有如此，才能反共。我们的原则是实行民主，但是共产党存在一天，我们永远无法实行我们的理想，那末则永远没有民主。”(24)

进一步看艾伦·怀丁对他的观察，有助于我们对吴、蒋之争的深刻透视。

“他有很多缺点，种因于长期在苏联的生活。他不信任任何人，忽视西方思想，反对有英、美大学学历的人，他找自己的同伴，对有真才实学消息灵通之士，不予理睬，政治行动带苏式宣传气味，缺少健全的策划。”

吴、蒋出身不同，思想背景不同，有性格的冲突，有见解的差异，把这样两个人物，强迫组合，最后的决斗，无可避免，而吴之失败为形势之决定，亦理所当然。

吴案的余绪（aftermath），一为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经国调职。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层楼，成为名符其实的秘密警察首长（Secret Police Chief）。

①蒋先生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麦帅访台时，提议台湾出兵三万三千人援南韩。

②把宪法完整地带回大陆。

③蒋匀田著《行宪与修宪的层叠插曲》（二），《中华月报》第720期，一九七五年九月号，第62页。

④《蒋介石先生年表》，《传记文学》157 期，一九七五年四月，第100页。

⑤潘公展著《我所见的吴国桢》，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第13—15页。

⑥雷震著《雷震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出版，一九七八年十月，第83页。

⑦同③。

⑧丁依著《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影》，刊香港《南北极》，收入《蒋经国传》文艺书屋版，第262页。

⑨同⑧。

⑩吴国桢著《上蒋总统书》，一九五四年六月。

(11)同⑩。

(12)“The K. C. Wu Story Why the Governor of Formosa Broke with Chiang Kai-Shek” The Reporter, Mar. 1954 P. 18.

(13)同⑤。

(14)何凤山著《何凤山博士回忆录》，《国际周报》，美国洛杉矶，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第16页。

(15)同⑤。

(16)史无前著《吴国桢一声霹雳》，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

(17)《吴国桢、蒋经国、蒋介石》文，原刊香港《南北极》，后收入丁依的《蒋经国传》。

(18)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

(19)朱启葆著《吴国桢事件发展中的评议》，台北《自由中国》，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该文可能为朱养民博士所写，朱现退休美国首都华盛顿。

(20)同(19)。

(21)同(17)。

(22)刘亚平著《吴国桢国外扯淡，难为了老父幼子》，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23)同(17)。

(24)Allen Whiting, “A Man of Mystery”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 12, 1955.

一江·大陈

某一时期的政治口号，恰好反应出当时的政治情势。在美军未协防台湾之前，“保卫大台湾”的声浪，铺天盖地，华府的政策一变，马上改为“反攻大陆，收复失土”，几乎是声震环宇。蒋先生一年三次的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国庆），永远重申“今年是反攻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和后来“文革”期间中共所谓的“一片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有异曲同工之妙。

“反攻”，从现实的观点看，是一个神话，正如殷海光教授所说“现在，共党占据中国大陆，手握世界第三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湾及其外岛需要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和支援。这证明它自卫尚成问题，怎么能够‘反攻大陆’？”①吴国桢的回忆，肯定蒋“自始至终，没有这个打算。”②但“政治神话”、“诺言公债”、“人身神话”，既有利于国民党集团的统治，它们自乐于充分利用。不允许任何人发出疑问，日子久了，谎话变成真言。

“反攻”的口号喊得如此动人，要使人采信，必须有具体行动的配合，哪怕是行动再微小。

自海南、舟山相继失落，邻近大陆边缘的零星外岛，就纯军事的意义，是国府的负担。地理位置与台湾相距太远，运补不便，军费开支繁巨，且分散本土的兵力。蒋先生拒绝放弃的原因，即与上列神话有关。

浙江省的面积，十万二千平方公里，下大陈仅七点五平方公里。打开地图，根本找不到它的正确位置。③假使国军真有进攻天台、临海的军事意图，这个位于台州湾东南海上，距陆地十四海里的岛屿，未始没有军事跳板的作用，其奈，蒋先生的原意，仅限于“对大陆沿海海陆渗透突击”，“展开政治、心理、经济等攻势”④而已。

一九五〇年六月，成立“大陈游击指挥所”，指挥官由海军温台巡防处处长兼任，所属游击队，五花八门，番号众多。⑤实际上，各显神通，并无真正的统一指挥。到一九五一年九月，“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派驻大陈，始纳入正规。

胡的使命，为“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间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岛发起反攻大陆军事作战”。集“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和“省主席”两要职于一身。听起来很显赫，所辖兵力不过六个突击大队，一个海上突击总队（司令夏季屏），人数七千。省府下设军事处、民政处、经济处及温岭县政府，但所能控制的领土，只上下大陈、渔山、一江、披山、南麂等四个离岛地区，面积十六平方公里。

胡到大陈，系处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自愿请缨，带罪立功。蒋先生“准备配合国际局势间的演变”的梦，自然和他若干次的旧梦一样，为现实所粉碎。胡英雄末路，时不我予，积谷山被占（一九五三年五月）将军已感到很气馁，复和美方顾问，生防务歧见，大陈军政体制，因而改组。

大陈防务，由新整编的美援装备师刘廉一扩充。⑥一九五三年八月，经国奉命专程迎胡返台。“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更名为“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徒具虚名的省府主席，亦暂由钟松代理。

大陈防区，北领渔山、一江、南控披山、南麂，防线绵延达一百二十余海里，司令部则以陆军为主体的三军联合编组，司令官兼管防区党、政、军统一指挥责任。后来担任台湾司法部调查局局长多年的沈之岳，即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⑦

一九五四年九月，下大陈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管全区地方行政，沈之岳奉命兼任，“省政府”结束迁台。经国的势力，因通过沈而彻底掌握控制。

朝鲜战争停火，解放军的海空军，得以自此南移，开始对浙海地区，施加压力。毛泽东能让经国的几只“小小苍蝇”长期“嗡嗡叫”吗？大陈舰队，已多次与中共东海舰队的大型舰艇，在三门湾附近，发生遭遇。积谷山失陷，中共的岸炮，置大陈港西口外海域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四月底，在渔山、菜花岐间海面，中共空军，出动投弹攻击，国军的海空优势，发生急剧变化。

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蒋先生乘峨嵋军舰，前往亲察。不久，爆发鲠门岛战役，解放军初试啼声，陆海协调，一举轻取鲠门、头门、田岙三岛。

解放军步步进逼，取得上列三岛后，迅速于毗邻一江的头门岛，架设岸炮，其射程可涵盖一江及大陈以北海面，台州湾海域为其控制，渔山列岛侧翼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瞰视下，过去游有余刃的海上游击行动，颇遭威胁。

时序十月，解放军的攻势倍增，头门的巨炮，达三十余门。由宁波樟桥和黄岩、路桥基地起飞的战机，不时光临，从事照相侦察。东海舰队的大型舰艇，同时在石浦港及三门湾一带海面出没，向国军的大陈特遣舰队（辖太字号、永字号及后勤舰艇）挑衅，剑拔弩张，如箭在弦。

解放军的主要目标是一江山，盖取地理之便。国军守将王生明上校，曾任防卫部副师长，系新近奉调，骁勇善战，曾膺选为一九五四年度国军战斗英雄，比起那些“跑将”汤恩伯、李延年、李天霞来，其意志、决心，简直有天壤之别。不幸，情势急剧恶化，回天乏术。

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米格十五战斗机十余架次，掩护轻重轰炸机十三架次，首次扬威，向上下大陈岛港口设施与停泊炮艇，反复投弹炸射。陆军岸炮，分别自头门、羊屿，大小麂岛阵地，发射三千五百余发，大陈防区，进入全面备战状态。

解放军的海军，亦于鲠门岛设指挥所，积极举行三军联合登陆演习。是月五日，国军某舰，在距头门岛二万五千余码处海面，遭岸炮击伤，十四日，更严重的恶兆光临。太平军舰，于渔山西南海面执行夜间巡航时，为敌人的鱼雷快艇，突袭沉没。

三年内战，主战场为陆地。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始着手海军建军，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是萌芽期，国军凭有限的舰只，七海雄风，处于无可抗衡的地步，太平舰沉没，给予国军强烈的讯号，既往的海上优势，已为时间所淘汰。

经国利用这个机会，指示救国团发起一项建舰复仇运动。很多青年，受到激励，报名从军。用中共的术语说：“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经国反祸为福取得重大宣传上的胜利。

但太平舰沉没，就全局看，只是正式接战的序曲。年节前，东南沿海，气候恶劣，东北季风，持续不断。台湾、大陈间的海上交通运输，因此受阻。解放军的首脑中心，认为进攻时机已到，一月十日，各型轰炸机一百一十五架次，猛烈轰炸运补船团，国军陆上舰上的高射炮，虽全力发射，终因无空中支援掩护，处于挨打地位，多艘舰艇，中弹负伤。当晚，大陈全区，进入战斗战备，因公留大陈的王司令，连夜赶返一江山严阵以待。

十日以后的一星期，解放军的海空主力，则以搜索毁灭国军的舰艇为目标。国军舰队不支，被迫退至南麂，浙海门户洞开。

那末，王叔铭指挥的空军，为什么不去支援呢？空军龟缩的原因有二，老式飞机的性能，不如米格十五其一，空中距离太远其二。

一月十八日，攻击开始，战役经过，请看《大陈岛往事记述》的追叙：

“共军于拂晓即开始以机群、舰炮及岸炮，轮番炸射一江山岛上我军碉堡、阵地、水际及滩头防御设施。一江山全岛，已全部笼罩在弹幕下，硝烟弥漫，火光闪烁。至中午，岛上我军阵地、工事、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各部队间，已失却联络掌握。午后，共军以小型登陆舟艇为主体的登陆船团，分由南田至海门一带港湾驶出，在大型作战舰艇掩护下，向我一江山海岸抢滩登陆。我忠勇守军，虽予猛烈阻击，但共军借其人海战术，冒死攀登上岸。在战斗过程中，王生明司令，一直坐镇指挥所，指挥所属作战。最后，王司令在电话中报告刘司令官：‘敌军已迫近到指挥所附近五十公尺处，所有预备队，都已用上，我正亲自指挥逆袭中，我手里还给自己留着一颗手榴弹……’，话未说完，电话机中传来‘轰’的一声，通话就此中断。刘司令官和我们围在电话机旁的人，都知道王司令已经壮烈殉国，无不热泪盈眶，悲恸不已！王司令虽已成仁，但一江山我军，仍在继续各自浴血奋战，直到二十日傍晚，枪炮声始告寂止。一江山在激战五十三小时后，终于陷入共军之手！”⑧

一江山是个弹丸之地，中共必争，且无畏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标榜的“战争边缘”政策，发动三军，强行夺取。其中颇多奥秘。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虽于月前（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在华盛顿签订，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仅限于台湾与澎湖（第六条）、大陈及其岛屿，并不在“协防”之内。毛泽东紧接着协防条约签订之后不久而用兵，一方面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一方面给蒋猛掴一掌，告诉台湾军民，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条约是万灵符。

大陈岛驻有美军顾问，整个战斗过程中，华尔登上校和他的接替人麦克雷登上校，都在现场观察。中共的情报，当然不会茫然无知，这一仗含有向华盛顿亮一手的意思——解放军照样能打三军协同战役，请看看北京的实力！

一江山失陷，蒋先生头脑才清醒过来，即使是“我的朋友杜勒斯”，依旧美国利益至上，蒋先生的计划再宏远，只是华府五角大楼的从属，美方不愿意介入援助，与其说是军事的理由，毋宁说是政治的考虑。几乎没有人相信，蒋先生能打回去的神话，站在华盛顿的立场，纵使国军能确保这些岛屿，除了东方人传统的面子问题，并无丝毫实质上的意义。美方抓着这个机会，正好逼蒋，自大陈撤退。

蒋先生顽固如昔，对美国的劝告，开始严拒。但事实摆在眼前，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同样命运，一江距大陈一万一千尺，解放军的一〇五榴弹炮，射程控制整个上大陈，连飞机都要在下大陈海湾降落，始免击落的危险。最后，蒋先生只好接受第七舰队司令蒲立德的建议，同意主动撤兵。

经国于一江失陷不久，来到大陈，他的任务，分两个阶段。“金刚计划”拟订前，设法稳定士气，决定撤退的行动开始，则为安定民心。

大陈本岛的民众，约一万四千四百一十六人，沈之岳专员于一月二十六日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疏散，“以策安全”，且规定“自二月二日止，至各该县政府登记，以便准备交通工具。”布告说得非常模糊，益增人心的慌乱：“疏散”的理由，是说“最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为“确保生命”所作的措施。

准备交通工具去哪里呢？据当时在现场目击的《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说：

“……极少数人因年纪大，身体病，走不了，他们仍在观望。决定走的人，不敢住在家，都捆好行李搬到小村里借住。又是乱世人心浮动，大陈这么多民众，政府能有这么多船只吗？尤其在此慌乱之时，共匪打来怎么办？”⑨

刘毅夫说“他（经国）一人的到来，等于增兵十万，人们嘴里不说，心都明白，蒋总统如无把握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来送死啊！”⑩

和经国同行的，尚有总政治部的美籍顾问杨帝泽中校，第七舰队帮忙，中共作战，自谈不上危险。但大陈的百姓们，怎知道其中的内幕呢？群众本来就是盲目的，既谈不上政治认识，对中共的恐惧，也都是受的宣传蛊惑。

所以，经国走到街上，出现刘毅夫所描述的镜头，说他是“大陈生命的灯塔”。

“饭后，蒋主任说：‘咱们到街上去望望’！我听不懂，他笑了说：‘这是我们家乡话，望望就是看看。’

“一走出专员公署，门外已站满了老少民众，纷纷向蒋主任拉手，一位老婆婆说：‘主任啊，你来了我们安心啦，总统老人家好吧？’

“另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拉着他的孙儿，挤到蒋主任身边说：‘主任带我们去台湾吧，我们都决定跟蒋总统走，我们不要共匪党！’

“我们再往前走，灯影凄迷中的山路上，人们更多了，突然有人喊：‘蒋总统万岁，蒋主任万岁！’又有人大声叫：‘蒋主任把我带到台湾吧！我们东西都捆好了！’

“我们往路旁的房子里看，可不是，家家户户都捆好了行李，人们都准备随时上船，他们连床铺都拆了。

“看了这种情形，一向刚强的杨帝泽擦着眼睛说：‘我眼泪忍不住了。’”(11)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信用早已扫地，“不论日夜，都有民众守望在蒋先生住地附近，只要蒋先生一露面，民众就会大声向后面传喊：‘蒋先生还在这里啊！’”，说明了对这位“风雨中宁静”的蒋主任，并没有什么信心。

经国和杨帝泽下塌于渔师庙，二月四日，放了空袭警报，晚间，一江火光四射，台湾飞来的空军，实施夜袭。独坐山头，凝视月光下的波涛，沉痛地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12)

台湾来的船团，杳无音讯。早起盥洗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同伴刘毅夫“请看看海上有船来吗？”刘说：“我可知道他心里实在也很着急”，“我充分了解望洋兴叹的心情了。”(13)

二月五日，经国收到一位宪兵的短柬：“你是我们的朋友，更是我们的导师，我们在哪里，你就到哪里，哪里危险，你就到哪里。”(14)不错，是“在凄风苦雨中，与军民共甘苦，共生死的感叹心声。”但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总政治部主任，职责所在，又是父亲的儿子，人伦责任，只好“吃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了。”

经国本想六日这天，搭机回台北，看看究竟。“怕民众误会”而“迟迟未做决定。”

这晚，搬离渔师庙，睡在附近的猫儿洞里，所谓“猫儿洞”，不过是个一公尺宽深的土洞，两傍各开一个可以睡一个人的横洞，里边铺着稻草，和衣而睡。条件比他在苏联时期石可夫农庄的教堂稍逊，起码，没有那样冷。

六日，佳音天降。“在晚饭前，想不到在这个风雨恼人的夜间，传来众所关心的大消息：台北电报到了，大规模撤退大陈民众的船团，已定后日（八日）到大陈。蒋先生有了安心的笑容！”(15)

七日，阴雨连绵，春寒料峭，经国告诉刘毅夫：“到外边去望望吧，今天该有船了。”

“夜雨已停，仍是满天低云，我跑出渔师庙，上了附近的海边小山头，往东一看，吓，真来了，大概是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舰，也许是联络舰，舰身的号码是124号。再往屏风山外边看去，有更多数不清的战舰，象鲨鱼群似的往大海域涌来。我立刻跑回渔师庙，报告了蒋先生，他只微笑的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早饭，跟着蒋先生乘吉普车去凤山岭，又看见了下大陈守将彭团长，他陪我们爬上下大陈最高峰凤尾山，一路上蒋先生随便同他谈些防务事宜。上山之后，才知道美国第七舰队已象猎人似的在大陈海域散开了猎犬，海上有一眼看不清的兵舰，空中处处都有喷射飞机巡逻，还有一些大蜻蜓似的直升飞机在舰队上空回旋警戒。我们可敬的将士们，虽然也知道了撤退计划，但仍在挖战壕、修碉堡，诡变无定的战场上有备才能无患，可是一些库存待运的弹药箱，已在往山下搬运。”(16)

整个撤退作业，定名为“金刚计划”，骨干为第七舰队，负责掩护和大批船只的派遣，军民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人，预定八天半内，完成分批撤离，实行“坚壁清野”的计划。

八日，大陈冠盖云集，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总司令梁序昭、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同时到达，经国精神为之一振。翌晨，登太昭军舰，驶向北方的渔山，仗第七舰队的威风，太平舰被击沉以来，国军舰只首次出现。由渔山再去距大陈三十海里的披山，巡视完毕。

撤离前，经国自太昭舰上带下一面国旗，举行升旗仪式。经国强自镇静勉励大家：“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然后，他闷闷的领着沈之岳、刘毅夫等，走遍了大陈街道，怆怀不已的到了海边。

守将刘廉一后来在兵舰起锚前，凄然地说：“什么都完了，落一场空！”经国没有表情。

“一江山”战役，大陈撤退，虽没有五年前海南、舟山那么令人震撼，却因而谱出“反攻无望论”的凄厉乐章，谁再相信蒋先生“我带你们回大陆”的鬼话呢？

国军被迫自大陈撤退，久已消失的悲愤气氛，重临全岛。但以蒋夫人为支柱的华美协进会，由陈香梅出面，假空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岛上有史以来首次的服装表演会，“介绍流行美利坚的H线条洋装，并将这场展览会美其名为‘服装义演’”。出现如此矛盾虚华的社会现象，自然为卫道之士痛心疾首。义演当晚，由军人之友社总干事江海东带头，率领同志一批，在仁爱路拦阻赴会的汽车，用行动表示沉重的抗议。

华美协进会来头如此之大，是晚应邀赴会的有美国大使蓝钦等各国使节及夫人，尽是得罪不起的贵宾。江海东太岁头上动土，经夫人向蒋先生具报，蒋冲冠一怒，下令将江扣押。

江是太子系的人物，当时的分量，不下于王升、江国栋等人。假使非仰承旨意，他敢去扫夫人的兴吗？所以，经国被牵涉到这个不愉快的插曲中。一般的说法，是经国和夫人斗法的另一回合（上海打虎，为孔令侃扬子公司案是第一次）。

江海东在西宁南路三十六号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名义上受监禁，暗地里受到彭孟缉的优待。三个月后，恢复自由，那几乎是人人能够想象到的结果，是经国打的圆场。换一个人，可能控以匪谍罪，轻则判刑坐牢，重则送命。

为经国辩护的人，最有力的理由，认为经国当时不在台湾，完全是少数军人“一股无处宣泄的怨气”，因而触发。是欤？非欤？经国缄默，当事人守口如瓶，和许多其它政治事件一样，即使百年后，外人亦难探真相。但国民党七届五中全会中，蒋先生提出“励行战时生活”的议案，很提供一些明朗的线索——父亲间接地站到儿子的这一边。

总政治部主任任内，经过做了不少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包括“克难运动”，迎接韩境“反共义士”赴台等，唯大陈撤退，他身先士卒，做了“人家所不敢做的事”呢！

①殷海光著《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自由中国》，第22卷第10期，第313页。

②吴国桢先生面告作者，时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于乔治亚州萨瓦娜吴宅。

③《中国分省地图》，地图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上海）。

④陈振夫著《大陈岛往事记述》，《传记文学》第239—240期，一九八二年四月—五月，第103—110页。

⑤同④，有王相义的三十六纵队，王祥村的国防部独七纵队，程慕颐的三十五纵队，吴澍霖的二十八纵队，吕渭祥的江浙反共救国军等。

⑥第六十七军，刘任军长。

⑦沈为毛人凤派驻大陈的保密局站长，因派人偷拍奉化照片献蒋，获蒋赏识。

⑧同④。

⑨刘毅夫著《大陈列岛军民完整撤退来台补记》，《传记文学》第189—190期（一九七八年二—三月）。

⑩同⑨。

(11)同⑨。

(12)同⑨。

(13)同⑨。

(14)同⑨。

(15)同⑨。

(16)同⑨。

孙立人兵变

失去一江、大陈，颜面上使蒋先生感到无光，“光复大陆”之说，益见虚无飘渺。实质上，既有《中美协防条约》①为庇护，长期偏安之局已定，他老人家也就乐得称孤道寡，安享天年。

有父亲做后盾，经国认真地推动其权力之旅(The Journey to Power)。大陆时代，形势比较复杂，国民党内部，党中有党，派外有派。欲更上层楼，不知要排除几许阻力，还未必能如愿以偿。到了台湾，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呼风唤雨，点石成金。

任总政治部主任，摹仿苏联的政工制度，切实掌握军队。有了枪杆子，自然不怕拿不到政权，剩下党和特务系统，只是时间问题。

在蒋先生的默许下，经国兼程并进，或明或暗，或缓或急，表面从容，实际上，步步为营，处处扎根。

从江西时代起，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己的KGB，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天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雨农的禁脔，都直接向蒋先生负责，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予小蒋登堂入室的机会。何况，陈立夫远走美国，毛人凤当家的军统，不复昔日雄风。②

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政行会是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即今“安全局”的大本营。成立之初，仅书记室和石牌训练班两个部门。

“委员会”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架构，就象其中一位工作过的同僚所说：

“‘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③

资料组副主任陈大庆，曾任上海警备司令，因“打虎”和小蒋结为莫逆之交，执行秘书张师，军统老人，机构很小，受它监理督导的单位，则无远弗届，计党政军十八个单位。④

“内调局”（全名为内政部调查局）自陈立夫一九四九年八月赴美“重整道德”，⑤CC的势力，日趋式微，但该局盘根错节，局长数易其人，到沈之岳接长，季源溥（前局长）升内政部次长，经过一番大整肃，⑥始由经国彻底掌握。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⑦自恃得宠于蒋先生，是“领袖的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明争暗斗，八方风雨，等到叶翔之继张炎元接长“情报局”（后更名）方受囊括。

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先生撑腰，还有夫人做靠山。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抢去“保密局”的业务，在毛人凤眼里，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毛怎么会服气呢？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渗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民，次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敌人。

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一九三九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⑧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一九四九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⑨炸毁“译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为蒋先生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落，且为人桀骜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局长），将相失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一九五一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为毛抓到把柄，叶共中饱黄金一百七十余条，东窗事发。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先生，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向当时的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军统高级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矣，略施拳脚，将毛的签呈，从蒋先生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⑩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一九五六年十月，毛患肺癌去世，众口同声，说是为经国所气死，原是穿凿附会，不屑一顾。

由于叶翔之窝里反，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报复打击，不稍宽容。那位中国的电讯专家，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铭将军，即以贪污罪，判罪下狱五年。

调离总政治部，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这个机构，扑朔迷离，来路欠明。台湾上下，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组织职掌如何？究竟在党政军机关中属哪一环？建制上，属行政院抑国防部？经费从何而来？单听名称，好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性质类似，但NSC并非政府常设机构，只在有紧急事故，提供总统咨询，而无实际运作的权力。

蒋先生凭灵感办事，要设什么机构，反正不受立法的牵制，想设就设。国安会议其实由过去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或“总统府资料组”繁衍，是制度化了的太上特务机构，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会议本身，设若干组，负责承上启下，但外强中干，又象是个空架子。秘书长先是顾祝同，后来周至柔，经国担任副手。如果，了解蒋先生的一套政治权术，这就是他老人家的火候，经国一辈子从政，担任无数次副职，正副只是名义，和权力的实质，并无丝毫关系，而经国总是把正副颠倒过来。

吴国桢的妙喻：蒋先生当总统，则为总统制；蒋任行政院长，则为责任内阁制。经国继承衣钵，就这一点，也学得唯妙唯肖，他做副的，即是他当家。温哈熊将军透露：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期间，外交部的事，都向国防部请示，个中玄妙可知。

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安全”），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它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先生的意思：“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

经国接管后，对大陆派遣游击队的活动，(11)因前年大陈之失，砍去地利之便，近乎停摆，破坏渗透，惟赖港澳。可是，中共的篱笆扎得那样紧，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驻外机构，徒具形式。安全局（郑介民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第二年，毛人凤作古，连情报局的障碍，都消弭于无形。

内部情况，吴国桢大闹一阵，很使蒋先生在美国颜面无光。吴毕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于实际政治，已经绝缘。省府主席俞鸿钧的后任，是比俞更听话的严家淦，经国得心应手，尽可高奏凯歌。

唯一能称为政治势力的，剩下陈诚副总统。陈有野心，又是经国的父执辈，对太子并不轻易就范，以他过去的资历，现有的功劳声望，远非经国所可匹敌。但除非蒋先生突然归天，陈依宪法规定递补，经国认输。陈成功的偶数，非常渺小，一为年龄的悬殊，陈五十七，经国四十五，相差十二岁，时间对陈不利；二为陈的健康，患严重胃疾，早不堪繁剧。相对地，蒋先生精力过人，在生命接力赛中，冠军在望。

敌人相继溃不成军，只剩下时任参谋长的孙立人将军。孙如不除，芒刺在背，可能构成蒋政权潜在的威胁。且孙与吴的情况迥异，孙是武将，虽被解除兵权，在总统府坐冷板凳，但他过去带过兵，羽翼尚在。我们先把焦点对准孙立人，将孙的出身和蒋的关系，作一交代，再回到事件的本身。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清华毕业，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 Vmi)(12)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George Marshal)是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入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八一三”淞沪战事，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予是役，在温藻滨(13)中弹负伤，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新税警总团”在长沙成立，孙重任团长，后调贵州都匀驻防。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任师长，翌年远征缅甸。滇缅战役中，仁安羌解救英军，打通雷多公路，反攻缅北，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

缅甸战争获胜，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四平、长春之役后，因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意见不合，解除兵权，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不久调台，任编练司令，负责新兵训练。大陆沦陷，蒋重整旗鼓，申“明耻教战”的决心，且为了争取美援，确保台澎湖，打出孙立人这张已冷藏的王牌。一九四九年，任命孙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第二年三月擢升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一九五一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的处境，自美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备受嫉妒倾轧之苦。国军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惟留学英、美，形单影只。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孙立人可能毕生从事军事训练，斯人憔悴，没有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孙亦不可能脱颖而出，中外驰名。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将军，当了一阵税警团长，即消声匿迹，五十年代，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和蒋先生隔海对抗，就是最好的例子。

孙的学识，卓越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liability)。蒋在一九四〇年前，不让孙入野战军，带兵作战，多半基于现实形势的考虑。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蒋作为最高领袖，权衡人事的综合平衡，有其过人之处。

据一位跟过孙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14)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和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从来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15)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他自己鹤立鸡群。也可能当时的情势，特别美国恢复军事援华后，制造他“非我莫属”的优越感。诚然，孙有学识，也有战功，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但孙是台湾整体里的个体，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会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打击。《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有如下生动的描述：

“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了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例如空军与海军提出，在防卫台湾及反攻大陆的战争中，空军海军如何重要，如何优先，须获得优先装备，反正是一切优先。又如空军提出，空军官兵的待遇要超出陆军两级，飞行员待遇，要超出陆军十倍，空军官兵要新式美观服装。海军提出，海军是国际兵种，须按国际标准待遇，一般官兵要超陆军一级，另有航海津贴，要有海军自己的舞厅、歌厅等。以上诸多不平等待遇，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外甥提灯笼（照旧）。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末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象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老蒋打圆场，至于老孙在老蒋面前请求批准进军校再受训一词，更是家常便饭。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盾多深。”(16)

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他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和小蒋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抵制经国的政工制度。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孙立人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17)

“良心会”的用意，也许不坏，但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这本来是该政治部发动的事。经国反击，推行“庆生会”，孙、蒋较量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

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他是带了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先生和经国所不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经国疑神疑鬼，迁怒到孙的头上，认定孙假外人以自重。

蒋先生乃于孙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连任一次后（一九五四年六月），调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孙为总统府参军长，再度打入冷宫。蒋做这样的决定，客观的原因是“狡兔死，走狗烹”，以孙做门面的作用消失；主观的情势，孙犯众怒，易导致内部的不和，且忧虑孙为美国所利用，怕祸起萧墙。

孙的想法是“对于钧座尽忠效力，不惜贡献其生命以及一切，冀报万一”，(18) 唯才不得展，志不得伸，参谋总长一职，居然，没有他的份，由黄埔系的桂永清，垂手而得，难免气愤填膺，险走极端。

孙是职业军人，“为了自己能独当一面，获得领导权，铲除那些贪污无能的官僚”诉诸枪杆子，原无足为奇。

《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五十五岁的孙立人，能干、勇敢，是最西方式的军事领袖。台湾很多政界人士，深为不解，孙将军何以能屹立那么久？孙坚信，在现有的领导下，台湾无法幸存，私下谈及大陆之失，纯由于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反共大业和他自己相连在一起……”。主张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希望。”(19)

依官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以及其它非官方的资料，“孙立人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

主犯郭廷亮，三十四岁，原籍云南，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毕业，时孙任团长。改新三十八师，郭是中尉排长，改新一军，郭升少校营长，一九四八年六月，驻军沈阳，和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以匪党言论煽惑”。沈阳失陷，郭要求白协助取得路条，白介绍其兄经文，任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嘱郭到台时，须为中共工作。郭因而顺利离开解放区，经天津、上海转台。(20)

郭到台后，先后任孙部少校营长、陆总搜索组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第五署督训组。但“郭在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前，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谍活动。”一九五四年九月，某晚七时许，有操北方口音的李×到郭家相访，李谓：“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代之任务，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零数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孙。一九五四年八月和十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

从犯六人，为三十七岁的江云锦，曾任陆军官校干部训练总队大队长，“陆总”第五署督训组副组长。“借到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职阶较高，学识较优，年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部队中之各同学联络。”田祥鸿，三十岁，四川人，任上尉情报官，受郭指示，“把军训班（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联络起来，结成一股力量”，“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刘凯英，二十九岁，安徽合肥人，供职某部，任第四军官训练班学生联络人。还有陈良埙，三十四岁，福建林森人，孙的随从参谋，和中校督导官李成亮。

六月初，国军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亲校，孙等选定此时，为发难日期。郭廷亮于五月十五日，(21) 台北谒孙，向孙报告，××部队将在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日开始团教练。“此项休息时间为采取行动最佳之时期。”孙本人计划于五月二十五日左右南下，以×××为指挥所，“将于五月底或六月初有所行动”。

事情发生变化，孙决定于二十八日去南部，但“奉谕”于三十日与蒋先生同坐飞机，郭廷亮则已于二十五日被捕，仅由陈良埙于二十八日乘车南下，沿公路通知各地人马。

六月六日，南部地区七万部队，举行检阅，来宾有专程自南韩抵台的美国第八军军长泰勒中将和蔡斯团长。受检部队，规定晨四时半前，抵屏东机场受检位置。预定上午九点半，正式检阅开始，但延至十一时三十分，始克举行，检阅台前，两度用扫雷器进行反复检查。(22)

一说，孙事机不密，已先后有二十余人，向当局告密，证诸郭廷亮于事发前十二日被捕，情治单位，早掌握同谋人的动态；一说，某炮兵连突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长怀疑，偷偷溜出营房向政治部主任阮成章报告转报安全局，于是毛人凤奉命专机南下，事败案发。

孙的“同谋”事发先后，分别被捕，仅刘凯英脱逃，且获孙资助。但国民党当局仍不动声色。六日，蒋先生在高雄设宴，为泰勒洗尘时，陪客中尚有孙立人在座。此后，六月十五日的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校庆，和为蔡斯返国举行的联合欢宴席上（俞大维主持）再看不到将军的身影，孙实际上，受到看管侦讯之中。

外电率先报导孙被捕消息，当局却闷声不响。到八月三日，也就是说封锁了两个月，始公布辞职的消息。

辞职书虽吞吞吐吐，已呼之欲出。孙说：

“……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23)

那末，究竟是什么事，是陆军部队发生的“不肖事件”，使孙“抚衷自省，实深咎愧”呢？当局讳莫如深，贯彻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或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无奈心理，以致谣言四起，众说纷纭，甚至距今二十八年，迄无是耶非耶的公断。

亲台湾的《新闻天地》，在《孙立人将军被黜》一文中，即对案情公布的方式，坦言指责，认为“步骤仓卒”，“事前未有整个计划”，“予人以突兀含混印象。”(24)

八月二十日，蒋先生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并指定陈诚为主任委员，案情有密锣紧鼓的趋势，调委会成员，除陈诚、何应钦（在日，根本未参与）是军人，其余七位，和孙都谈不上任何恩怨纠葛，如吴忠信、许世英，德未必昭，年事甚高，王云五、俞大维两位，非国民党员，理论上，“不致受到党组织的影响”，王宠惠，司法权威，“一定会坚持公正立场”，(25) 可以看出，蒋先生立意要制造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形象。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信誉欠佳，持独立言论立场的海外刊物，对当局处理孙案的公平性，颇“忧心如焚”，试举《祖国》的社论为例，该文说：

“这一事件，实为蒋经国氏与孙立人氏冲突斗争的结果……就政府处理龚德柏与马乘风案件经过看来，也使我们忧虑政府当局，是否能做适当的处理。”

社论特别提到吴国桢和任显群涉嫌匪谍案，“尽管舆论沸腾，人心激愤，”其中几项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审不判”之中。“这次如果对孙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办法掩成‘无声无臭’，或不顾舆论而专行到底，那不但对内要失尽人心，同时将再次降低国际声望，而使反共复国的大业更加重的蒙上一层愁云惨雾。”(26)

因此，《祖国》建议，善处此案的三原则，要求政府“认识事态的严重，幡然醒悟，改变作风”，“洗雪前衍，以正视听。”

“一、解除对孙立人的软禁状态，使他获有足以与舆论界公开的自由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否则使人只能听到当权者一面之词，无从判断事实真相。从法律观点和既有的资料来看，郭廷亮是否共谍，尚无充分证据，纵然是共谍，绝不能因为他 是孙立人的部属，竟把孙立人也当‘准共谍’来看待，尤其在未能证明孙立人与郭案有犯罪关连之前，不能先以对待罪犯的方式软禁起来（设非软禁，则何以不予孙立人以公开发言的机会？）。

二、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绝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谍罪名将之处决。

三、公开事实真相，是政府公正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政府应即出面向舆论界，详细说明此案发生的原委，发表逮捕三百名军官的事实真相，并应说明到目前为止，获有哪些具体证据。单就传闻的资料来说，除了三月（六月之误）间那次军事演习时，配发实弹阴谋叛乱一事以外，反对政工制度及硬性规定师长级军官两年辞职两事，显然并不能证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谍。”(27)

不可否认，海外的舆论，的确使台湾对孙案的处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九人委员会，历时五十天，完成调查报告。孙将军接受侦讯时，地点在草山第一宾馆，“方式颇似座谈”。孙“坦白诚恳，在座诸人，有感极泣下者。”(28)

调查报告，长达一万六千余言，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公布。但其结果，和一九三七年的张学良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统命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29)

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教，孙立人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好，词义有别，结果相同，孙立人送台中软禁迄今。

孙如真的图谋不轨，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一、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二、坦白陈述。三、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戏和作假，究难天衣无缝。香港的《祖国》杂志，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

一、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没有人可以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

二、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立人则不可以进行？”

三、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四、关于郭廷亮案件部分，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

“（一）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二）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谍，自寻死路？

（三）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四）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五）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30)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然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监察院，煞有其事，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31)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这位民国时代的赵构，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展布，愤世嫉俗，以至铤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郭廷亮的自白和郭衣洞（柏杨）的自白，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甚至，我们可以说，孙的辞职书，未必出于孙的自由意志，办案人员能强迫郭廷亮“供证不讳”，何尝不可以对孙如法炮制？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冤案，如恒河沙数，历朝历代，消灭异己的手段，大同小异。如朱元璋炮制的胡庸案，雍正手里的年羹尧案，毛泽东亲自编织的潘（汉年）杨（帆）案，刘少奇、彭德怀案等，前人的罪名“谋反”，现代名词“反革命”、“通匪”，反正一而二，二而一，君威莫测。

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他自己既无申诉的机会，此案将永远无水落石出的可能，殆能断言。

至于外间猜测，孙有美国的支持，蔡斯因之事败调职，则纯粹是无稽之谈，或别有用心之徒的恶作剧。此际，艾森豪威尔当政，杜勒斯主管外交，大权在握，华府、台北的蜜月期间，美国没有理由，驱蒋拥孙。蔡斯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奉派赴台，到一九五五年，刚好任期届满，必须它调，而他这年高寿六十，依法需告老退休，有无孙案，买棹还乡，势在必行。再看，台北欢送礼节之隆重，《中央日报》出社论话别，其隆情厚谊，是象不欢而散吗？

孙立人受贬，彭孟缉上窜，由中将衔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一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对孙案的回响和补救，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①协防条约在参院通过时，仅两票反对，但密歇根大学的Alexander Deconde教授在《国家》杂志上，撰文提出疑问，题为《The Entangling Mr. Chiang》，见解精辟，立论深远，作者列举一七八八年，美国与法国结盟的例子。英国击败后，美国独立，但条约无法立即废止，一旦英、法开战，美国有可能被拖入战争危机。约翰·亚当斯上台，要求解除。法国反对，美国坚持，最后，以放弃时值二十四万镑的赔偿要求，双方达成协议。这个不愉快的经验，持续一百六十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面临苏联强大的挑战，始放弃此祖宗订下来的原则。一九七八年，卡特任内，宣布中止，已历时二十四年。

②孙家琪著《蒋经国窃国内幕》，香港自力出版社出版。

③同②。

④同②。受指挥的机构，列表如次：

国家安全局（整治行动委员会）：党、政、军、石牌训练班

党：中二组、中三组、中四组、中六组、军队党部、青年反共救国团、知识青年党部、中央电影公司

中二组——所属海外及敌后各单位

中六组——大陆广播部、所属海外各单位、中美心战合作会报、保防室——各种各级党部保防组织系统

军队党部——各军种各级秘密党务组织

青年反共救国团——各学校分支组织

知识青年党部——大专学校党务组织

政：调查局、外交部情报司、警务处、行政院新闻局、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

调查局——海外各调查站/各级秘密组织/各级安全室

外交部情报司——各使领馆情报人员

警务处——所属全部警察组织

军：总政治部、宪兵司令部、国防部第二厅、国防部情报局、警备总部

总政治部——各军种各级政工系统/各军事机关学校政工系统/军人之友总社——各地分社

宪兵司令部——各级宪兵组织及特高组

国防部第二厅——情报学校/各使领馆武官/各部队谍报参谋/技术实验室——技术情报

国防部情报局——海外各情报站及大陆组织

警备总部——经济检查队或组/出入境联合审查处/电讯监察处/特检处——各邮局检查组/保安处——各联检处或组

石牌训练班：所属各分班

⑤夏畏秋著《陈立夫举家重整道德》，台北《新闻观察》，一九四九年九月。“陈立夫八月四日晨赴美，陈诚送行”。“世界道德重整会”总部设瑞士，美国分会设密歇根的密舍那湖，一九四八年陈曾假该会名义，在美从事游说活动。

⑥一位不能透露姓名的内调局高级官员告诉作者。

⑦三毛为毛人凤、毛森、毛万里，均为浙江江山人，与戴笠同乡。

⑧程一鸣著《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出版。

⑨杀杨的凶手为阮九经，曾任情报局总务处长，前年癌症去世。

⑩郑介民与毛人凤夫和，经国调郑任安全局长，王仲青人事室主任，即专门对付毛，使毛在经费、人事上处处受到控制。

(11)初期，大陆的游击活动，由毛森主管，经国令毛交卸，毛抗拒，遭台“通缉”，毛乃去琉球，投效CIA，现毛住纽约水牛城，闲来垂钓为乐。

(12)西点军校，位纽约州的West Point，乃美国官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入校要求，极为严格，除学科成绩优异，尚需美国国会议员的保荐。VMI，设弗吉尼亚州的勒格辛顿，系私立，故毋须保送，台湾的温哈熊中将，现任驻美采购团长，即在该校取得学位。

(13)《孙立人事件真相》，出版者不详，胡佛图书馆藏书。

(14)吴炳钟上校告诉作者，吴曾任孙英文秘书。

(15)《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四年九月，第16页。

(16)同(13)。

(17)台北《联合报》，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

(18)“General’s mistake” Newsweek, Aug 29, 1955.

(19)九人小组调查报告，见《联合报》，同(17)。

(20)同(19)。

(21)同(14)。

(22)同(17)。

(23)卜少夫《孙立人将军被黜》，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三九三期，第4页。

(24)同(23)。

(25)《孙立人案件献疑》，香港《祖国》，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第148期。

(26)同(25)。

(27)同(23)。

(28)同(17)。

(29)同(25)。

(30)陶百川著《比较监察制度》，台北三民书局，一九七八年出版，第502页。

(31)蒋经国曾著《胜利之路》，新中国出版社出版。

五二四事件

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旬，美军协防司令部发布新闻：

美国的飞弹部队(屠牛士)进驻台湾。就海峡彼岸的军事态势以观，北京没有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新情况出现，中国共产党忙于反右斗争，疯狂地推行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华府此举，纯粹是武力炫耀，而无实质上的意义。因为，要吓阻，应基于对手的意图，对方根本无此意图，“吓”的什么？“阻”的什么？

经国换班，由总政治部而国家安全会议，名分不同，权力如旧。过去六年中，大小挫折，如波浪似的，间歇冲刺。吴国桢、孙立人案，疾风骤雨，势不可当，毕竟有惊无险。唯一耿耿于怀的，还是友邦对他的猜忌和疑虑，美国新闻界甚至以 “台湾的神秘人物” 称之，或称其为“台湾的恐怖人物”。

美国设法了解他，前年邀请经国赴美访问，待之以上宾之礼，通过各种巧妙的安排，使他看看美式民主，和美国的经济力量。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用美式“思想改造”的技巧，让经国物换星移，革面洗心。但顽固的经国，他的意识形态已进入免疫期。他是莫斯科和蒋先生共同训练出来的综合体，脑子里只有托洛茨基、斯大林，并装不下华盛顿、杰弗逊这些人。

蒋先生梦想三次世界大战不成，退而求其次，寄希望于华盛顿，本共同反共的前提，帮他“光复大陆”“打倒朱毛匪帮”。华府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先生又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冒大战危险，助蒋复国则免谈。杜勒斯设计的“剃刀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和“围堵政策”（containment）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战略构思。双方立场，如是悬殊，乃勾心斗角，别具怀抱，而客观形势，国府的存亡，又唯华府的庇护是赖，团结斗争，微妙之至。

蒋先生比经国经历过的风浪多多了，他对华盛顿当局的凌人盛气，诚然不满，现实情况，只允许他“寓理帅气”，他爱读《曾文正公全集》，恐怕以此受益最多。经国的火候就差得多，虽是基督徒，可并不会活学活用《圣经》的道理。

经国对美国在台湾的势力，一直忐忑不安，吴、孙固然必须从台湾的统治阶层中拔除，为了害怕 “精神污染”，下令三军官员，禁止和美国军事顾问接近，益见其惊恐(paranoia)的程度。

想给山姆大叔一点颜色看看，稍舒胸中积郁，是他的潜意识，其中含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如果，硬安上什么主义的话，那就是“爱国主义”。可是，这位既是朋友的敌人，对付起来，并不容易呢！稍有失慎，冒覆巢之险，任令忍气吞声，于心不甘，做到轻重得宜，简直比走钢索还难。

一九五七年的三月，刘自然遭美军雷诺枪杀，经国灵机一动，认为是他报复华府的时机来矣！这就是我们熟悉的 “五二四事件”。迄今，尚无具体的证据，也许永远没有，可以肯定经国是案件发展的主谋，根据各种合理的假定，经国却无法逃避置身事内的嫌疑。

“五二四事件”又称“雷诺枪杀刘自然案”，导因于美军上士雷诺，于该年三月二十日午夜十一时，在其阳明山①住宅门前，将服务于革命实践研究院②的刘自然，开枪击毙。两个月后，美军军事法庭，经三天半的审讯，以“罪嫌不足”，宣判被告雷诺无罪。二十四日，台北发生史无前例的反美暴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物桌椅，为暴民砸毁。

刘自然在自己的国土上，为驻台美军枪杀，是一件严重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件含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外交案件。照台湾当局的惯常处事作风，第一是控制新闻，由警总或中央党部第四组，以电话通知，禁止刊载，避免家丑外扬，影响两国关系。第二，和美方交涉，给予刘自然遗孀，适当金钱补偿，附带条件是，守密到底。第三，请美国军方将雷诺调离台湾，并予适当惩处。那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皆大欢喜，圆满收场。

不料，有关机关，非仅未予阻止，且采放任态度，英文《中国邮报》( China Post )率先报导，《联合报》“台北人语”栏，于三月二十三日跟进。但这份全岛销路第一的报纸，虽以社会新闻起家，且善用夸张的手法，吸引读者，这篇特写，尚算平实保守。大事揭载，却是军事法庭审判期间的事。

《联合报》的文章，语焉不详，仅说：“刘为身高六英尺的彪形大汉，家贫，赖服务机构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遗一妻(二十九岁)一子(一岁四个月)。”至于机关名称、刘的职别、教育程度、籍贯，和雷诺有些什么交往？双方有无不法勾当等，竟只字不提。倒是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事后有所透露：

“据认识刘自然的友人说：‘刘自然与雷诺也是朋友，绝非不识’。而且刘曾替雷转手卖过东西。因此，就有一项可能，雷诺经常将美军PX物品拿出，托刘转售，刘知美军军律，如将PX物品转售牟利者立被遣送返国。刘曾以此吃过雷诺，雷诺‘被吃’，乃萌杀机，这件事可能性很大，不知为何未经中美双方查出？”③

台北的新闻记者们，显然未遵守其职业守则，也可能有难言之隐，对刘自然的身世，故意保留。其次，民族自尊，或民族主义的本位，牵涉到颜面问题，不便如实道来。

果真记者如实报导，公正的民众，通过思考，会认为雷诺混蛋，刘自然该死，不至过分情感用事。显然，官方袖手，民间起哄，有意无意间，要把事情扩大，使美国在处理雷诺案的司法程序中，无转圜余地。

《新闻天地》报导雷诺杀人的原委；虽无具体事实，是一种推测，但是一般能接受的推理：双方如非有重大纠纷，雷诺当不会轻易掏枪杀人。阳明山警察所具报，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警方以雷诺为现行犯，即拟扣留带走，为美方宪兵所阻，理由是驻台美军享有外交豁免权。翌日(三月二十一日)，中方外事警官要求美宪兵同往现场勘查，为美方拒绝；迄月底，双方始成立“专案小组”，共同调查刘自然被杀真相。④

用台湾刑警惯用的侦讯办法，一场狠打，配以灌洋油，坐老虎凳等中国文化精华，再顽强的雷诺，也得如实招来。如果，再交国防部军法局审理，保证一审终结，雷诺的刑期，非死即终生监禁。但是，雷诺享有外交人员待遇，享有租界时代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是台湾心甘情愿，请美国防卫台湾的代价，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结果。

雷诺有他自己的故事。他说，当晚刘窥看他太太淋浴，最初并无杀人意图，只想扣留送警。发现刘手持木棍，向他高举，有袭击的模样，喝止无效；扣动扳机开枪。他说：出事前，正关上门灯，听见太太叫他，回头一看，有只蜘蛛从浴室内爬出来，以为是雷太太怕蜘蛛，还叫她不要慌。但太太却说，有人偷看她淋浴，因此回卧室拿起手枪，装几发子弹，从后门出去，直至隔壁B2门前，在黑暗中，误以为刘持木棍为钢管，刘且着制服，以为刘要伤害他。惊恐中，射出第一颗子弹，刘中弹，向阶梯逃去，摔倒竹林边，看不到刘的脸孔，只见两腿露在地面上。回屋叫太太打电话，通知宪兵，再到室外，见刘侧身屈膝走来，担心刘有枪，乃再发一枪，击中要害。总之，雷诺说是 为了“自卫”。⑤

这样不合情理，不符常识的供词，当然没有一丝真相。后来，在法庭上重说一遍而已，和雷诺扶着《圣经》时所宣誓的“一切全是事实，全部的事实”(Nothing but truth，the whole truth)背道而驰，不仅欺蒙法官，更欺蒙上帝。台北报纸的评论，称为 “好莱坞剧作家式的灵感”，可说既讽刺又真切。

根据中国刑事专家，从现场勘查反得的结论，其中疑点甚多，且分志如下：

第一点，雷诺所说向“死者”刘自然举击之第一枪，是雷诺太太在浴室内淋浴时，发现有人在窗外窥视，雷诺即携枪自后门出来，走到隔邻前面转角处，操中国话向“死者”说“等一等”，“死者”闻言后，手持棍向雷诺走来，雷诺为了自卫发射第一枪，“死者”即倒地。根据雷诺之所说及现场的位置，不无疑问，按一般常理的判断，如有人在窗外窥视他人淋浴，被人发觉问话，焉能不逃去，若逃一定向发觉人相反的方向逃，还会持木棍向发觉人攻击，确实难信。同时雷诺站的位置下面，即有60W的电灯光，浴室亦有灯光外泄，证明该处灯光很亮，雷诺为何说看不清楚。

第二点，雷诺说向“死者”放射之第二枪是要进内告诉太太，打电话给MP时，发现死者用手按腹图逃，乃开第二枪，死者中枪后即向暗处逃去，雷诺说发射第二枪之位置与刘中枪之位置的中间距离约十四、五英尺，但是经法医检验“死者”枪口处有火药，直径约一英寸，根据专家及书籍上的说明，枪伤口处如有火药，发枪的距离应在十六英寸以内，那么雷诺发射之第二枪的距离在十四、五英尺之距离，“死者”枪伤口处何来火药？

第三点，两声枪响是连续发射，还是中间有距离？据雷诺说是 有间隔的，但有阳明山某单位电话总机值勤的人员说：曾连续听到两声枪响，另有一位宪兵亦听到，如以上的证据是对的，此两枪的间隔时间不无疑问？

第四点，“死者”刘自然尸体发现之地点，是本案最大的疑问？根据现场之勘查，“死者”身中第二枪之地点，与尸体的距离如用直线测量有五十七米半，如“死者”沿着道路逃至伏尸地点的距离约近一百米，试问身中两枪的人为何会负伤逃至如此之远！同时“死者”由中枪处至伏尸处，途中要经过崎岖不平的路及一条小河沟，再走下有斜坡的路，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五点，“死者”伏尸在地上的形状，是头部朝雷诺住宅的方向，根据地形来判断，“死者”伏尸的地点是一个斜坡，假使一个受伤的人用双手按腹弯腰由上坡冲向下坡时，在支持不住伏在地上时，其尸体的头部一定与前者形状相反。

第六点，案发后，所勘查之现场，死者中第一枪处、第二枪处，以至死者伏尸地点所经过之道路上，均未查验出血迹，试问一个受枪伤的人经过几个移动的现场如何没有血迹？

第七点，雷诺所说“死者”手持木棍走过来，为了自卫开枪射击，所谓“死者”手持这根木棍，系认为是“死者”所持之武器，但是这根木棍是在现场竹林中间地点寻出来的，是一根有手拇指粗细的樱花树枝，一根树枝，并不对雷诺的生命构成威胁。⑥

我们站在被告雷诺的立场，为了卸罪，编织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说词，为理所当然。

警方无能为力，法院奈何雷诺不得，只剩下外交交涉一途。由外交部长，诗人叶公超出面，向美国驻华使馆表示中方态度，其中有口头，有书面，前后达三次之多。照会的原则是：一、该案未解决前，雷诺不得离境。二、在台公开审判。三、审判应求公平，并迅速宣判。

蓝钦大使郑重表示，一切照办，军援顾问团长鲍文将军给刘遗孀奥特华女士的复信中，亦保证 “绝对会有一个公平的审判”。⑦美军驻台协防司令部于五月二十日，组织军事法庭，进行法律程序。

开庭前三日，美方与行政院新闻局联系，邀请台北各报记者列席旁听，并采访审判过程。双方为了席次的分配，发生歧见，美方仅准中国记者三人，前往采访审讯过程，而外国驻台记者，人人获得邀约。台北各报，站在地主国的立场，纷纷不平，认为美方歧视中国同业；不尊重本地报纸的职业尊严。尤其，刘案如此轰动敏感，限制中国记者采访，即是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事实。最后，由新闻局力争，美方让步。⑧

美方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无意的疏忽。平常他们根本很少和中国记者打交道，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何况美人办事，向有大而化之的毛病，因而种下祸根。台湾记者于审讯过程中，抓着小辫子，其特意的夸张挑拨，未始不是使事件扩大以致不可收拾的间接因素。

军事审判，于二十日上午九时，假美军教堂开庭，由法官菲尔德上校主持，循美国司法程序，先征询原被告对陪审员的意见后，庭讯开始。陪审员共为十二人，其中四人，请求回避，所以，实际出席陪审的仅八人(四名校官，四名军士)。首由检察官泰波特上尉简述案情，列举被告雷诺军士的罪行、证据及证人名单，凶器包括左轮一支和被告指称刘用以攻击的小树枝一根，除当庭呈验，并由陪审员一一过目。证人姚李妹——雷诺的女佣，应召出席作证，当日审至中午，小憩后，下午继续。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十分，法官偕全体陪审员赴阳明山雷诺住所，作现场勘察。下午邀联勤总部军医署长杨文达少将和卫材库库长孙传忠上校为雷诺作证，司法术语，称为“人格证明”(character testify)，以被告一贯的为人、品性，提供陪审员作参考。两位中国军官经过宣誓，坦言和雷诺天天碰面，经验中证明雷诺并非坏人，证词对雷诺有利。

为什么找到杨、孙二位呢？雷诺担任医药补给职务，他们和雷诺常有业务来往。

二十二日，进入高潮，英语称 cross examination，即对质之意，官司的成败、是非，在此一举。被告如能延聘到舌灿莲花的辩护律师(trial lawyer)，反复质询，黑白混淆，有罪可以无罪，重刑可以轻判。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多如牛毛，连行刺里根总统的凶手，都能以“神经失常”判决无罪。美国司法之儿戏，可想而知。然而，熟悉戒严法和大清律例的中国人，怎么能理解呢？答辩过程，就中国人的感受，雷诺怎么可能无罪呢？据在现场记者的记录是这样的：

“第三日(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半开庭，这一节是此剧最高潮，雷诺被检查官盘诘得数度支吾其词，并且前后供词矛盾，因雷诺最初供称刘自然系以木棍又说烟杆，但此日又改称‘那根木棍看来似铁条’，检察官并询雷诺何以不先发枪警告，为何射其要害？凶手当庭表演杀人时之不同姿势，检察官泰波特上尉并询凶手去年在住处是否殴打过一个邮差？凶手承认是事实，检察官再问‘那邮差是中国人吗？’凶手答：‘不，他不是中国人，是个台湾人！’此语一出，在场之中国人大感遗憾，旁座之美国人亦相顾愕然。

“这一庭最精彩部分是被告辩护律师斯蒂尔上尉着重询问被告学历、经历、从军经过、战绩，使凶手搬出若干奖状、奖章，并发表其辉煌战绩之报告，他是一位勇将，在韩战期间由釜山打到鸭绿江以南三十英里处，陪审员象听一段英勇的战争故事。检察官继而问出凶杀案发生时的室外灯光的问题，于是凶手乃又从容置答，庭审当晚九时赴阳明山勘查灯光。⑨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开庭，十点十分，辩论终结，法官宣读案情综述后，要求陪审员用良心投票，不受舆论影响，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十一点正，法庭的门，予以封闭，全体陪审员进入密室从事裁决投票。

“依据美国军法规定，经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后，检察官不得提请上诉。判决须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因四人回避，三分之二，即六人以上，可投票定案。

“十二点五十五分，陪审员经过一小时四十分的磋商决议，菲尔德上校，宣布开庭，获得结论，旋即宣称：‘本案被告雷诺被控任意杀人，经本法庭陪审团审讯调查结果，投票表决，宣判无罪。’

“在法庭旁听的美军人员及眷属对判决立即报以热烈掌声，坐在第三排长椅上的刘妻奥特华，‘则泣不成声，几至晕厥。’

“美国的法律程序，承袭大英帝国，假定被告无辜，而由检方搜集证据，使被告无所遁形，最后定谳。法官扮演的角色，仅在审讯过程中，负责两造律师讯问证人时，不逾越法律的轨道，好比一个会议讨论表决的主席，但非会议决策的最后主宰。陪审员作出仲裁，法官依法判罪，凭其主观好恶，在特定的刑期内，有所伸缩。因此，本案的关键，乃系于陪审员的选择，要问陪审员中有无少数民族在内？陪审员有无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台湾当局在本案开庭前，应延聘在美国执业的律师（ABA会员）参与全部作业，那位雷诺就不可能如此轻易过关。

“中国方面，不此之图，仅从外交途径、舆论攻势上下手。合理的解释，包括在美国念高中、大学的叶公超在内，对美国的法律知识，了解得极其有限，也可能出于疏忽的因素。

“纯依中国人的心理处境、价值系统、原始情感、历史文化，‘杀人者死’，是一种千年不变的定论。至于‘自卫杀人’，闻所未闻。进而英美法律的作业方式、内容，和中国的“六法全书”、办案程序，有什么差异？诚如殷海光教授所说，没有人愿意作‘无色彩的思考’（colorless thinking）。⑩凭直觉的刺激，主观的反应。美军法庭说雷诺无罪，台湾的一千六百万中国人，就认为是‘一出戏’，‘审判过程有失公平’。

“最足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是下面一段话：‘舍去一切条约法律条文不谈，杀人者无罪，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我国法律与英、美法律诚有不同之处，但立法观点不致是鼓励杀人者无罪。’”(11)

这位记者先生的说法，显然没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没有研究对方的法律精神，是人云亦云的情绪主义者。西方法律，固不鼓励杀人（全世界没有这种法律），杀人者死，在死刑免除以前，和中国的殊无二致。但致人死地，比较慎重，其中涉及人权思想，即使一切证据齐全，亦必须经过法定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旷时费日，所费不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实行政、法分开的制度，也都是在民国以后，幕后更有党组织操纵控制。美国这种三权分立的司法精神，中国老百姓，怎么会懂呢？即使懂，也接受不了，因为，浓烈的民族感情，早掩盖了他们清醒的大脑。

“法律事件用法律解决，本来是很单纯的，然而，人间的事常常没有这样的单纯”，“一旦落入政治情况和心理因素相当复杂而微妙的亚洲地区，判决的结果怎样，会诱发这些因素而衍生严重的后果。”(12)那就是，静态的因素，受到刺激，发展为动态的因素。

仇外心理，自鸦片战争后，即潜藏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而且随时会与民族意识相混合，只是被压抑而已。美国保护台湾，免于中共的攫夺，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惠（不错，美国有其自私的目的），台湾军民并不抹杀美国人的贡献，但部分美国人的表现，令中国人既羡且妒，由妒生恨，同是事实。殷海光指出下面两点：

“一、恩主姿态。若干美国人对中国有意无意流露一副恩主姿态。在言谈应对之间似乎比照出两个不同的高下阶层；中国人是受恩者，位于低一等的阶层。这一种若有意若无意的划分，若隐若显的界线，捉之无物，感之则令人有动于衷，慨乎梗塞于心。此情此境，最易勾起中国人的自卑感；而对比地越发觉得这些美国人骄傲。可巧美国人的个子又高又大，更易把他们的盛气凌人的气概托衬出来，发扬光大。

“二、生活方式之不同。美国是一个富甲天下的国家。美国人的生活观念又与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有很远的距离。此时此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大都感到结婚非易，苦闷沉沉。而美兵到处，当地女子垂手可得。中国年轻人看到眼里，岂有开心之理？中国当上校的军官不见得有适合的住宅，而美军一来，即使是一名上士，也可租赁高级住宅。至于仆欧、家庭用具、出入交通工具，在在高人一等。这不算美国人的错。但是，在台湾，中国人占绝大多数，美国人占绝对少数。这种实际生活的比照，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看来特别顶眼。穷人对富人总是难免在潜意识中发生妒嫉念头的。这种妒嫉念头，平时沉淀到意识深处，一有机会，哪有不趁机发作之理？”(13)

其实，对美国人普遍不满的心理状态，并非台湾一地为然。《丑恶的美国人》一书的作者，曾作无情揭发。但这种情况的产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排外主义，加上“一个力量足够的因素，使其饱和”，即会爆发。官方居然没有觉察到，且火上加油，起决定性作用的，尤其是官方控制下的台北舆论。

审讯过程中，销数最大的《联合报》，除以巨大篇幅，描叙全部情况，甚至，预作评论，那篇《沉默的关注》一文，陈咄咄逼人之势。文章说：

“我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此案，都在加以‘沉默的关注’，大家在等待一个考验。中国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但中国人的生命的价值与美国人的生命价值是否‘同值’，美国在经援军援之外，能否进一步以其公正的法律，赢得盟邦的人心？”(14)

而作者却又自打嘴巴地说：“审讯期间，未便遽加评断。”第二天，以《第六点计划》为题，再发议论，讥讽美国“援外是第五点，任意杀受援国家的人民是第六点”。(15)

五月二十四日，该报几乎以二分之一的篇幅，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加上耸人听闻的社论——《抗议美军蔑视人权》，挑拨全岛人民愤慨激怒的情绪，一场狂飙，因而触发。客观地说，官方有意无意地，是事件的始作俑者，采取消极态度，任令事态发展。正如蒋先生事后责备沈昌焕（外交部次长）所说的：“为什么不把审判地点弄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16)

序幕拉开，正戏于宣判后的二十四小时，在台北市郑州路的美国大使馆前演出。根据目击者的记录，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五月二十四日清晨，台北地区，发出防空演习的空袭警报，一般人习以为常，没有当它是一回事，这天恰巧是星期五，因为非十三日，并不符合洋迷信。上午十点一刻，刘自然的未亡人，肩着一块中英文书写的双语招牌，走到大使馆门前，表示对雷诺宣判无罪的抗议。英文是The killer-Reynolds is innocent？Protest against U.S. Court martial’s unfair，unjust decision！（杀人犯雷诺无罪吗？抗议美国军事法庭不公平的判决）。中文分两行，第一行是“杀人者无罪”五个大字，第二行“我控诉！我抗议！”(17)

使馆官员据报，派人出来请刘奥特华到使馆内面谈，为她拒绝。十点四十分，大批警察到场，负责官员中有台北市警察局长刘国宪、督察长宣善屿以及台湾省警务处外事科长张汉光等。据说，系应美方的要求。

警察和刘的遗孀，曾有如下的对话：

警：希望你到使馆里同他们当面谈谈！

刘：我不进去，门外是中国的领土，我有权在这里站，我不踏入他们的范围！

警：你可以把你的抗议向我们外交部报告，外交部会替你处理。

刘：外交部代表国家，应该有所表示，这只是我个人的抗议，不必透过外交部。

警：刘太太的悲哀，我们都很了解和同情。

刘：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哀，而是全中国人的悲哀。(18)

台湾戒严时期，任何抗议、游行、示威，为法律所不许。奇怪地，刘太太受到特别的优待。警察局长刘国宪，亲到现场，问她一句：“你是不是想制造事件？”她说：“我丈夫被人白白打死，难道连在自己领土上作一个无言的抗议都不行吗？”局长大人居然格外开恩，悻悻然而去。

究竟刘国宪局长是天良发现，出诸恻隐之心，抑奉命不干预？迄今是个解不开的谜。

正午时刻，围着看热闹的群众越聚越多，据《联合报》记者的估计，约二百人左右。中广公司记者王大空(19)、洪缙曾，抵达现场，要求刘奥特华为“全国同胞讲讲她心中的话”。对着麦克风，她失声大哭，一字一泪地说：“我今天在这儿，不光是为我无辜的丈夫作无……无言……的抗议，我是为……为中国……人……抗议。除非，美国人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满意……满意的答复，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20)十分钟后，上述谈话录音，在空中播出。

现场一位台籍妇人，触景生情，和刘奥特华一道涕泪横流，激起群众更大的同情，全场气氛，凝重而凄惋。突然有人大喊：“雷诺已经坐飞机走了！”群众的愤怒情绪，再无法抑制了，等于一根洋火，丢在炸药上，开始爆炸燃烧。

一点十分，仅少数人试着翻越使馆西侧的围墙，十分钟后，群众麇集逾千，开始石子攻击，一点四十分，数百人冲进使馆，翻箱倒柜，任意捣毁砸烂汽车、玻璃、桌椅，俨然，庚子年义和团事件的重演。暴民们甚至将星条旗扯下，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群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予以回响。

使馆四周的墙头上，站满人群，且“每打毁一件什么东西，外面便有人叫好，于是打的人，愈来愈勇敢，索性连百叶窗和冷气机也乱砸。”(21)

三点十五分，台湾省警务处长乐干到场，不用说，情治单位人马，密切注视情势的发展，为数甚为可观。奇怪地，他们只作壁上观，并无意使用其平素的权威。

就在这个时候，成功中学的学生约五十人，着整齐制服，佩救国团臂章，由军训教官带队，到达使馆院内，高举标语旗子，大呼口号，为暴民助阵。(22)成功中学校长是潘振球，经国的高足，没有上级指示，他敢公然派学生出来闹事打美国大使馆吗？而且，事后免受惩罚，岂非出奇的偶然！

愤怒的群众，数度纵火，幸为停在使馆门外的救火车所扑灭。四点二十分，在地下室发现有躲藏的使馆官员，施以拳脚，为警方保护脱离。美联社的记者慕沙，差点受到围殴，幸赖在场的中国记者帮他打圆场，始有惊无险。

五点整，官方看到情势有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危险，乐干宣布戒严，并用水龙头冲击人群，暂时获得安静。但一小时后，使馆再度被围，七点四十分，暴民冲过警察封锁线，再度进入使馆内室，作彻底的破坏。其中，且有人持器具将使馆的保险柜打开，取走大批秘密档案文件。当然，那就远非一般老百姓的杰作了。

群众一面围攻大使馆，一面进军设在中山堂前的美国新闻处和设在台糖大楼内的美军协防司令部。及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起美国新闻处对面的台北市警察局来。魏大刚有如下的记叙：

“晚七时整，台湾卫戍部正式宣布戒严，一批批武装部队开到协防司令部门前和新闻处门前，这时不知什么人说警局逮捕了人，于是有人冲进警局。最初警局用好话劝阻包围的人们，请他们让开些，并请派代表进来看有没有人被逮捕。但包围者坚决不肯退却，不久有人在警局车房放火烧车，同时一群学生冲进了二楼，于是枪声响了，演成一幕混战场面，结果是有十个骚动分子受伤，一个死亡，警察方面，也有五六人受伤。”(23)

事情演变到围攻台北警察局的阶段，警局内门窗、办公桌椅，遭到无情捣毁，瓦斯、枪、催泪弹同时并用，警察民众，互有伤亡，这给当局发出强有力的讯号：一、仇外情绪转嫁到警察身上，暴动的性质，发生变化。二、除非立即获得控制，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将因而动摇。有关方面乃紧急下令各广播电台，停止一切对刘自然同情的文稿的播送与报导，改以严肃的语气，呼吁群众，保持冷静。

蒋先生得到事态严重的报告，大为震怒，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以及警务处长乐干的职务。同时调动武装部队，进驻台北市区，执行戒严宵禁，以期镇压群众，维持秩序。深夜十一点，情势始受控制。

出事当天，蓝钦大使在香港度假，闻讯于五点四十分赶回台北，即驱车到博爱路的外交部，访问叶公超部长，面提严重抗议，并由叶陪同，巡视已满目疮痍的劫后使馆。

当局的一时孟浪，致死一人，(24)伤三十八人。美国使馆和台北市警局被毁的财物，官方虽未公布统计数字，当在美金五万之间。第二天，俞鸿钧内阁总辞，为他代罪的除黄（珍吾）、刘（炜）、乐（干）等人，《联合报》的记者林振霆，迄今犹囚绿岛。

五月二十六日，蒋先生接见蓝钦，表示陪礼道歉，事情于是告一段落。但华府的善后，就够董显光大使辛苦的了。

华府官方的反应，先是“惊愕”，包括拿人手软的游说团要角诺兰、勃里奇、周以德等在内，接着有裁减顾问团人数之议。

民间的反应，那就没有官员们理性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的一篇社论，写得文情并茂，足资反映当时的美国民情。部分摘录如下：

“蒋说‘五二四’事件是群众自然的反应。蒋经国说：‘少数人情绪冲动，对刘自然案判决不满而已。’易言之，那是种莫名因素中的无以言状的情绪，使得暴民们有系统地，将一个友邦使馆的家具、汽车、密码机和公文柜捣毁，而这个国家，正是台湾唯一的支持者，且不提污辱我们国旗那回事了。”

“就这个方式的情绪爆发，‘五二四’事件，实乃精心策划。一连好几天，国民政府控制的报纸，即围着军法审判的事，大事煽动。暴民领袖带着工具去开启使馆的保密箱，明显地计算到，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任务。

“如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家所说：‘没有人幕后指示，中国人不会疯狂地为一个死者大张旗鼓，中国的人命太不值钱了，这是中国人的性格。’那么是谁，或者哪个政治团体发动这样的进攻呢？目下是个谜，但很明白的，那是个有力人士。赫斯特报系和约翰·欧·唐诺（Jonh O’Donnel）是主张台湾为远东堡垒的死硬派，已经宣布，那是共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杰出表演，如果，红色间谍如是横行，我们远东的堡垒还安全吗？

“据其它方面的消息，这个策划人是国民党内的极端派（extreme persuasion）。我们要问，当暴民们侵占美国使馆之际，蒋和他的继承人在干什么？除了负责台湾的特务工作，经国还掌握着青年救国团，何况他自己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训练。

“在台湾，美国还有什么可依靠呢？父子靠不住，我们拿钱装备的陆海空军，不愿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更免谈拿我们七亿七千万经政援助的民众了，他们仅看着星条旗平白被扯下。”(25)

《国家》杂志批评得更露骨。社论说：

“我们并不奇怪，台湾先说‘五二四’是共党煽动的结果，且很快会找到证据，很快又改变语气，说是自然的、不幸的骤然愤怒（flare-up）。

“很明显，这是有组织的，如果不是蒋（介石），我们决难想象，这种海盗式的行为，会危害到他自己的战利品，那末再无别的因素了，除非蒋的助手们希望台湾解放，通过不流血政变，让蒋乘美国军舰逃到夏威夷去和他的好友雷德福等会合。

“华盛顿应该知道我们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所遵循的外交政策，已经破产了。果真总统先生如传说中那么愤怒，美国外交政策，还不从中国游说团手里解放出来吗？”(26)

埃德蒙·克拉布（O. Edmond Clubb），曾驻华十八年的外交官，以《梦幻的破落》为题，予以抨击。他说：

“我们要求赔偿，那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口袋掏出来的吗？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台湾政策’了。下列难题，势必被迫找到答案：

一、利用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策略，是否已到严重的关头？

二、失去中国，难道我们又受到‘失去台湾’的威胁吗？

三、我们的对台政策又遭到挫折吗？”

克拉布又说：

“自我欺骗，是我们对台政策一贯的支柱，那种方法，已经失灵。因为，我们终于不再受骗。现在，我们能把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如何解决台湾的将来，和调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将是我们当前的课题。现在，我们了解甚至我们的盟友并不接受我们的教条，我们将被迫在台湾问题上，和日本、印度、英国持相同的看法。最近台北发生的事强调一个冷酷的事实：我们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已为时无多。”(27)

美国的舆论走向，客观地说，是一边倒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苛刻指责，它们只知道盛气凌人，片面强调美国的法律尊严，而疏忽了“中国人的反应”。唯独殷海光教授《雷诺事件的检讨与建议》一文，哲理与事实兼顾，公正与客观并重。下面一段话，最发人深省。

“近若干年来，许多有醒觉的中国人对美国一直寄予向往之情。他们把美国看作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之象征。这些中国人把美国估计得很高。他们热心地期待美国领导。雷案发生之初，大家本乎这些信念，沉默地期待公正的裁判。大家都认为‘美国人不会不公正的’。万想不到裁判的结果竟是杀人者无罪。多么令人失望！等到不满之情酿成骚乱事件以后，他们所看得见的只是森严的外交面孔。对于雷案之曲直，反而搁置一旁，亦若无足轻重。这使他们发生疑问：美国的公平在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还是靠钱势压人？

“雷案判决结果如此，照中国人看来是一个错。现在美国官方又拿因雷案而引起的外交局面抹煞了原有的问题。这在中国一般人看来是错上加错。

“可是，在美国一般人看来，你们中国人‘以怨报德’。我们美国人对你们这样好。你们仅仅因着雷案没有依照你们的法律观念判决，你们就翻脸不认朋友，捣毁我们的大使馆，撕毁我们的国旗，殴打我们的人。我们美国在国外驻军达二十三国之多。假若每一个国家象自由中国这样，那怎么得了？”(28)

台湾的辩解，声言“自发自动”。经国在事件前后，则从未露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声明，说“不似一无组织的行动”，可慌了蒋先生的手脚。据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先生肝火大动，经国因而受到杖责。用常理推断，很可能是事实，在苦无证据的情况下，又只好姑妄听之。

很多人，为经国辩解，那位想做吴凤第二的丁中江就这么说着：

“对于这种难找证据的疑案，我以为从常识上加以判断，不管蒋经国个人心理上有没有存在着‘不喜欢美国’的因素，但他决不会愚蠢的来制造这么一个事件，一个儿子无论为了什么政治目的，决不会去做些替父亲找很大麻烦，让父亲向人道歉赔不是的事，除非是一个‘糊涂虫’！”

经国当然不是个“糊涂虫”，丁中江承认，为了“军中政工”，“构成他（蒋）和美国不愉快的主要因素。”(29)

卜少夫把他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勇士阿齐里士”，“承受四面八方射来的冷箭和热箭”。说“经国目前处境之恶劣，并不下于大陆撤退前夕”。(30)

至于何事“恶劣”，少夫做了自我回答。他说是“美国人士天真地误解”。

六月九日，香港新闻、文化界应邀访台，(31)是台湾展开舆论攻势，纠正雷案不良影响的政府行为。美国方面，除了道歉、赔偿，则无能为力。但是经国因而连续六年，隐藏在幕后，好象被人遗忘了似的，他的行迹暂时从报章杂志上消失，拒绝记者访问报导，很少出现公开场合。官职是“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领导荣民修筑全长三百四十八公里的横贯公路（主线加支线），经常奔走于东部的崇山峻岭中，做开路英雄。

经国计算着，只有借飞逝的岁月，冲淡友邦对他的“误解”，以“沉默是金，消弭外间的蜚言”。反正，美国人是健忘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快下台了，时间在经国这一边，耐心等待，定有云开日出，胜利在望的一天。

辅导会的工作，首创于一九五六年四月，经国先是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翌年六月真除。曾有人建议：“你何必花这么多时间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回答道：“我们要讨谁的好？今天我们一切工作、服务，难道说都是为了讨好？”

这位仁兄碰了一鼻子灰的原因，可以说，是其政治敏感性不够，不了解经国的处境和心思。倒是经国自己说出来了：辅导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

又是美军顾问团的建议，国军士兵的年龄普遍偏高，被中共讽刺为“胡子兵”，与真相大致符合。为了提高战力，华盛顿掏腰包，强迫蒋先生实施国军汰旧换新计划，以充员兵代替大陆抵台的职业士兵。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颇为棘手，主要是这批人长年置身军伍，一则离乡背井，孤苦无依；一则出操上课，谋生乏术。假如无适当安置，将会产生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军心士气。

经国勇敢地负起这个责任，自比“第三兵团”。除了“政治”，且有“良心”和“道义”的责任。他说：“我们同是生长在这苦难的时代里，多难的国家中，大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对荣民是以感情、道义去服务，不是讲恩赐。”(32)

基隆一位上年纪的荣民，曾老泪纵横地告诉经国：“你在江西当专员，我已开始当兵。”九十岁的沈治平，双眼失明，要求经国：“能不能找个好医生让我双目复明。”年轻军官王国英，两腿被炮弹炸断，经国去宜兰荣家访问，他说：“对不起，我没腿，站不起来。”(33)

我们要承认，辅导荣民的工作，在当时台湾的官僚体系中，没有人能顺利执行此一复杂多端的庞大计划，因为，无人具备经国的权威。

辅导办法，大致为：年轻而有志求学的，辅导就学；有工作能力的辅导就业；需要休养的使之休养；病苦的使之就医。辅导会创办了医院、荣民之家、农场和工厂。

辅导会的成绩，如果予以客观评分，列为乙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他对立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就很坦白地说：“今天一般荣民的生活还是很苦，许多地方还不如理想，荣民的许多困难，还没有为他们解决。”有不少“荣民还在流浪街头”，更有靠神父施粥而果腹的荣民。

开辟横贯公路，为经国担任八载辅导会主委期间，最明显的政绩。就经济效益而言，这条路，穿山越岭，披荆斩棘，耗巨资不算，因施工而丧失生命的荣民，即达百人以上。花这么大的力气，殊无必要。但就事实言，荣民们有气力，有胆量，却无特殊的技能，没有比这个计划更能吸收那样庞大的劳工数量。

开山的工作，胼手胝足，没有机器，靠双手万能，没有补给，靠肩负手提，为的是“偏高”的工资，约合美金一元两角的血汗收入。三年十个月，全线通车，经国默默地完成一件大事，不能说非“五二四事件”的副产品，非他餐风露宿，“有志竟成的巨大贡献。

经国的思想里，原带有强烈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台湾这一阶段，过去没有插足地方政务的机会，由辅导会而大展身手，也可以说，是他自苏联归国以来，最有始有终，将理想付诸实现的社会事业，时间愈远，许更能看得出他的功绩里程。

他在自己的“守信簿”上，写着：“等待我们去尽力的事仍旧很多。”

①阳明山中正路一段六巷B1。

②官方从未暴露刘的真实身份。

③罗柏特著《戏剧式的军事审判》，香港《新闻天地》第485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第4—5页。

④同③。

⑤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三日。

⑥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四日。

⑦刘奥特华著《我向社会哭诉》，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四日。

⑧同③。

⑨同③。

⑩殷海光著《雷诺事件的检讨与建议》（上、下），台北《自由中国》，第18卷12—13期，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二十四日。

(11)同③。

(12)同⑩。

(13)同⑩。

(14)《沉默的关注》，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一日。

(15)《第六点计划》，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二日。

(16)此系唐棣先生告诉作者，时唐任中央党部四组总干事，参与国民党中央若干机密，现退休美国西海岸。

(17)魏大刚著《我亲眼看见台北群众愤怒行动一幕》，香港《新闻天地》第485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

(18)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五日。

(19)王大空事后曾为治安单位扣留侦讯，但不久获释。

(20)同(18)。

(21)同(17)。

(22)同(18)。

(23)同(17)。

(24)死者吴麦涛，三十九岁，广东人，台北气象所工友。

(25)“An Emotional Upset”，The Reporter，June 13，1957.

(26)“The Hayride is over”，The Nation，June 8，1957.

(27)O. Edmond Clubb，“The Dream Dissolves,” the Nation，June 8，1957.

(28)同⑩。

(29)丁中江著《风风雨雨蒋经国》，香港《新闻天地》，第489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30)卜少夫著《我所知道的蒋经国》，香港《新闻天地》，第488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31)访台成员包括徐讦（已故）、陆海安（《真报》社长，已故）、刘捷（《新生晚报》总编辑，已故）、徐速（作家，已故）、张六师（军事评论家，已故）、黄震遐（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辑，已故）、马彬（作家，已故）、李秋生、司马璐、薛斯人等。

(32)李元平著《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北中国出版公司出版，一九七八年五月。

(33)同(23)。

雷震·《自由中国》

每六年一次的政治季候风，又在宝岛吹拂，七十四岁的蒋先生，面临睿智、勇敢的抉择——是退居幕后抑修宪连任呢？

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南京时代的张君劢等，拟订宪章时，预想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于王朝世袭的民国版，所以，严格加以限制。

蒋先生的真实意图，很难从他发出的讯息(Signal)中，得到明确肯定的答案。因为，那些演说的措词，太模棱两可了，即使他最亲信的幕僚，猜起来也颇费周章。

一会儿他说，宪法不能修改，他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一会儿，他又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假使不修宪，他又怎么当选连任呢？不连任，又怎么“打回大陆？”

后来，大家才明白，他反对修改宪法，并不反对增加临时条款，就象曹聚仁教授所说，“在大房子旁边，加了小房子。”为了光复大陆，实勉为其“难”。

和很多政客一样，他擅玩魔术，他喜欢愚弄人民大众的智慧。

绕个大圈子，最后由党内善体君意的现代绍兴师爷们，运用大法官会议，作成解释决议，以现在在台的国民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修改临时条款，但不“修宪”。这样，蒋不仅可连任，且可做终身总统。

国民党这一荒谬的举措，岛内当然没有人反对。所有的舆论工具，悉由政府把持操纵。反对就是“破坏领导中心”，“共匪同路人”，有带红帽子坐牢的机会，什么人敢冒此不韪！

二十世纪的台湾，倒车开到纪元前三七七年卫颓的时代。

假使从本质上去透视国民党的本质，那就不奇怪了。殷海光说：

“国民党是怎样能统治台湾呢？因为一伙比较大胆的狡猾的人集拢起来，用自命合法的方式，掌握着社会资源，为私利而统治着台湾。而且，实际上是打着‘国策’的幌子，以‘伟大领袖’的意志，把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理由是：‘领袖是人民意志的旗手。’①”

用一句话作总结：“国民党打着自由民主幌子的次级极权主义政权(a substratal totalitarian regime)”。

文化层面上，有人把台湾比喻为文化沙漠，沙漠里偶然也有绿洲，清泉甘冽，棕榈婆娑，那就是先打着胡适招牌后改由雷震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

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种畸形的发展。缘《自由中国》创刊于五十年代初期，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任何救亡图存的努力，在所欢迎。时移势易，国民党人变了质，反过来，认为杂志变了质，可是《自由中国》的后台硬，已成养虎贻患的尴尬局面。

对蒋先生是否该连任的问题，发出铿锵有力的反对声音。该刊从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方面，邀集学者专家，著文诤谏。如曹德宣的《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傅正的《护宪乎？毁宪乎？》、杨金虎的《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雷震的《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和左舜生的《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

蒋先生的颜面，已觉得大失光彩，而该刊于蒋先生当选后，再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穷追不舍，余音缭绕，当局的震怒，可想而知。蒋先生当年为一句话，能将《申报》的史量才，②加以毒手，未立即逮捕雷震，已极尽宽容之能事。

雷震如果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可能免却他后来的灾难。但胜利往往使人失去理智，头脑发热。另有一个可能，高估了美国官员对台湾的影响力，而低估了蒋先生的决心。雷震竟和一些热心新党运动的分歧派，插手地方选举，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的黑幕等等，如兑票换票；埋伏票；代领投票；故意制作废票；故意唱错票；威胁投票等。

这下，冲突升级，由理论方面跨到行动方面，国民党感到严重不安。使国民党当局感到更不安的是，雷震结合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分子，民青两党精英，以及大批台湾籍的非国民党人士组织的“地方自治研究会”，扩大为“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本届地方选举检讨会”，检讨选举、批评时政，进一步将组织新党，向执政的国民党公开挑战。③

国民党和共产党虽同是极权主义，一党独揽大权，手法各有不同。毛泽东堂而皇之地，说是一党专政，国民党却偏偏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民主政治的招牌，不牵涉到统治权力，尽可宽容大度，一旦动摇到根本，那就势不两立。

组党以外，《自由中国》撰写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触到国民党人的要害，由“二二八”事变引起的省籍鸿沟伤痕，一向是敏感到谈不得的问题，雷震却说：“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除非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又说：一些迷误于政治权力的人们发现大陆人和台湾人在政治改革运动上携手合作，起了恐惧心。故意危言耸听，说台湾人的势力抬头，内地人将受歧视等等。④

国民党一面发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一面制造谣言，硬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等等。同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庄莱德，向国务院缓颊，俾一旦采取行动时，减少美国官方的压力和冲击，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即经国指挥下的情治系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大前提上，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纵使，蒋先生不下命令，经国亦必去之为快。白雅灿的案子，⑤就是最好的说明。雷震的情况，比白要严重千百倍，他焉能视若无睹！从个人恩怨出发，吴国桢、孙立人是他夺权的障碍，雷的《自由中国》是他愚民政策的绊脚石。允许这个杂志的存在，很多神话、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险。

雷、蒋冲突，据雷自己说，肇始于五十年代初期，且完全来自误会。试看下面一个故事：

“我于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十月第一次去香港时，这些党派人士并未提到国民党‘党化军队’一事，大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此时尚未定案也。迨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元月二十八日我和洪兰友同去香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见我们，就大骂国民党首领蒋中正和蒋经国（此时陈立夫已被逐至海外了）不该违反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大陆时代国民党一样，采用苏俄的‘以党治国’，不想依照现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这完全是家天下的政治，终有一天要失败的。我和洪兰友无法撒谎来解释此事，只有任其任意咒骂，因为他们骂的是事实，他们都是青年党领袖，参加过制宪国民大会这一幕。

“我们回台后，国民党在改造委员会曾邀我们吃便饭，改造委员出席者有胡健中、张其昀、崔书琴、萧自诚等，工作同志有唐纵等。饭后他们详询香港各方人士之意见，我们尽情报告，谓其中党派人士最不满意者，为国民党违反宪法在所有军队中设立国民党分部，民主人士最讨厌者为不思建设民主政治，还是个人独裁，真是自取灭亡。各位改造委员要我用书面将今天所讲的向改造委员会报告，我因去港月余，个人和《自由中国》半月刊积压之事太多，这种报告必须亲手撰写，实在没有工夫，故我一再说：‘现有党部的速记，可供参考。’不料改造委员坚持要我写，尤其是胡健中，我只有勉为其难，亲笔写了六条，包括反对党化军队在内，亲自送改造委员会。不料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前，我去参加台北市大直圆山忠烈祠祭祀的时候，改造委员蒋大少爷经国一见我就气势汹汹，板着脸对我说：‘你们为什么反对在军队中设立党部之事，这是反动分子，是共产党同路人之所为。’说毕不待我解释，蒋经国就走进忠烈祠去了，里面已吹号，我也跟着进去行礼如仪。蒋经国这一种少年气盛的态度，简直目中无人，和当年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骄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据说当年袁克定去某地阅兵时，阅兵典礼处只派一名军官来迎接，袁克定以为大不恭，即掉头而返，连阅兵典礼也不参加了。蒋经国这一天气得我发昏至第十三章，回家后倒床即睡，连午饭也未吃。我们报告书上，明明说是香港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我为使者应照实报告，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吧？”⑥

大陆之败，蒋先生认为政治工作不如“共匪”，恢复政工在军队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符，所以，谁反对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分子”、“共匪同路人”，这原是最简单的两分法，是国民党人的思想原型（prototype）。

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于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自由中国》的宗旨第一条，就说得明明白白：“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四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⑦

不过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他们虽同意《自由中国》这些宗旨，作为橱饰，作为光耀夺目的霓虹灯，而不愿意表里一致。因为“台湾现政权的本质，只是中国大陆旧政权的延续。”⑧舵手的人格和国民党的性格，受环境改变的驱策，有所修改调整，其态度和政治倾向，依然故我。

过完短暂的蜜月期，《自由中国》变成当权派的眼中钉，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文（第四卷十一期，一九五一年六月），彭孟缉向蒋先生哭诉，指责该文“破坏了台湾的金融管制。”遭彭的特务报复不算，险些捉进官里。

在《祝寿专号》以前，经国按兵不动。合理的研判，雷震虽然讨厌，不合当局的口味，揭发李基光等敲诈勒索，毕竟无伤大雅，箭头射到蒋先生头上，近乎胆大包天。于是，以周国光名义（台湾的梁效），发出特字第九十九号的“特种指示”，实施反击行动。

《祝寿专号》，本响应蒋的号召，“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自由中国》在歌颂之余，说几句真话，并无损于蒋的威望和权力。胡适那篇《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奉劝他老人家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更谈不上对蒋先生有何不敬。

然而，经国慌了，蒋先生既是神，神怎么会受凡人批评呢？

盖着极机密印记的特种指示，共列九条，大意是：

一、《自由中国》企图不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

二、明确它是思想上的敌人。

三、《自由中国》的言论，与吴国桢的“滥调”，如出一辙，是共匪的“统战阴谋”。

四、记住大陆失败的历史教训，对于“敌人的思想，思想的敌人”，势不两立。

五、要求党内和军中刊物，针锋相对，予以驳斥批判。

六、动员力量，策动反击，以口头宣传，耳语运动，读者投书等方式，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极恶劣的印象，由不相信他们的滥调，进而反对他们的滥调。”

七、暂时不攻击刊物及个人，只攻击“毒素思想”。⑨

一九五七年一月，长达六十一页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在军中发行。

细读全文，除了被国民党奉为暮鼓晨钟的陈腔滥调，了无新意。其观点的幼稚，逻辑引证的牵强，一眼可以认定，是王升之流的手笔。何以国民党人如此惊惶失措？其道理相当明显。《自由中国》的言论，象把利刃，直穿心脏。经国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双重角色，“英明领袖”、“人类救星”的神化形象，岂容雷震等人任意破坏。在经国看来，这是“勤王”“卫道”之战，“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文章霸气十足，强调国共斗争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但又把人的大脑禁锢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信共产主义当然不许，个人自由民主不许，违背领袖的意旨不许，也就是说，任何人的思维活动，仅限于钦定的范围。

官方定下十项准则，⑩细看内容，拉杂零乱，大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十条框框。实行起来，除了忠贞的党员，任何人将难免有戴帽子、挨棒子的危险。

文章说，思想战场，“始终有激烈的战斗”。胡适《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一文，和吴国桢“公然叛国”，是两个重大战役。妄指胡“破坏团结”，搞“分化”阴谋，“为共匪特务打前锋”。吴使用“共匪”的策略：“挖心脏，钻空隙”，离间“领袖与干部的关系”，“政工人员与部队长的关系”，“救国团与教育界的关系”，“情报人员与民众的关系”。

旋又自我吹嘘地说：“检讨以上两个战役，使我们认识思想战取胜的条件就是以思想对思想，谁的理由充足，谁的理论正确，谁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就是谁的最后胜利。”

作者认为，凡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自由教育”，批评“总统个人”的，一概“荒谬绝伦”。是“共匪的帮凶”，目的：“毁损国民党的声誉”，“打击政府的威信”，“便利共匪间谍活动”，“造成友邦恶劣印象，减少援助。”

散播毒素思想的有哪些人呢？他们是“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在野党分子，“所谓自由主义者”，“失意的官僚政客”，“好出风头的所谓政论家”，“不满现实人士”，“盲从附和分子”。(11)

然后，逐条批判，我们不妨以奇文共赏的态度，读读下列两段节录的宏论：

“‘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党部’。这是抗战胜利时共匪的言论，并不象出自某刊物编者之口，因为某刊物编者是反共的，或者是非共的，他不能说共匪要说的话，但现在他竟然做出了，况且所持的理由，亦同共匪一样，就是军队应该是国家的，不能为一党私有，现在国民党在军队中设立党部，应该取消，将军队归还国家。

“上述准共匪的理论似是而非。第一，不明了国民革命的历史。因为国民革命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亦是中国国民党一手建立的。有中国国民党就有中华民国，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中国国民党领导支持，大家能想象吗？所以国与党，党与国两者是不可分的。第二，反对军中有党的最大理由，是宪法规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宪法如此规定是不错的。但他忘记了宪法另一重要规定，即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是开宗明义，为全宪法纲领，亦就是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中国国民党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现在在军中设立党部，以三民主义来教育全国陆海空军官兵与宪法规定中华民国立国精神是符合的。第三，军中设立党部，是革命事实需要。总裁检讨这次大陆戡乱失败，认为基本的原因，就是党部脱离了军队。

“……总裁的话实在太沉痛了，我们党员应该知所悔悟，如果有人‘还要跟着共匪和他的尾巴来唱旧调，还要反对军队设立党部，这样下去，不仅是要毁灭自己革命的党国，而且连整个的民族文化与五千年的历史，都要从此一笔勾销，世世子孙，永为俄寇的奴隶，而无自由翻身的日子’。第四，反对军中设立党部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民主国家军队里没有政党活动，象美国军队里就没有共和党或民主党设立的党部。答复这一个问题 是简单的。因为一个国家军队组织的如何形成，以及思想和武力的如何结合，是不可能完全与各国相同的。一个军队有一个军队的传统精神，一个军队有一个军队的历史背景，一个军队有一个军队的对敌客观条件及其战斗需要。为澄清此一观念，总裁曾有特别训示，他说：‘我们政工和党务，依美国军队的传统来说，是不易了解的，但是照我们国军的传统，确是非此不可的。大家更应知道，我们国军里的官兵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有党籍的党员，你看军队组成分子，有这样绝大多数党员的成分，如你禁止他党员组织和活动的话，那就等于是共匪朱毛在民国三十五、六年（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时代，要求我们撤销政工和党员活动一样办法。这无异于要求我们军队全部卸除武装，你看行不行呢？’这样，大家就知道我国军队的一切是不能与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军队相提并论的，其理由即在此。”(12)

就胡适《祝寿专题》的文章，该文反驳说：

“某刊物批评总裁个人，阴险毒辣！因为国民革命历史证明，领袖与群众为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基本条件。广大的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与失败。阴狠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俄帝、共匪在民国三十七、三十八年（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间，利用各种人士（如‘民主同盟’及无党无派分子）各种方式，集中共产国际所有宣传力量，诬蔑毁谤我们的总裁，煽惑军民，分化群众，结果总裁被迫引退总统职位，国家失去元首，三军失去统帅，革命失去领导，演出大陆沦陷一幕的悲剧。我们全体军民经过这次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深深地知道领袖的重要，同时也了解共匪阴谋的毒辣，于是重新团结在领袖的周围，要求领袖复视总统职事。这时正是革命最黑暗时期——军事溃败，外援断绝，人心危疑震撼，革命历史不绝如缕的严重关头。领袖为了革命责任的驱驶，毅然决然顺应全国军民的要求，继续领导革命，人心士气为之一振。从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到现在，七年以来，自由中国全体军民在领袖坚强正确领导之下，一德一心，克服困难，努力迈进，已把国军改造成世界第一流的作战部队，把台湾建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因而受到友邦人士的敬重，大陆同胞的向往。今后全国军民只要虔诚信仰领袖，服从领袖，继续奋斗下去，一定获得胜利和成功。可是共匪则决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一定要重施故技，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的力量，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最近某刊物借替领袖祝寿机会，对领袖施以种种恶毒批评和攻击，其用意显然可见，而其幕后是否有匪谍指使亦难揣测。但我们必须提高警觉，注视其阴谋的发展。”

结论指鹿为马，和中共 “和平解放台湾”的攻势，混为一谈。颇有雷震《自由中国》，已和毛泽东互通声气，要把蒋家的天下，瓦解崩溃，这篇“特种指示”，不仅火药气特浓，更是满纸“狼来了”的歇斯底里。

说理说不过《自由中国》，只好采取“说理”以外的办法，先是骚扰，用特务力量，压迫承印该刊的印刷所，拒绝买卖，雷震叹他的苦经时说：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稿子一旦送到印刷所时，各方面的特务就川流不息的跑到印刷所索取已经排好的稿子，拿回去审查后而来找麻烦，他们就可以大邀其功。这些特务本是不学无术，而又带着‘有色眼镜’——成见，来看稿子，据说有警备总部的特务，有宪兵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局的特务，印刷厂因不胜其烦，所以不愿续印了。还有，特务老爷竟敢命令印刷厂不要给《自由中国》半月刊印刷。后来在台北长沙街的精华印书馆系立法委员陈纪滢介绍的，说他印制好，排印错字少，中央研究院的东西都是在那里印的。我就移到精华印书馆，并订有合同，由陈纪滢作证人。不料后来陈纪滢撤回‘证人’，且叫精华印书馆不要再印了，以免麻烦。这件事陈纪滢不够朋友，不仅不来帮忙，反来扯腿。关于印刷所的事情，我们在十年功夫里，竟换了七个厂，还说了不少的好话。”(13)

其次，以挖墙脚、卧底的惯技，制造雷震的困扰。

《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一九五九年出版，登了两则读者投书。它们是《军人也赞成反对党》和《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署名的为陈怀琪。

《自由中国》的编辑部，处理这样敏感性的读者投书，显然，没有认真调查核实作者的真伪，防范经国的恶作剧，“无处不是战场，无时不是战斗”的点面战术。出刊不久，陈怀琪即写就万余字的长函，要求雷震“来函照刊”。《自由中国》于两期后，虽予更正，陈不满意，乃在党报《中央日报》，官报《新生报》，军报《青年战士报》，和《联合报》，以广告方式，全函揭载。

陈怀琪仅一收入菲薄的军人，他哪来的钱支付巨额广告费呢？谁在幕后指使插手，已不言而喻。跟着陈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自诉，责雷犯“伪造文书”、“诽谤”和“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三项罪名。在此同时，警总下达公函，谓该投书有“匪谍”嫌疑。《自由中国》发表的反驳声明，除《联合报》和真正独立的《公论报》照登以外，党报只字不刊。

陈怀琪其人的背景来历，官方讳莫如深，仅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若莱正义，略知一二：

“陈怀琪一切讲话，完全依照写好的稿子照念。不敢多讲一字，由于要控告《自由中国》半月刊，故暂迁来台北居住（福州街的陆军服务社）。”

“这次广告费一定花了不少钱？”若莱问。

“为自己名誉计而不得不如此，且系借贷而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雷震接获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的传票，规定于次日下午一时应讯。庭讯经过，有雷的自述，可供参考：

“三月三日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我到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庭应讯，殊不料有一百多位学生已在法院检察庭门口等候。因为检察庭不能旁听，他们等我出来后始散去。还有一位青年人，一定要送我一百元台币，帮助讼费，青年人之有正义感，由此可见一斑。此外除《自由中国》社职员外，还有《自立晚报》社长李玉阶和青年党领袖夏涛声、诗人周弃子诸先生。李、夏二人还携带机关图章来，必要时给我作保之用，但检察庭未要交保。检察官为谢俊峰，广东人，习法律。另有一位书记官，文笔则不通。我进入检察庭后，检察官对我说：‘雷先生，我对您很敬仰。’又搬张椅子给我坐。检察官告诉我 说：陈怀琪控告你三个罪：‘伪造文书’、‘诽谤名誉’和‘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旋由检察官开始问话，我除口头答复外，并将陈怀琪投书贴在一个本子上送交检察官。最后检察官嘱我补个书状。我于四时二十分退出。在庭外等候的学生和新闻记者围拢来问我许多话，我说：‘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愿作进一步的说明，谢谢各位关心！’

“胡适先生很焦急，曾打几个电话来。是日下午六时模样，我去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倒杯酒给我喝，说给我压惊。他盛称我之出席法庭应讯，是最文明的。”(14)

二十天后，雷再度应讯，雷说：

“三月二十三日，地方法院检察处又送来一张传票，嘱我于三月二十五日出庭应讯。我届时出庭，又看到陈怀琪和他的训育主任陆伯琨。陆告我‘伪造文书’来诽谤他。检察官问我何以要登出这件投书？我答复说：‘我反对国民党在所有军队中，包括宪兵警察等持有武力的机关里设立国民党党部，那是违反现行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一百三十九条的基本国策的。’检察官又问我对军中政治教育意见如何？我说：‘在军队中宣传宪法，我是赞成的，而宣传任何党派的党义我是反对的。’检察官又问我参加过党派没有？我答说：‘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在东京加入国民党的。回国后做过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我是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第六届连任。国民党总裁来台后，擅自取消了第六届中央委员，而另设‘改造委员’，我是改造委员会下面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由于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而批评了国民党及其政府，民国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由于登了一篇《抢救教育危机》而被国民党总裁开除国民党党籍，现在是一个无党派的人了。”(15)

当局的真实用意，十分模糊，可能是一种吓阻，给雷震一个明确的警告，“你再胡来，我们就不客气了！”，也可能借此试探一下国外舆论反应，特别是美国的官方态度。

出乎国民党人意料之外的，党内的开明派如成舍我、胡秋原等，并不以当局的手段做法为然，认为这场官司打下去，国民党和政府“一定名誉扫地”。原任发行人胡适，也挺身而出，撰《容忍与自由》一文，委婉地向蒋氏父子档表态，因此，当局暂时鸣金收兵，讼案告一段落。

当局的“宽大”，原希望雷震有所警惕，其奈，雷顽强固执的个性，和追求信念的精神，只同意停火，而不停战，且挑战性愈来愈强，相对地国民党的敌性也愈升愈高。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终在事非得已的情况下，下令逮捕雷震。

其实，政府明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必发生于我不利之反响”，(16)蒋先生于拘雷之外有很多途径，足资选择，如查禁《自由中国》，强迫改组等，可是，当局“经过长期慎重考虑”的结果，宁可采取前者的原因，打击萌芽中的新党，乃成为捕雷的主体目标。

四日上午九时，雷震和该刊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会计刘子英同时自住宅带走，送进西宁南路三十六号的保安处“黑牢”内，“先用疲劳讯问，继则威胁利诱”，强迫刘子英承认是中共派遣的间谍，且雷预知全部内情，俾造成雷震“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的罪名。

经国用过相同的方法，对付情敌任显群，比康熙皇帝单靠文字狱整人，的确技巧上，大跨一步，也容易判十年徒刑。另一方面，单从《自由中国》所刊过的文章中，“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罗织雷的罪名，究难昭信于世人。

特务机构先派洪国式和雷同间，拟由洪诬雷为“匪谍”。讵料，雷说“洪国式不但不肯诬陷我，反而同情我，要我说话当心。”

洪国式这着棋失败了，改向刘子英下手。雷说：

“因为刘子英是我担保入台的，抵台时又住在《自由中国》社里面，而我又一再给他介绍工作。如果刘子英能够自认是匪谍而又告诉了我，那就可以课我以叛国之罪，在‘莫须有’的表面上，总比较好看一点。至于这样做法，是否丧尽了良心和伤天害理，那就完全不顾了。这就是共产党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过去许多王朝时代就不必说了，为了家天下和个人统治起见，清末的那位慈禧固是如此，民国的袁世凯亦复如是。

“刘子英在受不住威胁利诱的情形下，就‘自认是匪谍，而且告诉了雷震。’被迫缮写‘自白书’而六易其稿，始得警备总部当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雷案’的人，大为满意。其条件则是警备总部，当然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豢养刘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陆的家属”。(17)

逮捕雷震，举手之劳；防悠悠之口，可就不简单了。九月五日，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口咬定雷“涉嫌叛乱”，但事实如何，搪塞以对。又说：警总系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十条采取行动。第十条规定，在戒严区域内，不论犯本条例之罪者为军人，抑为非军人，概由军事机关审判。

王超凡同时以书面文件，公开指责《自由中国》的言论文字，涉嫌叛乱，国民党中央党部，不甘落后，亦以言论摘要配合。

司马桑敦在其《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文中，摘要归纳如下：

“一、倡导反攻无望。引用《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的《反攻大陆问题》中文例：‘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 文件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

“二、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引用《自由中国》第十八卷第六期社论：《中国人看美国的远东政策》中说‘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的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会反对这种干涉’。又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社论《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华》文：‘试想，如果由上而下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流血？政变？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 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将‘流血’‘政变’来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干涉我内政。

“三、煽动军人愤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 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四、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浪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 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五、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乃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个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 ‘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又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七期社论：《台湾人对陈内阁的期望》，内有：‘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文件作者认为这是该刊挑拨台湾人不应受大陆人的统治。

“六、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抗的。’

“又引用同期另一篇社论：

“《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内有：‘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 文件作者认为自南韩与土耳其政变后，《自由中国》一再为文鼓动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18)

证明经国在下令拘捕雷震之前，早做好一切周详的准备。简言之，发动舆论，使用特务手段，发挥军法制裁的力量，而且，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与气魄。

雷震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熟悉台湾情况的观察家，认为是意想中事，但外国报纸，仍惊奇不已，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社论说：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缺乏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到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震按：一般人说，这和大陆上反对毛泽东就是叛乱是一样。）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来都不象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19)

其余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时代周刊》、合众社等，无不先后著文大加挞伐。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德，气愤不已也公开评蒋，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象是清算反对党。”(20)

九月十三日，蒋先生亲自出马，向访台的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团，解释捕雷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共匪’有利”。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等等，最后，蒋先生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21)

官方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事件，其实谁都知道那是政治事件，它的用心，是在逃避世人指责。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陈翰珍，即持此说：“雷案根本不是法律问题，完全是因雷震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问题。”(22)

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蒋已一意孤行，只好蛮干到底。

军事法庭，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于二十七日公布起诉书，起诉内容，一无新颖之处，主要说，刘子英接受傅学文的派遣，策反雷震，为匪宣传，雷知情不报，另一名马之骕，曾参加南下工作团，经警总侦讯，由雷保外候审。

起诉书发表的前三天，《自由中国》的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该刊的文章，自负文责，但当局的对象是雷震，故未予理会。

两星期后（十月八日），军法处走完过场，便匆匆结案，以“煽动叛乱罪”判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子英陪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马之骕有期徒刑五年；傅正因撰文“攻讦政府，论调激烈”，交感化教育三年。

国民党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在天人共愤的情形下，急遽落幕。

雷震下狱，蒋先生父子为之释然，再无需担心岛内的反对声浪，刚刚要出土的新党，亦因此寒流霜雪而摧残。但国外正义的怒潮，却奔腾狂卷。

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宾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雷震的罪名，经失败主义直到颠覆政府，但是他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

“……最近盛传……蒋经国正在握权。统治秘密警察的蒋经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在台湾住的人，最怕的就是他。

“国民党有理由畏惧像中国民主党有生气的新党派，此点毫不足异，甚至拥护国民党的人士如胡适，及第三势力如张君劢，目前也很恐惧，或在私下批评。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上，但也没有在台湾。”(23)

詹姆斯·H·泰勒牧师这样反问着：

“起诉书中‘该刘子英图报犹恐不及，断无任意攀诬（雷震）之理。’这说法是错误的。随便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就非常多，有的人们甚至捏词出卖朋友。基于这段错误的说法，雷震被假定‘明知刘子英系匪帮派来使其自己为共党工作的匪谍’。我并不是说雷震并不知道此事，我也不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我只要问，刘子英说他告诉雷震说他是被共产党派来工作的说法（雷震对此点已予否认），是否就足以构成他确已知道的事实呢？”(24)

美国舆论的抨击，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雷论蒋，国民党所受到的羞辱，不下于吴国桢事件，或“五二四事件”。但香港报纸，以纯自己人的身分，同样冷峻责骂，署名参斧的一位先生，在《星岛日报》这样说：

“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要象六十年前一样，祸乱迭见。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闭塞言论，一如当年，怎不叫人不寒而栗？‘中兴’之象未见，反而出现末代衰风，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庚子是一个可怖的岁序，过了不祥之年，应化戾气为祥知，否则徒嗟年头不对，于大局何补？”(25)

《德臣西报》(CHINA MIL)的社论，用词遣字，近乎淋漓尽致。香港《工商日报》曾予转载：

“全球人士都想知道雷震将来的命运。现在事情似乎明显得很：蒋氏统治台湾一天，可以预料得到的，不幸的雷震，将会象一个反蒋人物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张学良遭非正式的监禁，几乎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26)

雷震发监执行，胡适等四十人，曾联名请求“特赦”，蒋先生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签注”的结果，不问可知。一九六八年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致函国府，要求赦免雷三分之一的刑期，蒋先生置之不理，到一九七〇年九月出狱，雷在新店军人监狱，整整坐了十年牢，一天不少。

刑满出狱，需要交保，堪称中国司法史上的笑话。写自励诗，致《时与潮》停刊一年。雷案发生不久，殷海光先生受迫害，含恨而终，柏杨下狱，李敖判刑，台湾真的安静了，只剩下只有喊“蒋总统万岁”的声音了。

①殷海光著《剖析国民党》中译本，《南北极》月刊。一九七五年二月第56—57期，第2—5页。

②史量才在南京晤蒋，蒋要《申报》停止攻击南京政府，史不允。且说：“你有枪杆子，我有笔杆子！”蒋不悦，下令戴笠，杀史于沪杭公路上。

③司马桑敦著《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香港《明报》，第60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第62—69页。

④同③。

⑤一九七五年选举前夕，白雅灿散发传单，要求蒋经国公布私人财产等，遭判无期徒刑，现羁狱中。

⑥雷震著《雷震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版，第378—379页。

⑦同⑥，第28—29页。

⑧同①。

⑨同⑥，第109—111页。

⑩同⑥，十项准则是：

一、不违反三民主义。

二、不违反反共抗俄国策。

三、不违反国家民族利益。

四、不违反领袖意旨。

五、不为共产主义帮凶，及对匪俄种种政治阴谋寄予同情。

六、不带有蔑视国家，及崇拜个人自由主义色彩。

七、不自我鄙弃民族文化传统。

八、不曲解政策，或故作惊人之论，以耸动听闻，煽惑群众。

九、不散播悲观颓废思想，助长失败主义，压低军民同仇敌忾情绪。

十、不妨碍国内外团结。

(11)同⑥，第124—126页。

(12)同⑥，第125—136页。

(13)同⑥，第101—102页。

(14)同⑥，第68页。

(15)同⑥，第69页。

(16)同⑥，第160页。

(17)同⑥，第294—295页。

(18)同③，第62—69页。

(19)同⑥，第32页。

(20)同⑥，第35页。

(21)同⑥，第9—10页。

(22)同⑥，第193页。

(23)同⑥，第37页。

(24)同⑥，第40—41页。

(25)同⑥，第55页。

(26)同⑥，第52—53页。

副部长·部长

进入六十年代，台湾承继前十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大致上，喜多于忧。

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艾森豪威尔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不过，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对蒋先生和他的自由中国的声望，如同火箭升空，光耀环宇。

也有些细微的挫折，无非“小小苍蝇嗡嗡叫”并无伤大雅。

雷震判刑下狱，海内外愤怒激烈的舆论，比想象中更来势汹汹，可谓继吴国桢、孙立人、“五二四事件”以来，最震撼的政治风波。

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北京建交，①使国府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

湖口事件，②有惊无险。但反映出，少数军队将领对现状的不安与不满，非单纯的“违纪案”那么简单。

当局的因应，不外乎强化控制手段。五中全会后，举行“党员总登记”，“反攻授旗式”，内容、形式，早已陈旧不堪，难期振衰起弊的作用，可是，观众再无反应，戏还是要演。

经国个人，晋升为二级上将，③关于升阶这件事，各方看法，十分分歧。很多战功卓著的将领，发出不平之鸣。“太子凭什么升上将，他有战功吗？”同情者认为，彭孟缉之流，由保安副司令而代参谋总长，以直升机升空的速度向上爬，经国难道不该升上将吗？

这一期间，经国的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其余的如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党的中央常委等等，与军方根本沾不上边，国家安全会议究竟是什么性质？属于国防部的建制？抑总统府直属的机构？亦如五十年代初总统府那个资料室那样，妾身未明。

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既无硬性规定要军人出任，他的几位后任如黄少谷、沈昌焕等，甚至是道地文人。蒋先生此举，除非有意安排经国出任参谋总长，晋阶的本身，殊少积极意义，和苏联勃列日涅夫苏维埃主席任内，升为陆军元帅一样滑稽。唯一的合理解释，为太子未来做国防部副部长④铺路。

辅导会的担子，经国挑起来，驾轻就熟。一来，他自己勤奋，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一来有美援作后盾，无资金匮乏之虞。辅导会开山筑路，实业大兴。数年间，又是一片他自己的新天地。

敌人方面，大陆经济，稍见复苏，无外患，无内忧，正是安定民生，经济建国的黄金时期。毛泽东主席，念念不忘他那个伟大的乌托邦主义，盲目推行“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运动。如是开倒车的结果，民族生机，受到无情的摧残，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大陆时期国民党人败坏的声誉，借机得到扭转。

有人揶揄毛泽东说：“凡是蒋介石先生最困难的时候，老毛就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这固然是历史的讽喻，但却是历史的事实。

敌我形势，相互消长，颇使蒋先生生“观衅而动”的决心。

一九六二年五月，突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配置行动，北投的政工干校，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收复地区的党政干部，从事培训工作。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中，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公开倡言，“为反攻复国开路，贯彻革命任务。”

宁静的宝岛，无复宁静，好象“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蒋先生不断接见外国记者，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等信念。

北京宣布：国军游击队九批，计一百七十二人，曾先后在大陆沿海海丰、惠阳、惠来、台山等地登陆，遭到擒获，证实，台湾蠢蠢欲动，并非只说不练的宣传攻势。

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诚然，有利于国军采取行动的时机。单靠台湾一岛的力量，想旋转乾坤，蒋先生尽可舌灿莲花，毕竟曲高和寡。

解放军可以放手让国军在闽粤沿海登陆，受地形限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在这一边的山区施展。遇到优势兵力的围歼，国军顿成瓮中之鳖，东山之役的故事，即会重演。

国军总兵力，号称六十万，如倾巢而出，台湾空虚，分兵出击，寡不敌众。退一步说送一个野战兵团，约十至十五万人，强行抢滩登陆，暂且不提海军支援，哪来如许规模的渡海工具？登上去，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后继部队，如何运补？

蒋先生寄希望于“大陆同胞揭竿而起”，这是一厢情愿。曹聚仁说：

“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⑤

毛先生的声望，纵然有跌落的趋势，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依旧是“红太阳”，困难只是暂时的，想“揭竿而起”的那一批，早在“肃反”运动中，荡然无存。

蒋先生的一言一行，北京方面，冷眼旁观，可是并不重视。倒是，华盛顿的年轻总统，沉不住气了。这年（一九六二年）八月，肯尼迪提出警告，他说：“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台湾之举，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⑥

台北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毫不隐讳地，予以揭载，官方或半官方的中文报纸，奉命一字不提。

自韩战以后，美国先中立台湾海峡，杜勒斯签的协防条约，比杜鲁门的中立化，虽有进步，华府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奉行决不轻易陷入中国内战泥淖的原则。国军的任何行动，悉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监视下，它们的杀手锏是，从汽油、零件，到弹药补给，最多仅有两至三个月的贮藏量。国军轻启战端，肯尼迪指为“自杀”，一语双关，自非过甚其词。

迫于形势，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继停止征收国防捐，而悄然收场。

肯尼迪不仅反对国军轻举妄动，甚至有意和中共改善关系。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倡“围堵而不孤立”之说，罗斯福的遗孀艾莲诺以美国联大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建议中共代表中国，进入联大。上列政治气球，台湾的反应，难堪其次，生时移势易的惊恐是主要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蒋上将以行政院政务委员身分，奉命访美，官方的理由为“会谈中、美共同关切的问题。”背后的文章，那就只好尽在不言中了。

十年前，经国以总政治部主任访问过美国，从心底里，他对美国没有好感，“五二四事件”，稍舒积郁。但也使他自己愈得不到美方的谅解，被迫韬光养晦，六载于兹。

喜不喜欢美国，是个人的情绪，任令情绪左右自己的意志，会阻碍事业的发展。因此，踏上征程，势所必需。

时机上，“五二四”的记忆，一般美国人已经淡忘，正可借此重拾旧欢。陈诚副总统的健康，日益恶化，经国为了接班，寻求美方的认识、谅解，有未雨绸缪的意义。

华府和台北间，再没有共和时代水乳交融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蒋先生感到忧心忡忡，他自己声言，光复大陆前，决不出国，这项外交任务，只好由经国担任。

美国方面，了解台湾的政局，正在加速新陈代谢的步伐，蒋先生是年七十七岁，身体再好，终究风烛残年，钦定继承人陈诚，不久于人世。所以，美方同样有需要，对这位台湾未来的掌舵人，有个熟悉、面对面了解、评估的机会。

经国此行，采的低姿态，美方亦避免过事声张，双方会谈内容，没有公报，没有共同声明，原则上，皆大欢喜。

但蒋先生，早订下走下一步棋的腹案，经国甫卸行装，政治行情高涨。

蒋先生先召开九全会议，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长严家淦，继陈辞修组阁。

陈患十二指肠溃疡，历有年矣。一九四八年由东北回南京，转沪疗养，住虹桥医院，施行胃部手术，发现肝脏中度硬化。一九六三年，肝疾复发，养病高雄大贝湖，健康每况愈下，召开内阁会议，均扶病出席。

生理状况，辞修先生早不堪繁剧，精神上，更其烦躁，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坐二望一，但实权和名义，相距甚远，好比为夹心三明治。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

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因而，影响病情。开完一中全会，向蒋先生坚辞院长兼职，蒋先生批示“辞职缓议”，给假一月，暂予静养，经陈再三坚辞，蒋先生“勉强”接受。

经过这段过门，陈去严来，新闻界喻为“黑马”，事实诚是事实，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先生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先生慧眼独钟，一个唯唯诺诺的严静波，不可否认，有私字的成分。

严家淦，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一九〇五年生，比经国大五岁，下面是《联合报》写的经历简介：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于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的贡献。

“他在福建担任财政厅长职务五年之久，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调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三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部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尔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⑦

细读这一段经历，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达到完人的标准。

我们体谅新闻人员的苦衷，跟风为环境所逼，所以，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man，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做台省主席期间，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

“去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耶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际，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襄助玉成，自属义不容辞。中西文化负责筹备戈耶画展之范君，曾书就呈文，透过私人关系往谒严主席，请拨款（只是三两千元之事）襄助。

“主席满口‘好的，好的’，然后在呈文上批示：‘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旅行多日，经教育、财政两厅核议的结果：‘似可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之处，呈请钧裁’。上行下效的推回主席办公室，范君再谒主席，又是满口‘好的，好的’，并再批交该两厅二度议核。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尚且迟迟不决，其施政大端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严氏过去多年来所养成的拘谨习惯，虽荣膺主席，但此一习惯，却无法改变。”⑧

这个故事的精义，在于说明严家淦遇事推事的本领，和张岳军的名言“原则同意，技术研究”，半斤八两。蒋先生，口口声声，要革除官僚政治，他偏偏喜欢这类官僚，原因无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党内资历，除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七大会始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大会，临时抱佛脚，升为中央常委。其难服众，显而易见。

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由总统提名，咨请立法院同意，如果立法院诸公，稍露不满，一九四九年，居正组阁受阻的先例，照样历史重演。幸严挨家逐户，登门作揖，兼国民党中央，发动组织机器，强迫支持，立法院这一关，轻舟强渡，顺利抵岸。

蒋先生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我们认为的严的缺点，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严静波新阁一登场，次一步内阁局部改组。各部会人事，依例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所谓“通过”，并非靠投票决定，如党章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总裁交议的事，人人赞成，常会的功能，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目的为经国的上升，找个陪衬而已。严家淦接到指示，提名太子为国防部副部长，做数学家俞大维的副手。

新闻报道：经国事先一无所知，那天他在合欢山休憩。但和他一道的，却又是他的前任，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上将，⑨益见假戏真做之不易天衣无缝。

俞大维九年前出长国防，弹道专家最大的长处：一、不过问内部人事，因此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二、他是真正的文人，符合宪法精神，除了跑美国争取军援，即是去金门，慰问驻军将士。

派经国去国防部担任俞的副手，我们可以看出蒋先生爱护儿子的苦心孤诣，以小蒋的能力、经历，他无须屈居他这位亲家的名义之下。

其次，经国本身是政务委员，政务委员为不管部部长，和俞在内阁中的分量，完全等同。派甲委员担任乙委员的副手，体制不合，除非先免经国政务委员的兼职。

蒋、毛二位，很多共同点之一，是不肯尊重法制的精神，唯我独尊，为所欲为。

经国呢？一踏进台湾五角大厦的门槛，先把政见诉说一番，⑩似乎，也没有把他的上司放在眼里。

走完过场，经国扶正，那是第二年一月的事。一月十三日，总统明令：

“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政务委员经济部部长杨继曾请辞职，均应予照准。此令。

“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俞大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特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部长，阎振兴为教育部部长，李国鼎为经济部部长，均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内阁改组的曲折，参阅《联合报》的一篇特写，字里行间，趣味横生：

“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计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位做了十年国防部长的弹道专家，最近决心挂冠的原因，是由于他所患的糖尿病，影响了他的健康，同时右耳也聋得比过去厉害，因此他决定向严院长保荐他的副手蒋经国先生。严院长虽然恳切的予以慰留，但他的去意甚坚，他向严院长表示，他在国防部已经整整十年，也该换一位比他年纪轻一些的人，来接替一下，他告诉严静波说：他的亲家蒋经国将军（按：俞大维的公子为蒋经国的女婿）比他能干得多，他并且说：他推荐蒋经国将军，并不是由于他们是儿女亲家，而是因为国防部需要蒋经国这样能干的人。最后严家淦乃接受了俞大维的辞呈，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俞继续留在内阁中，担任政务委员。

“俞大维这次请辞，并推荐他的副手继任他的职务的消息，经晚报发表后，外间的反应，至为良好，人们相信，能干而且负责的蒋经国将军，由于十几年来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包括他先后在国防部总政治部、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以及国防部副部长任内的辉煌成就，现在主持国防部，实是最理想的人选。”(11)

俞大维告诉记者的一段话，有真有假，似真似假，如果纯为了健康，他挂冠的“决心”，早该下了，把位知名的弹道专家，放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且一放“十年”，糟蹋人才，莫过于斯，除非，蒋先生早有打算，作为经国上升的过渡。

大维是个聪明人，蒋先生的心意，怎瞒得了他，乐得顺水推舟，严家淦虚伪地“恳切慰留”，慰留功败，以政务委员作附带条件。只能说，是戏！戏！西方人永远也弄不懂的东方政治哲学。

事实上，内举不避亲，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约翰·肯尼迪，任命乃弟为司法部长，他就没有什么顾忌。阿根廷的庇隆，任命庇隆夫人为副总统，菲律宾的马科斯，派太太做大马尼拉市长，从未躲躲藏藏。蒋先生奉行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兼受封建传统的束缚，才这么瞻前顾后，进退失据。

外间反应“良好”，应是诚挚之词，一方面人心求变，一方面相信，只有经国出来，真能做点事。

六十年代中期，过去台湾一潭死水的局面，的确在变，且变的速率，有日益加快的趋势。

经国出任部长的第二个月，陈诚副总统去世。(12)

陈的人望，仅次于蒋，大陆沦亡前，畀以保台重任，出任台湾省主席。实施三七五减租，使耕者有其田，整饬吏治、安定最后根据地，是他前期的功绩；两度组阁，为台湾的经济繁荣扎基，是他后期的贡献。

宪法规定，如果总统病故，副总统依法继承，出现下列情况，经国的政治前程，肯定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 蒋先生不幸于五十年代去世，陈诚继任，经国能否顺利从陈氏手中接过去，那就连上帝都无法预知的变化。

■ 陈氏一八九八年出生，去世时不过六十八岁，假如他的健康情况，允许他益寿延年，活到八十三岁，蒋先生归天时，他堂堂正正地坐上总统总裁的宝座，轮到经国承继，小蒋已七十衰翁，英雄迟暮。

■ 陈诚健康如常，蒋先生固可把他自副总统的宝座上拉下去，以严代蒋，但内部团结，将出现巨大裂痕。

天夺其志，陈一死让贤，经国稳步接班，无以名之，时也运也。

陈卧病期间，蒋先生两度探视，他的心情，悲喜交集。老战友遽而亡故，悲悼出自内心，为儿子的事业打算，阻力自动消失，莫非人助天助？

经国仅发表一简短的谈话，他说：“陈副总统逝世，在国家和党来说，是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在我个人来说，尤其是失去追随了近三十年的导师。”

有人认为，这是经国的鳄鱼眼泪，主要来自外间多年的传说。

“你大概也听到外面说我与经国冲突的谣言，这完全是匪谍在挑拨离间，散布谰言。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绝无可能。从当前处境及奋斗目标来说，团结就是力量，静则安定台湾，动则反攻大陆，都需要集中举国意志，团结一切力量。从总统爱护提携培植我来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忠实的干部，感恩图报，鞠躬尽瘁。在总统领导之下，完成复国大业，凡有损这种神圣任务的，绝对不容许其发生。从经国个人的才具与努力来说，这十几年，他的辛勤建树，值得夸耀，无论军中政治工作，无论退除役官兵辅导工作，无论青年运动，他都做得有声有色，清清楚楚摆在大家眼前，我只有尽量帮他，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也是使他负更重的责任，让他发挥更大的才能，俾国家得到最高最大的利益。我和他还有什么可争可夺的。(13)

“敌人最怕我们团结，一定要千方百计来制造我们内部纠纷，希望我们内部冲突、摩擦、矛盾、斗争，我和经国都负着相当责任，故共匪也集中目标于此，不断地散布我们二人间不协调的谣言。你回到香港去，如遇到此种谈论，可以说明此乃子虚乌有。”(14)

政治家的否认与承认，往往认真不得的，我们只能姑妄听之。外间传说，活龙活现，固找不到史料引证，陈氏虽去世，经国还活着，很多回忆录之类的旁证，恐怕短期内，无法出笼，因此，我们仅能引用中国官场的一句老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来泰然处之。

陈、蒋有冲突，毋容讳言。冲突的内涵，可能是性格的、思想的、政策的。他们本来代表两个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对立力量（Force），各人都有旺盛的意志，强烈的事业心。

陈历史悠久，资历雄厚，为蒋股肱之臣，经国后起之秀，为蒋氏哲嗣，年龄相差十二岁，很多看法上，产生“代沟”，本无足为奇。

蒋先生在两者之间平衡，有时候，比较偏向爱子，使杠杆的另一端上扬，以私灭公，人之常情。

经国派特务机构，监视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未免过分滥用特权。陈还以颜色，在政治部要求的经费方面，予以扣克，稍失长者风度。

陈的权力超过经国，一方面感到嫉妒，因此杯葛谣言，相互交攻，譬如说陈某次邀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王世生四人，相偕南下中坜、台中，参观农复会的建设成就，马上传播出“高山四皓”的谣言，(15)播弄是非，附会构陷。

胡、梅诸位，是隐士，也负重望，但台湾的政局里，谁是擅政的吕后呢？蒋在世一天，陈诚能有林彪的胆量吗？

经国手下如王升、江国栋之流兴风作浪，无事生非，扩大对立面，自合情合理。

坐上国防部长的位置，经国已彻底掌握台湾的军权。根据“国防组织法”，军令、军政系统的管辖权，向由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分享，这一制度，仿效美国，其用心在文人领军。(16)可是，什么制度到了中国，就象淮南的桔子到了淮北一样，大变其质。俞大维做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权倾一时，现在经国出任，参谋总长等于部长的幕僚。

体制上，国防部长文职，如由军人出任，必须办军职停役的手续，查遍资料，没有经国卸任军职的手续，换句话说，他仍旧是陆军二级上将。

一九六五年九月，经国三度访美。这次，系接受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邀请。

“这次蒋部长访美，究竟与美国政府谈了些什么主要问题，新闻上未见有半点透露，从蒋部长与麦克纳马拉部长的联合声明上，也找不出什么两人会谈的实质内容，所有这次蒋部长与美政府的磋商内容，都被高度的保持机密，在美国的报纸上，连臆测性的文章也不多见，只有蒋部长在单独接见《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时，作了一些属于背景性的谈话。”(17)

这段评论性的报导，说了等于没有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访美是台湾的主动，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的性质，远胜其它。

经国所负的使命，大致是一九六三年的翻版。唯一不同之处，那次官居政务委员，现任国防部长，美国的总统，由肯尼迪换了约翰逊。中共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海峡两岸的均势，出现逆转。

第二年三月，台北进入每六年一次的政治季节，第四任总统选举，因陈诚去世，需要产生新的形式的继承人。

这幕戏，比严家淦组阁，热闹多多。

向例，国民党中常会先行开锣，确定人事政策。下一步国大启幕，选举正副总统。

为了确保领导中心，总统候选人是谁，不问可知。至于谁是副手，稍具头脑的人，押严家淦的注，十拿九稳。但既是演戏，必须演得情节逼真。

三月六日，蒋先生告诉出席三中全会的党员：党尽一切可能提拔新进，中兴以人才为第一，然后又恳切期望党中央另行考虑总统候选人的人选，让他专心负责党务和军事。

投票前夕，招待全体国代的餐会中复称：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18)

提拔“新进”，自然要排除元老级的张群、孙科、何应钦等人，专心“党务和军事”，向毛泽东看齐，退居第二线。国代餐会中的一席话，根本是违心之论。

但蒋私下又向张群表示：希望张做副总统候选人，有名的老狐狸张群，赶快推说年事已高，建议选七十岁以下的人为宜。

中央社扮演道具的角色，发张、孙、何、严等四张照片备用，煞有介事。

蒋先生的锦囊，其实早被人识透了。只是报纸的报导，故弄玄虚，抄在下面，供读者共赏此今世奇观。

“由蒋总裁提名在三中全会投票通过的国民党籍第四任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昨天下午六时在复兴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复本报记者询问：他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将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说：在蒋总裁正式宣布提名之前，他本人毫无所悉。以崇法务实，处事周详著称的严家淦所说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在昨天下午三时以前，三中全会连选票都还没有准备。当大会开会前，蒋总裁临时邀约张秘书长岳军及中央常务委员，征询提名意见后，才决定提名严家淦先生。

“严家淦被提名以后，蒋主席曾说了两句意义深长的话，他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短处。’这是颇富有哲学意义的话。

“投票开始后，严家淦自己投了一张空白票，因为他自己未进入圈选处，即直接向票箱中投入。另外有一张是废票，因此他的得票率应是七十三分之七十二。

“中央委员以七十二票之多数票选出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显示了党的真正团结，和党的力量，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另外党内的元老所显示的风度，也是令人欣慰的，特别是张岳军先生，在开票后他很尊重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在晚间聚餐时，他已经把第二个位子让给严家淦。这种尊重制度和职位的风度，固然是岳军先生的泱泱大度，也是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风度。

“严家淦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国人颇有清新之感。人们更敬佩蒋总统之‘大公无私，用人唯才’和‘提拔新人’。因为人们知道严家淦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派系。他初到台湾时，仅是省府的交通处长，十多年来，由于他的卓越表现，乃由处长、厅长、部长、主席，而行政院长，这种情形，在过去政坛上，是很少见的。”(19)

《联合报》的社论，把提名结果说成“反攻复国最后胜利的奠基”，下面是段更有趣的妙文。

“由上述以论，这次蒋总统的提名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候选人，我们更可以深深体会到其用心的深长，谋国的忠荩。因为这充分显示了唯才唯德、不次擢拔的廓然大公精神，打破传统，栽培下一代的为国择人态度。我们深信，由于这次蒋总统之俯顺舆情，候选连任总统，睿智抉择，提名严家淦先生候选副总统，以及国民党三中全会一致拥戴总统连任，热烈通过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则本月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公为总统、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之日，也将是未来历史家写下此乃中华民国获致反攻复国最后胜利奠基之时。”(20)

提名枯燥乏味，国大投票选举，小有高潮。

“国代”来势汹汹，一派主张积极争取四大民权中的创制、复决两权，与立法院分庭抗礼，一派希望改设“常设机构”，供代表们经常活动，变无给职为“有给职”，(21)总而言之，是为了争权和争钱。

选举主席团，已闹得不可开交，趣闻处处。一位民社党的代表，暗发起签署，要代表们推举经国竞选副总统，被“有关方面劝止”。(22)

严家淦列席国民大会，作施政报告，却又缺席质询与建议。立委魏惜言在立院提出质询，问他根据宪法何章何条？列席国大备询。

不少代表，狮子大开口，要严院长（行政院院长）答应福利条件，否则传出空气，将出现“难产”。

投票日，共发出选票一千四百一十七张，收回一千四百一十六张。过半数当选，严得七百八十二票，可疑票占六百三十四票，引起废票标准的争辩。致国代翟宗涛和“政治和尚”于斌，大吵一场。

于斌：废票认定标准第四项规定，不圈在候选人姓氏上端，致不能确定被选举人者，及第五项记入其它文字或符号者，才算是废票。因此，画两个圈的或三个圈的，不算“其它符号”，而且候选人只有一人，并不至于无法确定被选举人。所以，多打圈的，应该算有效票。

翟宗涛：怎么可以这样解释？依常规就是画一个圈，其他的都算废票，你这种认定法算哪一国的？

于斌：怎么不能说？这好象打作文成绩，画一个圈可以，画两个圈三个圈更好嘛！多画圈表示更支持。而且，我参加过各种会议，有的国家投票赞成就是打×，为什么不行？

翟宗涛：讲话要于法有据，一定要让严家淦光荣的当选，该投第二次就投第二次票！

于斌反驳：什么于法无据？要依法的话，只有监察员可以决定，我不过和别人私下研究，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我不跟你吵！(23)

严得票数，不如国大连署的人数，且一党提名，别无对手，出现险胜镜头，无以名之，党内有反对派。名义上，反对严家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箭头其实是对着蒋先生的。

严家淦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换汤不换药，蒋先生行年八十，他随时可应中山先生之召，经国继承的布局，全部就绪。

经国虽然是内阁阁员之一，他的时代，悄悄地来临，院长先生，不过庙堂里的神像，历史的齿轮，向后转到二世纪，严家淦原来是刘协(24)再生。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象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25)你说不是吗？

①建交日期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②卜少夫著《莺歌事件之启示》，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装甲兵代理司令赵之华，在湖口装甲兵基地，煽动起义，官方从未公布详情。卜少夫称为“莺歌事件”，谅系传闻失实。卜文说：“从二月初起，台北的外国通讯社曾发出两三次关于装甲兵团的一位军官煽动‘叛变’的电讯，综合所有电讯，我看不出是一件有计划的事件，比较具体的一些报导，是一个军官召集数个单位的司令官开会，会上他激昂地痛骂政府中某些官员，接纳‘两个中国’要大家跟随他去驱逐这些人。一位政工人员在场以枪制服了，此案被捕者约三十人左右……”

③一九六〇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日期不详。

④国防部副部长，由特任或上将担任。见夏宗汉著《由蜕变的角度去看国府国防部改制草案》，香港《明报月刊》，第150期，一九七八年六月，第14页。

⑤曹聚仁著《采访新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六年一月，第254页。

⑥《纽约时报》当时的记载。

⑦台北《联合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版。

⑧罗伯特著《严家淦主台十四个月》，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⑨《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香港《新闻天地》，第840期，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第19页。

⑩《新梦、新人、新情势》，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第7页。该文说：“在他年前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以来，就以节约建军为号召……。”

(11)于衡著《行政院改组前后》，台北《联合报》，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四日。

(12)陈诚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肝癌病故。

(13)台北《联合报》，一九六五年三月六日。

(14)卜少夫著《敬悼一位诚实的政治家》，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第893期，第8页。

(15)同(14)，“商山四皓”是秦末汉初避乱于陕西商县南山的四位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汉高祖死后，吕后擅政，以其嗣惠帝为傀儡，“四皓”支持正统，力斥外戚，是当时政治的幕后人物。这四位老人因负有众望与影响力，以对抗“诸吕”。简言之，是支持刘邦继承人的社会贤达。

(16)同(4)。

(17)徐柏勋著《蒋经国访美成就》，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六日第922期，第7页。

(18)商岳衡著《严静波险胜辅弼之选》，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第7页。

(19)台北《联合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三日。

(20)同(19)。

(21)《国代行情看涨吗？》，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22)吴屏箴著《国代会场无限风光》，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六年。

(23)吴屏箴著《求用新人、苛求新人》，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

(24)汉献帝的本名。

(25)柏杨著《中国人史纲》上册，台北星光出版社出版，第360页。

蒋经国时代

七十年代，台湾上空，阴云四起，一股自美洲大陆吹送去的寒流，凝聚不散。

中华民国最忠诚的盟友——美国，外交动向上，有异动的趋势，尼克松总统于就职演说（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中暗示，将与北京修好，同月二十七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希望恢复华沙会谈。

另一个使台北感到不安的事实是，第一百三十五次与一百三十六次会谈间，相隔仅一个月，国务卿罗杰斯说，将来会谈的地点，可能改在美国境内或北京举行。

跟着，尼克松政府采取一连串的行动，向中国示好。计有：

■ 国务院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宣布，六类美国人可以观光身分访问中国大陆；从海外归来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一百美元的中国大陆制品。

■ 国务院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宣布，美国公司可以与中共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交易，早先所定的限制美国公民携回中国大陆商品价值的规定加以废止。

■ 国务院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承认，美国第七舰队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已由定期改为不定期。

■ 白宫于同一天宣布，美国反对提供一中队F—4D型飞机给中华民国。

■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与二十八日投票通过，在军事援外法案中，将原供台湾购买前述一中队F—4D飞机用的五千四百五十万美元经费，予以删除。①

这些不平凡的迹象，台北当局愈来愈感到疑惑和不安，甚至忧虑。刚做行政院副院长的经国，乃奉父命，在“邀请”的名义下，五访美国。

此行任命，共为下列各项：

一、台湾急于想知道，美国在华沙会谈中，它将作何种让步。所谓拟议中的“和平共存协定”，究系何指？

二、要求美国重申，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大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席位。

三、假如北京再次攻打福建外海的金门、马祖，尼克松是否信守艾森豪威尔任内，参院通过的决议案，提供援助？

四、向美国提出对台独分子的关切，和更新军事装备问题。②

华盛顿虽向经国发出邀请函，也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诚如沈剑虹大使所说，这可能“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一种“道别”的方式。

四月二十二日，经国和基辛格举行第一次单独密谈。事后沈剑虹问他，基辛格是否带给他任何重要讯息，“他只笑笑，未发一言”。尼克松、蒋正式会晤，“尼克松很有礼貌的倾听，但是未作任何承诺。”③

五月十一日，罗杰斯致函参院外委会主席霍尔布莱德，表示国务院“对废除台湾决议案与其它三项决议案的建议案没有明确的意见。”

美国外交的态势，已非常清楚地表明，要改变历史了。

四月二十四日早晨，邀约台北各报驻美记者，同进早餐。餐点是特制的寿桃寿糕，借以庆祝他六十岁华诞。席间，恺切致词，强调“国家的处境虽然很困难，反共复国的前途，还是充满希望与光明。”④

九点散会，即驱车华府近郊的安德鲁（ANDREW）空军基地，飞往纽约，继续他的官式访问日程。

十二点十五分，在布拉萨大酒店前，发生阻击谋杀事件。这天是星期五，幸而还不是十三日，据一位现场目击记者的报导，是这样的：

“蒋副院长是于十二时十分离开下榻的庇尔旅社，在警车开道下，坐一辆专为迎宾的‘林蒙生’长形黑色轿车，驶往布拉萨酒店。庇尔旅社座落在酒店的左前方，仅距两条街之遥，副院长原拟步行前往布拉萨酒店出席美东工商协会（Far East 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 Industry）的宴会，虽然有人告以有捣乱分子在布拉萨酒店示威，副院长本人毫不介意。

“中午的曼哈顿闹区，交通十分拥挤，只是两条街之距离，在警车鸣笛开道下，也走了约五分钟。记者的采访车紧随在车队中的第四辆位置，当十二时十五分抵达布拉萨门前时，即见约有二十五名学生（台独联盟）站在对街，手持标语向副院长座车狂喊乱叫，这个时候，也有不少纽约市民围在四周观看。

“布拉萨酒店正门，有八级有红色地毯的台阶。蒋经国车抵门前，即由国务院自华盛顿派遣随同前来纽约的两名安全官左右护从，以及纽约市警察局的两名便衣警探殿后，步上台阶。正当副院长走完台阶将要进入正门之际，突有两名“台独分子”自正门两侧的大理石石柱后迅速闪出，分由两旁冲过警卫，图谋不轨，随在副院长后面的便衣警探之一亨利·苏尼兹（Henry Suarez）一把将自左边窜至的黄文雄抓住，但一眼又瞥见黄文雄手中握有手枪，遂立刻向另一便衣警探詹姆士·沙德叫道：“注意，吉美，这小子手上有枪。”

“说时迟，那时快，蓄意行凶的暴徒黄文雄已举起手枪，瞄向蒋副院长身后，而蒋副院长此时正由守卫推动扇形转动门向内走去，该暴徒几乎是前脚跟后脚的向内跟进，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两名警探也已迅速扑到，詹姆士·沙德首先自腋下以擒拿手法擒向暴徒黄文雄引机待发的右腕，使枪声起处，子弹遂偏高射出，由于暴徒正在转动门的两扇玻璃折门之间，子弹乃穿门而入，嵌入旅社内楼大餐馆的墙上木壁中，副院长化险为夷，未遭暴徒所逞。待该暴徒挣扎还想冲进旅社发射第二枪时，另一警探苏尼兹已用脚将转动门顶死，使暴徒夹在门折缝里动弹不得，另两名警卫遂会同沙德将凶徒缴械制服。

“另一个涉嫌伙同行凶的暴徒蔡成竹（郑自才之误）在此同时，亦被两名警卫人员以擒拿法压倒在地。该凶手曾向警卫挥拳拒捕，记者见警卫毫不容情地以警棍向其头部猛击，致该凶徒血流如注，一副眼镜被打碎落地，警卫将其制服后，更将其头部压在路旁的石板上，直至警车将其载走。”⑤

经国访美的过程，在美国新闻记者眼中，算不到一件大事，倒是尼克松、蒋会谈当天，拉菲亚公园内“台湾独立联盟”发动的抗议示威，稍受注意。遇刺不遂，反而变成全美电视、报纸，最热门的新闻。

消息传到台北，当地时间是午夜零点三十分，蒋先生早已就寝，他的反应，报刊略而不登。老人闻讯惊喜交集，应是合理的推测。

两名凶手，（台独联盟称为义士）均来自台湾。三十二岁的黄文雄，就读纽约康奈尔大学，和他同年的亲戚郑自才，业建筑师。

他们的动机，非常明确，借暴力手段，杀害蒋经国。没有小蒋的台湾，立即面临继承人的危机，国民党政权即使能幸存一时，动乱不安，势所难免。因为，蒋先生是年八十四岁，失去爱子，将无法承受那样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培养新接班人，时不我与。

“台独”把这天称为“四二四事件”。经国虽有惊无险，大难不死，事后追忆，余悸犹存，如不幸成为安藤利吉第二，将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蒋氏家族的悲剧，可能是国民党的悲剧。

经国是基督徒，也许他归结为主的保佑，佛家则为因果之说。不管是哪种情况，险则险矣，何在，黄郑二位，稍为沉着冷静一点，他能逃此大劫吗？

出事当时，经国临危不乱，事后，表示“不足介意”，希望地主国从宽发落，是否出于他的内心？其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领袖气质，至少甚获各方赞许。

尼克松变脸，经国已闷闷不乐，东部自由派的报纸，发言倨傲，外加盛气凌人，《明星报》的一篇社论，就非常揶揄地，奚落这位远东的盟友。它说：

“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假使是有效的话，依旧是外来的，几乎和日本人五十八年的占领，同出一辙。以国民代表大会为例，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代表中，台湾人只占三十二席，尽管政府努力把省籍人士引进地方政府，内地官员仍有效控制上层结构。所有提高台湾民族主义的尝试，悉遭无情的扑灭，主其事者，即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那个加过冕的前秘密警察头子。

“所以，蒋经国成为可能与‘台湾独立联盟’有关的暗杀对象，毫不足奇，这个机构，很多台籍旅美人士，暗中予以支持。

“尼克松政府所能做的，已经做了：包括道歉，增加安全措施，和不停地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⑥

表面上，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可是彭明敏在调查局严密监视下，神秘失踪，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打个转，即前来密歇根。报章杂志，因不受政府的控制，有时候，又巧合地一鼻孔出气。这类文章，相信经国看不到，否则，比尼克松的告别式，更为难堪。

跑完全程，途经东京，经国于五月一日，重归故土。

抵达台北的时间，上午十一时，国际机场，出现万人以上的欢迎场面，新闻报道，说是“数年来全国各界欢迎出国归来之政府首长最热烈的一次”，诚非虚言。⑦

“热烈”的原因，与他遇刺有关，举岛上下，感到经国安危，和他们切身利益的紧密联系。正如蒋先生一九三六年，由西安回到南京那次一样受人爱戴。政府当局为了表示内部团结，促进民众的爱戴。正好利用此一时机，向劫后荣归的未来领袖，转达拥护之忱。《联合报》说：“这是历史上一种新力量的勃兴，一位新政治家的崛起。”至少，部分反映出，台北当时的人心。

纽约牧声，如果说有什么正面意义，则莫过于，把经国的时代向前大力地猛跨一步。

新时代看不到光明。无风无雨的好景，终成历史的追忆。代之而起的政治口号，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虽被很多人引为笑柄，但“变”字是未来十年的历史重流，蒋先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再无法适应了。

一九七〇年十月，加拿大承认北京，和台北断交。跟着联大席位，发生动摇。美国过去曾连续十年，使用延期战术，即当此问题提出时，使其不能在大会中认真地讨论，获得成功。后来，改为“重要问题”，再维持十年。可是，随着北京外交成就的进展，这一设计，已不复有效。

一九七一年八月，美国以“双重会籍”的新战略，期保持台湾在联大的代表权，同时又宣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十一月，僵持了二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解决。台北的困窘、惶恐、彷徨，以及愤怒，可想而知。但也同时给国民党高层的乐观派、保守派，当头棒喝，让他们从梦幻中醒过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就在被逐出联大的几星期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会籍以外，台湾实际上已从联合国所有有关或附属机构退出。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⑧

再一步使台北更难堪，更寝食难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二月的中国之行，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再三保证，华府与台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官文书用语。

九月，北京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区最重要的对象据点，再度失落。

外交上的颓势，和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老实说，蒋先生的外交成就，当年败而不乱，败中求存，能维持二十年之久，已是空前奇迹。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我自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一是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

“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六天后，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二百人左右），这天到了四百零八，“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四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各方对经国期望之殷由陶百川先生的一段话，略窥端倪：

“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转乾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⑨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上下普遍的觉醒，寄望于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不仅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六十一点八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做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

五月三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的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宏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台湾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发掘，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擢长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⑩

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何况，蒋先生只是半退休状态。

“香蕉案”(11)大快人心，外贸会主委，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因而丢官。事件发生，尚在副院长任内，他自己不爱钱，也最恨官员爱钱，就任院长，是放手大干的时机。所以，在他提出的“十大革新”号召中，廉能政治，高占榜首，且先从他的令亲王正谊着手。

王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因涉嫌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舞弊案，贪污美金十三万七千五百元，经国下令沈之岳收押侦办，经过三次庭讯，判处无期徒刑。(12)

如果，蒋先生继续当权，刑及王太夫人的亲属，办得到吗？

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贪污受贿，判处死刑。

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被判五年，杨妻加倍，刑期十载。

革除贪污的同时，禁止兼职，各部会首长及政务委员，纷纷辞去公私机关兼职，绝无情面可言。

经济方面的事务，经国原是外行。陈诚去世之前，没有他插手的机会，但是发展经济，为台湾未来唯一的生路，外交虽频遭挫败，假使继续保持高水准的经济增长，人民安居乐业，则无虑分歧分子的挑战和北京的统战攻势。

他的经济思想，散见其言论，从中可理解其经济决策的基线，吴立朝曾予以归纳，兹节录如下：

■自由制度，他说：“我们的经济社会，是架构在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我们尊重人民意愿，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自由贸易，在谋致经济繁荣的各项努力中，政府与民间，同为主体，同作贡献……。”

■统合平衡，他说：“我们策进经济建设的策略路线，注重于：农业与工业的均衡发展；公营事业与私人企业的合理分工；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同时并进；资本形成与资源供应的适当分配与运用……。”

■平等公开，他说：“政府的财经措施，不能仅从增加经济增长率高低来评断其得失，也要从其措施是否足以扩大或缩短贫富的差距来衡量。所以我国政府今后财经政策一定要以促进所得能有较平均的分配为目标。”又说：“今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除国防、外交两部门外，悉交立法院公开审查。”(13)

简言之，以自由经济为手段，均富为目的，带着强烈社会主义的色彩，全部实现，当然不容易，做到八成，已非常出色。

体现上列经济思想的具体步骤，荦荦大者，如下列方案：一九七二年九月，宣布“加速台湾农村建设的新措施”，拨款五千万美元，作为加强农村建设之用。主要工业快速增长，农村劳力外流，农业呈衰退现象，任令发展，将影响全局。翌年十月，宣布九大工业建设计划，它们是：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高雄大钢厂、高雄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桃园国际机场。(14)

九项工业设施，投资总额为六十四亿美元，筹措如此庞大的资金，即非易事，但经国说：“就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史实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本身没有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和滞碍。”“所以，我们在未来五年中间，要为经济建设奠定一个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

事实证明，没有当年的远见和魄力，后期经济的起飞，和工业产品结构的升级，那就是缘木求鱼。

经国的一项信念，“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所以，一面从事经济建设，一面降低国防预算，从百分之八十的最高点降到百分之四十八点九（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五年，美援终止，而外贸年年高涨。一九七二年，出口增百分之四十八，进口增百分之四十七，总数六十亿美元，两年后的贸易额，升至一百四十二亿美元，国民平均收入，由一九七二年的三百七十美元，增至七百美元（一九七四年），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与新加坡。

外销产品，过去以香蕉、凤梨等农产品为大宗，改以工业产品取代，工人工资，获得提高，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由劳工密集，渐变为资本密集。

七十年代的经济顺境，最重要的是，增强了经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江西时代，虽然，雄心勃勃，尝试过各种建设计划，究竟限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欲求大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九七四年，因中东石油危机，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台湾经济，深受冲击，经国剑及履及，及时定下“当前经济措施方案”，经济增长，固降为零增长，受伤害的程度，亦降到最低。

我们试看《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的评述：

“台湾的经济行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世界经济因高油价而出现萧条为止，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已经减缓傅院长应付国际地位低降和北京威胁的难题。这个海岛发现到，即使没有外交承认，仍然能从事商业往来和维持非官方的关系，生活水准的高涨，人民感激。油价提升，出口减少，使得一九七四年的经济增长降到零蛋，但是，台湾的因应能力，比别的国家强得多了，失业人口，并不很高。本地人对经济情况，略呈不满，较大陆居民的预期，则进步多多。”(15)

经国掌舵，经济上可得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某些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

兹以《大学杂志》的出现，为分水岭。

如陈鼓应教授所说“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南京时代的延续，政治流动性极低，国民党的整体性格更趋保守”(16)，因唯我独尊，它成了“司令之神”和“福祸之缘”，凡任何人的言论：行动不合乎它的“路线”，随时可以大祸临头。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写杂文出名的柏杨（郭衣洞），为调查局逮捕。导火线微不足道，只为了金氏出版社的一幅漫画——《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原刊《中华日报》，该报副刊，由柏杨妻子艾玫主编，按理这位作家不应该负连带责任。但是在原稿上找到柏杨的手迹，(17)于是用引证法，加以株连，以“侮辱元首”罪，捉进官里，进而扩大，再送上一项“推行匪方文化统战工作”的“金箍帽。”

柏杨百口莫辩，军事检察官引用《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条、第十条和“军事审判法”第一百五十条，提起公诉，判处徒刑十年，送绿岛执行。

孙观汉博士的一段评语，读者不妨参考：

“几乎在柏杨判刑入狱的同时，警备总部开始软禁另一位作家李敖，一禁禁了一年两个月。最后，以‘涉嫌叛乱’罪，押到保安处，交军法审判。先判十年，又改判八年，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在庭上一直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

“凭心论，李敖的文字，再泼辣、再凶狠，除了《文星》封杀以前的那篇《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的社论，对国民党略有不敬，枪口瞄准的也不过四组的谢然之。李敖下笔很审慎，他的自制工夫，超过雷震和殷海光，分寸掌握得很好。(18)

“而且，自《文星》被禁后，他再也没有发表文章的园地，他早已是一个缴了械的勇士，靠收买天母美军的旧电器过日子，对这样才气纵横的‘跛脚鸭’，何必一定要使其变成猎物呢？

“比柏杨、李敖案发较早几年的是殷海光案。殷先生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他的反共思想，系从自由、真理、人道主义出发’，而非‘为一党或一个政权的现实得失出发’。由此项分歧，激怒当局。

“先逼殷先生辞台大教职，强迫接受教育部的聘书，派警总官员投送。一九六六年九月，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约殷去参加为奥国经济学家海耶克（F. H. Hayek）的座谈会，受‘便衣人员’的阻止，殷问：‘这是谁的意思？’对方说：‘政府的意思。’

“继‘封口’‘封笔’‘封耳’之后，实行禁书和经济制裁，殷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甫经出版，当局一纸命令，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为理由，查禁没收。(19)

“一九六七年，殷先生患严重胃癌，加上经济困难，美国某著名大学伸出援手，聘他来美从事研究工作，当局拒发出境许可。”(20)

以上只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三个例子，没有确切证据，支持外界的指责，这些罪过，全有经国的份，但经国控制着台湾的情治单位，他手里操着生杀大权是客观的事实。即使，他一无所知，很多罪恶假他的名义而行之，背黑锅的仍然是他。

从思想的根源上，研究当局胡来的成因：这种病态的产生，一来是封建的余毒，一来是党化思想的病菌，蔓延扩散的结果，殷海光先生《政治的神经衰弱症》一文说：

“不仅如此，共党是我们的敌人。在‘共党意象’背后，遂隐藏着‘敌人意象（enemy-image）’。于是，‘共党意象’一经扩大，‘敌人意象’也随之扩大。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若干标尚反共者就把他们视作敌人的人看作共党或其同路人。同样认为罪大恶极，同样视为眼中之钉，一概当在铲除之列。这样一来，他们满眼都是敌人。满眼都是敌人者，觉得天下之人对己没有丝毫善意，人人可疑，事事可虑，因此其内心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中。内心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之中的人，情绪无法维持平衡。情绪无法维持平衡的人，对人对事也就无法产生健康的判断。从不健康的判断出发来对人对事，又常觉人人不可靠，事事不顺眼。这么一来，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便成为一条牢结不解的铁链子。这条铁链子把这样的人士死死套在里面，让他们在里面兜圈子，象走不出迷津（maze）的老鼠一样，无论怎样都不能从这自造的心理死结中自由解放出来。”

一位文学家，感慨系之的说：

“海峡两岸的政权，非常奇怪，对任何一件影射到它的好事，充耳不闻。未必是影射到它的坏事，必定非向自己身上套，穿凿附会，惊恐万分。”

情治党工人员的低能，不学无术，和上级推行的过分保护主义，相互结合。连续了达五分之一个世纪。台湾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要不噤若寒蝉，要不备尝迫害之苦。

这样的局面，在没有外力的冲击下，诚然可以好恶我自为之。进入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局势的激荡，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及知识青年的大量涌现”，过去的顽固保守，再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因此，当局因应，出现“保钓”运动发展成的“自由化运动”，进而“政治改革运动”。

运动产生的背景，据陈鼓应的分析：

“经济发展固然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政治问题——有受民主政治教育的新生代知识分子纷起要求较多的民主与合理的改革。加之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历史包袱，因循苟且地拖到七十年代。它的‘合法’统治地位因着国际身分的变动，而面临重大的危机。一九七一年十月，它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为中共的北京政府所取代。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纷纷转移他们的外交承认。

“在内政方面，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大陆时代的中央政府体系，‘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连任形同终身职，他们早已丧失了反应新的社会情况的功能了。因此，它作为民意机关的代表性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府合法性也越来越引起怀疑并受到挑战。

“一九七一年发生钓鱼台事件，是为触发青年变革要求的契机，也为新生代向元老派挑战的成熟时机。

“台湾东北方的一系列小岛，在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的领土，并且台湾的渔民一直使用着它们。但是由于在那儿发现为石油地带，因此日本竟宣称要加以占有并属他们所有。一九七〇年底美国归还琉球时答应将钓鱼台列屿转交日本，由是激起海外留学生和岛内大学生风起云涌的保土运动。

“面对日本欲占据钓鱼台岛的举动，国府缺乏具体的对应行动，并对知识青年的爱国运动给予诸多的牵制。因而这一保土爱国运动遂由对外反抗侵略转向对内革除弊政。

“当保钓运动的方向由外向内移动时，在校园内，学生运动发展为：自由化运动与社会服务运动。在社会上，则由各大学校友为主（包括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归国的留学生及新兴青年商人等成员），以《大学杂志》为发言台，推动着政治改革运动。”(21)

自雷震判刑，《自由中国》停刊，将近十年时间，台湾的言论界，进入冬眠期。《文星》月刊甚至是非政论性的刊物，亦遭封杀。但以杨国枢为首的新生代，突破现况，重登言论广场，他们毫不畏惧地表达意见，“呼吁国府权力机构的调整与革新，要求重新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一九七一年十月，杂志的主要成员张俊宏、陈鼓应、许信良、丘宏达、杨国枢等十五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国是诤言》，对当前政治提出共同主张。

接着是《国是九论》，同期陈鼓应发表《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台大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的盛大辩论，听众踊跃，校内校外，风起云涌。

当局一反常态，不仅没有压制，且予鼓励支持，一九七〇年十月经国派秘书长张宝树，通过张绍文的介绍，邀请陈鼓应、王晓波等举行座谈，彼此沟通，相互交流。经国自己，以救国团主任身分，纷纷召见青年学者和学生领袖，听取他们对国是的意见，提倡“青年要多讲话，青年要关心国事”等号召。

用中共的术语说，这是台湾知识界的“鸣放时期”，也有些捷克在亚力山大·杜布切克主政，实行自由化时期的活泼开放，或称为“台湾之春”。

热烈讨论的主题为：争取参与权；要求言论开放；抨击舆论垄断；呼吁解除戒严令；呼吁人权保障等等。

其中若干点，触及国民党的要害，过去不许提，不敢提，国民党的容忍、开明，的确超出无数人的意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早春呢？认真观察，那是经过巧妙设计的高招，即“政治艺术”之谓。

经国能继承父亲的权力，而不能继承父亲的声望。国外容易，多跑几次东京、汉城、曼谷，多亮相，知名度就逐渐高升。在国内，要慑服人心，特别是知识界，就要靠处事作风，政策效果，他的形象，一面是官方蓄意制造的“青年导师”，一面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原型——“恐怖人物”。

改变此一形象的办法，是利用台湾面临的危机时刻，有限度的开放言论，知识界能有宣泄情绪的机会，它就不可能过分积怨于政府，而找其它发泄的途径。

国民党内的元老派，不尽服膺经国的领导，他正好利用青年一代求变的心理趋向，向元老派摊牌夺权，排除阻力。

利用这机会，为国民党僵化老化的官僚层，吸入新血。李钟桂、施启扬、关中等，因而摇身一变，扶摇直上。

经国凭这几下惠而不费的措施，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他被海外一位学人，称为“伟大的政治家”，并说“蒋经国先生为台湾的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

这位先生，还举了两个实例：

“二、三年前殷海光先生遗孀能出境来美定居，便得之于经国先生之亲自批准。殷夫人访美第一站，来西雅图舍下，亲口道及此事，我们也很感激。以后殷海光嫡传弟子之一，曾任台大哲学系讲师而是台籍青年的英锐之刘福增先生，也得蒋氏特准，而能排除猜踏，得遂留学深造的宿愿！”(22)

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先生，甚至对沈之岳发出“肯定的赞美”，留下“难忘”的“极深印象”。(23)

“台大哲学系师生事件”，或“民族主义”座谈会，当局能从宽处理，未始不是改变观感的做法。

然而，早春三月，不管多么喜人，终经不起西伯利亚横扫的寒流。

《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在党报《中央日报》刊出（一九七二年四月），强烈意味着，当局开始收了，该文借批驳陈鼓应对学生运动的论点，抵制革新思潮。当局为了扩大这种意识流，“前后印行六十万册，广泛分发到军中、学校及公营机构，令中学生写报告”。

由《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引起的一场论战，当局更是不安，连原任职中央党部的张俊宏，亦被解职。政治气压低迷，初期的改革运动，暂告段落。

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蒋经国时代，有正有负，负大于正。

①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第6页。

②同①。

③同①。

④作者应邀在场。

⑤杨镇著《蒋经国遇刺目击记》，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〇年五月九日。

⑥“Washington Star” April 25, 1970.

⑦台北《联合报》，一九七〇年五月三日。

⑧江南著《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台湾日报》，一九七〇年。

⑨同⑦，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廉能之治与志士之气》。

⑩同⑦，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

(11)香蕉案主角是高雄青果社理事主席吴振瑞，于该社二十周年纪念时，大送真金果盘，打击对象徐柏园。

(12)伍三思著《王正觉失足千古恨》，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13)詹立朝著《台湾经济的稳定与成长》，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

(14)《蒋院长行政工作口头报告》，台湾《中央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版。

(15)Tillman Durdin, “Chiang Ching-Kuo’s Taiwan” Pacific Community. Oct. 1975.

(16)陈鼓应著《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新生一代的改革运动》，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四月。

(17)孙观汉编《柏杨及其冤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第27页。

(18)李敖著《千秋评论》（一），台北四季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第133页。

(19)黄展骥著《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六七年六月，第二卷第6期。

(20)《政治神经衰弱症》，台北《自由中国》，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

(21)同(16)。

(22)谢文著《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台湾象征什么？》，台北《大学杂志》，一九七三年七月。

(23)同(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