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继位—后记
继位
经国就任行政院长的第二个月，蒋先生因感冒引起肺炎，即迁入荣民总医院。这一住住了一年四个月。
一九七二年春天三月，老人动过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
阳明山一次意外的车祸，蒋总统的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感染流行性感冒，再度发生肺炎，“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期使用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性增加，治疗颇为费事。”第二年元月，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
病情毫无起色，据医疗小组的报告指出：
“腹部不适，同时小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公心脏功能欠佳，因之血液循环不畅，体内组织可能有积水现象，于是授以少量之利尿剂，此使蒋公排出500cc之小便。下午四时许，小睡片刻。”①
四月五日，下午八时一刻，病情恶化。医生发现老人“脉搏又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二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须赖电击以中止不正常心律，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
“至十一时三十分许，蒋公双目瞳孔已经放大，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回天乏术。”②
十一时五十分，这位主宰中国之命运达五十年的“军事政治家”（soldier statesman）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
临去前，台北上空雷电交加，倾盆大雨，经国称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民间传说：蒋总统应天主之召归天，那就和说他是乌龟精一样荒谬无稽。
蒋夫人和经国，一直在病榻边照料，以至泣别。
遗嘱于周前，先行准备，要义如下：
“……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③
若真依宪法行事，蒋公应于一九七二年，医生鉴定他短期内无法处理公务时，宣布辞职，或由副总统代理。但是，蒋公非但没有这样做，连他的病情，都属于高度机密。
从他的心理去捉摸，有生之年“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即革命无退休论也。其次，希望儿子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接班。
新闻局唯一关于蒋公健康的公报，是老人家归天两小时以后的“医疗报告”，死亡改用“崩殂”，更是一不折不扣历代皇朝处理帝王的笔法。
四月六日起，中华民国，历时一月，国丧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作成两项“重大决议”④：
其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继任蒋公遗缺。
其二，经国以从政主官同志身分，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中常会责以“效死勿去”，“衔哀受命，墨绖从事。”
中常会这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需常会多此一举。
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阮大仁就法理观点，提出疑问：
“况且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分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分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⑤
阮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籍的其他阁员没有与蒋经国行动一致，一起向党内提出辞职，此示内阁无总辞之意。况且院长留任，并不表示内阁不可能局部改组。因此全体阁员都应该向严家淦总统（不是严家淦中常委）辞职。
“蒋经国提出辞呈时，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院长，而行政院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
“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⑥
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阮大仁批评说：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它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当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⑦
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
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
蒋公之死，刚好和西贡沦陷巧合，气氛分外悲恸，很多人会产生联想，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一个没有蒋先生的台湾，前途将极为黯淡。
福特总统，对蒋去世后的冷淡反应，只拟派农业部长勃劲去台北吊丧，更平添台北悲观颓丧的阴影。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和北京建交，在在使经国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忧心忡忡。
一度趋于沉寂的岛内言论，乘机而起。那就是只出了五期，但影响深远的《台湾政论》。该刊自认是“民间舆论的发言台”，希望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 “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事象，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⑧
《台湾政论》的成员，大部分是台省籍人士，观念上持有较强的地主主义色彩。所以，文章取向，置于省籍政治机会和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上，抨击国民党，要求改造国会，公平选举。
此时此地，对这些文章的尖锐和破坏性，极敏感，但并未立即采取封杀行动，处于观望阶段。
王拓论《水浒传》那篇文章，特别是《评宋江的领导路线》是御用文人，指为“与匪唱和”，其实与北京的“批水浒”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相当程度上，批评到国民党的统治结构。
第五期，言论升级，恰巧是台湾选举期间，其中五篇文章，冲破禁忌。那是姚嘉文的《宪法国策不可以批评吗?》，郭雨新的《被遗忘的社会——人道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军眷村问题》，陈鼓应的《早日解除戒严》与《读〈蒋院长说〉》，均属说不得的问题。而邱垂亮的《两种心向》，更“情节严重”。
文章报导钢琴家傅聪的谈话，传说：“……大陆沦陷前的国民党专制腐败，太多的国民党员骑在人民头上只想当皇帝。现在，国民党在台湾，恐怕还有不少党员紧紧抓住孔子的皇帝思想，争权夺利……”和另一位柳教授的谈话：“……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以前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和乞丐满街、破烂畸形的社会形态，大陆人民现在普遍比以前生活得好。大陆社会普遍比以前平等，再也没有富商巨豪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大恶霸大地主，都是事实，没有否认的必要……”他认为台湾是一个贫富最不均的社会。他举出渔民和盐民的穷苦来证明他的论点……他认为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权完全依赖少数的特权阶级和严酷的独裁统治……对魏镛、沈君山、丘宏达等人的“革新保台”，他认为纯粹是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目的是在延长他们的专制统治……对“台独运动”，他认为对台湾的政治革新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根本无助，只会延长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台湾的侵略。他相信台湾人民要想“当家作主”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在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第二是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奋斗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⑨
这些话在台湾公开发表，当局一口咬定是为匪张目，犯了“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台湾政论》被封，邱垂亮禁止入境。
国民党人接受当年《自由中国》的教训，对言论的控制，再不敢掉以轻心。《大学杂志》时代，基于政权的需要，略事开放，已一天星斗，稍有疏忽，后果可虞。于是当局重现铁腕，迅速后转。
一九七六年二月，宣判白雅灿无期徒刑。白在选举前，散发传单，提出二十九项问题，其中最闯红灯的是，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
蒋其实没有财产，他自己从不贪污，他如有雅量，大可一笑置之，但当权派认为领袖最神圣，碰到元首的事，此例不可开。以“政治煽动”罪逮捕。
五月，逮捕台籍著名人士颜明圣、杨金海，控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的罪名，分别判处十二年及无期徒刑。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和另一党外知名人物郭雨新，计划召开“国是会议”。
七月，逮捕黄华，黄是《台湾政论》总编辑，也是“从事颠覆叛乱计划”，判刑十年，其余尚有陈明忠事件，牵连二、三十人，黄妮娜被捕判刑。
政治上，一片萧索，仅剩下“沉默的大众”。
经济上，继续繁荣，保持快速成长，民众归心。
但是，和经国过去所标示的经济理想，相去越来越远，深为知识分子所不满，经济发展中的畸形，大致如下：
■ 是附庸的初级加工经济体系。认为企业集团缺少独立性，生产的计划和利益完全依赖外资股东的意向为准，对于任何资本的再投资，完全是采商业掠夺的心理，他们只求短期性的商业投资，而很少做计划性的工业长期投资。
■ 财富过分集中到少数财团手上。财团垄断土地投机买卖，且享有贷款、逃税、制造呆帐等特权。
■ “国民平均所得”是假象，带有欺骗性。
诸如经济犯罪、资产外逃、商业投机、财团政治等等，毫无疑问为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关心民瘼的知识分子所不满。然而一个尽善尽美的经济政策，又到哪里去找呢？
政治言论受到箝制，改向文学发展，一九七七年八月产生乡土文学之争，论战的声势范围，甚至超过《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规模。
陈鼓应分析“乡土文学”的来源，是民族自信心和中国意识的觉醒，两个相结合的产物。而此种“民族自信”，又产生自台湾轻工业成长的基础。
作家们“在民族思潮与关心现实的引导下”，摆脱过去书斋式的作品，深入基层，关心民瘼，写农民、渔民、妓女、小生意人、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工作面貌，此类作品统称“乡土文学”或“工农文学”。
它的特点是，写实的、进步的、反抗的，假使不带有色眼镜，当局似无拉警报的恐慌。可是，党官们，神经过敏，竟指“工农兵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提倡了！”《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率先攻击，于一九七七年八月，撰《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发表在《中央日报》，点名批评尉天聪、王拓、陈映真等人，硬说：“乡土文学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危机。”且滥用“阶级理论”，乱舞手中三节棍。
后来，发展成围剿，加入诗人余光中，《中华杂志》的胡秋原，也挺身而出，站到被剿的一边。激辩的重心，由文学的功能，“扩延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推行所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
这件论战的本身，殊无意义，但反映出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乱戴帽子、乱打棒子的卑鄙伎俩，以及做贼心虚的歇斯底里症。
“乡土文学”休兵不久，真正使经国胆战心惊的事件发生了——“中坜事件”。
有关“中坜事件”起因的分析，众说纷纭，惟以夏宗汉先生的见解，最言简意赅。
“因为缺乏强而有力的反对党，所以国民党不会受到有组织的挑战，但是也因为反对力量缺少组织，所以会造成众情激愤，不可控制的中坜暴动。而群情之所以激愤，比以往之更不能容忍国民党办理选举的偏私方式，主因在选民已今非昔比，其主流是属于新生代的青年们。”
夏宗汉认为：
“选民已经因量高而渐渐产生质变。配合了经济起飞、生活改善、都市人口剧增、九年国教、工业取代农业等因素，新生代本身具备了欧美国家群众对民主的热情。而在外交挫败，内部代沟日趋严重之时，新生代群众把政治上要求改革的热情灌注于选举之中。”
但国民党领导阶层，非但忽视这一新形势，锐意革新，加速开导，且顽强抗拒，蛮干到底。
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七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原是国民党籍的许信良，因国民党拒绝提名他为桃园县长候选人，宣布脱党。他的对手欧宪瑜，曾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职员，欧的经历，显然，在人民心目中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国民党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势在必得，辅选单位，使尽各种非法手段，包括舞弊、警察干涉监察员等。许信良当仁不让，采用麦高文的手法，发动千名青年义务助选员，组织选民。
两股势力，相互加压，终于爆炸。
十一月十八日晚间，传出支持欧宪瑜的流氓以暴力向许信良竞选队伍寻衅的消息，情势已达沸点。
出事当天十点半，两位老人，进入二一三号投票所投票。
负责监选的主任，走近圈票处“你们怎么用印章盖啊？不懂怎么投，为什么不问人？”
“这里又没有人，要问鬼咧！”
范姜新林（监选主任）手伸过去说：
“这个可以投，这个也可以投，还有这个也可以投……”⑩
这位监选员，明显的是在作弊，被许信良的人马抓住，送往警局，类似的案件，亦在它处发现。于是，人心忿忿不平，人潮鼎沸，警察局成为庙会场所。
群众包围警局的消息，不胫而走，警方只好请林正杰帮忙驱散群众。林大声喊着：“请大家散开，这里的事，我们用法律解决！”
群众的回报却是一片嘘声和叫喊声：
“法律有什么用？”
“法院是他们开的，法律是他们的！”
“没法啦！到处在作票！”(11)
政府的威信，法律的尊严，证明在群众心目中，荡然无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选举舞弊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把人心丧尽了。四点左右，群众再难耐心头怒火，开始攻击中坜分局大楼的玻璃，欢呼声、呐喊声，闹成一团。
警局外面的封锁线，发生警民冲突，且越来越激烈，警察抵不住人群的冲击，退到围墙里层，警车因而为群众占有，敲敲打打，视作玩具。
五点过后，保警总队的镇暴大卡车开往出事地点，大约在离分局三十公尺处，被群众团团围住，不久四轮朝天。
天黑以后，所有在场的警车，全都翻倒。七时左右，分局楼下办公室的器物全被捣毁，增援来的保安警察开瓦斯枪了，此时群众已达万人，中央大学的学生江文国，中枪死亡。
这个场面，和“刘自然事件”群众打美国大使馆的热烈火躁，有过之而无不及。
夜晚十点稍过，载满全副武装军人的军车自龙冈方向开往出事地点，群众向兵士喊话：
“老百姓的事，军人不要管！”
“选举不公平，你们知道吗？”(12)
十一点半以后，中坜警局为群众点火焚毁。
许信良共得票二十二万张，他的对手十三万张，许为了避嫌，群众骚动时，前往台北。
很明显地，国民党咎由自取。即使开票当晚，新闻机构，如能及时公布选情，警局化为灰烬的结局，即可避免，但电视台奉命予以封锁。
国民党军警，在整个事件演进的过程中，奉命不开枪镇压，是经国的高明处，否则，流的血，会超过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内部省籍间的和平相处，将不可能，进一步元气大伤，影响到安定团结。
二十七年来，国府最大的炫耀是政治安定。紧邻南韩，学生游行示威；南越为僧侣所困扰，疲于奔命；经济发达如日本，不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惟独台湾，归功于戒严法，和严密的特务统治，“西线无战事”，国泰民安。“中坜事件”骤然触发，国民党的上层，慌了手脚，其中不免有些保守的元老派，责怪经国，认为这是七十年代初推行革新运动的后遗症，他们认为，假使蒋先生还健在，这个“二二八事件”的重演，决不可能。
国民党的统治，向以三种力量——军队、党、特务为支柱。但特务们面对汪洋大海的人民群众时，一无作为，借重军队，军队中士兵的组成分子，台湾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要他们镇压自己的同胞，宁可抗命，不愿开枪，强烈反映出军队只能对外，不能对内。在此特殊的情形下，军队失去作为专政工具的功能。
受许信良当选的鼓励，全省地方势力普遍上升，一股新的参政热潮，蔚为风气，由县市长到县议会，很多新生代的人物，投身问鼎，造成一九七八年的选战高潮，党外声势，驾临执政党之上。
“中坜事件”肇因于提名制度有偏差，党工干部，只图私利，私而害公，选举过程中，利用各种严苛的条文法规，和非法手段，压制党外候选人，所以闯下大祸。国民党在沉痛教训之余，不得不采取措施，挽回颓势，因而，奠定未来比较公平选战的基础。
限于法规，不准组党，但党外人士，仍旧以政团形式出现，如“党外总部”。彼此沟通、联合，拟定战略战术，并同时对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加以深入探讨、抨击。
一般认为是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李焕，调离组织工作会主任一职，改由保守的王任远出任，王曾任司法部长，参与一九七五年，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的决策领导者之一，得以从龙，说明国民党内部的人事组织，因“中坜事件”，作了新的调整部署。
“中坜事件”发生不久，第六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期近。
前面五届，锣鼓打得再热闹，剧情单调，观众未进剧场，早知情节发展，即使南京那一次，除了孙科、李宗仁那场副总统肉搏战，打得真枪真刀，热闹非凡，台上死拼，台下鼓掌外，总统一职，选而不竞，走个过场罢了。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下台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像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鞠躬下台，早成定局，经国出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为大势所必然。剩下的是，如何把这出戏演得更紧凑，更有戏剧效果。
海内外通电拥护，自不在话下。党内提名那天，经国故意回避，避到金门。妙的是，向全体中央委员竭力推荐经国出任总统候选人的，正是严家淦总统。
经国接受提名后，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谢先生曾任台湾省主席，过去做过省议会副议长、议长，虽然是台籍，在大陆的时间甚久，且是位好好先生。由谢担任副总统，对外，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分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政权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交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
台湾台化，蒋先生在世，匪夷所思。高玉树出任台北市市长，为情势所迫，是难得的例外，但省主席一职，到陈大庆为止，均系大陆籍的军政人员，亦是公职选举，所以只到乡镇县市长为止的主要理由。
经国组阁，派谢东闵出任省主席，张丰绪台北市市长，是一大突破。现在，再迈大步。充分显示小蒋的弹性，攘外先安内的办法。
行政院长，任命孙运璇，副院长邱创焕，同是大陆、台湾，一正一副。万一，经国任内病故，谢东闵接任总统，不过是另一位严家淦，实权操在孙运璇手里。
国民大会诸公，过去一直担心，经国接棒，可能顺从民意，废除这些已老化的中央民意代表，作戏剧性的政治革新。因遵从四项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所制定的国体绝不改变”为其一），一切如前，他们自乐意投桃报李，在毫无留难的情况下，投经国一票。使他获高票当选。
环顾现状，经国接班，为大势所趋，全岛上下，几乎无人具备和他较量权力的条件，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非台湾一地为然。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先生终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距离一九三八年，他初次从政，整整四十年，亦如孙中山遗嘱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那么漫长。
据曹聚仁说，若干年前，经国给一位朋友的亲笔信上，曾有“共图大业”一语，那时候，曹教授为之不解。保住蒋先生的江山，在台湾大放异彩，局面虽小，毕竟还是大业已成。假使，圈子没有缩那么小，蒋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后，仍坐镇南京，以中国幅员之大，政情之复杂，不仅经国大业，可能仅止于主席（省）、部长，蒋先生是否能做终身总统，却很难说呢？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太晚，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二十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实在非常凄凉。
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打打气。美国究竟是国府最重要的支柱，白宫装糊涂，已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竟于台北盛曲当天，飞往北京，一叶知秋，夫复何言！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化路上的残余障碍。”那已是明显不过的征象，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日暮途穷，连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经国自华府接获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但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沈剑虹大使，就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导，错误估计了形势。
“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个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只要静坐等候，美国自然会接受他们的条件”。(13)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由，是“国会”将“出面制衡”，特别是七月二十五日参院以九十四对零票，通过的“杜尔—史东修正案”。该案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事先获得咨商之权。
该案规定：
“一、鉴于东南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二、鉴于美国及中华民国在一九五四年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二十四年的联盟关系。
“三、鉴于中华民国在这二十四年中，忠实及持续的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四、鉴于国会负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14)
这位大使先生，显然对美国国会的运作，法律程序，一知半解。殊不知，这个两院（众院后来也通过了）的修正案，对总统并没有拘束力。
伍德科克一直秘密地和邓小平举行建交谈判，沈剑虹非但没有听到半点风声，且在此际，应高华德参议员之约，离开岗位，到美国西南部的“太阳带”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带着太太，去享受阳光的温煦和高尔夫球去了。
沈剑虹这样逍遥，据他承认，是根据下列理由，“认为此举动少可能”：
“一、当时美国国会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二、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我们即会听到风声。
“三、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一九七九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四、当时美国国会因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休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府，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少数主要国会议员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府磋商——而和中共‘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视为‘全国性紧急情况’。
“五、卡特不是说过他是二度诞生的基督徒吗？他对这段接近圣诞的‘人世和平及万民亲善’期间，毕竟应该给予若干尊重吧！(15)
一九七一年，台湾“退”出联大，沈剑虹在康涅狄格州一家旅馆高枕无忧，可以说是无独有偶。
大局恶转，作为驻在国的大使，纵无能为力，一年花几百万美元的游说费，如此耳目昏花，则是异数。
最感到难堪的，自推经国总统，事先一无消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晴天霹雳。
十二月十五日，台北时间已近午夜，美国驻华大使，奉命有紧急事故，会见蒋总统。时钟指向二时三十分，蒋早在梦乡，但事非得已，宋楚瑜秘书，焉敢怠慢，前往官邸，把经国请起来，经国穿着睡衣，两眼惺忪，听完安克志的报告，当场表示强烈抗议。
总统闻讯后的表情，我们可用常识推断，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来临，他感到惊措，愤怒不已，可能再未就寝，五个小时后，召开中常会的紧急会议，下令三军戒备，准备人心的安抚。十点正，发表声明一纸，兹摘其部分，抄录如下：
“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现美国对借恐怖镇压以维持其存在之共匪伪政权畀以外交承认，实有悖于其宣称维护人权加强民主力量以抵抗极权专制之宗旨。此举动无异剥夺中国大陆上亿万被共匪奴役之民众早日重获自由之希望。无论自任何角度而言，美国此一行动不啻为人类自由及民主制度之一大挫折，且必深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所谴责。(16)
“无论国际情势如何发展，中华民国以一主权国家，当秉承光荣之传统，团结海内外军民同胞，继续致力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各方面之改进，忠于国家目标，及所负之国际责任，吾人对国家前途具有充分之信心。
“先总统蒋公于遗训中谆谆召示我全国同胞庄敬自强，以完成复国建国之大业。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有决心亦有信心，尽其在我，与其它各民主国家之人民共同努力，以对抗共产暴政及其侵略政策，今后自当更加沉着镇定，积极努力，并呼吁全国同胞与政府通力合作，一心一德，团结奋斗，共渡此一难关。中华民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此项立场绝不变更。”(17)
官方此一声明，一石二鸟。一面指责美国背信，一面重申过去的“三不”立场，“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
台北把美国之举，形容为“最沉重的打击”。稍为回顾一下历史，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杜鲁门政府，已将台湾的国府一笔勾销，没有韩战发生，中华民国早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将近三十年，国府一直在华盛顿的扶植下，保住联大代表团，和世界大多数的国家，维持外交关系，现在美国抽腿，五十年代的彷徨迷惘，再度降临。
民间，在官方舆论的操纵下，一直认为美国是台湾最忠实的盟友，如是一百八十度的突变，观念上、情绪上，一时自无法适应。仇美反美的气氛，因而达到顶点。
其实，自上海公报发表后，历时七载，一九七一年，美军留台的人数，尚有万人，美军早逐步撤除，第七舰队，奉命停止巡弋，官方如能够放弃报喜不报忧的愚民政策，断交的冲击力，能降到极低。
而从实际理论出发，美国连续二十五年的军经援助，早已仁至义尽。国与国间，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和北京建交，和信义并扯不上关系。但是，当副国务卿克里斯多弗抵达台北谈判双方未来关系时，民众在官方的怂恿下，仍表现出粗野行为，忘却“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中国古训。
绝交使台北产生危险意识。尽管协防条约还有一年的效力，国府忧虑未来的地位，美国断交，其它小国跟进，台北将陷于孤立地位；其次，没有外交关系后的台湾，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到商业来往？事后证明，情况发展比想象中要好。然而，在当时，这种考虑，并非是多余。
祸不单行，继外交形势的恶化，岛内的民主运动，更令当局坐卧不安，党外人士乘中坜事件之余威，组成联合阵线，很多知识分子如陈鼓应、王拓、姚嘉文、吕秀莲、陈婉真、黄煌雄等，亦跳脱空谈的范围，投身实际政治，成群结队的大专学生，参加助阵，激起空前的政治热潮。
其热烈情况，有陈鼓应自己的记载为证：
“选期接近时，党外候选人纷纷举办‘民主餐会’，全岛积极分子会聚一堂，抨击时政，气氛热烈非凡。党外进一步成立‘助选团’以互相支援，总干事是施明德（现已无期徒刑囚禁监狱中）。同时党外候选人第一次提出‘共同政见’，除了要求解除戒严令之外，还要求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废除违警罚法、禁止非法逮捕与刑制，此外要求废除对大企业、大资本家的保护政策、实施农业保险、制定劳动基准法及防止环境污染法等等。这些政见，有的是属于基本政策性的问题，有的则是枝节性的问题。
“选举期间，传单攻势十分凌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杨青矗的一份传单上，提出工有、工治、工享的主张。‘工有’是指‘分红入股，工者有其厂’，‘工治’是指‘劳资平等，革新工会组织’，‘工享’是指‘提高工资，分享经济成果’。王拓的一份传单上说：‘今天我们的社会财富主要是由广大的农民、劳工、渔民、一切受雇的人，和中小商人、中小企业者以及所有中下级军、公教人员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是，这庞大的社会财富大部分却由极少数的资本家和决策层的官僚集团所垄断！……这样的社会怎么能算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黄顺兴散发一份《还我民权》的小册子，里面逐条列举事实，说明宪法所赋与人民的各种权利，均被国民党政府所‘蓄意剥夺’。其中另有一节，提出向来都没有人敢提的质问：一九五四年，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先生就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我知道的，我要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了！各位，这份密录是美国国务院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公开出来的，当时世界各大报纸都刊登过，只有我们这边的报纸一个字都没有提，不但如此，国民党当局对于如此关系重大的问题既不反驳，也不解释……。各位，国民党早在二十四年前就知道反攻无望，却一直借着‘反攻’的需要做理由，用施行‘戒严法’的手段来剥夺我们应享有的民权！此外，陈鼓应、陈婉真的《告中国国民党宣言》，轰动一时。它抨击三十年来国民党‘虽独揽政权于不坠’，但‘反攻迄无寸展，与国丧失殆尽，自辱国格陷孤岛’，以至有违民族主义；‘动员戡乱又戒严，宪政横遭搁置，民主徒托空言’，以至有违民权主义；‘政权与财阀相结，富商位尊，农工受贱，贫富悬殊’，以至背离民生主义。‘三民’之中，‘民族不立，民权不彰，民生不均’，可见国民党党魂‘失之久矣’！事实上，这份宣言并不如揭露的言论来得尖锐，但未料它却引起国民党的当局的震怒。”(18)
假使，卡特建交的声明，稍延时日，选举照常进行，国民党的惨败，自不待言。幸而断交挽回了国府的面子，蒋经国总统“化消极为积极因素”，乘此危难之际，下令暂停。
“暂停”是一种权宜措施，也可以说，是情非得已的办法，党外人士，如果懂得收敛，以安定团结为重，那末，余登发被捕，和以后的“高雄事件”应可避免。
国府的原则，不危及生存，能容忍则容忍，一旦向它的统治权力挑战，就会感情用事。雷震的《自由中国》，是人尽皆知的例子。
其奈，黄信介、王拓、姚嘉文、施明德等激进分子，有勇无谋，诚如新闻局出的一本小册子所说：“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政府。”
事件的经过，综合如下：
政府禁止组党，但不禁止出刊物办杂志。利用这个漏洞，《美丽岛》杂志一方面以言论争取读者，一方面以刊物名义举办集会。并在全省设立十余处办事处，作为党的变相机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丽岛》杂志向国府情治单位申请登记一个为数达三万人的集会游行，理由是庆祝“国际人权日”。根据戒严条例，五人以上的集会，即需警方批准。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且打着人权的旗号，当局一定批驳。
以黄信介为首的杂志方面，表示无法屈服，准也好，不准也好，将照常举行。至此，双方接近摊牌阶段，国府研商对策，杂志方面发动强烈宣传攻势。
十日下午五时，高雄市扶轮公园四周的民生二路、中山一路、五福三路、中华三路及小巷，军、宪、警林立，开始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
六时许，中山一路《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已有五、六百人聚集，杂志社的工作人员的宣传车，不停地广播，并声称集会照常举行。
六时五分，黄信介抵达高雄车站，据官方说，一位姓常的司令曾与黄会晤，希望大会地点限于《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门前，“但不得于会后持火把、木棍或易燃化学物品游行，以免滋扰事件发生。”
常司令并说：“只要参加大会的人不蓄意闹事，治安人员除了在场维持秩序，将尽量不予干涉。”
此说，如果是事实，官方的态度可圈可点，确实是大让步。而黄亦满口承诺，订下君子协定。
六时五十分，《美丽岛》的宣传车出动，沿中山路开往大港埔圆环，因高声播音，看热闹的民众尾随，且越聚越多。最后，达三千人左右。
七时整，大会开始，发表演说、唱歌，并呼口号“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稍后，黄信介与姚嘉文登上宣传车，致词演讲。
八时十分，姚和施明德，走进中山路派出所，要求四周的治安部队撤离，俾大会能顺利进行，南区警备司令部的张副司令，则认为黄信介未遵守诺言，双方谈判破裂。
群众的情绪，本来不易控制，受到刺激，更易发生反应。八点四十五分，游行开始，人数约四、五十名。均持火把，另有数十人持木棍铁棒，由三辆宣传车为首开道，向中正四路行进。
宪兵奉命阻止，游行队伍即以火把攻击。官方的宣传说，执勤宪兵奉命“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
九时左右，游行队伍抵达杂志服务处对面的大益饭店，和保警发生冲突。据说，“数十名暴徒这时猛力掷出石头与砖块，然后举棍见到保警就打。保警以盾牌抵挡攻击，保住了上身，脚部即挨棒击；护住了上半身，头、手又挨到无情的棒打；他们因此节节后退。”
十时二十分，宪兵开始镇压，施放催泪弹，人群逐渐驱散，但仍有数十人继续投掷石头、火把、酒瓶。
凌晨二时三十分，双方撤离，恢复平静。
官方的说法，先暴后镇，党外人士的指责，是先镇后暴，这个是非，局外人不易弄得清楚。
比较中庸的判断，国民党有备无患，张网捉鱼，尽力搜集证据，准备算总帐。党外人士，走火入魔，认为，利用群众的力量，逐渐升级，终有使国府就范的一天。
官方事后出了一本小册子，一面之词，理所当然，但仍不无可信的观点与分析，如：
“第二，他们对自己拥有的群众支持有所错估。自从大前年底选举以来，部分无党籍人士即陶醉于拥有大量群众的幻想。这种幻想，主要源于演讲台前的大量听众。他们未能分别出听众、投票者和追随者的不同，他们也未曾体会到大多数民众对现有生活方式的珍惜，与对暴力破坏的厌恶。他们把临时驻足的听众，当作了自己的追随者。他们常说：‘国民党有组织而无群众，党外有群众而无组织。’可见其误解之深。”
很多人对国府不满，那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是不满与起而革命间，有很大的距离。台湾在国府的统制下，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生活富足，安居乐业，谁肯跟自己过不去呢？
黄信介等以“中坜事件”为例，误以为国府未逮捕许信良，自然也不敢逮捕他们黄、姚等人，犯了估计的错误。
三天后的凌晨，当局下令全面逮捕出席高雄人权会的人士，共捕一百五十二人，后陆续释放次要分子。军法审判的结果，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判十四年，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各十二年。
被陈鼓应称为“高雄之冬”的“《美丽岛》事件”，就国民党言，是应付内外危机不得不尔的镇压行动。如果国府再让步，星火燎原，这一群众运动，将蔓延扩大到使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地步。不如及时扑灭，通过司法程序，将为首分子，判处重刑，俾收杀鸡警猴之效。
一月三日，蒋经国总统，在国民党的三项会议中，作出下列指示：
“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对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
经国先生这段话，不论是否出于他的内心，抑受环境所迫发出来的呼应。他对民主法治的肯定与认同，比蒋先生在世时，已显示出巨大的进展。
随着经济体制的升级转型，文化关系的蜕变演进，未来台湾政局，将更快速地进入全面革新、多元体系的关键时刻。那末，现在的步伐，必须加快，报禁、党禁，应该放弃，戒严法，亦应顺从民意，予以解除。
中山先生毕生奔走革命，志未酬身先死，蒋先生虚应故事，空留笑柄，经国总统，如能切实推行三民主义的理想，为中国的民主前景，树立楷模，那么，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杰出功臣，舍他其谁？
①《蒋总统秘录》中译本，14册，第202页。
②同①。
③《总统蒋公哀思实录》，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七五年五月。
④同③，第26—27页。
⑤阮大仁著《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香港《明报月刊》第115期，第40—41页，一九七五年七月。
⑥同⑤。
⑦同⑤。
⑧陈鼓应著《台湾新生代的改革运动》（上）、（中）、（下），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六、七、八月。
⑨同⑧。
⑩林正杰、张富忠合著《选举万岁》，美国《台湾言论》社出版，第242页。
(11)同⑩，第254页。
(12)同⑩，第277页。
(13)沈剑虹著《使美八年记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197页。
(14)同(13)，第199页。
(15)同(13)，第200页。
(16)同(13)，第212—213页。
(17)同(13)，第213页。
(18)同⑧。
渐隐
本书截稿前夕，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经国为国府第七届总统，得票一千零十二票，较六年前的一千一百八十四票，短少一百七十二票，扣除十张废票，等于说国大的人数，过去六年中，亡故一百六十余人。法统的延续，愈来愈难，决非危言耸听之词。
经国由被提名而最高票当选，得票率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虽说明“众望所归”，未尝不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绝大讽刺，一党专政下的必然结果。
纵使经国有意谦让，谁能挑得起这付沉重的担子？而能成为台湾继续安定繁荣的中流砥柱，实非易事。因此，“巩固领导中心”这句老口号，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中全会举行前，一度曾有经国是否退居第二线的悬疑和什么人膺选副职的臆测。主要现年七十四岁的蒋总统受长期糖尿病的困扰，健康欠佳，可能不堪繁剧。
一度传说，孙运璇将受青睐，但为蒋身体状况的好转，予以否定。另一传说，孙将被提名为副总统，事实上，蒋虽有心，碍难照办，副总统必须为台籍，乃大势所趋。
台籍政要中，以谢东闵、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呼声最高。
如果，谢年事稍轻，蝉联为理所当然，谢自己亦颇雄心勃勃，胜利在望，然修于落选。
林洋港、邱创焕的能力，行政经验，稍胜李登辉，特别是林，头脑敏捷，处事果断，原是接班的最佳人选，不幸名落孙山。
经国作此抉择，一与其个性有关，一为台湾未来政局发展的方向所决定。
李登辉出身技术官僚，且自美康奈尔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容易取得华盛顿的好感。其次，李具严家淦的长处，唯唯诺诺，便于蒋过世后，集体领导和新权力架构的推行。
李获八百七十三票当选，较当年严家淦更顺利过关，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国代们曲承现实，接受经国台湾“台湾化”的不变方针。
未来六年，经国任重道远，一连串的迫切问题，均需非凡的勇气智慧去筹谋应付，诸如国会重组，调整地方自治，开放党禁、报禁，取消戒严法，以及政治制度化等等。国民党内的元老，相继凋谢，固有助经国迈步前进的动力，但他自己的身体，同样来日无多，更有急迫之感。
上届总统任内，如果我们为他开一成绩单，应是经济A＋，政治B。过去六年，台湾经历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萧条。开发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等，个个挣扎垂危，面临崩溃边缘，唯有台湾轻舟强渡。一旦回升，锐不可当，去年的双边贸易达四百亿美元，打破台湾外贸的历史巅峰，这一点上，经国与有荣焉。
正因为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始能在去年年终增补选中中央级民意代表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经济飞跃，连带推动政治方面的开明与进步，若干举措，从西方民主的角度，微不足道，从台湾一贯严苛的极权统治以观之，代表着大幅度的改革，譬如：
——以放逐代替监禁。国民党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项红帽子，由“内调局”或“警总”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交军法审判，判处十至十五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但高雄事件后，已一改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婉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此举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释放系狱三十年的政治犯。这些人失去自由逾三十年载，个个七十衰翁，身心疲惫，无论从法律精神、人道观点，早该开释。现在让他们重见天日，家人团聚，经国恢宏的气度和宽恕的雅量，我们自当予以击节称赞。
——放宽出入境限制。国民党多年使用的杀手锏，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欢的人行动自由，出入境管理处，掌握详细的黑名单，凡有幸金榜题名，一律剥夺其宪法规定的迁移和旅行的权利。这条法令，初订于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的时代。情治单位，承继发扬，拒不摒弃，完全是一种“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心态，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当局仍严拒出境。经国掌权，略予放宽，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杨、陈映真、杨逵……等，才相继展翅，遨游海外。
——言论尺度放宽。当年台北《经济日报》为了登载记者阮大方所撰关于琉球问题的四篇特写，蒋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经羿川人王惕吾挽黄少谷等多方缓颊，始予宽免。经国当政，无复前朝的严厉，《台湾日报》无理取闹，不过下令强迫收买而已。
杂志书籍，查禁停刊的事，虽不绝如缕，“警总”滥用权力，藐视法律的事例，不胜枚举，但言论的尺度，和过去的的确有天壤之别，否则李敖的《千秋评论》，今天《给宋长志上一课》，明天《给秦孝仪上一课》，早为当局查禁矣！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历年公职选举，因国民党党工干部许多不名誉的做法，一直民怨沸腾，秽声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为跌落，党外的攻击，亦达于顶点。“中坜事件”后，益见改善，这种进步的倾向，半归功于党外人士的争取促进，半得力于国民党人的知过能改的工作作风。
——向极端分子开刀。前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许，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总统和我”，可见其狂妄之一斑。
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
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因王去，内部得以和谐团结，经国的声望，更是猛升数倍。从政治的角度观察，经国不愿在他身后，出现全斗焕式的强人政治。未来道路，正是今天的延伸，或许更宽广、更平直。
我们了解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和经国的政治哲学基础，一个蒋经国的时代，和他父亲的时代，本质相同，手段方法大相径庭，哪怕上面所举的小事，蒋先生在世，绝难想象，进步再小，总是进步。
一个人的思想，与他所成长的环境、后天的训练，是分不开的，经国先生是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后来蜕变为国民党党员，主义的内容迥异，统治方式，却有很多共同点。如独裁政治，一党专政……等等，蒋先生口头遵从民主宪政，形式门面上的事，也尽力而为，内心里，行动上所表现的对民主自由的认知以及信念，其实交的是白卷。
经国呢？和蒋先生一脉相承，如果说有所区别，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详见其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他对美式民主私下颇不以为然。无论外面如何批评，他仍是坚持他自己的思想模式，诸如五十年代的“以思想对思想，以组织对组织”的观念和行动。“政治部”、“救国团”、“特务机构”是他三个宠儿，所招引的批评责难也最多，和吴国桢、孙立人的冲突，即以此为导火线。究竟这些组织，是否为反共必需的手段？在当时争论不已，即使到今天，仍无众所一致的定论。
唯一能争取别人同情之处，是病急投医，求生存的手段。其次，是传统思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国粹后遗。
承认与否，在别人眼里，经国是位独裁者，那本从苏联携回的笔记本，一直使他受用不尽。但是，大家当同意，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哈里曼语），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Dictator with heart），倒行逆施的事，雅不为也。他随时在关心国计民生，兢兢业业。
苏联学回来的东西，并非一无可取。以接近群众而言，不仅别的国民党官员办不到，即使处处打着“人民”招牌的苏共，也早成历史的陈迹。
他比国府中的任何人，懂得走群众运动的道理，一九四八年，上海经济管制，他的确作了一次大胆地尝试，“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成立，他寄予极大的希望，也惟有在他的推动下，才能组织起来。后来，虽然失败，乃大势所趋，非战之罪也。
关于他平易的故事，可以编著成书。一九五五年，一位记者，曾写下他自己的经历。
马丁代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常驻中国。江西时代和经国初识，到台湾，再次相逢。他这样写着：
“他几乎没有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征或排场，他自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象那个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二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①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马丁和他相处四天，最后一天，经国请他吃饭，除了译员在场，再没有他人，吃完自己付帐，和普通的客人一样，来去自如。
做了行政院长以后，经国的足迹，遍及台湾全岛，而且不时出现。看起来，他好象典型的美国政客，想竞选什么？心血来潮，到田边和农夫话家常，到乡下的摊子上，叫一碗面果果腹充饥，报纸的吹捧，不在话下。这类故事，举不胜举。
亲民的动机，随各人不同的观点，会做出种种不同的结论来，恶意的批评，说他搞愚民运动；善意的赞扬，说他亲民爱民，求治心切。
照我们局外人看，经国愿意和老百姓多接近，总难说是件坏事，既可开辟官民沟通意见的渠道，复可遏阻下级官员贪赃枉法之风。再说，江西时代，经国做专员的时候，已经建立此一风气，今天不过昨天的延续而已，并非突然心血来潮。
群众运动，得自苏联，他的辩才无碍，未尝不是“孙大”的培训之功。卜少夫说：“他是很好的演说家，富煽动力，主要的在声调与措辞中渗透着浓厚的感情，所以他的讲话很能操纵听众的喜怒哀乐。”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作者是他的弟子，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次听他训话的机会，我们的感觉，和卜的观察，不谋而合，蒋先生语无伦次，经国口若悬河，父子两人，差别真大。
经国对人热情亲切，只是他冷酷的外型，容易制造别人的错觉，这里有个故事。
“当时我下榻圆山招待所，一天下午，我在草地上散步，王新衡陪他来看我，这是我第一次与他晤面。
“当我们坐在草地上闲谈时，他远远看见薛伯陵将军从屋子里面出来踏下石级，预备上汽车外出，便连忙迎上去，替他开车门，薛一见到了他，就打算不出去了，邀他里面坐，他大概是说不耽搁薛的约会，改天再来拜访吧。薛仍按照原定计划外出，他恭敬地送薛上了车，关好车门，直直地伫立着，直等薛车出了大门，才回头走向我们。
“他那种诚笃谦逊视薛为父辈之恭敬态度，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②
金门之行，这位《新闻天地》的负责人，提供另一个切身的经验。
“我们又去了金门，陪伴我们去的是蒋经国。这也是我个人与他六次接触中的一次。
“清晨八时二十分模样，空军运输机沿着台湾西海岸飞，窗外是蓝天与海水，他看着我们大家在试穿紧急救生衣，也帮助说明如何将救生衣充气，如何抛发黄色药粉。他对来往离岛之间（他来往离岛次数远超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不过他的行动报纸上从未刊载而已），以及各离岛的军事部署等等太熟悉了，一路上他在做我们的向导。
“飞机飞到与金门之间最短距离时，低降到距离海面仅五百英尺高度，笔直飞渡海峡。
“此次金门之行，足足有七小时在一起，我发觉他说话动作，对任何人——包括对我们这个小团体、对司令官、对士兵、对在金门前线受训的学生、对飞机驾驶员，都流露着一种亲切自然纯朴的味道，任何人似乎不感到面对着的是总统之子，他不令人不安、嗫嚅、紧张。
“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记者，政治把戏、政治表情，看得不算少，做得再出色，也瞒不过我这双阅尽沧桑的眼的。蒋经国待人接物就那么自然，具有使人易于亲近的魅力，如果是做戏，真是做得太出神入化了。
“回航中，他大概很累了，也许当晚还有别的需要他耗费精力的工作，他在机舱尾部，拉了几只降落伞拼在一起，倒身便睡下。
“他在我们众人之前，在放在地上的降落伞上面呼呼入睡。
“飞机在夕阳下似乎也很倦乏的慢吞吞飞向台北。
“我颇欣赏这位躺在眼前的人，他并未顾忌这样似乎失去尊严（同机尚有他的部属，以及第一次谋面的我们访问团中好多位），也不觉得这是失礼，态度任意自如，习惯纯熟。”③
对长辈的谦恭，对师友的尊敬，在他身上，处处找到中国传统旧礼教的光辉，这一点，应归功于蒋先生庭训的贡献。
和亲属相处，或朋友间的来往，一般认为，北极熊的影响，对他的性格，产生不少反面的作用，如多疑多变，反复无常等等。
艾伦·怀丁教授，就这样批评他说：
“他从不信任别人，别人也不信任他。”“他的同僚们说：‘他太需要朋友了。’他不算是个现代人，他需要教育和吸收新知，在他周围是个小集团，但包围这位‘王子’的人们常在改变。很少有人永远和他接近。”艾伦分析，形成经国这种性格的原因：“他个人的遭遇经历，几十年的斗争，在苏联和中国发生的混乱争夺，形成他今天的思想和行为。”④
到一九七二年，他做行政院长以前，他的干部圈圈的确非常狭窄。江西时代，以留苏同学为主，南京、台湾时代，以青干班、中央干校的学生为核心。这些人的共同特色，对他忠诚，想法比较一致，排他性强。缺点：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知识领域都非常狭窄。才气纵横、性格飘逸如叶公超之流的人物，于是很不易在经国周围出现。
很多和他极亲密的战友，昙花一现，消声匿迹，如：
他苏联时代的同学高理文，一九三七年，陪他在奉化念过书（业师徐道邻），上海经济管制，担任主任秘书。到台湾后，栖身中央信托局，弄个顾问闲差，长此退而不休。
做过空军学校校长的胡伟克将军，五十年代初期，官拜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一度任政干校校长，半年工夫，为王永树取代。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空军将领，风度、气质，均属上乘，但深受经国忌嫉。摘去纱帽后，一蹶不振。十年前，抑郁而终。
曾任军统局处长，也是莫斯科回来的王新衡，以朋友身分，做他的入幕之宾，为时甚久。六十年代后期，不知何故至受到冷落。
不过，和衣复恩比起来，上述诸人，就幸运得多。衣复恩忘了“侍君如侍虎”的道理，经国一怒，换来五载铁窗生活的代价。对待部属，蒋先生那种温情主义，他极不以为然。
唯一和他保持永恒友谊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魏景蒙，魏和他的关系，非常微妙：朋友、客卿、部下兼而有之。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归天，魏可能是少数中的少数接到官邸通知的一位。魏在汉城，有人问他，究竟和副院长是什么样的关系？魏说：“我是经国先生的大茶壶，随时听其差遣。”⑤
近年，经国的“智多星”数元老重臣黄少谷，大小事问计于这位年过八十的司法院长，不时屈驾黄府，移樽就教。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故深为经国器重。
蒋先生时代的老人，经国上台，纷纷失势，难怪那位当过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感慨系之。引用历史先例“前皇亲信的老臣，永难为后之来者所容忍”，以自慰。
经国接班，提出“大有为政府”，起用“青年才俊”，和他既往几十年的用人传统，初度告别。吸收了不少技术官僚，如李国鼎、陶声洋、孙运璇、蒋彦士、李登辉等；政治新血，如钱复、关中、魏镛、魏萼、宋楚瑜、王唯农、周应龙等，积极推动党政方面的新陈代谢，加速知识化、专业化的官僚体系。这项努力，与他近几年的成就，相辅相成是分不开的。
蒋先生在世，个人崇拜运动，发展至巅峰，和海岸另一边的毛润之，相互竞赛，各有千秋。经国带头领导，不遗余力，他自己上台，部属跃跃欲试，尤以王升最卖力，冠以“三平”四家的桂冠，恶劣一如当年林彪之捧毛。但是经国自己，却不以为然，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就总统职，当日下午，召见主管宣传的负责人，指示下列三点：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分，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⑥
假使没有这道命令，“万岁”、“语录”，马上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和大陆的“文革”，蒋先生生前，还有何区别！
这些，我们都归类为经国的进步面，与他父亲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一般说，他是他父亲的孝子。如果，你读过他的《守父灵一月记》，任何人都会得到这个印象，而事实也确是如此。蒋先生在世，凡事秉承老人的意志，从不愈越，父亲去世，照遗嘱办事，奉为圭臬。
背上背着父亲遗留下的大包袱，以致缩手缩脚，很多可以轻而易举扭转国民党形象的事，却可为而不为，譬如：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蒋先生食言，从一九三七年，软禁到现在，几逾半个世纪。张已八十老翁，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和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
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
一度同意李敖出境，等到办护照的阶段，突然，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当局的顾虑，谅系怕纵虎归山，担忧李在国外与当局为敌。可是，被禁足的李敖，他在台湾所能发挥的破坏作用，会低于国外吗？
共产党人有句话：“我们这个党就是靠人家骂出来的，谁要骂就骂吧！”说的固是事实，在他的管辖下面，又另当别论。可是反过来讲，靠骂，骂不垮国民党政权的，何不大方就干脆大方到底？人各有志，要走请便。
一九七五年，北京释俘，经国如果有雅量，应全部接纳，欢迎赴台，予以优厚安置，俾向海内外表示一种负责的态度和对人性尊严的重视，而不该以“共匪统战”为借口，拒人于千里之外。
过去患难与共的旧袍泽，没有功劳有苦劳，不幸兵败被执，究非投降起义可比，他们愿意来归，表示人心不死，威武不屈。反目以待，与情、与理、与法都说不过去，引此为鉴，谁敢再为国府效劳呢？
留大陆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子弟，当局一律禁止出境，纯粹是一种小气的报复主义。反观海峡彼岸，反共如卜少夫，乃弟无名氏，申请赴港，他们并未故意刁难，相形之下，论胸襟气度，蒋经国比邓小平，实差之远甚。
北京提议“三通”，认真实行起来，对中共不一定有利，台北尽可通过慎密设计，作出有利反应，愿意回去团聚的，自由出境；赴大陆旅游，提供方便；书报电影，相互交流。这样做，对当年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军民，诚诚恳恳，坦白交代。宅心忠厚，大公无私，国际观瞻上，台湾重视人道主义，处事通情达理，形象自然大变。
国府说：“这下正中了中共统战的阴谋。”“统战”又何惧之有？台湾今天大有条件，和中共你来我往，改畏战为迎战，化弱势为强势，敌人就不会这么轻估你了。无奈，此种驼鸟式的心态，在台湾中上层干部里，特别普遍，始终处处退缩，无法抬头挺胸，正视现实。
蒋先生去世以来，党内顽固的旧臣元老，先后被逐出党决策阶层，经国正可为所欲为，发挥意志毅力，写下他生命史上最后的一章。论处境，他较昔年同窗邓小平，更得心应手。
然而，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惊，殊少可能，小恩小惠，无补时艰。
一位历史学教授，期望国民党转变为国会政党，他说：“此时，国民党大胜之际，开放党禁，国民党当可站在与日本的自民党一样的地位。如此，国家的政治情势不致因为开放党禁而受损；反之，有了若干新政党，分别代表台湾多元化社会的各种成分，两极化的现象可转变为多角的制衡。”
进一步分析，他说：“政治力量的两极化将最后形成为直接的冲突。高雄事件的余痛，至今未愈合。台湾经不起再有一次冲突。”⑦
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见，其要义是开放党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亦即谢善元教授若干年前所主张的“循政党政治常轨”，改变“台湾现存的政党政治实况”。
一九七四年，经国行政院长任内，即曾信誓旦旦，“内政方面，力行民主宪政”。又说，“要循政党政治常轨，来策进国家民主宪政。”转瞬十年，经国的话，究竟实现了多少？有目共睹。如仍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反对开放“报禁”、“党禁”，怎不令人怀疑他的真意所在？有生之年，则民主难期，宪政难期！
北京的和谈攻势，只要台湾和大陆分离的现状存在一天，中共当然不会放弃此项努力。蒋经国总统不予理睬，亦在吾人意料之中，和的关键，在权力之争，其余都属次要。
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放手台湾，北京不可能用兵，对峙如旧，但仍将是不和、不战的局面，双方在经济和其它领域中，继续其和平竞赛。经国如能继续领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会落后），那么，千秋功过，无疑的，他将得到历史的肯定，他的继续执政，则是台湾人之福，亦中国之福。
①Robert Martin,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 1955.
②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8页。
③同②。
④Allen Whiting “Mystery an of Formosa”,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12, 1955.
⑤司马桑敦生前告诉笔者，他是在汉城听魏说的。
⑥香港《星岛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⑦许倬云文，一九八四年元月洛杉矶《国际日报》引用。
后记
经历若干阵痛，《蒋经国传》终于平安降世。
全书1—15章，大致和一九七五年的版本相同。两相对照，当会发现我用过很大的工夫，添进很多新的资料重新写过，如《教育长·主任》和《戡建大队》两章，旧书里根本找不到。
盛岳著的《孙逸仙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九七一年，甫行出版），我埋首疾书时，尚闻此未闻。蔡省三、曹云霞夫妇著的《赣南怀旧录》和《蒋经国系史话》，纷纷于七十年代后期出版，比《蒋经国传》旧版问世迟了五年。
杭州出版的文史资料《蒋介石先生一八八七——一九二七》，为了解经国先生家世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史料。幸从香港《镜报月刊》中，获得一些片段，纠正了过去许多错误的传统，但寻觅原书的努力，却并不顺利，中国方面，连上空的星斗，尚视为机密，文史资料，不许出门，又何足为奇。
经国的俄文名字尼古拉，和英法联军时候沙皇的驻华大使Nikolai Ignatiev同名，当然，那是一种巧合，据苏联人说，尼古拉这个名字非常通俗，但在窦奠安（Tillmun Durdin）的文章发表之前，则一无所知。
资料收集，本来不易，严谨的作者，钻进档案室，故纸堆里，经年累月，皓首穷经，如吴晗的《朱元璋传》，罗勃·麦西（Robert K. Mussie）的《尼古拉斯和亚力山大》（Nicholas and Alexundeu），所阅读过的书籍，引用的参考资料。如非穷数载之功，潜心钻研，出产的成果决难如此扎实。
很惭愧，处我过去和现在的环境下，力不从心。也许，久远的将来，亦难如愿。
我曾经想去苏联，从第三国际的档案中，为本书一些史实上的疑点，寻搜确切的答案。真正负责任的史学作者，亦该如斯，但只是想想而已，一来，苏联当局不可能那样慷慨，二来，我也没有那种财力。
从15章开始，是经国到台湾的一段。凡是五十岁左右的读者，对书中所叙述的故事人物，大都熟悉，因此，有亲切感。可是，距离太近，着笔反而不易。
一、很多史料，因经国尚健在，尚当权，参与的当事人，明哲保身，不愿招揽是非，或有利害关系，多半持观望态度，暂时按兵不动，如一位当年参与孙立人戎幕的×××，提到孙将军被黜事件，马上效金人三缄其口，可靠的信史，得来不易。
二、和上列情况相反，小道消息特多，而且，人言言殊，言之凿凿。贸然引用，违背作者的初衷，弃而不顾，读者失望。
举例如毛人凤去世这件小事。我引用《程一鸣的回忆》，说他因疗病的，但Y君和毛公子相识，指系打麻将时，摸清一色，过分兴奋而心脏停止跳动，经过再查证，X将军在毛死前，曾往病榻前探视，Y君的说法，只好推翻。
好几个高手，指陈十五章后，有松散现象，我自己有同感，如《孙立人兵变》一章，除以官方发表的九人小组调查报告为基础，检查事件真伪，再无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连巧妇的手艺也没有，那就难上加难。
我读研究院时，虽受过治学和治史的训练，这方面的兴趣是我多年不变的嗜好，但我的职业，并不允许好整以暇，仅能在工余，进图书馆，记卡片、寻资料，再作消化整理。
有时候边写边登，边进图书馆，边搜索枯赡，为下一章预作准备，这种苦况，是拿到基金会资助的学者专家们，所无法想象的。
有人问我：“你见过经国先生吗？你和他认识吗？”
写传记，能和当事人有接触的机会，自然再好没有。学生时代，我平均一周看到他两次，听他演讲，不计其数，和他交谈，那是一九七〇年，在白莱尔宾馆的早餐席上，寒暄几句漠不相干的话而已，所以，回答第二个问题，他并不认识我。
本书写作，全凭资料，用我自己的观点，加以阐释剖析，尽量做到客观冷静。但是，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各人的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同样的事件，往往有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论。
案蒋先生的书，除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外作家不同的著述，已有九本之多，写经国的，除此一本，别无他册（指严肃的传记而言）。按理，行政院新闻局有责任，为他出一本官方的传记，是宋楚瑜不热心？还是奉指示，蒋总统不作个人宣传？迄今，是个无法揭晓的谜。
官方出的《蒋经国传》难免宣传意味太重，我还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能面世。
《论坛报》连载本书期间，备尽困扰，很多无谓的谣传误会，围绕着它大作题目。现在该书完成出版，希望一切随之澄清，水落石出。
下列好友，特此致谢，没有他（她）们的鼓励支持，本书之写作，将不会如此顺利，他（她）们是加州大学的陈治平，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张富美博士，陈鼓应、戴国辉、谢善元教授和何明修博士。
本书所引史料的错误，欢迎读者来函指教，俾可再版时，予以更正。
过去半年，我的岳母崔余育女士一再从旁鼓励督促，内人崔蓉芝为我改正错字，提供修改意见，她扮演着一位最认真的读者（critical reader）。为了她们的心血，特此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