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论李敖：追随李敖笑傲江湖（钱达）—去北京——李敖：不是娘娘腔没乡愁（邵冰如）

追随李敖笑傲江湖（钱达）

法院真的是国民党开的

我在今年8月份一个月内，上了四集李敖先生的笑傲江湖，令很多朋友惊讶，不知道我凭什么得到李敖先生的青睐，可以以这样高的频率上李敖先生的节目，因为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李敖先生的节目不是随便什么人，自己想上就能上的。讲老实话，我受李敖先生抬爱，对我也是意外，我一开始就没有委托任何人推荐联络，而是不揣冒昧的直接给李敖先生打电话，可能就凭这一点率真，或者还有先前一点不畏强暴的勇气，使李敖先生开始就没有嫌弃我。

去年5月间李敖先生和亓丰瑜先生联名在《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发鸿禧山庄的弊案。我的老朋友吾尔开希来电要我注意这篇报导，我就请法案助理李利民先生立刻去买一本来研究。第二天利民向我报告，他认为可以凭着这一篇报导，向台北地检署告发，但是不告李登辉，而是告李曾文惠。所谓告发就是有人违反《刑法》，而不是《民法》，换句话说是侵害公众利益，而不是我个人利益，如果检察官没有注意到这个案子，或者迴避此案，我们就可以去告发。因为过去至今并没有人要求政府，对鸿禧山庄弊案进入司法程序，而我们前往地检署告发，就是正式要求进入司法程序。至于告李曾文惠而不是告李登辉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李登辉是国家元首，受宪法保障，有刑事豁免权，而刑事豁免权只及于元首，不保障其配偶，假如我们能告倒李曾文惠，也就等于告倒了李登辉。

我于是立刻联络了李庆元和刘铭龙两位国大代表，邀请他们一同作告诉人，因为李庆元国大代表先前写过一本书《天机》，揭发鸿禧山庄的弊案，而刘铭龙国大代表是国内环境保护协会的理事长，早先也对鸿禧高尔夫球场破坏环境一事给予批判，李庆元和刘铭龙两位国代，立刻同意和我一同去地检署告发。

另外我给亓丰瑜和李敖先生分别打了电话，请他们同意我们用《商业周刊》的文章作依据，去台北地检署告发，结果亓先生和李先生都很爽快的答应了。我请李利民先生很快准备好诉状，两天后就和李庆元与刘铭龙两位国代一同去台北地检署按铃申告。其后，我再邀了李先生，亓先生，两位国代还有宋艾克省议员和朱惠良委员一同餐叙，商讨这个案子后续工作如何进行。

这个案子延宕了几个月后，最后台北地方法院来的答复非常简单，就是“查无实据，不予起诉”。我想无怪乎许水德说过“法院也是国民党开的”，虽然我们先前也料到最可能的答复就是如此，但是真正看到这种答复，而且清楚感觉到，检察官连案情都没有调查过，也算是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做国民党开的法院。想想美国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并未伤害公共利益，但是只因涉及滥用职权，有不当行为，就被调查到底向全国人民道歉，中国的法治比起美国，真不能以道里计也。

你们担任公职，不下工夫是不行的

我在收到地检署的答复以后，就决定要召开公听会，请经办的各个单位到立院来，让李敖先生、亓丰瑜先生还有其他新党同仁一同来质询，看看国有土地到底是经过怎么样的程序，变成了私有土地，而且水源保护区竟然变成了住宅建地，还有李登辉夫妇如何逃漏巨额赠与税。

在召开公听会前一天晚上，我邀大家在来来饭店晚餐，讨论第二天公听会进行的程序，李敖先生问我要新资料看看，我愣住了，因为我认为先前商业周刊的资料已经很丰富详尽，就凭那些资料已经可以叫各单位官员无法招架，我就是准备用公听会来质询他们，追究整个案子从非法变合法的过程。但是李敖先生说，他从来是没有新资料，就不作第二个动作，他认为先前《商业周刊》刊出的资料，已经是第一次公开，明天再开公听会，怎么能没有新资料，这样回答炒冷饭，是没有意思的，他更直接了当的说，你们担任公职，不下工夫是不行的，最后他表示，他愿意捧个人场，第二天会到场，但是不会发言，因为同样的资料，他不说两遍。

这下子我可发急了，我们公听会吸引媒体的主角就是李敖先生，如果李敖先生到场却从头到尾不发一言，那么我们岂不是闹了大笑话，下次再办公听会谁还来呢？我于是再次说，我作为公听会主持人，只作开场说明，关于弊案说明，还是请李敖先生和亓老伯分别就逃漏税部分与侵占国土部分说明，并质询官员，李敖先生可能和亓老伯很熟稔，竟然直率的说：“他怎么能说啊？他讲话人家都听不懂”，这下子我更窘了，我们用的《商业周刊》资料完全是亓丰瑜老伯一个人惧析，就像李敖先生先前说的，亓老伯找他只是靠行，因为李敖先生名气大有号召力，现在我怎么好只用亓先生的资料，又不让他讲话呢？但是李敖先生说的也没错，亓老伯乡音很重，由亓伯伯作主要说明，可能媒体和官员听起来都很吃力，最后在亓伯伯谦让下，我们决定还是由我说明全案，然后李敖先生补充说明，并针对逃漏税部分质询。

伤天害理的鸿禧山庄

第二天进行公听会，我还真担心，李敖先生不满意，下次不肯再跟我们合作，但是第二天公听会竟然进行的非常成功，采访立院的各家媒体，不论是电视或是报章杂志的记者都到齐了。

公听会的质询有三个主题：

1.鸿禧山庄和鸿禧高尔夫球场是分别拦截了国家水源地的虎溪和豹溪，把两条溪中段截断，覆土回填，虎溪回填部分成为鸿禧山庄建地，豹溪回填部分成为鸿禧高尔夫球场一部分，像这样荒唐的情况，国有水利用地怎么会变成建地呢？而且还任意改变水道，并且将上游堵死，变成死水塘。

2.鸿禧山庄的污水处理是如何处理的，因为鸿禧山庄离外面的社区有相当距离，那么整个山庄的污水处理有没有接到外面的污水处理排放系统，否则污水不是排进了我们的水源。

3.李登辉购买鸿禧山庄的别墅，是用李曾文惠的名义，但是在财产申报表上，李曾文惠是没有收入的，而且没有购屋的积蓄。最后建商张秀政是将市价一亿七千万的别墅，以登记售价三百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李曾文惠，而李曾文惠又在一个月后以三百万元的价格，把别墅让给了自己的女儿，依照赠与税的规定，如果售价比市价明显偏低，则其中的差距仍然要课赠与税，因为这显然是一个赠与行为。再说在民国八十四年以前，夫妇之间的财产转移，尚未免除赠与税，所以在申报财产时，李曾文惠没有任何财产和收入，那么她是从李登辉受赠金钱来购屋，而购屋价钱远远低于市价，最后又将别墅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让售给自己女儿，这是三次逃避巨额赠与税，因为赠与税是累进税率，依别墅的市价，应课百分之五十的赠与税，所以总共逃漏税额是上亿的。

在答询中，针对第一个问题，几个相关单位的答复是，核准地目变更的是桃园县政府，但是当天桃园县政府答应要出席的一位科长，一直没有出现。我的助理李利民先生找到国家水利法的第九条，变更水道或开凿运河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还有第九十二条，未得主管机关许可，私开或私塞水道者，除通知限期回复或废止以外，得按日科处罚金至回复原状，情节重大者，得没收设施或机具，当天水资源局副局长在我追问下答复说，如果确实违反水利法，应该勒令拆除。

第二个问题，营建署的官员很得意的表示鸿禧山庄的污水处理是最高等级的处理，所以污水处理以后可循环使用，我问如何使用法，官员答复是用于浇灌高尔夫球场的草坪。我当下追问，你们知不知道环保人士为什么强烈抵制高尔夫球场，本来高尔夫球场景观美丽，应该有美化环境的作用，但是因为高尔夫球场必须除虫，而使用大量农药，像你们这种开发方法，鸿禧高尔夫球场排出带有农药的雨水和灌溉水不是全进了我们的水库吗？我问的官员哑口无言，其实我不相信他们不懂，只是他们以为我们不懂。

第三个问题，主要是由李敖先生追问，财政部赋税署署长王得山先生，在答复时，也是很肯定的说李总统绝对没有逃漏税，但是李敖先生问到在李总统的财产申报表上，李曾文惠是没有收入的，她哪里有钱买房子。署长说，夫妇财产是可以共同拥有，所以可以由李登辉出钱，用李曾文惠名义买房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李敖先生又追问，民国八十四年以后民法有修改，夫妇之间财务赠与，不课赠与税，但是李曾文惠买别墅是在修改民法以前，当时夫妇之间的财务赠与是要课赠与税的，这一下子叫王得山署长也愣在当场，无法作答。

行侠仗义依法横行的李敖

公听会以后，李敖先生跟我说，你有什么议题都可以到我的笑傲江湖里来谈，我当时就和李敖先生约了去谈两个题目，一个是谈中二高的荒唐设计，一个是谈台籍日本兵的对日索赔。但是我想还是先邀中二高案的代表朱柏亮先生和台籍日本兵协会会长郭连福先生一同去拜访李敖先生，说明一下我们要谈的主题。我们到了李敖先生在东丰街的书房，哇塞，难怪李敖先生搜集资料这么吓人，一幢六十坪大的公寓，大概有六、七万册藏书，桌上地上还堆放着一叠一叠的资料，尤其是客厅的书架上，有《中央日报》全集，《联合报》全集，《大公报》全集，每一套都是上百本，每本上千页，里头是几十年来各报每天出版的缩影本，连广告都一页不漏。我还记得赵少康有一次叮嘱新党公职人员平日要注意搜集资料，当时赵少康先生就举李敖先生为例，他说李敖从高中时代就搜集名人的讣闻，（大家顿时都在想搜集讣闻干啥用啊），赵少康继续说，因为讣闻上有这些人亲属关系的完整记载。

我们谈完了，李敖先生坚持请我们在隔壁餐馆小吃，我们吃饭时一面聊天，李敖先生打官司是有名的，打的人人都怕他，因为他能用心钻研法律，自诉比任何律师还有威力，我给李敖先生八个字的评语“行侠仗义，依法横行”，李敖先生听了非常得意。吃完饭朱先生和郭会长都抢着付帐，我把两人都拦住了，我说今天李敖先生要请客，你们千万不要抢，因为请李敖吃饭和被李敖请是完全不一样的，将来有机会，你们再抢都没关系，但是今天这次非得让李敖先生请不可。

7月24日上午我偕同朱柏亮先生和郭连福会长一同去真相新闻网录了两集“笑傲江湖”，每集半小时，我很喜欢上笑傲江湖节目，因为虽然我在三年立委任期内，上电视不下七、八十次，但是绝大多数的节目都是各党立委座谈时速，每次发言只有两、三分钟，还要接受叩应（CALL IN），这样只能概论时事，没法子清楚介绍一个案子，或是一个议题。而笑傲江湖虽然每集半小时，你却有连续二十五分钟对一个议题或是一个事件作比较完整的说明。

在两集笑傲江湖录完以后，李敖先生说你以后有任何题目都欢迎再来，我也不客气说还有一、两个题目，我也想谈谈，我说我会邀请与议题相关的人先拜访他，李敖说不需要面谈了，你要谈什么，跟我说一下，就直接上了，我听了这话真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特权阶级。

追随大侠笑傲江湖

认识李敖先生一年多，我发现李敖先生在上节目时和平日接触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上节目时，感觉他挥舞大刀左劈右砍，有一种叛逆性的狂傲，但是私下交朋友，非常随和坦诚，非常令人喜爱。如果我比较李敖和朱高正，两个人都有学问，也都有叛逆性的狂傲，作朋友都很有意思。但是朱高正在政治圈里和别人斗争时，他可爱的一面就完全变了样了。而李敖高明的一点，也是他为什么能一直保有他可爱的一面，是他乐得在学术领域里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完全不涉入政治权力的争夺，他批判什么人是纯粹就学术角度批判，他在批判时没有意图借着批判打倒对方，来夺取对方的权力。

从这里我再一次感到权力的可怕，同样有学问又有豪气的人，不碰权力的人可以自在的作他的学问，而碰到了权力的人要叫他维持原有的一份天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权力的诱惑力量太巨大了，他会改变人的性格，甚至使得本来有学问又有眼界的人，在权力的迷惑之下，你看着他做人做事跟他的学问差距愈来愈大，而他的眼光也从原来高深学问赋予他的远大眼界，被眼前的权力吸引住，再也无法看远看大了。

两集笑傲江湖播出以后，效果不错，在初选期间很多新党义工，都和我握手，说看到我上笑傲江湖，要我多加油，我后来选情告急就打电话给李敖先生，李敖先生真帮忙，硬是在选战结束以前帮我挤了两集，我两集谈的分别是“工会能自主吗”和“司法能监督吗”？

在这两集“笑傲江湖”中，李敖给我非常强力的推荐，似乎像钱达这样的人若在初选落败，新党就要完蛋。当时让我有点儿尴尬，但是我真是觉得李敖在今天社会上好像走江湖的大侠，社会上诸多不公不义，有时即使立委召开记者会，也不一定被媒体重视或报导，但是借着李敖先生的号召力上笑傲江湖节目，可以引起社会上广大的关注，而我自己就像一个身无一招半式的小老百姓，跟着大侠李敖云游四方笑傲江湖。

李敖说新党是两阶段淘汰就结束

我不能同意赵少康所说的，单单用人气与当选人的素质两个指标，就可以评估整个新党初选的成败，我觉得各种媒体对新党初选的全面报导中，其整体评估才是客观的评估标准，而从这些整体的评估中，我们清楚看到，新党将自己过去的标榜或说招牌，一次砸得粉碎，当年的新党是清新有理性、爱整洁守秩序，团结牺牲奋斗，现在则是嘈杂混乱，肮脏低俗，自私自利，牺牲同志，勇于互斗。

选到第二个星期，我给李敖先生打个电话，请他再帮我安排两集笑傲江湖的节目，李敖先生接起电话就说，钱达兄，我看你们再不停止初选，新党就要完蛋了。我说大哥，现在停止初选也完蛋了，停止初选就是宣告初选失败，选前三个月宣告初选失败，那么我们准备如何在一个半月内提名，在三个月内迎接大选呢？李敖先生又说，我看新党是两阶段淘汰，第一阶段在初选中新党候选人劣币驱逐良币，很多优秀的人选在错误的制度下被淘汰，到了大选是第二阶段淘汰，新党的劣币打不过国民党和民进党候选人，最后新党在两阶段淘汰中结束。我听了李敖的话，心中很痛心，因为我不能不承认他的判断也是我的判断，只是我不忍心说，或者没有客观地位来说。我看看，要端正新党的错误恐怕只有把整党炸掉，但是不端正错误，恐怕中毒已深，只不过多拖几个月，也许还有不倒的奇迹，比方国民党和民进党发生重大失误，总之到这一刻，新党能不能活的下去，就要看天了。

8月24日，我上李敖节目时，在计程车里，我对李敖先生说，你当时说的劣币驱逐良币指的是新党候选人当中发生这个现象，但是这些日子我发现连新党的义工和支持者也发生这个现象了。很多新党的义工或支持者看到媒体上新党的初选，都不能理解我过去热爱的那个新党到哪里去了，今天这个新党已经是我不认识的新党了，有的人迷惘的痛心，甚至生恨不去投票，也有人还是去投，可是投的是非常沉痛的一票，我说的这段话，李敖先生在节目的开场白也引用了。（节选自《黄旗梦碎》——钱达著）

不枉此生——说李敖（江青）

3月18日李敖在台北作古，不到一个小时，知道我和李敖相熟的女友给我传来噩耗：“小青 ：李敖走了！”

这些日子我每天关注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有关李敖的报导和评论，正好与他五光十色、起伏跌宕的人生历程一样多面而复杂，我只能说叹为观止罢！

对这位极具争议性“人物”我不敢妄评，也没有资格。但作为相交断断续续超越半世纪的朋友，我可以谈谈个人和他交往的点滴片段，好留下他翩翩令人难忘的嘻语容颜，也好告慰这位友人在生命后期常引用陆游的这句诗自夸：“我死诸君思我狂！”

我认识李敖这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狂人，是1964年。1963年李翰祥导演在香港成立“国联电影公司”，那年我随“国联”去台湾拍创业片《七仙女》，正好李敖的书《传统下的独白》同一年出版，轰动一时。我在关心《七仙女》上映宣传时，在媒体报章上也注意到了这本令各方人马“七嘴八舌”的书。在好奇心驱使下，我把书找来看，此书收录了他二十篇综合文体杂文，其中1961年他一鸣惊人的出道之作《老年人与棒子》也在其中。

我对书中的内容虽不完全了解，但全书反抗、藐视威权和传统的态度，及有声有色、嬉笑怒骂的笔锋，令一习惯“听话”、刚刚离开大陆不到两年的我为之一震。

国联租用台北泉州街“铁路饭店”做大本营，我住在里面，大本营从早到晚三教九流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李翰祥导演生性好客，当时台湾文学、艺术界人士都是他的座上宾，高阳、郭良蕙、平鑫涛等，当然锋头最健的文星出版社萧孟能夫妇和李敖也在其中。

李翰祥和李敖是东北大同乡，都在北平生活过多年，跟故都有浓郁的乡愁，也可以称“牵心结”。记得两人用道地的京片子活龙活现地谈天说地、毫无忌惮地品头论足、淋漓尽致地快人快语。我在北京舞校生活六年，习惯听京片子以及缺德又尖酸刻薄的用语，真觉得好亲切、好过瘾、好快活！至今还记得他们让我大吃一惊的“流氓”语：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当年台湾警备总部跟李敖死缠烂打，他日日夜夜有“跟班”，于是他用影视圈做挡箭牌，权充不务正业，与“跟班”周旋，鱼目混珠过日子。他自己这么看：“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1965年，创办四年的《文星》杂志第一次被查封后，李敖一筹莫展，异想天开要卖牛肉面赚钱，后来是通过李翰祥同学毕丽娜帮忙，做起贩卖旧电气生意维生。

同是东北人的毕丽娜和李翰祥是北平艺专同学，二嫁美国驻台武官费伟德 （Wade Phillips），因此改姓费。1964年，我和性情中人费丽娜刚认识就一见如故（那年儿子费翔四岁）来往频繁。往来之中，李敖得知费丽娜前夫因“匪谍”罪名在台湾命丧黄泉，而我从大陆来台，而绝对不认是反共艺人，更觉得可以跟我们推心置腹，告诉了我们当他年少时在台中念书，佩服老师严侨（地下共产党员），几乎密谋潜逃的故事。

我们看李敖虽然平日潇洒自如，嘻笑怒骂，但知道他囊中羞涩，于是众人给他出生财之道的邪门主意。我年少无社会经验出不了主意，但能当个小“帮凶”——付四万台币购买了李敖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

记得在国联饭厅，李翰祥伙同“狐群狗党”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李敖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他谋生收入的一部分，吃饭时李敖喜欢“将”李导演的军，回答不出他典故出处的要罚款，向他讨教历史凭据问题的要收费，李导演爱才、有时也仗义，心甘情愿乖乖送他钱。聪慧、热情的费太太（我当年这样称呼她），在美军顾问团“吃得开”，交际处事八面玲珑，在她搭桥架梁下，帮李敖买二手冷气、冰箱，得心应手，转手卖出所得，在当年不薄。

从来不隐瞒爱钱——因怕人穷志短，爱美女的李敖，突然跟我们宣布，在某女中门口见到了绝色美女，因而常常中止进行中的谈话或事务，好准时赶去女中门口等美女下课。他穷追不舍的劲道，和各种鬼点子，让大家绝倒、称奇。李敖追上手的小情人，他昵呼“小蕾”，纯净而又善解人意的小蕾的确让大家眼前一亮。在国联买下琼瑶第一部小说《窗外》电影版权后，也在留意物色第一女主角——江雁容，大家一致认为，论年龄和美丽以及多愁善感的气质，小蕾当是第一人选无疑。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事与愿违，好像因为当年李敖写了文章批评琼瑶的文风“穷摇”而导致流产？我也老了，久远的往事记不清。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如果林青霞当年没有拍《窗外》，她现在会有怎样的人生？

第一次到李敖信义路公寓住处作客，印象最最深的，莫过于他藏书丰富的书房和资料库，他庞大的资料库尤其难忘，由地板到天花板，四周全是铁柜。记得他笑说：“每个和我交朋友的人必须小心，我有你们全部和我来往的记录资料，严防朋友日后反目，我可以有证据。不信？”于是他举各种例子，边说边准确无误地找出相关资料示人，而每个打开的柜内，文件放得井井有条。我纳闷地问：“不会有我的档案罢？”，回答：“哦——那当然！”，说着李敖就快速打开一铁柜，取出文件夹，“这是你的档案，×年×月×日在江青家吃饭，菜单是XX，客人有XX；这张写×年×月×日在江青家打牌，某人赢若干、某人输若干、某人欠若干……” “我真服了你，不要再念了，谁还敢跟你交朋友？”我切切实实大吃一惊，也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和过目不忘的本领。

那时，李敖的母亲跟李敖住，是个有个性、倔强又直爽的北方老太太，李敖介绍她是“西太后”。而李敖好斗、嫉恶如仇的性格，我觉得可能部分由母亲那里承传下来。除了对住在家中的小蕾她会有“不懂规矩”的微词，对大家尤其是对李敖的好友孟祥柯都极热情，聊起天来，老太太言之有物又滔滔不绝。记得我问她担心李敖的安全吗？因为当时李敖准备好了一个小包，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去坐牢。老太太叹口气，向窗外的“跟班”指了指，“我都不劝他了！”看着李敖说： “劝你也没有用，不是吗？”

李敖像个小男孩看着母亲，柔情地笑了笑，老太太一句话再没多讲。这一幕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一方面钦佩李敖为了自己的原则，表现出大无畏的坚毅精神；另一方面也感到这位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焦虑如焚的母亲爱的伟大。据我所知李敖一直相信灵欲一致的爱情，对小情人怜爱有加，我亲眼目睹在李敖人生低谷时，小蕾小鸟依人般陪伴在旁，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爱情给予的力量。小蕾小小年纪，这份从容、勇气和对爱情的执着，也令我对她刮目相看。

1970年夏天我婚变，仓徨之下“逃”离台湾，没有跟任何人道别。

1989年，在十九年之后我又回到了阔别的台湾，在国家大剧院作独舞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去李敖家叙旧，在他家厨房餐桌上，我们回忆起以前共同做过的许多“傻”事，也谈及往年朋友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李敖入狱、出狱；结婚、离婚，都是我在台湾缺席的那十九年间。十九年前我离开港台影剧圈，在美国也是一切由零开始，朋友久别重逢细细数来，人生旅程中的甜酸苦辣、惊涛骇浪我们都经历过了，往事如烟嘘唏不已。

离开前，李敖送给我新近出的书《李敖自传与回忆》，并即兴在书上题了首诗：

且作神仙舞

愿为流俗轻

曲终人不见

江上一峰青

1989年之后，我去了台湾很多次，无论探友访胜、参加影展、演出、出版新书，每次都会找机会跟李敖见面，他快人快语，跟他谈话痛快、愉快。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没有包袱也不虚骄，虽然有时喜欢故弄玄虚和借题发挥。这几次的见面，至今记忆犹新，现记下。

九十年代初期我们会面，那一次我居然想起那套二十多年前购买的书，于是向他“讨货”，不料李敖突然哈哈捧腹大笑，眼泪都快笑出来了：“啊——你怎么还没有转过弯来，还是那么善良、一根筋到底啊？” “你什么意思？”，说了半天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笔买书钱是我前夫欠下他的赌债。“原来当年你们狼狈为奸骗我？”李敖一面喊罪过给我赔礼道歉，一面马上要了我的地址，要给我寄上。然后说：“我是给你赔礼道歉在先，不信你看有书为证。”于是他翻开《李敖回忆录》，书中如是写：

有一次大家在刘维斌（演员）家赌钱，赌到天亮时，来了电话，刘家昌说：“一定是我老婆来查勤了，千万别承认！”刘维斌拿起电话，果然是江青打来的，刘维斌立刻把赌台上的生龙活虎气概，收敛得一干二净，反倒装出被电话吵醒的模样，语调迟钝，慢慢而断续地说：“……不在啊……没有啊……我昨晚拍片，今早四点才上床啊……”我们大家屏息静坐，不敢出声。事后哄笑不已，深叹刘维斌演技精绝。二十年后江青来台，到我家拜访我，我甚感惭愧，我觉得她与刘家昌婚姻的失败，我们这些当年的酒肉朋友不无责任。

九十年代中期，李敖约我去吃饭，他一家四口都来了。知道他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很少让妻小“抛头露面”，因为他事先没有讲明，我颇感意外。只见李敖牵着儿子的手，高挑、亮丽的太太怀中抱着女儿，没等坐下，李敖第一句话竟是：“你看我太太腿漂亮罢？她穿着短裤在汽车站，我远远看到这美长腿，就追了上去……”不让李敖讲下去，他太太说：“我是王小屯。”落落大方的自我介绍。“是我太太，丈母娘比我还小。”李敖忙接口，我伸出手给王小屯：“幸会！”“你怎么还那样胡说八道，在小孩面前不要乱讲。”王小屯柔声说。“小青知道我脾气，没有关系的。”李敖嬉皮笑脸地辩解。

这是我第一次见王小屯，但那次的聚会印象深刻，在李敖口中，王小屯除了美腿打一百分外，当妈妈也打一百分。见他们夫妇恩爱，饭桌上王小屯悉心照顾孩子，母爱泛滥，李敖看在眼里，也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我着实替老朋友庆幸 。

这以后，我没有机会再见温柔而又聪慧的王小屯，希望她和子女多多保重，节哀顺变！

九十年代末期，一次跟李敖见面，闲谈之间他打听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要素，我将所知道的一些规定：如何可以获得提名，谁有资格提名等，一一如实相告。最后告诉他，我在瑞典的老友陈迈平（笔名万之，《今天》杂志创刊人之一），最清楚程序和熟悉要领，每年都会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写一些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有机会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

过了一阵子，自称李敖忠实信徒的黄宏成先生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来找我和迈平，并寄送了精装版《李敖大全集》。在迈平看来，送书是敲门砖，估计李敖是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为他将要出版的新书和做的事作卖点和宣传。

1999年秋天，迈平和太太瑞典汉学家安娜去台北，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淡江大学有交流项目，我提早向李敖通风报信，李敖抓紧时机很正式地宴请了迈平、安娜夫妇，聚餐时他们向李敖表示：首先需要把作品翻译成外文才能让瑞典文学院了解他，于是李敖正式委托他们夫妇帮助翻译出版。至于被问到：如何才能知道并且证明被提名？回答简明：一封签名回执挂号信即可证明。

当然，我知道才情纵横聪明绝顶的李敖是诡计多端、从不会谦虚的人，对后来宣传得轰轰烈烈、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事件，我当然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清楚内情。此事有点像一幕“荒诞剧”，我和迈平谈及此事时，两人不免“偷笑”。

2001年我去台北，李敖约我在餐厅小聚。一入座他就问：“听说你跟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系？”“不可能，谁说的？”“我有小道消息。”非常肯定的语气。于是我就把八十年代跟行健认识，以及在他出国前委约他写《声声慢变奏》和《冥城》两个剧的细节告诉他，并坦言，我认识行健远在马悦然之前，一直对他的作品赞扬不已，然而，我跟马悦然在瑞典也相识多年，行健来瑞典在我家作客，我也请了悦然夫妇作陪，但表演艺术界和文学界风马牛不相干，“你不要胡扯”。

记得行健2000年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爆大冷门，媒体朋友远在港、台给我打长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给我打电话，各路人马急于打听：高行健是何方神圣？有哪些作品？我马上赶写了篇《自由在他心中》，寄给老资格的老朋友董桥先生，献给读者。

猜想李敖大概也看到了这篇文章罢，谈话中向我透露了他有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思。此后他寄了小说《北京法源寺》和《上山·上山·爱》给我和迈平，安娜也翻译好了瑞典文版《李敖的自传与回忆》，但由于当时瑞典出版社没有兴趣，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出版。

一晃眼十多年就过去了，迈平和李敖彻底断了联系。2017秋天我去台湾前，迈平郑重托付我向李敖当面说明情况：现在他和安娜有了自己的出版社，而且运作得有声有色，所以会在重新修订后出版。结果在台北，我打电话给李敖无人接听，就直接去了李敖仁爱路四段的家，吃了闭门羹，留下字条：“你好李敖！无人在家，听说你病了，特来探望！见字请给我旅馆打电话……”我一直没有等到他的电话，表明病情严重，心中黯然。

这几天跟迈平通邮件谈李敖，他回邮写：

“李敖是个在历史上有其地位的人，也是值得纪念的人，对于他因为反抗国民党过去的独裁而坐牢，我是深怀敬意的。”又写：“（没有出版瑞典译文）这是一个我的遗憾，因为没有完成答应做的事情。但我还是希望，今后要出这本书，对作者还得有个交代。”

我回邮：“我想李敖出版瑞典文的事应当时机成熟了吧。此外，他的《北京法源寺》写的极好，我建议你们可以考虑翻译，现在和诺奖没有关系，不带功利性反而有意义。”

每次和李敖见面，他总是说我“好人被人欺”，告诉我要出气的事尽管找他，他会替我“报仇”。“我已经没有“仇人”了，目前我生活过得很单纯。”“当真？”他话中有话，恶作剧的表情，我过去的种种恩怨情仇，吃了的大亏，他心知肚明，“就当当年走火入魔、算缴学费罢。”我心平气和地说。

《印象·刘三姐》是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是一个把广西的民族文化同广西旅游结合起来的歌舞剧项目，张艺谋对此很感兴趣，觉得“可以玩”。当年张导演因为要排北京故宫版本歌剧《图兰朵》，所以观摩了无数次1987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图兰朵》录像，知道我在此剧担任编舞同时任艺术顾问。于是在为刘三姐项目招兵买马时，主动找人跟我取得联系。我表示对旅游文化反感，无法胜任。在他好说歹说“艺术唱戏、经济搭台”，他本人对艺术负责的承诺后，我被说服参加了主创团队，并与也是甲方的张艺谋导演签约。

1998年张艺谋带了主创班子前去桂林选点，最终选定在漓江与田家河交汇处作为实景剧场。此后，因为他没时间，于是由我多次带领助手深入广西“采风”，此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我把文字、影像资料提供给总导演，并参与了剧本讨论。项目进行得并不顺利，投资者几次反复，最终于2000年7月下旬，该项目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不料离开北京回瑞典后，此项目就又没有了下文。近两年来，我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全力以赴，但按照合同该得的酬劳分文未得，几次询问都不得要领。我以为又遇到了胎死腹中的倒霉事，自己远在万里之外，鞭长莫及，只能认吃亏！

2003年，在中国的友人突然告诉我《印象·刘三姐》在漓江大张旗鼓宣传试演，并发来图像，我的名字赫然在广告上。我简直不敢相信，马上向张导工作室及制作公司负责人询问，制作方推说早已另起炉灶，和前面的工作毫无关系，张导推说不知内情，以为制作方跟我早就“摆平”。我对被蒙骗和不讲道义以及对“人”的完全不尊重开始发难，写了公开信给张艺谋导演，结果国内媒体无人敢得罪“大腕”，也感到在国内这等事是家常便饭，不必大惊小怪。最后公开信只有香港《开放杂志》刊登了。

此事确确实实激怒了我，想到李敖在台湾主持《李敖笑傲江湖》电视节目，于是跟他长途电话联系，要他“快意恩仇”在电视上主持公道。我把情况向他细细说明，也给他寄去那封公开信，大约李敖感到是给他出了个辣手的难题罢，就表示口说无凭，非要我给他详细证据不可。我直觉此事是强他所难，自己虽然忍无可忍，但也无法把时间和精力再消耗下去，此事不了了之。细心的李敖大概也感到自己没有兑现拍胸脯对我作的承诺，下次见面时送了我一枚刻了我名字的精致白玉图章作礼。

李敖有位至交，也是他声称唯一没有骂过的人，他是我敬重的台湾“纸上风云第一人”——高信疆先生。1976年，李敖第一次出狱，台湾还处在党禁报禁的年代，但高信疆甘冒风险，极具胆识地在他主持的《中国时报》副刊上大幅刊登他出狱后的第一篇长文《独白下的传统》，引起轰动和巨大反响。

理想主义的高信疆一直认为文学要肩负推动社会的力量，文坛需要有激荡和论战。他有深厚的祖国情怀，认同的是一个文化中国，超越任何党派之上，也是位大中华民族主义者，所以他和李敖惺惺相惜。

九十年代末期，高信疆去北京主办《京萃周刊》，报上有“李敖专栏”，李敖定时寄稿，还写了《高信疆到大陆序》给老朋友加油打气。信疆和我在北京每每聊起这位朋友，虽然我们完全不能苟同李敖后期一些荒谬出格的言行，尤其信疆还是他和胡茵梦的证婚人，但是不能否认，他的确以自己的笔和言行，激荡过无数年轻人的思想火花，从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持续影响了好几代年轻人。

信疆2009年在台北驾鹤西归，第二年我和李敖在台北见面时，一个下午都在谈这位挚友。我告诉李敖：“在大陆和信疆熟识的朋友知道你把信疆直接押到医院诊治，尽管检查出来为时已晚，但节骨眼上能出钱出力地关照朋友，如今在大陆文化圈中成为美谈！”当我问到信疆的身后事时，李敖告诉我，他资助了所有的丧葬和墓地费用，但细节没有参与过问。他很坦白地说，无法忍受高太太的宗教狂热，而信疆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我们慨叹不已！

大约是2013年罢，我住在郑淑敏家，她刚由台湾中视董事长职务上退休不久，我们想结伴旅行。当她知道我要和李敖见面，就托付我转达给李敖非常重要的讯息——积极在台湾提倡并推动安乐死。因为她相信凭李敖的影响力，如果他站出来登高一呼，能有充分的力量和份量把这件事做成，造福一方。我一向佩服淑敏的判断和决断力，所以跟李敖郑重其事地讨论了给安乐死立法的可能性，告诉他此重任非他莫属！他也表示我们这个年纪，大家或早或晚都会面对此类“人道”问题，也提醒我基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立法不易为。他也感到此事刻不容缓，建议由他介绍陈文茜给我认识，可以联合淑敏一起行动。

我在台湾停留的时间如蜻蜓点水，很快又远飞，一直没有机会跟陈文茜女士认识。如今淑敏搬来了华盛顿，李敖走了，想及私下这些有意义的话题，想做的事如何可以付现？

李敖走了，媒体上对他褒贬不一，是非恩怨不绝于耳。我和他陆续交往超过半世纪，知道他是个极其矛盾复杂的人，可以是君子也可以是小人，是理想主义者也同时是实用主义者，但他是个货真价实的“人”，永远活在个人价值正确中。他表面上虽然完全是个快意人生的大男人，但内心里他实在是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人，我想也许是少年时期在大陆战乱的颠沛流离，青年求学时期在台湾的穷困潦倒，以及后来面临的牢狱之灾，这些纷扰导致成就了他的性格和格局。

近年来老朋友们一个个相继远行，依依不舍之下总想记下点什么聊作缅怀。走笔至此，突然想到高行健冷眼看人生的豁达态度，不妨在此节录下他在1987年为我舞蹈诗歌剧《声声慢变奏》作的第五场“滚板”结尾，也许高行健的这段词能恰如其分的说穿并概括了我所理解认同的人生谢幕！

从天明到黑夜

从黑夜到天明到黑夜到天明到黑夜

从春到秋

从冬到夏

从秋到冬到春到夏到黑夜到天明到黑夜

一切的一切的一的一切的一的一切的一切的天明的夜的

冬的春的夜的夏的

一切的天明的一切的夜的一切的一切

全都用过了

消费了

结算了

了结了

报废了

处理了

清扫了

没有了。

这就是现实人生中谁也逃避不了的生老病死，但愿李敖跟尘世间作别时，能心无牵挂、心甘情愿地了了！

江青 2018年4月清明于纽约

我们来读李敖的八卦（游本嘉）

新闻晨报：《李敖有话说》制作人眼中的李敖

400集节目，他只NG一次

李敖大胆说，“凤凰”吃罚单

李敖在台湾地区也做过很多电视节目，比如《李敖大哥大》和《李敖笑傲江湖》。但是，其作为电视脱口秀主持人的日子在台湾越来越难熬：一方面固然因为台湾观众的收视口味改变；另外一方面也因为李敖肆无忌惮地笑骂当局，让电视台老板们都承受着不少压力。以至于台湾电视台都不大敢请李敖来做节目。

游本嘉说，在这种情况下，凤凰台在2003年就已经考虑请李敖到香港来做节目。当时李敖用他那种特有的浅浅的笑容问游本嘉：你们敢吗？你们受得了我吗？游本嘉他们当然也知道他的风格，不过还是坚定地说：敢。李敖也很爽快，回答道：那我可以试试。

聘请李敖做节目对于凤凰卫视来说，的确是既开心也头疼的事情。开心的是：2004年起，每周播放5期，播放了一年后，节目受欢迎程度很高，观众反馈非常热烈，以至于凤凰总部下定决心将节目继续做下去；头疼的是：每次李敖讲到情绪激动的时候，总是会使用诸多“不雅”的，甚至牵涉到男性器官的词汇，以至于总有观众投诉到香港地区的电检部门。一次投诉，就要开出数目不小的罚单。游本嘉说：看他做节目，我们是不用担心的，但问题是节目播出以后，我们就提心吊胆，因为香港总部很有可能告诉我们：这次又接到罚单了。

但是，制作人员能够限制李敖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敖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完全就是节目的灵魂。虽然制作人员也会和李敖进行讨论，但是那种讨论，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李敖的参考意见。游本嘉无奈地说：你觉得我们能够左右“大师”的想法吗？我们有资格删除他演讲的片段吗？不错，他说了“脏话”，但是他会引经据典，告诉你这个脏字，在《红楼梦》啊或者什么古代典籍中就有……他和其他的主持人完全不同，我们只是给他提供一个舞台，提供服务，让他自由地发挥。对于天才，就应该用适合天才的方式。至于吃罚单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承受得起。

“脱口秀”后衣衫尽湿

虽然从节目制作过程中看，李敖是霸道的，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有这种本钱。游本嘉说，我们经常和李敖开玩笑，说他天生就是一个“电视表演家”。

游本嘉描述：他从事电视台工作这么多年，少见的是，连那些现场的灯光、摄像，私底下都觉得李敖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电视、天生有表演欲望的人。摄制400多集节目，居然只“NG”过一次。没有什么忘词、说错话、走神这些毛病，20分钟的“脱口秀”，他几乎是一气呵成，把他的想法、证据、材料、由头、伏笔完全讲出来。“这口饭台湾真的少有第二个人能吃！”每次录完节目，不管什么天气，李敖的两件衣服必定是全部湿透的。照李敖的说法，这20分钟，虽然他四肢不动，但是大脑在飞速运转，消耗非常大。

当然，台上20分钟，台下一样是耗费很多的功夫。

一般的主持人往往都需要编导收集资料，但是李敖是要自己收集资料的，因为我们没有他收集资料的本事。他虽然平时很忙，但是做一次节目，他经常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准备资料上，即使是上节目前，他往往会提前半个小时温习资料。

还有，李敖的功底非常扎实。游本嘉问记者：你知道蔡元培墓在哪里吗？记者老实回答说：不知道。游本嘉告诉记者：在香港。因为这次要去香港，李敖说要去看蔡元培墓地。我们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他却能够说得一清二楚———他懂的东西真的很多、很杂。

另外，在凤凰做节目，因为很大程度上面对的是大陆观众，李敖也会很认真地要求制作人员将网络上面的反馈第一时间收集起来，打印好给他，每次必看。不管是赞扬的，还是漫骂攻击的，他要求“全部上缴”。

礼待下人，“虐待”自己

李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个“狂人”，但是在他身边工作了将近两年的游本嘉却认为，他眼中的李敖和书本中张狂的李敖、电视里气势逼人的李敖完全不同。他有一种独特的行为习惯。

李敖非常有礼貌。进出电视台，必定要和车场管理员打交道，电视台工作人员停车时对他们一般是不理睬的。但是400多天里，李敖每次坐车到车场，无一例外会摇下后座的车窗，对管理员打招呼。打扫他办公室的阿姨尤其喜欢他，因为只有他会停下来跟她们聊天，逢年过节给她们送红包。

但是对自己，李敖却并没有那么好。很多细节，游本嘉都看在眼里。

对于饮食，李敖不“溺爱”自己。游本嘉说：李敖吃饭不讲究，而且每餐从来不吃饱。对此李敖的解释是：如果每天吃饭都吃饱了，就没有办法忍耐饥饿。吃饭不吃饱，就是防止一个人养成贪嘴的习惯。所以，他的体重始终维持在70公斤左右。游本嘉感叹：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在他的潜意识里，他绝对不会让自己陷入沉迷的状况，永远不让自己满足，这样就能避免陷入不利的境地。即便抽烟很厉害，但是他一旦戒烟，就是完全戒断，十几年不碰。

做节目也是如此，李敖不“闲散”自己。照道理做电视节目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很多年轻人都受不了。但是在游本嘉看来，2004年看到李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态还不是很好，但是自从做了节目以后，他从来不迟到、早退，身体状态反而显得比以前硬朗。他说：“李敖是那种喜欢思想斗争的人，是喜欢交锋的人，越是通过节目进行思维锻炼，他就越有活力。”

对于朋友，李敖也不“放纵”。尽管游本嘉几乎天天都跟李敖打照面，但是游本嘉在节目结束以后，几乎就不会和李敖电话往来，维持着一种君子之交的状态。游本嘉说：我们都很清楚他对待身边人的方式。他最痛恨两种，一种是在外边利用他的名头招摇撞骗，这种人有很多；还有一种呢，就是随便跟他攀亲带故。

“所以，”游本嘉笑着说，“一般我都不敢跟外面说，我是李敖的制作人。”

9月中旬的北京，凉爽宜人，老北京说，这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

在一大群记者还有敖迷簇拥下，七十岁的李敖披着大衣踩上北京故宫的石头地。五十六年之后的重逢，固然有着惊心动魄、亦喜亦叹的情绪波折，但身体上李敖没有轻松过，三个小时的参观后，在故宫层层叠叠的院子里，李敖换下一身可以拧出水的衬衣，连呢绒西装内里都湿透。

李敖皱着眉苦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这是多半怒目金刚、甚至有些张牙舞爪的李敖所不为人知的一面。下面，我们来说说李敖的几件事，当然无非就是柴米油盐，一方面满足敖迷们偷窥的欲望，一方面也“解构”大家眼中的这位品牌精英男性。

吃

李敖的体重，为什么能数十年维持在七十公斤上下？

许多记者都问，五十六年没回过家乡，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究竟吃了什么？

相较于他的好友陈文茜精于美食，李敖根本就是“食物的白痴”，他对吃有极端念旧的倾向，每回录完影，会吃一家位在台北精华区内、有数十年历史的家常菜，叫九如餐厅，点的不外乎是豆沙粽、鸡汤、蛋炒饭。其实，李敖每周会有几天窝在台北近郊山上的书房看书，独居的日子多半都用牛奶面包或是方便面打发。李敖还有个习惯，就是过午不多食，这是他年轻时坐牢所维持下来的，“对于那些狱卒而言，三四点钟早早让你吃完饭，他们才能下班，谁有空伺候你晚餐？”也是坐牢的影响，李敖一米七二，体重却数十年维持七十公斤上下，他说：“别让你的胃控制你的脑”。因为这一点，凤凰卫视在安排李敖神州文化之旅时候伤透了脑筋，一方面希望让他多尝尝特色食物，一方面又得顺应他的习惯，于是我们用“随行工作人员需要吃”的理由，让他接受安排一路陪吃。但是回到台湾，他还是告诉我，他瘦了两公斤。维持简单的食物，而且只吃七分饱，这是懂得自制的李敖。

穿

整个大陆之行，李敖为什么只有一只皮箱？

李敖屏幕上常穿唐装长袍，屏幕下却多半衬衫夹克，夏天还套上薄大衣，冬天则换成毛呢大衣，起风时还戴上帽子。穿得多是因为怕冷，这毛病缠他数十年，还成为他五十六年不回家乡的借口之一。李敖说，二十出头年轻时在台湾服兵役，有一晚就睡在南台湾的乱坟上，凉意直透肌骨，“不知是哪个恨他的鬼魅”，从此东北血统台湾身，穿少则冷穿多则热。特别是录节目，是他口中“四肢不动，脑力极度发挥”的运动，李敖有不用讲稿、不重来的本事，换来的，就是他常向我展示的：手脚冰冷，全身湿透。这就是为什么，在整趟的神州文化之旅，永远都有一只皮箱的原因。

钱

李敖的钱都藏在哪里？

穿得多是特色，李敖身上衣服口袋多是另一个特点，口袋是方便放置随身携带的现金。他常玩一个把戏，就是从口袋理掏出一大叠台币或美金，多到足够买半辆车。活到七十，李敖前一阵子才有了银行户头，还办了信用卡，其实李敖大半辈子不与银行打交道，买房子都是全额现金支付。他说，“要户头干嘛？”，钱就在口袋，还有藏在书堆里。最近李敖的书房搬家，从一屋子近千箱的书里，竟然每每不经意翻出钞票来，算算总数约百万台币，折算一下近二十五万人民币，他把钱全捐给台湾的原住民女“立委”高金素梅，让她到美国、日本为台湾原住民在二战中被日军欺凌讨公道。这让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的工作人员们扼腕多日，早知“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以这样的形式梦想成真，当时就应该自动请缨为李敖大师整理书房。

钱摆在口袋里还有坏处，就是压不住买好东西的冲动，台北的古董商或是古书店老板都知道，随时回报总能有生意做。另外，就是给小费爽快，台湾的“立法院”有个秘密，就是“立法委员”李敖一旦走进办公室，打扫的人就应该跟着进去，有一阵子，李敖助理强迫他把口袋里的千元纸钞全换成小钞，避免“立法院”的员工全挤上门。其实李敖不是浮夸，也不是虚荣，在神州文化之旅一路上，不管在北京、上海，还是香港，不只是小费，在紧凑有如走马灯的行程之余，李敖还要花上时间一一为所有酒店服务员签书，有一晚我陪他签名到午夜，他还千叮万嘱深怕遗漏，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体贴的李敖。

书

李敖那么多的藏书，究竟是怎么分类的？

李敖为凤凰卫视录制的《李敖有话说》栏目已经超过四百五十集，就像凤凰为李敖拍摄的宣传片里的一句宣传词“让李敖帮我们读书，我们来读李敖”。李敖在节目里所展现的学问广度与深度，让人惊艳，让人觉得很难抓得住他。他怎么帮我们读书至今是一个谜，尤其当你到他的书房，看到一屋子书，再随手翻开书本，书里处处有李敖手迹时，这个谜就益发显得有趣。

李敖读书的精髓很难掌握，只能说几个观察：第一，李敖的书房里，书的位置完全不依一般政治、历史或人物等等的分类，有许多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书都可以摆在一起，显示李敖存在一个与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知识逻辑系统，这个系统不但归纳整理成千上万本书或资料的关连，甚至这个知识逻辑系统也决定了李敖读书、研究资料的关注点，有关于李敖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许多敖迷们应该可以藉由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四百多集的节目里，找到破解李敖这个知识逻辑系统的蛛丝马迹。

第二，李敖读书或资料，喜欢进行有如手工业般的剪贴活动。在李敖的藏书中，有些书因为是孤本因此保存得非常妥善，但是大部分的书都被李敖进行“外科手术”——被裁切得零零碎碎。被裁切重新贴上的资料，可能是书的封面、书的内页，或是图片剪报。这项活动有如李敖的读书仪式，他多半都不假他人之手而是亲自完成。每回节目录像前，李敖会从箱子里提出一捆捆用绳子绑起的这些剪贴资料，这一摞摞资料可不是固定的组合，而是依着主题及讲述逻辑而有无数变化的组合。一边讲，一边展示他亲手完成的证据，从1995年李敖在台湾电视频道展开他的电视表演生涯起，就已经成为他的标记与风格。

思

70岁的李敖读了一辈子的书，现在的人却每天只花20分钟来读李敖，李敖是否应该悲哀？

李敖当年受到台湾两名自由派学者胡适、殷海光的赏识，成名很早，当年惊世骇俗，俾倪一切的李敖如今也有七十岁了。这个年纪是那种年轻人虎视眈眈，等着要将你扔进棺材、为你终结历史地位的时间。但是尽管你可能不赞成他的意见，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李敖是给你们玩的吗”，你很难打倒他，虽然他已经七十岁。

作为李敖的制作人，与他相处近两年，我想建议各位，当我们坐在沙发、打开电视机读李敖时，务必用更高、更广的心态读他，读他的弦外之音，读他的思想脉络，还要读他的坚持与不变。李敖的电视表演，是外表轻松，内心激荡，是智慧学识的高度浓缩结晶。我们这些读者现在只要每天用短短二十来分钟，就能撷取一个终生努力不断的读书人毕生的智慧。我常问：面对这种模式的知识共享或掠夺，七十岁的李敖该高兴还是悲哀呢？

2005年9月

论李敖来台五十年（许信良）

李敖最喜欢谈论的中国思想家是胡适，而胡适最常提到的是写《国民公敌》剧本的剧作家易卜生。在《国民公敌》中，斯铎曼医生最负盛名的一句台词是“世界上最强而有力的人就是哪个最孤立的人”。我把这句话送给李敖先生。

个人在一个时代、在一段历史里有多少角色呢？人类在过去大多数的时刻，寻求一种“集体”，寻求集体的记忆，寻求集体的意志。因此，根据血缘，而有了家族；根据土地上某群人的特殊利益，而有了国家；根据国家内部某一群人特殊的政治想法，而有了政党。大多数时候，人类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由，创造了这些集体的概念。但也在创造集体概念的过程中，逐渐背叛而失去了自我。

在人类历史上，意识到集体对个人这种消灭的人，非常多。在许多创作者中，易卜生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他还有像卡夫卡的小说等，不胜枚举。但是能够真的用一个孤立的人、孤活漱生，来见证一个时代的人，放眼大历史，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

小说家卡夫卡写《公务员之死》，这位公务员寻找自尊的最后方法，就是自杀。可是李敖的有趣是，他不只杀自己，还差点把别人都给杀了。

李敖“快意恩仇录”的书背介绍文字明白的说，“李敖不是宽容社会下的产物，他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一个社会出现一位李敖，哪里是容易的事，又哪里是平白得来的事？

在人类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第一个都是思想家。而这些思想家，如果又是一个行动者，他对思想的影响更加深远。我的一生，一直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思想的行动者，而在我人生历程中，也经常不断地循环在集体与个人意志的反省与选择中。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坚强意志的人，或者被许多人称为“绝对自信”的人，都没有能力让自己成全出像李敖这样一个彻彻底底的生命力。

李敖曾经很自豪的说，“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台湾社会比李敖痛苦的是，他们想找佩服的人，却不能照镜子，因为镜子里面出现的不是李敖。今天李敖来台五十周年，五十年的历史里头，李敖历经各种不同的阶段。在大学时候，就已经才华横溢到连他的老师都不得不低头，可是他却进不了研究所。他一个人单干！不管他说他认不认同台湾，不管他是不是嘲笑台湾只是个岛国，他住在这里五十年，而且有一段时间居然还为台独坐牢。

他在那个年代里头，把所有压抑的思考，像翻石头一样，把哪些封建的石头全翻开来。像李敖这样一个人，放在任何其他国家或土地上，都会被当成一个社会中难得的思想天才，但是在台湾，他的处境却刚好见证了那个时代很深刻的悲哀。但之后的李敖，他所对抗的就不只是那个时代，而是这个社会中用各种方式所创造出来的虚伪道德、甚至对抗他自己的年龄。

许多人说我不擅长媒体政治，而且他们说我愈老愈不适合。我看到李敖，就不服气。我虽然不如李先生会讲话，当然也不如李先生聪明，但他又不是美女，整天只穿着一件红夹克，拿着一些资料，却竖立了台湾在各种主流媒体中不可取代的舆论王国。我只能够说，有些人的确是超越时代的。在压抑的时代对抗压抑，在虚伪时代对抗虚伪。

最后还是用这句话送给李敖，“世上最强而有力的，就是那最孤立的人”。以前他不需要学术界捧他，后来不需要政党捧他，现在也不需要大媒体捧他，他照常活得高高兴兴、快意恩仇。

台北识李敖（魏明伦）

——海外日记之一

1995年2月26日，星期日，台北六福客栈

今天，台北《民生报》、《联合报》分别以“两岸怪才相见欢”和“四川鬼才碰上台湾怪才”的醒目标题，刊出了我与李敖会见的消息及合影照片。

李敖：台湾著名学者，杂文家。精通文史，学贯中西，谈古论今，惊世骇俗，反传统，反封建，骂暴政，骂时弊，呼吁政治民主，鼓吹言论自由，道人之未道，成一家之言。其书96种被查禁；其人多次入狱，坐牢7年。他公开自称：“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3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口气之狂，史无前例，后世难再。我在大陆读过他的杂文选集《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千秋评论》，对此公心仪已久。这次作客台北，经音乐家许博允先生牵线，我有缘结识怪杰李敖。

昨天午后，细雨霏霏。由新象文教基金会王小姐领路，我同妻子一起乘车赴约。车上猜想李敖是何模样？传闻此公脾气怪异，出言不逊，常使人难堪而引以为乐。我不禁想起30年代四川才子刘师亮拜访厚黑教主李宗吾的自报家门趣话。

李宗吾咄咄逼人：“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

刘师亮反唇相讥：“斩赤蛇，定天下，高祖姓刘！”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万一怪人李敖给我来个“老子姓李”之类的见面礼，我就只好不卑不亢地将“魏”字拆开一半说“小弟是鬼”了。

车到传家艺术中心，许博允已在展厅等候。这里正在举办李敖珍藏书画拍卖预展，四壁悬挂名人手迹精品：文征明、唐伯虎、冒辟疆、董小宛、翁同和、何绍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于右任、齐白石、张大千……古色古香之外，还有一时髦女郞画像。画中美人是李敖前妻、电影明星胡茵梦。

许博允引来一人，不待介绍，那人主动笑着伸过手来：“欢迎光临，我是李敖。”

我握手打量对方：白净面皮，瘦高身材，红衬衣，红领带，红背心，嘴唇也很红润，年岁应是中盛。谦恭礼貌，满脸含笑，与我预想中那位年过花甲的怪人狂人冷面人形象毫不搭界。

李敖手拿一张《潘金莲》演出说明书，指着许博允说：“听他介绍，您这次到台湾，是带剧团来演出荒诞剧《潘金莲》？”

我点头答道：“我在大陆拜读李敖先生的大作。您有句名言‘中国女人的牌坊要大，金莲要小！’我扛不动贞节牌坊，只把三寸金莲带来了。”

李敖仔细一看演出说明书：“啊，是吴祖光强力推荐……这次吴老先生没有亲自来。”

我从李敖的眼神和语气中感觉到他对吴老很尊敬。

许博允插话说：“你俩都是鬼才，今天见面，真是鬼撞鬼了。”

我摇头辞谢：“不敢当。我是小巫，李敖先生是大巫。今天是小巫见大巫。”

李敖比我更客气，他伸出大拇指，妙语解颐：“巫山在四川省，要说巫，还是四川来的魏明伦为大！”

如此谦逊，与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李敖判若两人！我脱口而出：“你真是李敖吗？”

李敖没料到我会这样提问。他笑着回顾许博允，许先生似乎没有听懂我的四川话，笑着耸了耸肩。

我用认真的口吻说出一串戏言：“我想象中的李敖应是冷面老叟，披着长发，蓄着虬髯，是个中西混合形象。目空一切，语惊四座。用北京土话说，他是狂得没治了！这样年轻，这样谦和，你不像李敖，倒像是李敖的儿子，代替令尊出来接待客人！”

李敖不愧是捷才，立即幽默地反诘：“你怀疑我是大陆流行的伪劣假冒产品吗？”

我被将了一军，记者们饶有兴趣地围过来倾听下文。

“台湾也有假货啊！”我灵机一动，联系现场书画而答，“今天李敖先生就是演讲如何鉴别文物的真伪嘛。先生学识渊博，能辨认名人字画是真是假；小弟不才，也想辨认今天出场的李敖是假是真？”

李敖豪爽地一笑：“哈哈，那就请您检验吧。”说着陪我参观展厅字画，记者们跟随拍照。我见所有展品都标明作者的生卒年，唯独一幅大陆画家邵宇的作品只写了作者1919年出生，却没有署明卒年。

我告诉李敖：我见邵宇先生最后一面是在全国政协文艺小组会上，他已于1992年去世。李敖得此消息，马上取过标签，亲笔补写邵宇卒年。我再一次感到“狂人”不狂，从善如流。

下午3点整，宾客云集，李敖登台讲演。我偕妻子前排落座，听清了这次拍卖活动的特殊缘由。

早年，“骂蒋专家”李敖曾被蒋介石、蒋经国两代“总统”下令逮捕，与蒋家父子积仇甚深。近年，台湾终于“开放党禁报禁”。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实为蒋经国之子，蒋介石之孙）为了弘扬自由精神，提倡宽容学风，接受大学生黄宏成的建议，化除世仇，三顾茅庐，邀请李敖到东吴大学任教。章孝慈这种胆量和度量，获得中外舆论一致称赞。李敖教授到东吴大学一年后，章校长因公殉“植”——病成植物人！疗养必需巨资，长期耗费，除死方休。章孝慈虽是两代“总统”子孙，但“总统”皆已亡故，其子孙亦无特权。一介书生而已，两袖清风，哪来巨款维系生命？好个李敖，雪中送炭。他除了宣布将本人今后全部教书薪金加倍奉送章孝慈之外，毅然决定拍卖“李敖珍藏中国美术精品”所得大部分捐赠给章校长作医疗费用；另一部分以章孝慈名义设立基金，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兴建东吴大学第四女生宿舍；结余部分留给李敖的两岁幼儿和两月女婴。

义举使人感动，演说极为精彩。李敖一扫刚才待客的温和，怪杰本色脱颖而出。他即兴答辩来宾的种种诘问，思维灵敏，观念新奇，纵横捭阖，妙语连珠。我算是领教了什么叫作口若悬河！

“……从前我写了8本书骂蒋介石，又写了两本书骂蒋经国；现在，我送大笔资金给章校长治病。章孝慈是谁家子孙？公开秘密嘛，他是蒋经国的私生子。蒋经国不敢认儿子，蒋介石不敢认孙子，没有人性，没有良心。私生子有什么不好？我李敖就有，蒋赖帐，我李敖当众认帐，我有私生女儿！”（掌声、笑声）

“……前年，章孝慈聘我教书，隐约表示我李敖是蒋家王朝的受难者，被害人。我说，你章孝慈也是受难者，被害人，比我受难更深，被害更惨。至少我李敖的母亲还健在，而你的母亲章亚若却死得不明不白！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还敢说出来；你却只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我非常同情章孝慈，所以今天才拍卖珍藏字画，无偿捐赠给蒋家王朝不敢承认的后裔章孝慈。我做这件善事，李登辉想不到也做不到。李登辉只会伪造文书，伪造蒋经国遗嘱，他实在没有资格当‘总统’！”（笑声）

鄙人习惯了大陆规矩，若不是亲临现场耳闻目睹，决不会相信这是事实——在现任“总统”的马蹄下，在到处树立蒋介石“光辉”塑像的台湾岛内，竟会容许一个作家于大庭广众之间如此明目张胆、如此赤裸裸、如此直端端地一连谴责三位“党国领袖”！

可惜我昨天没带录音机去，又没带纸笔，无法把连珠炮似的问答记录下来，今夜只能零零碎碎写进日记。李敖讲了一个半小时，主要阐述如何欣赏和鉴别中国美术精品。他分析赝品的复杂性，有的是他人伪托，也有的是书画名家自己作弊。例如明代董其昌，苦于上上下下索字求字者太多，应接不睱，他便雇用一帮子善于模仿的墨客代笔，只由董其昌盖上金石，了却字债。所以，号称董其昌字幅者，金石是真，书法多假。另如张大千，其成就在于广博。若单项比赛，他画花鸟恐不及某大师，画人物恐不及某高手。但张大千是多功能泰斗，尤其是对历代名画的鉴别和仿造，无人与张匹敌。李敖笑谈自己的鉴别能力接近张大千，但仿造能力就望尘莫及了。乱真的仿造，其难度比创造还大。张大千的某些仿造品，比原画的价值还高……

掌声欢快，我走上前去祝贺演讲成功：“验明正身，阁下真是李敖，名不虚传。”

我将拙作《苦吟成戏》和《巴山鬼话》赠送李敖，顺口请他去看最后一场《潘金莲》演出。他问演出地址在哪里？我说在台北“国家戏剧院”。

李敖一听这座附属于中正纪念堂的大剧院就摇头：“那是蒋家庙嘛！对不起，所谓纪念领袖的地方，我李敖决不会去。”

李敖赠言：“新世纪即将来临。你下一次再到台湾，那个时候，各地塑立的‘领袖’像大约已经通通拆除了！”

回到客栈，夜不能寐。短短的聚会，留给我久久思考……

思想家之梦（陈丰伟）

曾有记者问我，在创办这许多网络媒体之后，心底可埋藏什么梦想？我说，我想做一个“思想家”，虽然我知道，这梦想永远无法达成。

要能被公认为“思想家”，除了渊博的学识外，还要有改变广泛大众人生观的渗透力量，例如爱因斯坦、马克斯、弗洛伊德。“思想家”绝不只是钻研学术，还要有坚毅、一致、威武不屈的风骨，才会有道德上的感召力。要能放得开世俗上的羁绊，要能忍受未得志时的落寞，才有可能成为“思想家”。我眷恋当医生的稳定与富裕，从十八岁开始，就注定没有希望成为“思想家”。

在台湾要寻找“思想家”非常困难，因为过去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敢讲话的知识分子不是杀头就是监禁，生涯规划一中断，就很难再回到颠峰。更何况一出狱，连绵不断的监视、封杀，连温饱都有问题，更别说做学问。有些人开发出从政之路，但一踏入政治染缸，就很难一天不说谎话，跟“思想家”格局相去远矣。不敢讲话或投靠当权者的知识分子，虽然可以苟且营生，当个清高的学者专家，但今日回想起来，这些人纵使学问再高，也配不上“思想家”三个字。

近来有许多活跃的“文化评论家”，凭着一套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就可以上天下地，从政治、军事谈到Kitty猫和职棒。这些人能称为思想家吗？恐怕还是不能。这些主流的“文化评论家”，跟大型报业集团、跟整个商业流行体制搭配得太紧密，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敢去批判、颠覆他们所依存的媒体生态。如果把他们从主流媒体的体制剥离，可能什么也不会剩下。

台湾最敢骄傲自称“思想家”的，数来数去，只有自负的李敖。他的学问、机运没话说，戒严时代冒犯蒋介石，抓到黑牢走一圈还是一尾活龙，五十岁后照常身强体壮，生小孩能力不输年轻人。他有能力自创媒体，可以自己开出版社赚钱，可以找一家小电视台开辟个人节目带领风潮。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具有“一致性”，不随时代变调起伏，不会盲目讨好大众。现在当红时写的文字，跟落魄时期的文字；在“党外”时期所说的话，跟现在接近“新党”时所说的话，翻来覆去，都是同样的语气、同样的思虑、同样的“善霸”和自视。

李敖改组“文星”，领导文化风潮时，我尚未出生。等李敖出狱、再入狱，开办几乎期期被“警总”查禁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时，我终于领教到他“一人对抗国民党”的丰采。现在捧李敖捧得高高的主流媒体，当年却是封杀他、贬抑他不遗余力，就如同当年抹黑“美丽岛”的媒体集团，现在抢着说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先驱。

即使面临权势者的压迫，李敖仍从史料中不断揭穿被窜改的蒋家密史，还原民国史的真相。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残杀知识分子的往事，在李敖笔下重回台湾人民记忆。他担任最敢冲、最敢讲话、后来自焚而死的郑南榕所办杂志的“总监”。陈水扁、谢长廷刚在政坛萌芽时，李敖已是“党外”老大哥的地位。后来李敖和“党外”决裂，在媒体上也曾冷清过一段时间，但很快便找到新的舞台。他对台湾文化人有深厚的影响力，加上他的聪明才智，几年间又变成媒体宠儿。或许，这是上天对他蒙受冤狱的补偿吧。

李敖能够纵横文坛多年，几乎把全天下都骂遍、都得罪光了，自己却还能在三十年后继续挑动媒体风潮，除了他的学识渊博、文学底子扎实外，他能够建立自己的媒体、建立自己的行销通路，在困顿时依旧保持影响力，才是他远远超越其它文化人的“决胜点”。专制时期媒体被党政军掌控，李敖便透过文星杂志、文星出版社，聚集自由派的文化人。出狱后“警总”管制言论威力犹在，李敖就每个月出一本《千秋评论》，自编自写，先出书再让政府查禁。他有能力一个月熬出一本书的文字量，也有能力在政府封锁下把书寄到读者手中，所以他的思想可以完全奔放，不受版面限制，不受广告、业务的牵绊。李敖得到让所有文化人都不得不羡慕的、接近完全的自由。

如此接近无限的自由，过去五十年的台湾，只有李敖办得到。

理想在网络发声

大学时代，我在高雄的社区运动里，扮演积极的“旁观者”。高雄早发的社区运动，主要成员是一批文学素养很好的医师、律师、老师、记者、编辑等中产阶级。透过他们，我看到“非台北”进行文化运动的困难。

在台北，随便有点新闻价值的事情，例如北一女篮球队的比数，都可以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台北社团发布的新闻稿，偶尔也有机会成为全国版的标题。南部文化圈的作家，只会象征性地出现在台北的副刊。原本高雄的在地报纸：民众日报、台湾时报和台湾新闻报，还可以营造出以“非台北”文人为主的特点，但《自由时报》打破南部报纸均势，在地报纸的报份直直掉落，在地报纸的副刊也跟着失去影响力。

在我学会上网前，已经深深体会到，媒体的特性，绝对会影响媒体所呈现的文字内容，会影响到“谁能上媒体”。不能怪大家都挤到台北，确实只有台北有足够的机会和舞台。南部的文化人并不是没有好的文化产品，但是在先天不良的情况下，不管是通路、行销、包装，都缺乏打进大众的条件。要让自己的作品拥有高曝光率，就必须进入台北文化圈。一篇文章、一个思想能不能流传，本身的品质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打入“媒体中心”的通路。重量级的文章在台时、民众发表再多篇，也未必能引起注意，更别说广为流传。我参观过中北部报纸的副刊中心，他们根本不看南部的报纸。如果十五年前龙应台一炮而红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不是发表在中国时报，而选择投稿给台时副刊，恐怕连情治单位都懒得去抹黑她。

纵使能跻身媒体中心又如何？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平面媒体受到版面限制，在字数上必然要控制。而自由时报打破两大报垄断局面后，媒体间激烈的竞争，更使得“轻薄短小”、大众化、娱乐化的取向越来越明显。广告、阅读率、销售量，成为媒体新的指标。媒体主管纵使想保持清高身段，激烈竞争下带来的亏损，却让“理想”越来越难维持。人文版面的位置，在厚厚一迭报纸中越来越不重要，所能引起的共鸣越来越小。

曾经有许多知识分子想找出解决的方法。有人设立有线电视台、有人设立广播电台、有人办报，但统统失败了。创办全国性媒体的门槛越来越高，只有大型财团才有足够的财力。对文化人来说，不但新的基地无法建立，连旧地盘也纷纷沦陷。素有人文传统的报纸被财团并购，风评很好的人文版面被裁撤，甚至有些报纸连副刊也不要了，或有副刊却没有专职编辑。著名的人文杂志如“岛屿边缘”、“诚品阅读”、“影响”、“人间”、“医望”也都无法长期维持。

没有健全的媒体，没有到达经济规模的读者群，“思想家”该靠什么生存？该如何发声？该如何培养？靠大学吗？问题是，刚脱离戒严统治没多久的学术界，恐怕也要很长一段阵痛期，才能建立纯理性的环境。

李敖有独特的运气和才华，才能创办出版社、创办报社、开辟带状节目，源源不绝地把自己的学识见解写作、印刷、流传，还能够维持自己优渥的生计，遂能形成“思想家”的格局。但有李敖胆识与运势的文化人毕竟不多，总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复制的“小李敖”。

唯一的解答，也只有“网络”吧！

在网络中诞生的思想家

1999年9月中旬，李敖想办电子报，于是李敖的助理找我去为李敖说明台湾的电子报生态。这有些尴尬，因为几家大型的电子报网站里，都有我认识的高阶主管。不过，基于李敖对我思想上的启蒙，我还是尽量分析台湾的电子报生态，以及和各家电子报网站合作的利弊。

之后各家网站为争取李敖加盟，自然会有高层次的说客提出优渥条件。后来李敖决定在SEEDNet发行电子报。或许是受到921大地震的影响，直到11月1日，“李敖电子报”才正式发刊。

让我感慨的是，由于台湾文化人对网络的疏离，反而使得不会使用计算机（更别提上网）的李敖，成为第一个积极成立个人网络媒体的著名文化人。以后几乎每天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李敖刚出炉的文章，李敖参选总统大选落选后，或许更能在网络上发挥他下笔万言、文思泉涌的长处，把他几十年来念的书重新整理一番。从前李敖可以六个月足不出户，专心写文章，或许电子报事业可以再把他留在书桌前，重现十年前出版“求是报”的丰采。

不只李敖，其实许多人都有能力建立属于自己的网络媒体。只要肯写、肯用心做学问，加上适当的包装，每个人都有机会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型报纸，每天以一两千字的篇幅，或许是评论，或许是杂文，也有可能是小说连载，逐渐累积起一套完整的思想脉络。就算找不到大型网站鼎力支持，只要有普通的网络流量，如果一天能增加五十位新订户，三年下来，也就可以形成五万人的群众基础。五万人，就足以支撑一套具体而微的生产工具：作家、助理、办公室、网络、书报和其它设备。

对文化人来说，经营网络媒体，也只需要注意创作、论述以及适当的包装。其它的技术问题、广告业务甚至网页制作，都可以交给商业网站来负责。甚至，只要有一点网络的概念，文化人就可以想一些招数留下“死忠支持者”的email address，如果跟原先合作的网站拆伙，还可以带着支持者的名单另起炉灶，维持自己发言的独立性。

但“思想家”会因网络而诞生吗？

最后的重点还是在于“人心”，而不在于“技术”。这时代，“典范”、“风骨”似乎已不太重要，多数人想着一夕成名，对于成为“思想家”大概没什么兴趣。有志于个人网络事业的创作者一定会越来越多，但恐怕大部份都会想着如何吸引大众、如何早一步进入商业市场、如何跟自己原有的事业结合。当累积五万读者时，恐怕大多数人想的不是要维持自己的独立性与批判性，而是要进一步和大媒体、大企业进行更深层的资源交换和结盟。网络上能孕育出台湾新一代的“思想家”吗？还是更多以娱乐大众为生存目的的“文字表演家”？

我不禁又忧虑起来。

2000年4月27日

李敖怒斥李登辉（杨澜）

偏航网络文摘第十三辑（1999-09）

近日，民族败类李登辉终于撕掉面具，现出台独分子的本质。分裂国家的“两国论”一出笼即遭全世界华人同声谴责，国际社会也认定他是“麻烦制造者”。

在台北，一向反台独的斗士、著名作家李敖在李登辉刚刚上台时就指出李登辉是个有问题的人，这次，当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之际，李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度评说有问题的人——

李敖，这位“中国当代杰出的批评家”今年64岁，但看上去却只有50岁上下，一条红色领带更衬出他的活力。近年来，他外出总穿一件红色夹克，这种嚣张的颜色和他极快的语速一下子把我从夏日午后的懒散气氛中解放出来。

李敖是从不会让你感到困的。他像一位嗅觉灵敏的猎人，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目，同时他又像一只长期被追杀的野兽，随时准备逃避陷阱，并伺机反扑。于是，接近他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活跃状态。

“您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常被出卖，所以对人就有了戒备。凡来人必先假设是坏人，先小人后君子。请问我今天来采访您，您会如何对待呢？”我的问题带了点儿挑衅。

“你一看就是好人。”他立刻回答。

“李登辉是活得不耐烦了”

有一次，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李敖曾说：“其实我这一生是失败的。你们以为我说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真有什么作用吗？”他喜欢鲜艳的红色，但有时候心里面却是灰色的。

不过，这些灰色情绪不会影响李敖的生活。6年的牢狱之灾、几十场的官司、96本书的被查禁丝毫不能改变他顽强好斗的性格。

“你当年反蒋介石父子专制，今天他们都已离世，你还反什么呢？”我问。

“让我给你讲个笑话。我当兵时，经常要喊‘国父精神不死’的口号。一次军官领口号说错了，说成‘国父不死’。旁边有人提醒说：‘还有精神。’于是军官就忙改口：‘国父不死……还有精神。’蒋介石、蒋经国虽然死了，但李登辉还在。他刚接班时，我就讲他有问题。大家说怎么可能呢，李登辉是台湾人，是教授，是基督徒，能有什么问题？我就说：‘你们别忘了他是蒋氏父子精挑细选出来的接班人。’很快就证明了———全世界我最早发现李登辉是共产党的叛徒。”李敖目光逼人。

提起李登辉前不久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说的“特殊国与国关系”，李敖气不打一处来。

“李登辉是个混蛋，按民间的话讲就是蚱蛴诜公鸡，活得不耐烦了。”

李敖反台独是尽人皆知的，可是历史有时也会开玩笑。他从26岁起写文章与国民党作对，后者一直想找个“通共”的罪名把他抓起来，但苦于他太年轻，来台湾时才14岁，无法被定性为“共匪”。1972年他第一次被捕入狱，直接罪名是协助彭明敏偷渡出逃，于是被扣上“台独”的帽子。过去，反国民党专制的阵营统称“党外”，而后来随着民进党的产生，台独势力突出，李敖与之也就分道扬镳了。

“如果台湾人自大狂妄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痛苦。有人问我：‘你难道不是站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吗？’我回答说：‘不，我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段话是今年5月，李敖在“李敖祸台50年”的讲演会上说的。

看来，李敖的斗争还远远未到偃旗息鼓的时候。而这位相信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作家也用不断的进攻给自己的思想之火添柴。至今，他已写下近3000万字的作品，不过，他自认为“立德”比“立言”做得更出色。

“台湾太小，中国的一个省而已，无功可立。我比别人‘立言’都多，但我觉得自己的本事是立德。在台湾，我是真正做了一个走过从前，始终如一的人。我一个单干户、个体户，公开站出来跟国民党干，虽然坐牢，虽然受刑，可是至今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就骨气和傲气来说，你还真不得不佩服李敖，他说的话虽然是自夸，却都是事实。读他的回忆录时，我对其中一段狱中生活的描述印象深刻。那时牢房里只有在中午才会射进豆腐块般大小的阳光。为了捕捉到这珍贵的阳光，李敖就依次把左臂、右臂，然后是头、颈伸进光区去晒一晒，以保证自己的健康，准备出狱后继续斗争。

“难道你没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吗？”我问。

“有。当我被行囚时，审问我的人就把几枝原子笔夹在我左手手指当中，然后抓住我的右手，放在左手上，再从外面捏我的右手，这叫‘拶指’。你看《儒林外史》，里面女孩子受类似的刑罚是受不了的。当时他们放开我的手以后，还跟我戏谑性地开玩笑，说：‘李先生，不要怪我们，不是我们让你疼，而是你的右手让左手疼。’我当时疼得要死，也要开玩笑说：‘我也不怪自己的右手，我怪原子笔。’其实那时我怪自己，我有一点儿难过，自问为什么你闯了祸，要受这皮肉之苦。你的肉体背叛了你的精神。精神还是稳定的，但肉体开始痛苦。所以我才知道人的成长不是一开始就很英雄豪杰的。圣女贞德也是写了悔过书的。经过那个动摇的过程才坚强起来。而且越来越凶。”

果不其然，李敖出狱后没几天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以往整治过他的法官被他口诛笔伐，死缠硬打。一时“官不聊生”。即使打不赢官司，也要让对手筋疲力尽。

“为什么不能原谅一些跟你有个人恩怨的人呢？”

“可以原谅，先打倒，后原谅。就像清朝彭玉麟所说的，‘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虽然表现出来是金刚怒目，可骨子里是菩萨低眉。你要注意那种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他感情太浅，有仇不报，有恩就会忘。”

对于李敖的凶悍和偏激，不少人是看不顺眼的，甚至一位香港著名作家（wjm_tcy注：黄霑）就曾对我说：“我爱极了李敖的文章，也总有人要引荐我们认识，我却拒绝了，因为金庸曾经跟李敖谈了一次话，意见与他有不合之处，就被他写了文章骂得好惨，有了前车之鉴，我还是敬而远之吧。”据称，能与李敖长期做朋友的人不多，一旦有了龃龉，李敖有本事把陈年烂谷子都掀个底朝天，公开让你下不来台。偏偏这家伙记性还特别好，什么书信、录音也统统留着。

听了这些话，你总会觉得李敖不够厚道。不过，李敖成其为李敖的原因就在这里。谁能在华人社会中找出第二个李敖来呢？倒是读者们自有公论。有人说：“有时候我们爱他爱得要死，有时候又讨厌他讨厌得要死，但他的魅力无法抗拒。”又有人说：“台湾社会如果没有了李敖，将多么寂寞！”更多的人认为：“李敖说出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的话虽然很偏激，但就像是晨钟暮鼓，当头棒喝，让人清醒。”

其实，把李敖的“恶斗”只理解为个人恩怨是不够全面的。1997年他义助慰安妇的举动就广受赞赏。战后，日本政府从未正式向受侵略国家道歉，而只用一个民间组织找到一些慰安妇，私下里给她们每人两万美金，让她们签字和解。台湾至今有当年慰安妇五十几位，这些生活悲惨的老婆婆想要这笔钱，但是国家民族大义又告诉她们不能要日本人这个窝囊钱，李敖知道后，站出来说：“天天引得这些老太太与人交战是不合乎人情的。”他想起北洋时代，曹锟贿选。张作霖反对曹锟，就对那些议员说：“曹锟给你们多少钱，我也给你们多少，只是不要选他。”由此，李敖突发奇想，拿出自己所有的艺术收藏品义卖，所得3300万新台币（合100多万美元）分给这些妇女，让她们理直气壮地去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

这是李敖近年做的最痛快的一件事，不过毕生收藏化为乌有，每每想起，还在心疼。我看到沙发边上有一只青花瓷缸，古朴雅致，就安慰他说：“总算留下了一件。”李敖两手一摊，说：“可惜，这是个仿制品，不值钱的。”

欣赏谑感，向往悲怆

总听人把李敖与鲁迅相比，因为他们文笔的犀利、刻薄颇具相像之处，又都以“痛打落水狗”的批评家姿态出现。但李敖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认为这样的类比是不太正确的。我从来不‘横眉冷对’，我是笑嘻嘻的，可能算个笑面虎吧。如果我没有这种顽童性格，恐怕早得了胃癌，怄气怄死了。我喜欢鲁迅的《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

说到“我是笑面虎”时，李敖一脸童真，得意得很。中国文化一般都比较正统端庄，没有太多“谑感”。李敖饱读诗书，却是个例外。这方面他特别欣赏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被放逐英国多年，他找到当地发行彩票的疏漏，大赚一笔。流放期间，他的著作被源源不断流传回法国。80岁时，他终于获准回到祖国。海关官员问他：“有没有带什么违禁品？”他回答：“只有我本人是违禁的。”伏尔泰死时把棺材的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临终也不忘开个玩笑：如果真有天堂，我就上天堂，如果要下地狱，我还可以从另一端逃走。李敖着实欣赏这位200多年前法国人的幽默。

李敖的专业是研究历史，于是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拜访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问他：‘假如可以选择，你最希望做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的人？’汤恩比回答：‘我最希望做唐朝丝绸之路上新疆那地方的人。’李敖先生会怎么选择呢？”

“我也想生在唐朝。因为那时的人有一种气概。记得徐敬业的好朋友单雄信与唐太宗作对，唐太宗要杀单雄信。徐敬业到皇帝那儿求情，说宁愿自己降级也要保全朋友的性命。唐太宗不允。徐敬业就割了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给单雄信吃了，意思是：我虽无法救你，但我的一部分随你去了。”李敖停了一会儿又加上一句：“现在全世界都没有这样侠义的人了。”

这份对“义”的向往倒充满了中国味，它让我想起李敖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这部写戊戌变法的小说特别着墨于谭嗣同决定去留生死的选择。谭嗣同认为中国变革不成功是因为没有人流血，于是怀着“自吾始”的心态慷慨就死。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李敖身上……？

“不，我绝不做谭嗣同，我做梁启超。”

“把容易的死让给别人，把艰难的活留给自己？”我想起了《赵氏孤儿》里的情节，于是这样问。

“对。你看后来梁启超办《新民丛报》，能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把清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成功的人。”

女人堆儿里是非多

李敖虽然在男人世界里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女人堆儿里他可是麻烦多多。

20岁时，正上大学的李敖爱上了一位叫“君若”的女生。但女方家嫌他太穷，强迫女儿中止与他的关系，并扬言：“如果你以后做了总统，我们也不高攀，如果做了乞丐，到了我家门口也请多走一步。”李敖为此自杀，未遂。

27岁时，他与王尚勤同居。王后来在美国生下一女。如今这位女儿已三十有六，在美国结婚，喜欢住高级住宅，开豪华汽车，此住、行两项全由李敖提供。

“为什么？因为你有歉疚？”

“是的。因为她是我的私生女。又因为该给她教育时，我在坐牢。”后来李敖还有过几位女友，因为他入狱而生分了。

“在我喜新厌旧之前，女人就把我甩了。”李敖自嘲道。

45岁那年，李敖有了一件轰动台湾的婚事。电影明星胡茵梦与他闪电结婚，又在3个月之后闪电离婚，并在一场官司中作证，说李敖“侵占他人财产”，李敖因此再度入狱。

50岁时，法院给李敖平反。两人的笔墨仗打了18年，仍在继续。我在台北的书店里到处可以看到胡茵梦新出的自传，谴责李敖当年败坏她的名誉，而李敖则在自己的晚间电视清谈节目中不遗余力地证明前妻迷信，记忆力不好，和“大义灭亲”。

“曾经相爱的人如今恶语相向，不可悲吗？”我忍不住问。

“可悲，但我们所谈的部分不只是男女私情，而更关乎世道人心……我看不起，但还是要计较。”

另一位给李敖带来麻烦的女人是他的亲生母亲。

“八位子女当中，只有我愿意和她住在一起，赡养她，但她却总说其他七个是孝子，只有我不好。给她派个佣人，她说是来监视她的。我入狱时，有一处房产记在她的名下。她没有经我同意就拿去做抵押，给我弟弟做生意。结果国民党没有把我的财产没收，倒是我妈妈替我没收了。”

“不过，”李敖苦笑着说，“母亲和女儿带来的苦恼是……有时候说不出口的，像我这种心狠手辣的人，对她们下不了手。有什么办法呢？”

好在李敖现在的小家庭生活还算美满。妻子是他15年前在马路上认识的。当时她正在一边喝易拉罐咖啡，一边等公车。李敖觉得她漂亮，就上前搭讪。见我露出惊奇之色，李敖理直气壮地解释：“别人会说，为什么不找人介绍呢？但是没等找到介绍的人，她就要坐公车走了。别人还会说，如果被拒绝了不是很没面子吗？可见他们重视自己的面子过于喜欢女人。我不是这种人，遇到漂亮女人，我要给她们一个机会。”现在两人已有一个小女儿。李敖深知自己仇人太多，从不让妻子、女儿见媒体。

我发现在他书房中，各处都有裸女的照片，他的妻子倒也不介意。李敖说：“这些照片是我不同时期最喜欢的。敢把它们摆在外头，说明我心里没鬼，太太自然放心。”

李敖目前正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编一本《句典》，精选中文里最好的句子，设立典范。而其中自然少不了他本人的好句子。他公然宣称：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让多少人气得牙根儿发痒。李敖的傲气和才气让人恨不得，爱不得。但是李敖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他是位极富个性的人。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谈爱和宽容的人多，敢挺身而出，对抗不义的人少；为了个人利益，斗到一定程度就适可而止的人多，认为自己是对的就坚持下去，在危险、陷害以及世俗习惯面前永不低头的人就更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敖或许偏激，或许傲慢，但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绝不妥协，也不甘于寂寞的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不正是人类社会最缺少的吗？这让我想起关汉卿写的一首元曲《一枝花·不服老》，其中有这么几句：“是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李敖本人也觉得这几句用来描述他的性格很贴切，而他更喜欢用这样的话做个总结：“如果有来世的话，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做李敖第二。”

看李敖的读书方法（文涛）

年少时除了金庸、司马中原、柏杨之外，特别喜欢李敖。他笔锋犀利流畅，月旦权威，不留余地，读来过瘾。当年有一种书属口袋型，轻握掌中，感觉很好，因此李敖的书都购藏了。不过，后来的许多官司，让我觉得李敖的“谋算”太深，太可怕，于是逐渐和他的书拉远了距离。

一别几近二十年。前些天看央视《海峡两岸》节目，电视荧屏上再见他的风采，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说来都有凭有证，不像是吹的，不禁对他的渊博重燃兴趣。

李敖的渊博和他的精于读书，善于用书大有关系。最近买了他的《要把金针度与人》——200种中国古典名著导读，值得推荐这本书是根据1983年他自己编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收各书的导读集合而成。书的封底介绍说——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你可以纵横左右，把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古代和现代的中国——这段话虽然广告味道浓厚，但多少道出这本书的价值，尤其序言，谈到怎样读书。

李敖说他看书只跳看一遍，“所谓跳看，是每页的重点让它跳出来给你看，而不是逐字逐句地死读，也不是所谓连读。连读的方法我看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是骗人的。”这个方法可以加强读书效率，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我觉得“跳看”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对相关问题已具备相当认识，才能有拨云见月之功，轻易找出重点；二是带有目的去读，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寻索重点。而且“跳看”只适用于查阅资料，不能用在文学欣赏。试想“孔雀东南飞”，如果不跟着“五里一徘徊”，怎能理解个中淋漓反复的曲折情节，怎能品味诗中主角死后合葬，有情人“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的缠绵哀痛？

李敖读书方法的第二个重点是眼到手到，“重点部分立即用色笔勾出，剪刀剪下或刀片割下。这样子随看随动手，再把‘分尸’下来的分类处理。这样一来，这本书，就跑不掉了。它永远为你所用，并且拈之则来，不易忘记。”这确实是好办法，尤其对年事稍长者。年纪有了，记忆不好，过目即忘，读了等于没读。若能眼到手到，在书本上勾勾划划，写写眉批，作些简单笔记，必有助于记忆。其实慢读比泛泛而读有效。第三个重点是同步通读，同个主题串起来读。他说在跳读过程中，对重点有兴趣，会找来其他相关的书同步钻研。“这时候，不是每次只看一本书了，而是触类旁通，互相印证与补充。这样子折腾下来，书才真正为我所用。”这个层次的读书已经不是单纯读书，而是在做研究了。不过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加强读书的深度与兴趣。

做事讲求方法是对的，识得窍门，事半功倍。李敖的读书方法积极进取，我们不妨称之为“有所为而读”。可是，海阔天空，瞬息永恒，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一端，以为读书非如此不可，破坏了兴趣反而不好。为怡情遣兴，读书也不妨随兴之所至，飘到哪里就落在哪里。喜欢时随手拈来，倦了掩卷寻梦而去；能记得最好，忘掉也算了；重读时幽默处可以再莞尔一笑，悲戚处再扼腕叹息吧！这样“无所为而读”，也不失方法之一，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来源：《生活时报》2002年11月18日

骂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骂的人（黄安）

——我和李敖的缘分

“骂最多”的人让我成为“最多人骂”的人

公元1999年7月，我和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在台北举办了一次“跨世纪对谈”，对谈的题目是：骂最多的人与最多人骂的人。

“骂最多的人”指的自然是李大哥，李大哥自出道以来骂人无数、无所不骂。就以他最痛恨，以叛乱罪把他送进监牢的蒋介石为例，他写了《蒋介石研究》修理老蒋，证明蒋介石并不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历是冒充的。并且故意选择在蒋介石过冥诞的那一天出版。之后，意犹未尽、欲罢不能，于是乎《蒋介石研究》二集、三集、四集、五集，总共出了《蒋介石研究》六集来报当年的一“判”之仇。他报仇的决心与毅力，令我们庆幸好在是李敖的朋友，而不是他的敌人。

对于当年以“台独”罪名判他入狱的这件事，李大哥曾有一首打油诗令我记忆深刻：“我叛乱、他乱判，判多少？六年半！”我读这首诗时才十七岁，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当时李敖刚出狱不久，正考虑如何走他人生的下一步。照他自己的讲法，他曾有过卖牛肉面的打算，并且请他过去的读者能旧雨新知、多多捧场。因为以当时的台湾政治气氛，老蒋虽然死了，但小蒋（蒋经国）却还在当“总统”！李敖想复出文坛，以一个有叛乱前科的“过气”作家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想李敖当年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不过，当时有一个人就是不信这个邪！这个人非常珍惜李敖的才华，认为李敖煮的牛肉面一定很难吃，下手煮辣面毕竟不是李敖的专长，还是辣手做文章方是他的千秋大业。

这个爱才的人，就是当时台湾著名的报人——《中国时报》的总编辑高信疆先生。高先生拿自己总编辑做赌注，愣是在《中国时报》一连好几天预告李敖复出的消息，终于让李敖再度重出江湖、威镇武林。而我就是当时看到这份广告和高先生一起吃饭，谈起这一段往事，他还非常惊讶我这个年纪的人，在当时能注意到这种消息。我告诉他，我甚至非常后悔看到这个预告！因为李敖这个“骂最多”的人复出，意然影响了一个中学生的一生，我黄安正是因为他的影响，在多年以后，成了台湾演艺圈中“最多人骂”的人！

我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般，倒不是每门功课都不好，我的强项是在文科方面。中学时，我甚至有过地理和历史全部一百分的记录。后来在我回祖国发展演艺事业的时候，终于派上用场了。今天不管我到内地哪一个地方演唱，几乎都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当地的风土民情，物产交通。

譬如有一回，我从郑州坐火车去武汉演出，晚上十点多的车，早上到。快到的时候，乘务员通知我们，我和经纪人张哲昕走到岸上去伸懒腰、透透气。这时小张看着眼前的景色，告诉我说：“安哥，您看！这是长江。”我瞅了一下，便告诉小张：“你说错了！眼前的这是汉水。长江的江面应该比这条江水宽一点儿。”小张不信，叫乘务员来问，乘务员很给面子地说：“这是汉水没错！”

一个自信满满、土生土长的内地人，居然输给我这初来乍到的台湾同胞，小张的脸真不知往哪搁！

说到这儿，我必须诚恳地说一句，蒋介石自有他历史的评价，但是在他统治台湾的二十六年（1949-1975）间，一再地说：“大陆是我们的祖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要不然，不管是真是假，是清白还是被冤枉，李敖怎么会以“台独”的罪名差点儿被判死刑呢？主张“台湾独立”在当时是极为严重的罪名！

父亲一记耳光让我闭门苦学拿第一

说话回来，虽然我的文科足以拿状元，奈何学校的教育讲究的是各科平衡发展，我的理科实在不灵光，这样一平均的结果，总的成绩看不出我有什么特殊之处。

然而，就在1978年，影响我一生的一件大事发生了！因为四门功课的不及格，我被所念的高中退学了！当退学的通知单被父亲收到时，他打了我一个耳光！并且把我赶出家门，从此不和我说话，让我自生自灭。

流浪到街头的我，漫无目标地瞎逛，我流着眼泪想：原来我从小视为英雄的父亲，也有放弃我们的时候啊！我看这个世界什么人都靠不住，最可靠的，只有自己！我决定用我的方式，靠自己的力量，重考一次高中。

因为错过了高中的报名时间，我只能去报考职业学校（就是内地的中专吧。）距离考试只剩下四十五天，我买了几本参考书，自己安排自修课程。平常在家，父亲看到我就当没看到，那脸色之难看，就好像我欠他几百万没还似的，他也不让我上桌吃饭，三餐就叫妈妈送到房间给我，就像送牢饭。而我可怜的妈妈夹在中间很难做人，在爸爸面前，她和爸爸一样，说我没出息！可在暗地里，常买些水果给我吃，有时炖一些中药，说是补充体力的。

我每天日以继夜地读书，看着太阳起来，送着月亮下去，孤灯下坐着一个几天以前才被家里宣布没出息的少年。我一定要考出个好成绩，为的是证明给大家看，我黄安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你料到无能而看不起的年轻人。

我曾在一本书上读过：有一种身形极小的鸟儿，可以只身飞行数千里横渡太平洋，只带着一件行李，也是它唯一的财产——一根树枝。他衔着树枝飞行，累了就降到海面，在树枝上休息，体力恢复了再继续飞行。他站在树枝上觅食、进食、睡觉，只要拍拍翅膀，将树枝衔在嘴上，又可以继续遨游世界。鸟儿的脑袋里仿佛装有罗盘似的，它们知道自己的方向、身在何处、如何求生……

四十五天过去了，我带了一个盒饭、一壶水、一枝笔、一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如鸟儿飞越太平洋；我一个人走向考场，在考场上看到别的学生家长，殷勤又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孩子，我的心中有一点酸酸的，我的亲情已被阻隔在海洋的那一端，而海洋，不就只是一张退学通知单吗？

1978年的一个周末下午，我带着我的女朋友到书店闲逛，看到一本刚上市的新书叫《独白下的传统》，作者是刚复出文坛的李敖。我想起前一阵子在中国时报上看过有关他复出文坛的报导，而《独白下的传统》则是他复出后出版的第一本新书。不知是哪里来的冲动，我当时就买了这本属于我爸爸那个年代作家的书，而这一买，李敖就走进了我的世界，我的世界也因为李敖的著作而变得更加叛逆、不服管教了。

李敖的文字很容易勾起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世俗价值观的反叛。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在我们那个国民党统治的苦闷的年代，我们在李敖的文字里，找到了与国民党唱反调的理论基础和力量。这种力量与偶像的崇拜对我们那一辈年轻人来说，只有后来的罗大佑可以媲美。

李敖的影响力充斥着我整个的学生时代。我尤其欣赏他的“长袍哲学”。在高三的那一年寒假，我甚至翻箱倒柜的搜出爷爷穿过的长袍，那一年的春节，我就是穿这一身长袍过的年。走在大马路上，牵着女朋友的手，她脸都红了，而面对路人异样的眼光，我却有一种打从心理面的自豪：看！我敢，你们不敢吧！现在想想，当时我看起来一定很像神经病。

李敖不畏强权、追求真理，与当政者对着干的精神，很令我们当年的大学生着迷，但我们忘了我们不是李敖，只是（模仿秀），直到有一天，终于闯祸了！

在1982年，我念大学二年级。当时我热衷词曲创作，写了一些歌曲，几个同学起哄说要搞个“小黄作品发表会”来满足我们的发表欲，毕竟“青春不可留白”。既然不可留“白”，于是我们真的就在学校的布告栏中贴出“黑”色的“小黄作品发表会”的海报，谁知道校方有意见，他们说在校园中出现黑色的海报有碍观瞻，建议我们换别的、温和一点儿的颜色。我们这帮同学却认为是校方存心找碴，绝不是单纯的海报颜色问题，我们绝不可让步、承认错误。校规里头又没有规定海报颜色的这一条规定，我们决定据理力争、绝不妥协，不管学校的建议，仍然贴出黑色的“小黄作品发表会”的海报！这可给一直想找我麻烦的学生活动组主任一个修理我的机会。就在海报贴出的当天，训导处以（违反学校规定、乱贴大字报），记了我一个大过！而就是这个大过，让我在大学毕业、服兵役的时候，失去了做预备军官的资格，只能当个二等兵退役，在军中吃足了苦头。

李敖写过一本《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我们看了他的书，预备军官没当成，却当了二等兵。所以我绝不敢再写一本《一个二等兵的日记》，因为我怕有人看了，会连二等兵也当不成！

也因为李敖自传里面提到他当年提倡的“大学生同居”的观念，让我有勇气在很早的时候，就和女同学有了肉体上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就是上面所说的过年陪我穿长袍逛街的那一位女孩儿，她的名字叫林美惠，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们是在高二的那一年寒假，在一次露营活动的晚上，我带着她到附近一个隐蔽的山坡上，她竟然先主动的亲了我的嘴，那我就不客气的脱了她的裤子。当时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心里紧张得要死！我还记得我是全身抖个不停。要说“做爱”这种事还真是人的本能，我们两个都没有接受过学校的“性教育”（那个年头也根本没有“性教育”一说，就连在路上穿校服牵女同学的手，蒋介石也要记你一个大过！）但奇怪的是；裤子一脱就立刻知道怎么上，部位和程序也都不会搞错。

完事儿以后，我痛了一个星期，那一年，我十八岁。

“没那种肛门就别吃那种泻药”

我能有勇气写下我极为私密的第一次经验，或许也是源自于李敖的潜在鼓励吧！李敖号称是全世界最没有秘密的人，并乐于与他的读者分享他的秘密。从一张纸条、一封信、一通电话留言、一句话，他全拿来做文章，李大师写文章一向是“为学谨密、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现在的我却有个不同的想法，那就是李先生的生活未免也太单调了吧！那些纸条、信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一个自囚成癖，动不动就几十天不下楼、不出门的李大师而言，这些信件、纸条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创作来自于生活，李大师于是就常拿这些东西做文章。为了弥补长年不出门、缺乏实际旅行生活经验，李敖还“自慰式”的发明一句话：“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则是读两万卷书，效果不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看色情小说和真刀实枪的做爱，感觉又岂能相同？

但是还是年轻人的我或者是公元2000年以前的我，却意识不到这一点，常常为了仗着自己看过两本书、走过几里路，常不惜连名带姓、指名道姓、有名有姓的公开谈论或指责别人，尤其是对我的演艺同行，出手更重。我曾在1996年连续一整年天天见报纸头版；不是跟这个吵、就是跟那个闹，不是跟这个闹、就是被那个告，其精采的程度大概不亚于2001年的谢霆锋吧！我现在太能体会谢霆锋的矛盾心理了，天天有新闻固然很爽，但都是负面报导、歹戏拖棚，久了也不是滋味。今天的谢霆锋被某些媒体批评：诽闻的影响力超过他的音乐影响力，在当年台湾媒体也是给我同样的评价：栏目不好好做、歌不好好唱，成天炒新闻。其实我心里头又何尝不想轻松一点儿过日子呢？会造成今天被人围剿、四面楚歌的局面，难道不是我自己说话太直、做人不够圆滑造成的后遗症和结果吗？

有人曾经问过爱因斯坦：“现在的科技如此发达，按照您的看法，将来的天文望远镜最远能看见什么”？爱因斯坦说：“会看见你的后脑勺！因为宇宙是圆的”。正因为宇宙是圆的，故以“能量不灭定律”，我们若伤害了别人，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伤害了自己。

我不应该只学到李敖的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他的好学、勤于笔耕的精神才是我学习的榜样。在过去我全弄拧了！“没那种肛门就别吃那种泻药！”，李大师没错，错的是我们企图想做一名朋友之间的李敖；然而李敖，是没有朋友的！

终于和李敖见面

我们把时间拉回1999年的那次跨世纪对谈。第一次面对我自青少年以来的崇拜偶像，还要对谈，我该和李大师谈些什么呢？他本人怎么样？好相处吗？种种问号令我紧张得彻夜未眠！甚至有点后悔答应这次电视台的安排。

第二天我比李大师早到会场，李大师一进门，看到戍候大驾的我，说的第一句话大出意外，并令我一生难忘。李大师开口就说：“黄安，你现在混得比我好，以后请你多抬举抬举我！”这话说得令我感到不好意思，而且他哪里想到，我就是因为太抬举他了，前半生才吃了那么多苦头。

会谈的最后，现场有一位记者问我：黄安，你号称“歌坛的李敖”，你认为有生之年，可不可以做“文坛的李敖”？我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文坛的李敖，不过李敖肯定做不到歌坛的黄安！不服气的话，李大师可以开始学吉他，我可以等他。”这句话说出口，连我自己也感觉很满意。本来嘛！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文坛的李敖成就固然令人激赏，歌坛的黄安混得也不错呀！

我和李大哥相谈甚欢，对谈结束后，我提议送他回去，他告诉我：“我可是挑车子坐的，不是奔驰我不坐！”我告诉他：“很抱歉！我开的就是奔驰。”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事，到了他家楼下，我们又在车上聊了将近一个小时，油都聊掉了半桶！天气十分炎热，于是我提议说：“李大哥，何不上楼到您家聊个痛快？”李大哥说：“现在不行，因为到目前为止，你黄安在我心目中还是个王八蛋！等我证明你不是王八蛋的时候，就可以来我家作客了。”这种话全世界只有李敖说得出口，不强人所难，我便对他说：“好吧，你去证明吧！很高兴认识您，老王八蛋！哈哈！”

李敖的敌人熬不过李敖

过了不久，我请李大哥吃饭，点了一份七分熟、带血的神户牛排，李大哥立马跟服务员说：“我和黄安一样！”我说：“李大哥，七分熟、带血的牛排对您老人家，会不会太暴力了？”李大哥说：“不会！你们年轻人吃什么，我通通奉陪！我是不会输给你们年轻人的。”

这就是李敖！当年为了活得比蒋介石久，蒋介石怎么过日子，他便怎么过日子。所以他也和蒋介石一样：不酒、不茶、不咖啡、不烟，唯一的饮料就只有白开水。他这么严格的要求自己，终于等到老蒋死了，他开始写文章报仇，给自己平反！现在年龄在他前面的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也都长大了，他便回过头来跟我们斗，真是其乐无穷，乐此不疲！

李大哥不光跟人斗，甚至还和阎罗王斗。李大哥的母亲前几年以九十几岁高龄过世了，李大哥认为他妈妈本来挡在他和阎罗王之间，现在母亲死了，李大哥直接面对阎罗王，他更有来日无多的感叹。他下定决心，那些一时一地、尖酸刻薄的“鲁迅式”杂文今后不写了，他要用来日无多的余生写出几部真正能流传百世的作品。就像他跟我提过的《李敖中国大句典》，将他一身的绝学化为一套真正超越时空的作品。我想这不单是一部“句典”，同时是他写作生涯的“句点”也说不定！因为李敖的文字常有双关语，他取名为“句典”或者有意如此吧！

李敖要作词，黄安要作曲，一部绝唱最终因李敖竞选台湾“总统”而告吹

有一次，我打了个电话给李大哥请安，他在电话中提议我们两个不妨合作，由他作词，我作曲，合作一张唱片，保证有市场。我告诉他这个点子不错，这张唱片的名称我都想好了，就叫《骂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骂的人》，感觉最到位。并说好几个星期之后联络。几个星期之后，我打电话给他，李大哥告诉我，合作的事可能要缓一缓，因为最近新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接下来要安排一连串的宣传造势活动，不过明年（2000年）3月18日晚上投完票以后，可以打电话给他，他一定有空，因为他一定会落选！有的是时间。这又是标准李敖式的回答。

结果，我决定不找他了，我决定让这个合作的案子黄掉。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近况，他告诉记者，说他“忙于写作、被告缺货”。李敖告自己合作伙伴的前科累累，这难道是一种暗示？原告和被告不也是一种合作的模式？算了吧！还是那句老话：“没那种肛门就别吃那种泻药！”除非李敖在我的心目中，被证明了不是王八蛋再说吧！

李敖的狂妄，上帝也惧怕三分

我看过一个笑话，最能够表现李敖的狂妄。

天主教皇和前美国总统里根死后上天堂，他们向守门的天使要求和上帝面谈。于是天使带他们去见上帝，那时上帝正坐在一张舒服的扶手椅上。

上帝问：“你们曾经做过什么事让你们觉得自己有资格上天堂呢？”

教皇回答：“我曾经对抗过世界各地的邪教，并且强烈压制堕胎及节育，好让人类能够生生不息。”

上帝听了说：“你做的太好了，过来坐我左边。”

然后上帝转问里根：“那么你呢？”

里根说：“我是最忠诚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美国总统，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奉献一生，希望天国能够再度降临地球。”

上帝说：“嗯，做得好！你可以坐在我的右边。”然后上帝才发现李敖就站在一旁。他觉得很窘，但还是很镇定地问：“李敖，你曾经做过什么事让你觉得自己有资格上天堂呢？”

李敖说：“废话少说，你走开，不要坐在我的椅子上。”

书中并有几次讲到李敖：

1、有一次我和李敖一起吃饭，出门的时候在餐厅门口碰见她，她当时穿了件低胸的紧身T恤、一条短得快露出肛门的紧身裤，一副性感女神的打扮。李敖看了之后，悄悄地对我说：“现在的女孩真是丑人多作怪！”

2、历史总是如此，有许多艺人、作曲家之所以出不了头，甚至与草木同朽，有很多情况不是艺人实力不够，而是时空背景不对。也可以套句李敖的名言：“一个正确的人站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生在一个错误的年代！”李敖有如此感叹，他认为他应该出生在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最高的五四时代，他晚生了五十年。于是他决定等时代变正确，他的方法是：想办法活得久一点儿！因为他走得太快，得等大家跟上来。后来李敖等到了！大走老运、六十好几的老前辈，保养得像是F4的哥哥。不但成了总统候选人，同时也以《北京法源寺》被提名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世上又有几个李敖呢？大部分的人在中途便不支倒地、陈尸遍野。

有一回，我在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参观，发现在一套丛书中，李敖已经和鲁迅、胡适、林语堂、闻一多等排在一起，成了白话文学庙堂之中的古人也！我后来告诉李大哥这件趣事，他笑着跟我说：“我还没死呢！”而如果有一天罗大佑的音乐和莫扎特、贝多芬相提并论，那就意味着罗老师已修成正果、可以瞑目了。

3、如果现在要我选择“荒岛作品”，我会选择带李敖的书、英国甲壳虫乐队的唱片和唐国强老师的所有电视剧作品，那么在荒岛上的日子必不寂寞。

向李敖同志学习（黄安）

台湾作家李敖一生写了一百多本书，可谓是著作等身。不过其中有九十六本书被当时的国民党查禁，全世界没有一位作家曾被他的政府查禁这么多本书，如果“吉尼斯”纪录有禁书纪录比赛的话，李敖毫无疑问是世界冠军。

在李敖被台湾国民党政府封杀的年代里，有连续十四年，台湾的任何媒体都不能出现“李敖”两个字！换做是现在，也就是说媒体的计算机会被输入某种病毒，只要“李”和“敖”这两个字排在一起，计算机就会死机。在被“消音”的十四年中，套句李敖自己的名言：他成了最好的卫生巾——被人忘了它的存在。写得一手好文章却不能公开出版著作的李敖，为了维持生计，只好下海搞起贩卖二手家电的行当。后来二手家电生意不如理想，李敖甚至开始有卖牛肉面的打算，最后牛肉面没卖成，就被国民党关起来了，至此，“大作家”李敖成了“大坐牢家”李敖。

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书当年被查禁的理由不存在了，李敖也出狱了，李敖的九十六本书得到了平反，不但如此，在公元2000年还代表台湾“新党”出来竞选所谓的“台湾总统”，真是应验了中国的那句古话：“昔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是不是很讽刺？

在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有一座“叹息桥”，“叹息桥”的一端是皇宫，另一端是政治犯监狱。被推翻的皇室，会从桥的一端被押解到桥的另一端；而被平反的政治犯，则会从监狱的这一端被护送到皇宫的那一端，两者待遇恰恰成为一个有趣的对照。然而走过这座“叹息桥”的人们总会不由自主、似有所感的发出深深的叹息：“唉！人间无常呀！”因此，后人称这座桥为“叹息桥”，李敖正是走过“叹息桥”上的人。

相对于李敖的九十六本书被查禁，李敖口中的“写作界轻量级冠军”我黄安，在广电总局的封杀之下，也正走向九十六个节目被查禁的世界纪录之命运。

我被北京的广电总局封杀，源自于2001年9月我受江苏电视台之邀，主持江苏卫视“天天九十分，老少一点通”的节目。这个节目从2001年9月一直播到了2002年2月，前后播出了半年，收视情况一直很理想，我和主持搭档陈怡（江苏有线“非常周末”、北京电视台“梦想成真”的主持人）也成了好朋友。可是到了2002年2月，江苏台突然收到了北京广电总局的所谓“红头文件”，文件中强调“老少一点通”因为“报批”的手续不完全，严重违反广电总局的有关规定，该节目即日起停止录像与播出。至此，我成了广电总局港澳台司的黑名单，“红头文件”行文于全国电视台，封杀了我在国内电视媒体的曝光。

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在哪里？电视台的报批手续不完整，要处罚的应该是电视台才对嘛！关艺人甚么事？艺人能自己跑去报批吗？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真正被处罚的却只有我黄安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好欺负嘛！身为热爱祖国的台湾同胞，我把所有身家都贡献了祖国，为了回到祖国，我毅然决然的辞去台湾所有的演艺工作（其中包括价值一千万以上的主持合约），从台北搬到了伟大祖国首都北京定居，就连住的小区名字都叫“望京”，住在这儿，我要“望尽北京”。然而我得到的待遇是什么？是封杀！铺天盖地、包山包海式的封杀！好，就算我犯过错误，可是广电总局港澳台司的领导们却连给我个自新的机会都没有，换句话说，我连承认错误的权利都不给我，我不但是个失去舞台的歌手，甚至是个失去监狱的囚犯！我的祖国，原来是个我爱它，它却不爱我，我爱不了、走不进、吃不开、住不下、唱不出的祖国。

内地的同胞很难去想象体会我们这些所谓宝岛台湾的艺人，在祖国内地的发展，关键就是在几个人手上的几颗印章，与他们对你的一些想法。宝岛宝岛，保证让你倒！对你有想法，他们不愿给你的批文上盖章，得！我们就没戏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在他们的“千刀万里追”的情况下，我被迫下岗、胎死腹中、秋后算帐的电视节目主持或担任嘉宾的光荣纪录是：

开心辞典（中央台）、梦想成真（北京台）、老少一点通（江苏台）、老同学大联欢（湖南台）、七星大擂台（辽宁台）、为您服务（中央台）、超级访问（北京台）、欢乐总动员（北京有线）、超级大赢家（安徽台）、快乐大本营（湖南台）、非常周末（江苏有线）、超级震撼（江苏台）、美肤之夜（云南台）等等，被封杀的纪录直逼李敖的九十六本书，我的目标是九十七个节目。

有些媒体朋友和歌迷们常常好奇：我黄安怎么好久都没什么动静了？试问一个被他热爱祖国封杀的人，他能有什么动静？我最新的动态，恐怕是向李敖讨“李氏牛肉面”的独家配方，准备下海卖面维生是也。

李敖有个特别的斗争哲学：报仇的最好方法，就是活得比敌人久，等敌人倒下去了，就是你起来的时候了。因此李敖当年比照蒋介石不烟、不酒、不茶、不看电影的养生之道，照生物的自然法则，大李敖五十岁的蒋介石、大李敖三十岁的蒋经国都会比李敖早死。事实果然如此，老蒋、小蒋前后倒下去的十五年之后，咱们这位东北硬汉仍老当益壮。

我黄安不知道我能在什么时候被他们原谅，让我能放下锅勺、拿起话筒，光荣上岗。我也不认为这篇不足两千字的短文能起到甚么平反作用，但是因为“国歌事件”被封杀的张惠妹已经重新在中央台晚会上露脸，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何况我犯的所谓错误也“罪不至死呀！”如果这篇自白的文字又“擦枪走火”的惹恼了他们，其结果也只是继续封杀，对于一个死刑犯，开一枪跟开两枪有什么区别？

在古老的阿拉伯王国，有个大臣被皇帝判了“斩于菜市口”，大臣在临死前跟皇帝说：“皇上，如果现在还不要杀我，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可以让皇上的宝马飞起来！如果我做不到，到时再杀我也不迟。”皇帝答应了他。大臣回到家里，他的老婆责备他说：“你这么做不是无聊吗？早死晚死还不是一样。”大臣说：“不！不一样！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将有三种可能：第一，我死了，所以也就不用劳动皇上他老人家将我‘斩于菜市口’。第二，皇上死了，新继位的皇上有可能对天下大赦，我可能逃过一死。第三，一年以后，马也许真的飞起来了。”

未来存在着无限的可能，只要有时间，我就有机会。我就要比一比，是他们的位子坐得久，还是我黄安的歌唱得久。也许不需要一年，马，真的飞起来了！我也将会是另一个走过“叹息桥”的人。

2005.12.19

与整个不合理的观念对抗（戴小华）

1987年，台湾《读书人》杂志评选台湾十大作家时，李敖名列榜首。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台湾杂文作家中，他是一位锋芒毕露、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一位独立特行、著述甚丰、赢得了众多读者的作家。他对台湾当局专制主义批评最激烈，对达官贵人腐败贪婪痛斥最无情，对传统文化弊端抨击最尖锐，对国民心态弱点剖析最彻底。总之，他与整个不合理的观念和制度对抗。在艺术风格上，他比任何一位杂文家更富有个性特色：学识丰富，文辞锋利，嬉笑怒骂，旁征博引，学贯中西，惊世骇俗，以一种完全决绝的精神，揭露真相，抨击时政，燃起一把又一把的野火，朝野上下无不注目。因之，他累遭厄运，一再入狱。1982年出狱时，他写了一篇短文《空中文化飞人》说：“我的行业比较特殊，有人说我是作家，有人说我是历史家、思想家，或者什么家，其实我自己却觉得，与其说什么家，不如说我是‘文化空中飞人’。”因为他“满腹经纶，一身傲骨，艺高人胆大，在警察国家中，每月开夺命飞车，做拼命三郎，虎口捋须，太岁头上动土，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

李敖（1935－　），原籍山东潍县，生于哈尔滨。小时随家迁居北京，在京读完小学后，1948年转至上海读中学，1949年随父赴台，入读台中一中，1954年考入台大法律系，后又转读台大历史系，于1959年毕业，后任职台大历史研究所，兼任《文星》杂志主编。1962年在《文星》发表大量杂文、论文，其中《老年人和棒子》引起轩然大波，1963年出版第一部文集《传统下的独白》，被认为是“棒打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而引起一场关于中西文化的激战。1965年，因撰文批评台湾当局，《文星》被封。1966年11月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1967年4月，以“妨害公务”罪被提诉，1971年3月被捕，至1976年11月出狱。出狱后，在《中国时报》撰写专栏，陆续出版《独白下的传统》、《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1980年出版《李敖全集》（六册）。1981年8月，再次被捕入狱，次年2月出狱。

李敖极其勤奋著述，即使在狱中亦笔耕不止，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82年出版《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1983年出版《李敖全集》第七、八册，1984年陆续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和《万岁评论》等。除了杂文之外，李敖还有《胡适研究》、《胡适评传》以及编著《要把金针度与人——二百种中国古典名著导读》等。李敖在1993年说他写的书有一百三十多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台湾当局查禁。

李敖的杂文，是真正意义上的杂文。不仅内容庞杂，形式也繁杂。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历史、人物、爱情、婚姻、生死、生活各个领域，有札记、随笔、书信、传记、日记、评论、杂感各种体裁，应有尽有。风格和笔法也随内容主题不同而变化，或辛辣锋利，或幽默诙谐，或谈笑风生，或情意绵绵，或讽刺挖苦，或各种手法兼而有之。

他从“用暴力维持政权，一党专政，特务横行，基本人权没保障”等十二方面，揭露台湾“独霸政权”，并指出“有历史眼光的人们必然会从时代的趋向，去观察一切反动的政权和独裁者，然后为他们的悲剧命运描绘死亡的景象。”显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民主趋向》）；他从人的阶级本质分析蒋介石，出身于“奸商世家”，也以此道“俨然成了‘中国领袖’，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回乡）豆都不得吃，完蛋在孤岛台湾来”（《蒋介石的时间表》）。这种分析和预见，也被他所言中。他人历史分析，认定“国民党喜欢搞暗杀，源远流长。”他一面反独裁，一面倡导民主。他认为真民主就是要“容纳反对的意见”，测量民主程度如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有没有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开玩笑的自由》）。但他的批评又常常得罪许多人，引起朝野反对，例如，他批评“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的著述和言论，属于“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但是他们可以凭借几页稿纸“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李敖曾说“我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可是，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各类确实是太多了，太复杂了，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可是，他也以一个历史家的胆识和思想家的敏锐，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文化及人类各种观念作出清理与评价，并闪耀出思想和哲理的光彩。他不但把一党独霸的台湾社会揭露得淋漓尽致，使得要了解台湾，就要读李敖。而且他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甘地到希特勒众多历史人物的清理与评价也独具见解。例如，他认为人们尊崇孔夫子为“万世师表”是不够的，“孔夫子其实是伟大的学生”，因为他既能“不耻下问”，又能“当仁不让于师”，所以，他也是“万世生表”（《万世生表》）；他认为诸葛亮写《出师表》，“我们只看到他明谏之切，却没有看到他隐痛之深”。他的隐痛，乃是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局的、不成材的阿斗，所以，“他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我为什么战斗性隐居？》）；他认为“慈禧是中国人的耻辱”（《满人为患》）；他认为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人中，最了解世界动向而又把这种动向反映到祖国来的人”（《思想不变，配革命吗？》）等等。

至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也常常和柏杨一样，表现出一种以偏概全而加以否定的片面观点，对于西方文化则又主张全盘接受，说“要西化，就优缺点一起要”（《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不过，他在《独白下的传统》一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例如，他认为在中国特立独行很难，因为“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置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此外，李敖谈情论性一类的杂文，包括《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等，则又表现情深意挚、认真负责，一点也不玩世的。台湾有位论者指出：“我相信，五十年、百年后，待文坛上所有的恩怨及人事纠纷都消失了，能流传下来的文字，李敖会是其中之一。”

戴小华：《李敖访谈录》，《台港文学选刊》1993年第8期。

（节选自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人民文学出版，2003）

三访李敖（李峰）

作为《海峡两岸》的主持人，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曾经3次采访李敖，很有意思的是，这3次采访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我们从书面采访到通过卫星对话再到面对面谈话，这似乎暗合了这些年来我们对台工作的轨迹——两岸始终会越走越近。

一访李敖——愉快开局

与李敖初次打交道是在2000年四五月份，当时我刚调到《海峡两岸》担任制片人不久，有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为了尽快提高节目收视率，大家都在努力想办法。基于李敖在两岸边的知名度和争议性，应该有相当的关注度，部门主任李海明提出了采访李敖的想法，于是我们和台湾真相电视台联系，邀请李敖上我们的节目。由于是初次合作，各方都比较谨慎，当时的合作形式很简单，我的一位同事李晓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的副主任，当时作为交流干部到我们栏目工作）以书面的形式列出了六个问题，请真相台代为录制李敖的画面。李敖的回答基本是每题10分钟，而我们的节目当时是要求每题15分钟，于是我们邀请真相台董事长周荃（她也是李敖的朋友）、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许世铨等人到演播室，我和他们聊聊有关的背景情况，作为朋友对李敖的评价等作为补充内容，算是凑足了节目的时间。

我们当时提出的问题围绕“一国两制”和两岸关系的现状等内容展开的，李敖的回答颇为精彩。记得在回答“爱中国与爱台湾这两种感情能否分开或者说怎样才能统一”时，李敖引经据典，说：“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起用美国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威尔逊做国防部长，在他卖掉了所有的通用股票后，有人还是对他能否妥善处理利益冲突表示怀疑。威尔逊说‘凡有利于美国的，就有利于通用，他们的利益是休戚相关的。’这就如爱台湾与爱中国的关系。”

李敖对“一国两制”的支持态度和他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他颇有大陆观众缘，而且他讲故事的风格也很适合我们这样一个论坛性质的节目。现在看来，虽然当时的节目有些粗糙，但我们的提问和李敖的回答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有较好的社会反响，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敖也深感快慰，还主动提出了一些新的合作想法。应该说与李敖的第一次合作是一个愉快的开局，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思维敏捷，风趣健谈，表达能力非常强，这为我们以后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再访李敖——渐入佳境

第二次与李敖打交道是在2001年的年底。因第一次采访李敖较为成功，领导要求我再次采访。我考虑到第一次是尝鲜，虽然节目比较粗糙，观众也没有过多地挑剔，如果第二次再简单重复，效果可能不会太好。于是我提出采用新的节目形式：用卫星连线的方式直接和李敖对话。这样既不违背李敖“绝不离开台湾一步”的誓言，又有直接交流的畅快，能对观众形成新一轮的冲击。新的思路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在策划这期节目时，我的初衷是进行一次两岸学者的对话。我们请来了一些在北京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家都谈了对李敖的认识。有意思的是，学者们对这个节目都兴趣寥寥，对李敖这个人颇有微辞。当我询问是否有人愿意自荐或推荐什么人与李敖对话时，众人更是一片静默。

座谈会后我摒弃了当初的想法，着手寻找新的思路。考虑到李敖虽然在大陆媒体曝光的机会不多，但他的书在很多书店里都有售，拥有一大批读者。我准备抛开两岸学者对话的形式，代之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把自己也定位为一个读者，并用这样的角色去与李敖对话。确定了这样的思路，我把这期节目暂取名为“李敖与大陆读者的第一次对话。”

思路拟定，操作起来却面临很多难题，比如卫星线路的问题、合作媒体的问题等等。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兄弟部门，特别是技术部门的大力支持，困难很快都一一解决了。剩下的最大挑战就在节目的内容上。

谁都知道李敖是著名的铁嘴，没有他不敢说的话，没有他不敢骂的人。面对这个让很多同行都有些怯场的人，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在节目中会说些什么？应该怎么去跟他对话？我一度十分茫然，以前虽读过一些李敖的书，但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能支撑这样一次对话。于是我四处查找资料，包括香港台湾一些媒体对他的报导，我发现，大家都对李敖的孤僻乖张与另类行为津津乐道，热衷于谈论他如何骂人，如何打官司，如何追女人，却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去对他的整体思想进行一番完整的梳理，而这些正是我们要挖掘的东西。我顺着这个思路一直深入下去，他的形象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和丰满起来。我认识到，在李敖狡诈不羁的背后，有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和不可撼动的精神支柱，那就是对故乡的感情，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心。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把节目的基调确立为以情为线。为了便于操作，我详细拟订了一份采访提纲，确定了节目的结构。一个好的节目，结构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我不可能去预知或干涉对方说些什么，但我可以做到引导他说些什么。我相信一份好的思路是确保节目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在后来的录制现场，李敖可以说是完全按照我的既定思路接受了采访，整个访问很顺利。后来在年度彩虹奖的研讨会上，评审组的专家在点评这个节目成功的原因时，首先就肯定了节目的创意和结构，这让我备感欣慰。

在节目的整体思路和创作结构得到批准之后，我请栏目组的同仁贺亚莉和高辉去寻找李敖当年的学校和同窗，还有他书中描述过的“法源寺”等线索。寻找法源寺颇费了些周章，因为它名不见经传，几乎没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好容易找到了，更觉得失望。寺院不大，香火寥寥，甚是冷清。找到一位僧人聊了两句，僧人说他知道李敖，也知道《北京法源寺》这本书，希望李敖有机会回来看看。听说法源寺的香火随着李敖热而渐渐旺了起来，门口也摆上李敖的这本书，成了吸引游客的卖点，当然，这是后话了。

因为线索有限，寻找李敖当年的同学也很不易。两位可爱的同事很有办法，他们到北京四中查询档案，不光找到了想找的人，还意外地发现了李敖当年的学籍卡。在录制节目的现场，当那张贴着李敖黑白照片、有些发黄的学籍卡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李敖禁不住“啊”出声来，因为这张卡连他自己也不曾见过。当时我就想，以后能够制作一个学籍卡复制品，有机会去台湾时，把它作为礼物赠给李敖。不过，我去台湾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送礼物之事就搁下了。有趣的是，当后来李敖来到大陆，参加凤凰台的一个节目，现场主持人问他，我们为你请来了北京四中的校长，他有礼物要送给你，你猜是什么？李敖脱口而出，是那张学籍卡吧？看到这里，我会心地一笑：嘿，这家伙还惦记着呢！

在同事们四处忙碌的时间，我托人买来了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李敖的著作，把自己关在家里，研读三天三夜以求速成。在众多的书籍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李敖快意恩仇录》和《北京法源寺》，从中我不仅读到了优美的文字，也进一步了解了李敖这个人。在我看来，《李敖快意恩仇录》表达了李敖的思想，语言简练，观点精辟。而《北京法源寺》则是一部男人的著作，慈禧太后是其中唯一的女角且为反角，主人公谭嗣同舍生取义的英雄主义精神正是李敖人生理想的反映，这一理想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中华民族的大义。在节目录制现场，我把自己的理解向李敖阐述，得到他肯定的答复，不过他幽默地说：“如果在身临其境时，我不会做谭嗣同，我会做梁启超，为什么呢？我不要做烈士，我要做一个战士，我认为做战士比做烈士应该更实际，虽然做烈士使我们觉得更佩服。”

我一向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力比较自信，或者说悟性还算不错，比较善于发现问题和总结问题。我从他的作品里读到了许多情色、仇恨偏激和愤懑的内容，但也从字里行间读到了责任感，读到了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和抗争命运的勇气。于是在我的心中，李敖的形象发生了一种质的改变，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在剥去那些花里胡哨的张扬之后，李敖的内心是纯净的、善良的，作为一名作家的他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一个人，李敖是“孤独”的；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他又是一个值得哀其不幸，又赞其敢言的人物。李敖作为捍卫民主的斗士，与国民党斗了几十年，坐了十多年的牢（fashion按：李峰女士果然是李敖作品的速成读者），争取台湾的解禁，但没有想到的是换上台的却是连国民党还不如的“台独”当局，李敖的内心是痛苦的，很少能有人真正理解他，他内心盼望的是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但在台湾这样一个社会，他只能用李敖式的独特方式甚至不乏偏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fashion再按：这段描述有点像用在鲁迅身上的）。我希望我与李敖的对话不是肤浅的，世俗的，而要深入到他的内心，让他剥去其外壳深入其内心才能展示他的内心世界，让他说出心里话。

录制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既是主持人，又是栏目的负责人的我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从解说词的撰写，到现场观众的组织，事无巨细样样都得操心，直到录制前才挤出几分钟时间静心想想。所幸的是栏目组的老大姐马叶英很有经验，振臂一呼，指挥着没有大节目经验的年轻人冲上阵来，很快一切就绪。李敖如约来到台北的演播室，通过卫星传送到大屏幕，李敖看到了期待和他聊天的80多位大陆观众。

当时李敖刚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不宜久坐，对环境温度要求很高。于是，我们俩的聊天就从他的身体状况谈起。李敖放松心情，很快进入了角色。谈话在融洽的气氛中开了场，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问题一个个抛出，李敖应答机智，现场笑声不断。当我们为他播放完“大陆民众眼中的李敖其人”这段片子时，他连说：“我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当我们为他展示他从未到过的北京法源寺，并问他和想象中是否一样时，他将自己如何写出法源寺的故事娓娓道来；当我们请来他的同学，并向他发出回家的邀请时，李敖虽然回答说“神游即可”，但潸然而下的眼泪还是透露了他内心的波澜。我对他说，我想用8个字来形容你对台湾的感情，“爱之越深，责之越切”，想以此传达大陆同胞对他深深的理解和关怀。李敖的鼎鼎大名不是平白得来的，三次入狱，18年的狱中生活（fashion又按：李峰不知怎么看《李敖快意恩仇录》的；wjm_tcy按：的确是啊，应该是先有14个月的软禁，然后有5年8个月的牢狱，再后又半年，总共7年4个月），过人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得理不让人、睚眦必报的性格，使他成为奇人怪杰。在李敖传奇的经历中，不缺斗争，不缺新闻，不缺热闹，缺的是温暖和理解。人们说他是“老顽童”，他说自己是“笑面虎”。他心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软弱，不曾流露，也不肯流露，他靠这样的坚持在不断的打压下倔强地活着。我真诚的希望这期节目能给他捎去来自海峡这边的暖意，毕竟他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

那天录完节目，忙了一整天的我和同事们走出演播大厅，看着门外漫天飞雪，银装素裹，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相信那也是许多北京人难忘的一天。2001年12月27日，因为突降大雪，北京的交通陷入了大瘫痪。

这期节目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两岸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李敖与大陆观众的第一次对话》在《海峡两岸》播出后，观众的好评如潮，该节目获得了央视该年度节目的一等奖和彩虹奖的一等奖。李敖对本期节目也非常满意，他托台湾的朋友给我捎来了他最新作品《上山·上山·爱》。李敖又通过台湾中天电视台要来了该期节目的录影带，自己动手拆装，重新制作了三期节目，每期节目时长一小时，并把这个节目取名叫《李敖向祖国发声》。他利用我们的节目素材，分段讲解，旁征博引有关的历史、世界的相关背景。比如在我们的节目中有一段介绍李敖书房的内容，他就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讲解他的学习方法，介绍他引以为傲的秘密书房，展现给观众更多的内容。

李敖精心准备的这几期节目特别安排在2002年的新年播出，一播出就是好几天。节目刚播出两天，李敖就受到了台湾当局“新闻局长”的呵斥，要求他立刻取消这期节目，理由是他在节目中大力宣传大陆，宣扬“一国两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为他捏了一把汗。没想到第二天这个节目照常播出，而且节目一开始，李敖就大声地说：“‘新闻局’你们听好了，李敖我跟你们干上了，李敖今天勇敢地向祖国发声。”由于是新年播出，我没能看到节目的直播，后来台湾中天电视的合作伙伴给我捎来了节目的拷贝，在办公室我一个人静静地看着，想着，感触良多。

多年后在北京见到李敖，我问他当局有没有找他的麻烦，李敖说：“可能和我平时穷凶极恶有关系，我雷声大，他们雨点小，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三访李敖——只是聊天

李敖要到大陆来了，消息不胫而走。很多朋友见了我就问：“李敖来了，该是第二次对话了吧？”“不，第三次对话，第一次面对面。”我这么回答。

曾经放话“有生之年不会离开台湾”的李敖改了主意，踏上了阔别56年之久的故乡，这条新闻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栏目组的编导们都希望自己能抢到这个好话题。但是，由于李敖的此次大陆之行是以凤凰台主持人的身份来的，一切行程都由凤凰卫视安排，时间紧，活动多，追随的媒体也多，要联系好这个采访任务有很大的难度，而且给央视唯一的机会又给了《东方时空》栏目。《海峡两岸》领导找到我，希望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争取采访李敖。

其实对于是否能和李敖见面，开始我也没有抱什么期望，因为做媒体的朋友都知道，很多时候，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可以去争取的，而超出了就没有可能了。也许是多年来养成的职业责任，也许是感觉自己和李敖这个人有某种缘分，因为就像和李敖的交流由浅入深一样，我自己从事对台传播工作也从陌生走到成熟，这么些年我目睹了对台传播走过的艰难历程，在《海峡两岸》经历了风风雨雨，能看到两岸党际交流的一天，虽然只是开始，党际关系也不等于两岸关系，但迎来了连战、宋楚瑜的来访，现在李敖也能放弃自己的誓言来到大陆，这一切让我欣喜，让我感动，因为这是我一直期盼的，为之默默奋斗的。想到这些，我爽快地答应了，既然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这是我一贯的作风。

我决定给李敖写封信，附上当时录制节目的两张照片，托凤凰卫视的朋友捎给他。我在信中写道：“2001年末，我们曾通过卫星连线进行交流，共同制作了《李敖与大陆观众的第一次对话》节目，希望您还记得。记得在节目中我曾向您发出‘回家看看’的邀请，您说‘神游即可’。今得知您终于回来了，非常开心，盼望有机会与您见面。如时间允许，希望能抽出半个小时，携栏目组同仁前往采访您。”李敖欣然答应。他的助手告诉我，李敖先生说，你的节目一定要上。这让我心生感激，因为我知道，除了日程上事先安排的采访，所有的媒体采访都被李敖婉拒了。

采访被安排在李敖于清华大学演讲后的当晚9点，地点是李敖下榻的钓鱼台宾馆。刚被媒体炮轰过的李敖坚持着来到我们的采访区，我看到他已是满脸通红，显得有些虚弱和疲倦。但一见面，他就抢先说：“我们终于见面了。”我说：“四年前我们就见面了，只不过是通过卫星透过屏幕。”李敖笑着说：“对，我们是‘隔空喊话’。”我说：“我以为这次在北京没有机会见面呢！”李敖忙说：“一定要见的，就是瞎聊也要聊。”

由于我们这个采访是临时加进来的，只能是见缝插针，时间也只有20分钟。他的助手来回穿梭，不时举手向我示意。而一位台湾媒体朋友更有意思，她索性坐在旁边，看着手表算时间，因为李敖下一个安排是上他们连线的直播节目。没办法，我们的采访只能是在匆忙中进行。

李敖一开始就抱歉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恐怕没有新的东西了。但我自信地说，不会，还多着呢。有了上一次的对话铺垫，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就像是多年的朋友，很随意地聊开了。我们的对话轻松而愉快，一起回忆上次的合作，一起讨论他的北京之行。我问起他两个孩子的名字：“你这次带了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叫李戡，一个叫李谌，从字面上看一个从文一个从武，是希望他们文武双全吗？名字是你起的吗？”李敖得意并神秘地说：“我只告诉你哦。”那神情很难让人把他跟桀骜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李敖告诉我，他这次到大陆来还有一个私心，就是要让孩子们了解大中国，他们此行的收获很多，在台湾他们看到的只是一条小水沟。当我问李敖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期待，要不要走他这条路时，李敖说：“说实话不太容易，我是一个集大成者，别人要读书读到我的1/10就会中毒，而只有我能跳出来。”虽然李敖还是延续着他一贯的说话风格，但从中我听到的是一位普通父亲对孩子最朴素的爱。也看到了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的他对故土热烈的归属感，以及对孩子血脉传承的殷切希望。作为父亲，李敖是琐碎而骄傲的，他说孩子们会欺负他，在大街上也不给他面子；他说因为他向孩子妈妈告状，说孩子偷吃东西，被孩子们骂为“告密者”；他说他和孩子们岁数差得太远了，有60年，有种爷爷对孙子的感情，只想宠着，哄着他们玩。谈得兴起，却无奈于时间的限制，只好作罢，我们相约有机会再好好聊上一回。

于我个人而言，对李敖的三次采访算得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如果我不曾认真地去研读他的书，解读他，而是随着大众舆论的引导，只去关注他的不羁、他的风流、他的尖锐，我相信我得不到他的信任和认可，很难达到《李敖与大陆观众的第一次对话》泪洒当场的效果，可能也得不到第三次采访他的机会，更不敢奢望能和他交成朋友。我对这个人的了解随着采访的深入一步步更接近本真，打官司、追女人、骂祖宗的李敖，其实也可以温和大度像普通的父亲那样。真正意义地沟通而不是只负责向他提问，最大限度的发现被访者的本真，正是我想要的。

选自《李峰看台湾》，九州出版社，2006

我眼中的李敖（贺顺顺）

我跟李敖挺熟的，不过，我欣赏李敖可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批文”——凌峰认可的哟。

去年，大约在冬季，戴逸如先生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托，希望我出面请李敖为出版“李敖人生格言”写份授权书。这事很伤脑筋，谁不知道李敖此人“倨傲不逊，卓尔不群，目中无人，谁都敢骂”呢？任务虽光荣，却艰巨着呐。

腊月的某一天，我们“八千里路”摄制组走进了李敖的“秘密书房”。在那满屋书的空气里访谈。书房里的李敖十分儒雅，全然没有只能听他的、容不得别人插嘴的名人作派。他把大部分时间让给了别人，对别人的提问、插话和意见，他都认真地侧耳倾听，体现出他对别人的尊重。访谈顺利，气氛甚好，那是个愉快的下午。我相机行事，跟李敖说了出版社的想法。真是没想到，李敖不仅爽快地授权给我，还要我为他的“人生格言”写序言。

这事儿难以置信，小女子何德何能，能为大师写序吗？不过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在李敖独特的眼光里，没有大人物、小人物之分，只要他喜欢，就算个人物。

李敖处世非常性格化，所以他备受争议。他说话、写文章好走极端，爱他的和恨他的人也都在两极间摆荡。对他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身上常常蹦出不谐和音，就像他厚重的书房里，竟悬挂着大幅裸体美女照片！

李敖一生有几多，书多，字多，证据多，朋友、敌人、女人多，当然还有他肚子里的学问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固执与坚持，如他一贯固执地穿红夹克，一贯固执地喝白开水，如他一生坚持他不留情面的进攻态势，一生坚持他的文化批判。他的批判矛头还专捡大的刺，从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到台湾地区新领导人无一不是他的靶子。但他唯有对爱情不固执，对女人不坚持。像他这种独来独往的人，回家不会准时吧？不，他回家却偏偏很准时。在他眼里，人情是淡薄的，他从不屑花时间纠缠人际关系，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专注于写作，因而成就了他一千五百万字的泱泱著作。正因他克服了人情的顾忌，才磨砺出他犀利无比的文风。他有句格言说得好：“人缘太好会对真理构成妨碍。”

李敖是个工作狂。他认为工作要做到“被饭催”而不能“等饭吃”才算及格。他的前妻胡茵梦说过：“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确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影，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

一位和李敖共事的电视导演说：“李敖对时间的运用难以想象。他可以边打电话边写作，甚至上厕所来回手里都要拿着点什么。”难怪这个李敖出本书，就像我炒葱花蛋那样驾轻就熟。

“八千里路”摄制组长久地把镜头对着李敖，凌峰曾经笑着说：“这种稀有品种如不及时记录，就是暴殄天物。”

最近，李敖告别电视，与他合作过的伙伴流泪了，因为他们看到过了李敖不轻易示人的别的侧面。人们通常在媒体上看到的是李敖尖刻、狂妄、咄咄逼人的形像，其实，走近他，会看到李敖会变脸，他有多种脸谱，面对权贵是一张敌视的脸，石榴裙下是另一张春风荡漾的脸，说起娇妻爱子是一张童稚的脸，面对平凡的小伙伴，竟有一副侠骨柔情，露出一张温文和蔼的脸，我见到的则是一张儒雅的脸呵。

这就是我眼中的李敖。

台北访李敖（卞毓方）

门从里边拉开，李敖闪在一边，做手势说“请进”，我却一下子愣在门外，迟疑数秒方才迈步。声名煊赫的主人恐怕要担点委屈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而淡之，抢了他的风头的是他背后排山倒海的书架和书桌。对，就是“排山倒海”，因为它们从里墙，从天花板的尽头成排成阵向外压来，一直压到大门口。

这是一座图书馆，还是一座“写作工厂”？书架紧嵌在四壁，从客厅到餐厅，从主房到厨房。书桌纵横成列，像是大学课堂，又像是阅览室。从地板，到桌肚，以及桌面，堆的、垒的、码的是书籍，插的、摞的、叠的是资料。而在前排与后排、左排与右排之间，留出若干空当——桌面相对空虚，仅仅摆着备用的书籍、资料，以及稿纸和笔，主人就在那儿笔走龙蛇，呼风唤雨。李敖有一个骄人的癖好，每写一个专题，都要换一批材料，换一张书桌。难怪他说“真正第一流的大思想家的工作地点是自己的书房”，因为他背靠的不是习见的小小书斋，而是整个一座巍巍书城。

李敖不用助手，也不用清洁工，偌大一座书城，就由他一夫独守。我在其间巡礼游弋，那感觉，不啻是钻入迷宫，或八卦阵。书架均为特制，遮掩了、取代了所有的墙壁，中间开出大大小小的龛，供的不是神，而是古色斑斓的书画、拓本与照片。毋庸讳言，缭人眼花的，还数那些美目巧笑、幽香浮动的裸女像。它们大都堂而皇之地占据着要津，仿佛它们才是这儿的主人。李敖颇以为得，他指着其中的一幅人体摄影说，这是莫文蔚（香港女歌星）亲自送他的，接着又说，还有谁谁谁（更大的名角）也要向他赠送自己的裸体写真。

我突然意识到，这书城缺了点什么。仔细观察其他的房间，忽然醒悟，这儿有电视，有音响，有传真机，有复印机，——就是，嗯，没有电脑。李敖解释，他是几十年一贯制的“土法炼钢”，坚持用笔和纸写作。这事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尤其是发生在李敖李大侠身上，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转而想想，他毕竟已66岁，惯性和惰性绝对在暗中作祟。“你试过电脑吗？”我问。“试过，”李敖答，“但不能适应。”他很坦白：“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许多人的理解都不够精确，在我看来，应该是会就会，不会就是不会。”

因为彼此站着，自然一眼就能看出李敖的身高，大约一米七十二。体重呢，他说，六十五公斤。李敖跟着补充一句：“不胖不瘦，正好符合标准。”不，比起常见的他的荧屏形象或著作上的玉照，我总觉得他是瘦了些，脸色也有点不那么“李敖”。一旁的高信疆先生解释，说李敖前不久刚做了胆切除，复健并不成功，现在还在疗养。呜呼大侠，斯人亦憔悴，千山独行的孤胆英雄，从此不竟成了“色厉”而“内荏”的“无胆”英雄！

尽管还在康复期，李敖仍保持和从前一样的生活节奏，除了高频率的阅读和写作，每星期还为电视台做五次时事演讲。譬如，昨夜纽约世贸中心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这就将成为他今晚的话题。李敖坦陈，他做电视节目是很赚钱的。并且顺带讲了生意经。他说，他要电视台方面一次付清全年的费用，对方当然不肯，于是红嘴白牙，唇枪舌剑。对方说倘若按照你的要求一次付清，万一你中途死了怎么办？李敖反驳，如果不事先付清，你们事后赖账怎么办？虽然双方关系很好，但是，亲兄弟明算账嘛，经过一番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最后各退一步，敲定先付一半现金，另一半为支票，三个月后兑现。李敖笑着拍了拍胸脯：“你们说，我再不济，也不会三个月内就翘辫子吧？”

李敖的父母总共生有六女二男，八个孩子中，数李敖最是“添乱”，总是在政治上带来无尽的麻烦。李敖父亲殁世早，故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没能看到宝贝儿子后来的种种祸殃。他母亲长寿，直活到世纪末，可以说，李敖的三痨五伤，七灾八难，她都一一经历，感同身受。说来也奇，老母亲晚年，八个子女，不跟这，不跟那，偏偏跟定了小祸连绵、大祸接踵的李敖。知子莫若母，这是否也反映了老人家对他这个“捣蛋”儿子的某种认可呢？当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李敖事母至孝。举例说：李敖与母亲住在同一栋楼，李敖担心老人家年老多病，安危莫测，除了约请专人照顾外，还在母亲的房里安装了闭路电视，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关注老人的动静。……李大侠孝顺如此，高科技也是功不可没。

谈话中说到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一事，李敖的态度是不赞成。李敖说，龙应台就不该去。难道以她的力量，能够改变政府的意识形态？没那事。她既然去了，就只能是迎合。最终，不是她改造政府，而是她必然受到政府的扭曲。

自始至终，李敖一直含着浅浅而又谦谦的笑，这是出乎我意外的，总以为他也会像文章那样，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孰料他还有这么一副“好好先生”的脾气。让我估计落空的，还有他居然早就戒绝了烟酒，连带还戒了茶、咖啡和俗世的一切应酬。作为见面礼，我特地为他带来了两瓶上等的“酒鬼”，谁知他已立地成佛，革凡登圣，一变而为滴酒不沾、洁身自好的清教徒。

李敖送我他新出的长篇《上山·上山·爱》，这书名就透出怪诞。揭开封面，扉页上赫然印着：“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见之以为淫”。瞧，还没有进入正文，成圣？为淫？招魂幡立马就兜头祭起，让你避无所避，遁无所遁。这部小说，已在北京的《京萃周刊》连载，我只断断续续地读过数节，粗略的印象，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交错，撩云拨雨，离经叛道。李大侠的傲气、霸气、才气，只有到了字里行间，才原形毕露，活灵活现。你要吃透李敖，最好是读他的书，千万，千万别为他的咪咪笑障了眼。

中午，李敖在他家隔壁的“彭家园”饭馆，招待高信疆先生夫妇和我。李敖名气大，他一踏进饭店的门槛，里边先来的两桌客人就起立鼓掌，欢呼说：“大明星来了！”；“大明星和我们一起吃饭，三生有幸！”李敖忙不迭地鞠躬还礼，并调皮地回答：“谢谢捧场，大家在这儿尽管随便看我，不用买门票！”一番热闹过后，食客们重归于座。我们也拣了僻静的一处坐下，开始点饭点菜。有顷，当我们的饭局进行到一半，先来的那两桌客便宣告散席，为首的一位先生走过来跟李敖打招呼，说：“你昨晚的那档节目，下午两点还要重播，我这就赶回去看你的电视！”

就在笔者探访李敖的第二天，他又住进了医院。九月底，并且动了第二次手术；这次，他的胸口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他曾笑着对友人说：“很明显，两次手术中，有一次是失败的。”问他为什么不追究责任呢，他的回答是：“这就是与朋友‘剖腹相见’‘肝胆相照’的证明！……”

选自《美文》2002年第3期

禁足孤岛56年后，李敖重回大陆内幕（宋元）

2000年参选台湾“总统”的5位候选人中，除了民进党陈水扁、无党派许信良之外，代表国民党的连战、代表亲民党的宋楚瑜都已于今年应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访问大陆，现在，又来了当初代表新党的李敖。

李敖不是第一位来北大演讲的台北学者，1984年台大哲学系教授陈鼓应曾来北大讲学；他也不是第一位来访的“立委”，1988年台湾“立委”胡秋原冒台湾当局之大不韪，参访大陆，访问途中即被李登辉“开除国民党党籍”；当然更不是第一位来大陆的作家，琼瑶、三毛、龙应台……早已留下各自的大陆故事。只不过，包括这些先行者在内的几乎所有被大陆人知名的台湾人，都曾被李敖笑骂，甚或气到把李敖告上公堂。

李敖坐镇岛内56年，不出半步论天下，骂尽闻人，突然放话要来大陆。据悉，应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的邀请，李敖将于9月19日出发，访问大陆和本港。这趟李敖之行被定名为“神州文化之旅”，途经本港、上海、北京三座城市，进行民间性质的文化访问和交流，并将在北大、清华、复旦演讲，行程11天。

禁足56年的不同政见者，做出了和老对手国民党一样的选择

台湾岛内开禁“登陆”后，却有几个特殊人物怎么也不肯离岛，到大陆去。第一名是张学良将军，第二名是李敖。

从2000年至今，本刊记者多次采访李敖。谈及是否“登陆”，他总说，“一开始安全部门不让我离岛啊，后来我发现，我们不需要像航天员登月那样去了解月亮，也不需要像登山家登山那样去了解喜玛拉雅山。”“再说，我觉得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

现在，这位曾与国民党斗争了大半辈子的不同政见者，终于和其老对手国民党，做出同样的选择：到北京去。

其间，凤凰卫视成功邀请到李“登陆”不过是个偶然事件，李和连宋同为中国人的共识应是根本原因。正如李在“李敖有话说”里所说：“像连战、像宋楚瑜，他们虽然有很多的不是，可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可以肯定他，在这种关键性的大原则上面，他们始终承认他们是中国人。”

1935年，李敖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那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也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多，中国东北已是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李敖的爸爸李鼎彝于1920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学习，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

2岁到13岁，李敖随全家迁至北京居住。李后来在自传中说：“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1948年冬天，李全家南迁上海，住在提篮桥监狱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1949年5月，李随父亲搭乘难民船中兴轮到达台湾。

此后56年间，李敖再没有离开台湾，但其上百本尖锐犀利的评论尤其是各类“骂作”，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在大陆知识界广为流传。近一年多来，李敖更通过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约400期政论节目，在大陆拥有大批观众，成为极个别闻名两岸的时评家。

56年的岛内生活，李敖一刻不得闲。先是向《文星》杂志投稿，大力提倡“全盘西化”，鼓吹自由主义思潮，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努力；1965年《文星》遭查禁次年，李的作品也开始被封杀；1969年，李因帮助台湾异议人士彭明敏偷渡，被官方指为“台独分子”遭软禁；1971年被正式逮捕，5年后释放；1981年，李因被人诬告，再度入狱半年；2000年，李代表新党参加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后却宣布支持另一个候选人宋楚瑜；2004年，李再度进军政坛，以无党籍身份当选立法委员。

李敖将讲述为“自由与民主”奋战的经历？

对于其现在的言论阵地凤凰卫视及其老板刘长乐，李敖曾在节目中评说：“在我们的祖国，有一个人为了我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名字叫做刘长乐，因为我的言论一定给他惹来很多麻烦。”但他又说，“可是告诉大家，我一点都不可怜他，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李敖最初确定访问大陆的意向，便是缘于他和刘长乐在2005年2月中下旬的一顿饭局。

据凤凰卫视台北记者站首席记者及“李敖有话说”制片人游本嘉介绍，那时刘长乐到台湾给李敖提前祝寿，席间邀请李敖去大陆看看，刚开始遭到李敖的婉拒，并称怕坐飞机。但刘长乐坚持游说，说于右任、张大千、林语堂等来到台湾的文化名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最终却都带着没有叶落归根的遗憾客死他乡，李敖应该实现这一代人对祖国大陆的拳拳之心和未了的遗愿。当下，李敖听了颇为动容，试探性问了一句话：如果他访问大陆，凤凰是否操办？刘当场答应。此后因军购案，身为“立委”的李一时走不了，但其出岛的决心渐定。

游本嘉表示，约400集的“李敖有话说”在凤凰卫视播出后，颇受大陆观众欢迎，加上此前李敖大陆版书籍的读者群体，李敖在大陆已有相当规模的拥趸；趁着精神体力还好，李敖也很想和大陆民众接触，身临其境感受一下大陆的历史文化。因此，作为历史学家、作家、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和凤凰卫视主持人的李敖，将其大陆行定位为“神州文化之旅”。

此前，台湾三个政党的访问团将其大陆行定位为“经贸之旅”、“和平之旅”、“搭桥之旅”、“民族之旅”，并受到大陆官方高规格接待。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曹景行认为：“连宋大陆行是两岸整个政治格局突破性的发展；而李敖主要是文化交流，影响主要在民间。”游本嘉称：“李敖更希望强调此行的民间性、学术性和文化性，不会主动接触大陆官方，但如果大陆官方欢迎他，他也会持友好态度。”

只是，以李敖惯有的不同政见立场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他会满足于“历史文化”范畴而不触及敏感议题吗？或许，连李敖自己也没有既定答案。据李敖在上海的二姐李珣对记者表示：“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帮他想点适合在大陆演讲的题目，他似乎有点难以把握。”李珣说，“我认为，他跟连宋不一样，他的困难在于难以定位，以及如何和大陆官方打交道。但我很放心他，他的长处就是饱读诗书，政治上赞成‘一国两制’，这就行了。”

李敖抨击连宋不会演讲，自称在北大、清华、复旦的演讲绝对会比连宋精彩。港媒谑称李敖来大陆是来跟连宋“演讲比赛”。据李敖透露，他将在主题演讲中夹杂着谈一些自己如何在白色恐怖的威权体制中，为“自由与民主”奋战的经历。本刊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大陆三所著名大学不一定会接受如此敏感的言论，但其接待规格将比照连宋。

李敖在大陆发展的女儿李文则对《凤凰周刊》表示：“如果因为不能讲什么而不讲，那就不是我爸爸李敖了。”

李敖的“反对史”，亦是台湾民主进程的历史

正如李文所说，李敖总会在合适的时候爆出“猛料”，令台湾政坛及媒体一次次大跌眼镜，而他自己似乎热衷于这样的“游戏”——他宣誓就任立法委员时，其他立委都面对孙中山遗像，他却把自己的相片摆出来，对着自己的相片宣誓；因为军购案，台“国防部长”李杰给李送生日礼物，结果，李在“立法院”里当众抖出了李杰赠送给他的价值1.2万台币的万宝隆钢笔。

本港《亚洲周刊》曾评判，李敖“要在假话连篇的政坛上，以知识及史实为武器，揭穿皇帝新衣式的谎言，扮演永远的侠盗。”

很多人认为他十分狂妄，但即便不满李敖的人，也都认为他十分仗义。早年，他自己还经济困难却全力帮助亦师亦友的殷海光纾困，直至完成其身后事。1997年，他曾经公开义卖自己多年收藏品，为台湾慰安妇筹款。

而李敖对自己的描述是，“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

2005年2月的“扁宋会”，或许被视为台湾“朝野”和解的第一步，但在李敖看来，在野党反对执政党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应该上演“朝野”和解的戏。

李敖认定自己是不折不扣“永远的反对派”。

两蒋时代，李敖写了大约百余部书，批蒋专集是重头戏。两蒋时代过去，他还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反对派：痛骂李登辉，“不能以正常人的观点来看李登辉，因为他是一个混蛋。”抨击陈水扁“造型酷似希特勒，性格危险，假民主之名，做尽不民主的事。”质问连战“不知民间疾苦的‘封建贵族’，适合当领导人吗？”批评宋楚瑜“在新闻局长任内，打压国民党外人士不遗余力”。

2000年岛内大选时，有评论称，李以参选方式“直击李登辉两国论，削薄陈水扁的台独民意基础，横劈连战的党机器，挑开宋楚瑜‘大内高手’的政治盔甲。”

两蒋时代的李敖曾被扣上“台独”的帽子，被国民党以“台独”的罪名下狱。陈水扁和李敖也曾是朋友，陈水扁坐牢的时候，李敖还胆敢去看望他。在党外时代，李敖带头以言论围杀国民党，带出大量的党外刊物前仆后继，其所办周刊即由李敖挂帅做总监、陈水扁做社长，每周都在封底上印出“争取100%自由”的红框大字，并附加标题“为你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但在骨子里，这位“台独囚犯”原是一位统派大将。他看到陈水扁“做了大官以后抛弃党外理想，一路堕落，实在令人看不起他”，表示“由于民进党一建党就背离了党外的理想，摧毁了多少年来我们共同的希望，对这种堕落，我也不得不严予批评。”

两蒋时代，李主要以言论、著述抗争；李陈主政时期，李敖更多以行动对抗，通过参选“总统”、当选“立委”，借助媒体力量，参与台湾的民主进程。某种程度上，李敖的“反对史”也折射出一部完整的1949年后台湾史。

对中共，李敖认为其带领中国强大实属不易

目前，李敖“爆料”的主要平台是台湾的“立法院”和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栏目。

近期最引人注目的“爆料”莫过于“骂”鲁迅。2005年8月4日、5日、8日连续三期节目，他都在“骂”：“你鲁迅对当时的坏政府没有展现出你的批评、你的抗议、你的攻击、你的谴责，那么换句话说，你是闪躲的，真正的革命家可以这样闪躲吗？鲁迅骂胡适他们其软如棉，那么你就其硬如钢给我们看嘛！很抱歉，我查了所有的资料，看不到。”李敖认为，鲁迅先生在解放前，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不如胡适胆量大，在国统区只有胡适敢骂国民党，鲁迅不敢，说他根本算不上革命家。

对此一“骂”，激起了大陆“鲁迷”的不满，一些人认为，这是李敖对鲁迅先生的人格、思想、所处的环境认识不够。另外，对于革命先驱孙中山，以及大陆公认的“文化泰斗”巴金，李敖也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并著之于书。

虽然如此抨击大陆主流认可的精神偶像，但李敖对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却多有赞誉之词，并称熟读他们的著作。对于中共，李敖一直颇多欣赏。李认为，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了，能炸掉的全炸掉了，留给中国大陆的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后来，“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带领中国一步步强大了起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再也不想看到日本鬼子骑着军马在北京的街头耀武扬威了”。

李敖也是岛内第一个公开支持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人。李敖说：“我支持‘一国两制’，在‘五十年不变’的前提下，两岸制度可以互相竞争。两地比制度，难道我们会输给他们吗？”

2000年，李敖在参选中提出“出卖台湾，买回大陆”的口号。

人未登陆，言已登陆

“从80年代初起，台湾岛上的文人的思想宝典、语言风格、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大陆，大陆的文人和正预备做文人的大学生无不面朝东海，牛饮进补……

当时有陈鼓应来归，入北京大学任教。陈鼓应是一个人人都想看一看的反蒋英雄的活标本，难怪他在北大的课要上到特大号的大讲堂去。

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方才晓得中文可以这样来写，而发誓居然可以只‘赌一块钱’。

又有了胡秋原来归，舞拜黄帝陵黄尘鼓荡好不热闹。

又有了三毛、余光中、林清玄等等，霸占了《读者文摘》许多版面，赚了大把眼泪。

又有了徐复观、林毓生、余英时等等‘新儒家’，一时间德治、民本、内圣外王、蒋经国等等充斥沙龙讲座。

又有了许倬云、张灏等许多‘海外学人’或‘海外学坛闻人’。

钱穆、梁实秋卷土重来，大放异彩。

高阳小说，自然是绝大多数人爱看的，把一个商人的事迹写得波诡云谲惊天动地，把‘北宋良将第一’曹彬所搞的‘军民鱼水情’写得盖过八路军，着实不易。

金庸是‘港岛人士’，与台岛亦有‘文化往还’，忽一日‘北大讲学’，已成预备役国学大师。

还有钱思亮、痖弦、王晓波等老老少少。

以及‘文化太保’李敖。

‘李敖’来到大陆的最大好处，是把李敖以上的这些大陆人听来如雷贯耳的岛上名流全都骂遍，有点‘打碎偶像’的‘五四狂人’的作派，更像孤身涉险的‘未来战士’。

赴新加坡参加诡辩术较量的中国学生奉李敖为不世出的天人和‘文化飞人’，‘虽千万人，吾往矣’引用得精熟，尽管这句话不是李敖的原创。

岛上闻人，避李敖则吉，因为他极擅骂战；李敖闻名于大陆，多半是因为老李骂得刺激、骂得博学，他还总结出一套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三种，一、他跟你骂我；二、你跟我骂他；三、我跟他骂你。”

此时，李敖并非真的来了，来大陆的是他狂放不羁、入骨三分的白话文。上世纪末大陆学者庄礼伟以这篇名为《岛上的李敖》的文章，道出李敖的文字一入大陆风靡一时的气派。

大陆去台或出生在台的“外省籍”台湾文化名人，因其作品思想的易于传播，在两岸关系上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开禁之后，琼瑶、三毛的作品伴随着校园歌曲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的年轻人，而许多大陆人也正是因为这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对台湾的印象由“白色恐怖”转向情意绵绵的温柔世界；其后，对于大陆去台的胡适、张大千、钱穆、林语堂、梁实秋、白先勇等文化大家，大陆知识界也陆续掀起研究热潮，至今未艾。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陆知识界开始关注台湾的李敖和龙应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坚定不移的求真斗志，加上非同一般的战斗力。

龙应台曾在岛内文化部门担任官员，其特殊的“官方身份”和广阔交游，使其自多次访问大陆后，颇受大陆知识界瞩目。去年，龙应台在港大设计了一个论坛，取名“思索香港”，并邀请台北马英九市长来港大演讲。但马英九的来访被香港政府所拒，由此龙应台不禁怀疑北京和香港处理两岸政策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本港议员也遗憾就此让马英九失去了一次了解“一国两制”的机会。

大陆的友谊出版社曾出版李敖的多部研究著作和自传，出版时对内容略有删节，如李敖批评孙中山先生的部分基本予以删除。其中，《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爱》以及李敖的两本自传颇受好评，特别是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相当畅销。此后，大陆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李敖的综述，如《李敖的灵与肉——李敖思想研究》、《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

与此同时，大陆媒体也开始专访李敖，除避开李敖对一些敏感人物和事件的批评，大陆媒体一般将他定位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学者。2000年李敖参选台湾“总统”时，大陆媒体开始将他作为岛内的政坛人物加以报导。迄今为止，除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外，中央电视台也几次专访了李敖，而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年两次刊登记者对李的专访，其中一篇专稿的题目是：《李敖自曝“真面目”，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繁荣富强》。

此次大陆行，宁做赏景的雅士，不做斗士

李敖说：“这一次忽然时来运转，国民党的党主席连战，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忽然向北京去了，并且还是大张旗鼓地去了。”“我们这些反对党忍不住了，我们出来要修桥，要铺路，要拉拢两岸的关系。”

相对于中共胡总邀连宋访问大陆创立的党对党对话机制新模式，北京对台专家李家泉认为，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可以说是政党交流的补充，具有政党交流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家泉接受采访时说：“由于李敖本身具有多重身份，可以做出多种解读，而且他见解独到，知识面广，亲朋故旧多，其大陆之行将具有政党交流无法涵盖的拾遗补缺的作用。”何况，连宋所具的优势，李敖可能没有；但李敖所具的长处，连宋可能也没有。李家泉评论，“两岸越来越多元化的沟通交流，将进一步对台联党、民进党形成压力。”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李敖大陆行之后，今天挑战台北的作家，将来是否会影响更多李敖式人物挑战北京？李敖经历中的绚丽之处，就在于他主持下的《文星》杂志继雷震的《自由中国》后，竭力推动自由主义思想在华人世界的传播，成为当时台湾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由此他也被称为台湾继胡适、殷海光之后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

大陆知识界关注李敖的人也会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如果李敖活在大陆会是什么样？”对此，李敖曾在一篇读后感中称：“并非人人都是死劫，还是有挥洒的空间，要看你有没有本领？”现在，他已经临近这个挑战，大陆行让人们对他“挥洒的空间”倍感兴趣：李敖这次来到大陆会怎么样？

李敖的女儿李文或可作一参照。2002年底，李文到北京定居，两年半的时间就把北京搞得满城风雨，因其维权涉及到了好多有背景者的利益，有人恐吓要挖出她的眼睛，她的住所经常被停水停电，但她对本刊记者称：“我会学爸爸，用口才和证据，加上‘秀’的技巧，去争取自由，维护权益。”其所著《我和李敖一起骂》，让人们看到李文与其父一脉相承、“一剑封喉”的大侠性格。她声称，“言论自由是争取来的，而真理，也是慢慢地一步步地发掘出来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此次大陆行，70岁的李敖更宁愿做一个欣赏风景的雅士，而不是“斗士”。他用宋朝诗人的一句诗来形容他的大陆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并称这将是一次“相看两不厌之旅”：“我的意思是，我到北京看看，大家看到我很高兴，我看到大家也很高兴。”

作客李敖书房（吴道富）

五月游台，经台湾朋友引见，我们三人作客大名鼎鼎的李敖先生书房。时虽不长，然兴味良多。

一按门铃，先生很快启门笑迎。书房约摸百余平方米，沿壁均置几乎达顶的高大书柜，装玻璃门的少，大多敞开，书籍摆得满满当当、整整齐齐。靠窗一侧为低柜，抽屉外贴着标签，柜上亦摆满了书。书房靠里头有两排及腰的长桌，桌也即柜，里面和上面横竖都叠着、铺着书籍，既有硬面精装的，也有软面线装的，中外文齐备，而过道仅似飞机通道的宽度。偌大的书房中唯留下一块铺地毯的“空地”，长沙发两侧摆着双人沙发。

李敖穿灰细格长袖衬衫、浅米色卡其长裤、黑袜，戴浅墨镜，身板挺直，短发略花白，脸上少见皱纹和老斑。他讲：我今年八十了，被关押过三次，狱中光线暗，我又爱看书，害得我眼睛坏了，所以一直戴墨镜。我问书房藏书几许？先生复十万册之上。台湾朋友一旁介绍：不要看书多，先生要找个东西，他很快就能从书海中找到呢。

先生谈笑风生，我们毫无初识之拘谨。他指着书房稍带些许感慨地说：当年我和胡茵梦结婚就在这里，新婚之夜即有骚扰电话……不能娶女明星为妻啊。书房位于台北市中心城区的高楼中，现今细观全无婚房痕迹了：除了书籍多多，就是款式各异的时钟多，漂亮实用的台灯多，常绿植物的盆景多，壶、瓶、缸、盘、笔筒、印盒、书函等更多。小天使、马踏飞燕、清朝驻欧使节小照等摆设和刻有“开卷有益”“斯文在兹”两个木质书函则陈列于窗前低柜。墙上散挂有西画、对联之物，一幅大尺寸的本人肖像照特别引人注目——脸容冷峻，戴浅色墨镜正视前端，右手起食指封双唇。这或是最能展现先生个性的相片吧，耐人寻味。

友问：先生善批判，有无树敌过多之虞？笑答：我是以骂为乐。先生讲：我没出过国，有人说我去过大陆，我说大陆是中国呀！我不用电脑，我看书阅报，了解世界，我还要评说外国的事。前几年写了本《阳痿美国》，是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一些地区因书名原因不准出版，出版社印了十五万册只能化作纸浆，我不忍心让出版社赔钱，才同意改名（中信出版社2011年以《审判美国》出版）。

天色近暮，虽则大家话得正欢，但考虑到先生还要回居，我们也另有所约，只能不无遗憾地匆匆告辞。我等一再请先生留步，先生却坚持送至门口，并一一握手道别。而今，翻看李敖先生与我的合影，他那直率风趣的话语、谦和动情的神态和书房的种种“风景”，又浮现于眼前……

2014年06月23日

拜访李敖（金庆松）

——李敖的书房

2013年10月6日去敦化南路的金兰大厦拜访李敖大师，这间多次出现在他书本中的住处。李敖藏书极丰，自称是中国人中读书最多之人，其住处四壁皆书（家“图”四壁呀），客厅即图书馆。我顶着华府书友会会长的名片、李大师的书迷，去拜访李大师、参观李大师的藏书，也算名正言顺吧！

虽算是名正言顺，但，没有门路、关系（可不是关说喔），谁鸟你是何方会长、书迷的！我因11月份要在华府书友会的每月讲座上演讲“李敖的文字艺术”，又值返台探亲，想到汪荣祖教授伉俪是李敖的好友，故请汪教授代为引荐，emails几回后，汪教授回：“你就来吧！”这回我有幸能拜访李敖大师，真该感谢的是汪教授！

约定时间是10月6日中午12点，虽颱风来袭，我11：40就已抵达，一楼的管理员说：“有两位已到，您就直接上去吧！”我心喜，有赚到二十分钟的感觉，呵呵。

开门的是他的儿子李戡，好英俊帅气呀！他因十一长假，由北京返台。本篇就只谈谈李大师的书房、客厅、图书，当日的人、事、谈话，就等我返美后有空时再写吧！也是怕写得不对，被李大师告呀，呵呵①。

李宅入门玄关处，墙上悬挂一行书字帖，是仿王羲之行书而写的帖，是何帖？我可真是小学生，也不便凡事都细看、明问呢。据当日在场的陈学长（李敖的大学同学）私下告诉我，真迹已被大师卖出，这悬挂墙上的乃仿制之作。

入门玄关处左转，入眼即是加长深远的客厅，说是客厅，是俗人的观点，肯定抑损大师风格，正确地说，应是带有四张沙发（两张长、两张短）的图书馆。

以下就容我以西、北、东、南、中的顺序来简介李大师的图书馆。

玄关处左转，左手边（西边）一小面墙是由底至顶的开放式书架，书架宽11格，高6层，共有66个格子，每一格子被书塞实全满（书书立连无间，立书上的空间，又被几本书横塞其内），每一格子约有10至12本书，这一小面墙的书，保守估计是660至792本书。西边这一小面墙的后面是一小房间，是什么房间、房间内有多少藏书、宝物，不得而知。

再向前些，西边凹入处是张大书桌，依我读了李大师十余本书的了解，这是他的“工作桌”之一。若坐在这张大书桌的坐椅上，右手边是一面宽有5格、高有6层的开放式书架，共30格，这一小面墙的书，保守估计是300至360本书；左手边主要是一面档案柜，也有些小茶几（对不起，或许该称为小书几）；大书桌前还有一长桌，长桌上古物（有一笨重古老的英文打字机呢）、史典、书籍也不少。

再向前些，西边有一宽5格、高6层的开放式书架，再来是一扇门，再来是一宽3格、高6层的开放式书架，这一小面墙的书，保守估计是480至576本书；这一扇门后应是一小房间，我猜想，这间应是卫浴室。

再向前些，西边有一门，之后有一由底至顶的封闭式书柜，书柜太深远，估计不出有多少书籍藏入其中；此门后面，乃一书房兼休息室（称之为“工作房”亦可吧！）李大师当日曾引领着大侠一同进入此书房，用他的ipad、入他的新浪微博“哈囉李敖”、看他的微博文章，为我解释他微文中“无剩义”的意义，写下“make the most of it” 、“无剩义”、“按下不表”，在此我也先按下不表。

西边谈完谈北边。北边是一面宽8格、由底至顶的封闭式书柜；严格说来，这面封闭式书柜分上下两部，上半部是由玻璃框着、下半部是木制，上半部的玻璃框内都塞满着书，太远，测不出有多少书、是何书？下半部木制区则着不知其内宝物为何。

北边谈完谈东边。东边底部除一小面由底至顶的封闭式书柜外，一整面都是窗户，窗明几净地板洁，窗户外则是敦化南路。沿窗户下缘，是一整排档案柜，档案柜上陈列宝物不少：书籍、相片、书画、台灯、画像、沙漏、青花瓷、古物、古董等等等等，一派思古之幽情。陈学长本人也是收藏家，他送给李大师四件古董，都在此处，陈学长私下一一为我指出：一对日本瓷盘、一尊佛像、一只英国的茶壶、一只英国的糖壶（与茶壶为一对）。

东边谈完谈南边。南边与北边遥相呼应，也是一面宽8格、由底至顶的封闭式书柜；这封闭式书柜分也是上下两部，上半部是由玻璃框着，估计有书约400册，下半部是木制，不知其内宝物为何。这面书柜之后有一房间，是何房间、房内有何宝物，不得而知。

南边谈完谈中间。南面书柜稍北些，就是先前提到的四张沙发，一张二人沙发在北（朝南）、一张三人沙发在西（朝窗户）、两张单人沙发在南（朝北），成匚型摆置，匚型中间有一暗红色地毡。贴着二人沙发、三人沙发背侧，有高约60公分的长型矮桌，长型矮桌上也是摆满书籍文物，例如：法国画家夏洛瓦的半裸美女画像（也是李敖小说《虚拟的十七岁》的封面）、《曹宪刻学记印谱》、《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冷印社百年藏印精选》等等等。

中间再向北至北边书柜间的广大空间（约八坪大的空间，我目测），左边是有高约60公分的极长型矮桌，右边是有高约60公分的长方型的大型矮桌，矮桌上有书、矮桌下还是书，叠叠合合立立，一片书海！又远又深，我无力目测②。

当日共有七人，人气算是充沛，我坐在二人座的沙发上，鼻头闻到的是浓郁的书香，书荫深浓的书卷味，古物古藉的历史感，大侠我待过的中外图书馆、书店、书房也不少吧，却从没有一所图书馆、书店、书房有此浓郁的书香味，我惊讶、我惊叹、我惊喜。

李敖书房的另一特色是美女、裸女、半裸女、裸女特写的相片随处可见。阅读沉思之余，与美景不期而遇，裨益成贤至圣吧！爱美乃人性，大师坦坦荡荡，真情自然流露，我想到李大师第二部小说《上山·上山·爱》中第一页所写的：“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见之以为淫。”

1949年，14岁的李敖带着五百册私人藏书来台湾，我很好奇，64年后的李敖藏书量为何？

大侠问：“大师，您的藏书有多少？”

大师回：“大侠，我有很多藏书都因写作的归类需要而被影影印印、剪剪贴贴而没了。”

李大师非为读书而读书，非为藏书而藏书，境界已超越尽信书不如无书呀③！我想到颜渊，他曾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2013年10月11日于台北

①谈话中，李大师笑称，他在美国也有律师朋友，若有必要，隔洋诉讼，也是可行的，哈。

②集华府书友会所有会员的藏书也不及李大师吧？

③离开李府时，陈学长又对我咬耳朵：“李敖在别处另有一豪宅，藏书量更丰呢！”

“李敖的文字艺术”演讲大纲（金庆松）

2013年11月16日我将在华府书友会11月份讲座上讲“李敖的文字艺术”，新闻发出，收到不少询问，我就在此一次说明、透露。

小时候的志向是“伟大惊人”的李敖，就像重45.52克拉的希望钻石（hope diamond），色泽“奇妙深灰蓝”，最硬又最重、大颗又多面，岂是两小时内可探其一亳、一面？“李敖的文字艺术”不讲李敖的情人、敌人、骂人、前妻、诉讼、批评、坐牢、思想、史学、古董、洁癖、养生、政论、演讲、义举、灵与肉、性爱观、众女友、摄护腺、政治主张、立法委员、电视节目、娱乐八卦、裸体图片，“李敖的文字艺术”只讲李敖的文字艺术。

“李敖的文字艺术”中您可以看到、学到李敖的文字锤炼、语法魔术，见到、听到大师的炉火纯青、出神入化、鬼斧神工、奇门遁甲，将中文文字七十二变、将中文词汇排列重组、将中文成语十面埋伏、将中文语法百花齐放、将中文句子希望钻石、将中文文章伟大惊人。

欢迎华府书友会的会员、朋友同好、旧雨新知、李敖的书迷、李敖的朋友、李敖的粉丝、李敖的敌人，一同出席共襄盛会！李敖的书迷，可由本次演讲中重温李敖的大作；李敖的朋友，可由本次演讲中重见李敖的义勇；李敖的粉丝，可由本次演讲中重睹李敖的风采；李敖的敌人，可由本次演讲中重验李敖的为人。

时间：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下午1:30至4:00

地点：twinbrook library（双溪图书馆）

地址：202 meadow hall drive, rockville, md 20851

演讲大纲条列如下：

一、李敖生平简介

二、用字遣词造句

三、词性的转换运用

四、成语的巧思妙用

五、广告、宣传词

六、书名、杂志名

七、新诗、旧诗

八、短文、微博

九、幽默、讽刺

十、经典语句

一、李敖生平简介

a、李敖简介

李敖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慈善巴菲特。

李敖集诸家于一身：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政论家、批评家、出版家、宣传家、大作家兼大坐牢家、文化学家、古董鉴赏家兼美女欣赏家。

李敖是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不合作主义者、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兼正义的共产主义者。

文字工作者的李敖，量产一千六百万字以上的果实，包山包海，有：传记、杂文、散文、政论、札记、语录、小说、书信、对话、演说、讼诉、论文、情诗、情书、情话、歌词、新诗、旧诗、翻译等等等。

李敖曾有96本书在台湾被查禁，他以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台湾第一位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位。

b、李敖生平

中国大陆（1935-1949）

1935，出生在哈尔滨。

1937，二岁。为不做亡国奴，全家十九口迁到北平。

1941，六岁。得盲肠炎，住北京东华医院。爸爸被捕，关进日本宪兵队。

1942，七岁。入北京新鲜胡同小学。

1944，九岁。小学三年级，学校有日语课，始学日语。

1945，十岁。小学四年级，因日本投降，停学日语。

1947，十二岁。高小六年级，“李敖实验室”已具规模，并投稿《好国民》杂志，刊出有《妄心》、《人类的冷藏》等文。

1948，十三岁。有神秘的初恋，小女生是张敏英。暑假后小学毕业。以第一名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

高中（1949-1953）

1949，十四岁。1月25日，考入上海市立缉椝中学。4月12日到台湾台中，跳班考入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11月参加台中市第四届全市国语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

1951，十六岁。高中一年级。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

1952，十七岁。高中二年级。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八月一日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乃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第一名，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四十册。

1953，十八岁。高中三年级念了一个多星期，即自愿休学在家。因老师严侨被捕，乃饿早饭不吃，存钱义助严师母。

台大（1954-1959）

1954，十九岁。考入台湾大学法律专修科（后来改为法律系司法组）。

1955，二十岁。4月27日，父亲去世，面对两、三千人的送葬场面，特立独行，改革丧礼，“虽千万人，吾往矣！”6月27日，自动退学，重考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实行“大学生同居”。

1957，二十二岁。历史系三年级。3月1日在《自由中国》发表中学旧作《从读<胡适文存>说起》。

1959，二十四岁。7月毕业、9月去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

军队（1959-1961）

1960，二十五岁。官拜少尉排长，下野战部队，足迹遍台湾南部。

1961，二十六岁。2月在澎湖退伍。8月18日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一年级。11月1日在《文星》第四十九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

山居（1962-1963）

1962，二十七岁。与王尚勤同居。加入《文星》。

1963，二十八岁。3月自动在历史研究所休学。9月1日出版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

文星（1962-1966）

1964，二十九岁。与海蒂同居。王尚勤在美国纽约生李文。

1965，三十岁。12月1日在《文星》第九十八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批评国民党。12月26日，杂志被封杀。四年的“文星”风云告一段落。

1966，三十一岁。《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文化论战丹火录》、《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11月5日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装订厂被治安人员抢走。《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罢》等书全被查禁。被警总开始一再“约谈”，均于当日放回。“约谈”重点是调查李敖十八岁时想和老师严侨偷渡回大陆的事。

星沉（1966-1970）

1967，三十二岁。国民党加紧算旧帐。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交侦办李敖，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4月14日起义助殷海光病。夏天起，小蕾成为小情人。

1968，三十三岁。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义助柏杨。

1969，三十四岁。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义助彭明敏。

软禁（1970-1971）

1970，三十五岁。1月，因彭明敏偷渡，全年被警总软禁、跟踪。9月3日，在被跟踪中约集外国记者，迎接雷震出狱。

1971，三十六岁。软禁、跟踪至3月19日晚上被捕。在不见天日的保安处，住了近一年。

监狱（1971-1976）——坐牢五年八个月又21天

1972，三十七岁。2月28日自警总保安处移军法处看守所。旋以叛乱判十年。李敖不写答辩状、不上诉，准备坐十年。

1975，四十岁。四月二十五日，在二坪小房里过四十岁生日，等李敖十个月后已嫁人的小蕾送来一部（the best of life）。赶上因蒋中正之死而来的减刑，又改判为八年六个月。

1976，四十一岁。十一月十九日服刑期满，无保出狱。出狱后第十一天（十二月一日），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职业，任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的职务。

隐居（1976-1979）

1977，四十二岁。与martha同居。做土木包工。坚辞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职务。

1978，四十三岁。做土木包工。吴俊才邀去《中央日报》任主笔，被婉拒。

1979，四十四岁。6月复出，出版《独白下的传统》，并在《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版《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

复出（1979-1981）

1980，四十五岁。出版《李敖全集》。5月6日与胡茵梦结婚，8月28日与胡茵梦离婚。（婚期114天）

1981，四十六岁。8月10日再度入狱。

“二进宫”（1981-1982）——坐牢6个月

1982，四十七岁。入狱后即开始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直不断。2月10日出狱，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不平。出狱后大量为党外杂志写文章，公论所在，蔚为重镇。“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6月出版“三情之书”——《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

笔伐（1982-1992）

1983，四十八岁。继续每月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2月1日出版《李敖全集》第七册、第八册。8月至11月另出版《李敖千秋评论号外》三册，全年密集写作，生平仅见。

1984，四十九岁。继续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其中12期均遭查禁），又加出《万岁评论丛书》（其中有8期遭查禁）。另为《政治家》主持专栏、任《自由时代》总监，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1985，五十岁。最高法院平反四年前冤狱。继续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其中一期被查禁）和《万岁评论丛书》（其中五期遭查禁）。

1988，五十三岁。10月1日办《乌鸦评论》周刊，办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

1991，五十六岁。2月27日起，办一大张四个版的日报《求是报》近半年。11月创办了《李敖求是评论》月刊。

1992，五十七岁。4月1日，办了六期的《李敖求是评论》停办，专心写《北京法源寺》等书。

口诛（1993-1999）

1993，五十七岁。受聘至东吴大学教书，教书三年。

1995，五十九岁。10月，在tvbs（wjm_tcy注：应该是真相电视台）主持“李敖笑傲江湖”。

1997，六十一岁。五月，出版自传《李敖回忆录》。拍卖收藏，所得3300万台币，救助慰安妇。

1998，六十二岁。9月，出版自传续集《李敖快意恩仇录》。

笑傲（2000至今）

2000，六十四岁。李敖以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代表新党竞选中华民国总统，以参选人身分表明赞同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7月，出版《李敖对话录》。

2001，六十五岁。四月，出版《上山·上山·爱》。

2004，六十八岁。李敖采“不插旗、不拉票、不发传单、不做广告、不设竞选总部”的方式，在没有政党奥援下，凭其高知名度当选台北市南区立法委员。2004年至2006年，李敖与凤凰卫视合作的节目《李敖有话说》面向香港与中国大陆。

2005，六十九岁。9月19日，李敖展开“神州文化之旅”。

2006，七十岁。李敖以参选台北市长的方式宣扬其政治理念，但仅获7795票。

2007，七十一岁。9月李敖以宣布成立政党“中国智慧党”的方式，提出十点政治理念。但两个月后，却发行新书《李敖议坛哀思录》，告别政坛专职写作。

2008，七十二岁。4月，出版《虚拟的十七岁》。

2009，七十三岁。高点卫视主持《李敖语妙天下》。

2010，七十四岁。9月，出版《阳痿美国》。

2011，七十五岁。8月宣布将代表亲民党在台北市第8选区（文山区）竞选2012年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最终以9,436得票数（得票率5.08%）惨败。

李敖的文字艺术（金庆松）

——成语的巧思妙用

一、“肢解分离”招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被视为提倡白话文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敲响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大炮。该刍议提出了八个主张：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李敖的白话文将八个主张中的一、二、三、四、五、八，挥洒的淋漓尽致、出神入化。

滥调套语，给读者的感觉就像是餐餐燕窝龙虾连续吃一年。英文中也有cliche，就是滥调套语，老外也不喜欢它。成语简洁明了，但若用久、用滥，也就成了陈词滥调！李敖的文字常能将成语巧思妙用，为成语、套语旧瓶装新酒、借出新魂。

李敖对成语有瑜珈术，兹先举例如后，介绍其“肢解分离”招，以饕格友读者：

1.[成语：出类拔萃]

在知识上，我的功力在台大早已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李敖对话录第91页》）

2.[成语：亦步亦趋]

每次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李敖回忆录第229页》）

3.[成语：九死一生]

可使内外有如此奇变，我仿佛觉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李敖回忆录第287页》）

4.[成语：投笔从戎]

投笔纪——虽云从戎，却未投笔，军中黑暗，我来掀底。（《李敖快意恩仇录第129页》）

5.[成语：狼心狗肺]

不管唯心唯物，能狼而心之狗而肺之，就是好哲学、就是好主义。（《虚拟的十七岁第35页》）

6.[成语：鬼斧神工]

月光如水，是鬼斧；柔情似水，是神工。（《虚拟的十七岁第180页》）

7.[成语：行尸走肉]

美丽的模特儿，一天到晚是走秀，漂亮的行尸、漂亮的走肉、没有大脑也无需大脑，只有大腿就够了。（《虚拟的十七岁第214页》）

8.[成语：悲欢离合]

他不做负面的反应，他有欢无悲、有合无离。（《虚拟的十七岁第354页》）

9.[成语：亲者痛、仇者快]

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远景版的《独白下的传统》全书简介）

李敖博览群籍、博学强记，随脑联想、信手拈来，就是生花妙笔、出滥闭套。为成语的陈腔滥调，推陈出新，无人如出其右乎！

向中文脱帽、向大师的文字致敬！

二、“颠倒众字”招

1.成语：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例如，清：秋瑾《失题》：“中流砥柱，力挽狂澜，具天才，立大业，拯斯民于衽席，奠国运如磐石，非大英雄无以任之。”

绝不是你一个领袖或机关首长出面改革，就能做砥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的。（《李敖对话录第58页》）

2.“天涯若比邻”语出唐王勃《杜少府之任蜀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邻居美妙的诗句可以写“天涯若比邻”，实际的生活却该是“比邻若天涯”，守望相助吗？也没必要了。大厦的管理员，他们连守带望，谁要靠邻居呢？（《虚拟的十七岁第86页》）

3.孤寂并不是看不到人，看不到“朋友”。他们立刻变得无知、冰冷、麻木、比邻犹若天涯、相逢如不相识。（《李敖回忆录第248页》）

4.我骂说：“强盗抢你东西，至少你要跟他打个照面吧！强盗要见你，得从万华跑到大安区你家厕所来才成，这叫什么话！哪里不能大便？还非得跑回来大便？人家‘肥水不落外人田’，你却‘水肥不落外人田’！”（《李敖回忆录第387页》）

颠倒肥水为水肥，字意也跟着颠倒，不愧大师神乎其“颠”的俏皮、创意！

5.神龙见首不见尾，清赵执信《谈龙录》：“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李敖却任性的“首尾皆不见”，哈哈！

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远景版的《独白下的传统》全书简介）

6.常见的成语是窗明几净、或净几明窗，例如，鲁迅《野草一觉》：“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拂去昨夜聚在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我的四方的小书斋，今日也依然是所谓‘窗明几净’。”李敖用了较少见的“明窗净几”，此句语出宋苏辙《寄范文景仁》诗：“欣然为我解东阁，明窗净几舒华茵。”又，窗明几净、净几明窗、明窗净几、几净窗明，四种说法都可以、都是相同的意义，中文语法之弹性与妙趣，又是一例。

大师家里真是明窗净几。（《虚拟的十七岁第93页》）

三、“同音同乐、谐音偕趣”招

1.国民党本身就是要消灭《文星》，“星沉海底”，根本是早晚的事。李商隐写《碧城诗》，其中两句是：“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与文星同归于“禁”也同归于尽的我，目击了《文星》的一切，不论是“当窗见”还是“隔座看”，看见它生前死后，的确有不少沧桑。（《李敖回忆录第199页》）

《文星》遭国民党“禁”，李敖的书籍、杂志也遭国民党“禁”，两者同归于“禁”，《文星》最后是归于尽，李敖尽底反弹、愈挫愈勇，灰烬中复燃！

2.猪猡纪——既见侏罗，又见猪猡，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这些杂碎之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李敖快意恩仇录第462页》）

农民历上的诸事不宜，被李敖用到“猪猡纪”里了。

李敖博览群籍、博学强记，随脑联想、信手拈来，就是生花妙笔、出滥闭套。为成语的陈腔滥调，推陈出新，无人如出其右乎！

向中文脱帽、向大师的文字致敬！

2014年4月16日于华府

写给李敖的信（吴子尤）

李敖赴大陆前，拿出一封读者来信，委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打听一个叫子尤的身患癌症的中学生，现将这中学生的来信公诸于下，而明天李敖将去看望这个孩子。

李敖爷爷：

我现在是在北京大学校医院的病床上给您写的这封信。早在今年3月末，我就准备动手写它，那时我还是14岁。五十六年前的今天，也是一个14岁的少年，正在奔波流离，逃难去台湾的路上。

4月10日的生日一过，我就15岁了。前几个月发烧发得昏天黑地，但我又是个不能没事干的人，就把妈妈刚买的《李敖回忆录》和《北京法源寺》看完了，觉得很不错。《李敖回忆录》看到写马占山一段，我觉得好，念给妈妈听，还没念完就哭了。您的文章字字都喊在我心里，所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白话文第一二三”之说看来是实事求是！我在书的目录一页曾写下这样的感言：

3月27日读完，其间发烧严重，几次停止，今天趁两手不输液，看完最后一章，看完忽出一语“浩浩荡荡”。

后来又买了《李敖快意恩仇录》和《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看，感觉很爽。我只要关注上一个人，就会努力了解他，见识了您的有趣后（我是最喜欢有趣的人），我想到应该给您写信，问候一下。去年三月份，我被检查出胸腔长了一个肿瘤，且为恶性，之后就是漫长而让人回味的治病过程，一个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我是在《李敖有话说》开播后不久就发病了，所以可以说，您的挥洒伴随了我的整个生病过程，化疗时，病房条件好，有电视，每天看您的《李敖有话说》是必不可缺的。电视里，您指手画脚，以嘴为刀：电视下，我在病榻上读书，以笔为刀。

我觉得咱俩有一个非常像的地方，您也是做过手术的人，但永远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是谈笑风生的样子，我也如此。您总在电视上时不时炫耀自己的字，说它“一极棒”，但我妈妈觉得她的字比您好，而我姥姥的字比我妈妈还好，所以我们家人的字已不是“一极棒”能形容的了，而是一家子“超级棒”！

《李敖回忆录》里对教育的文化我很有体会，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工作，采访身边的朋友，对初中三年做总结。

北京的学校与您那时的大不一样，除了我们也会有初恋情人，也会有自己的“张敏英”，其它的没什么相同之处。老师呢，当然负责任的居多，但不会在课外带我们念古文，念无聊的课文倒是很多。这样日复一日学习课文的结果是，同学们忘了什么是优秀的文章，也不是写优秀的文章。您在电视里，遇到自己写的好文章，会一而再，再二三地念给观众，那是真诚地欣赏呀！要是课本里能多来些您那样优秀的文章就好了。我真希望您在牢里给女儿的那些信是我们的教科书。

考试作文培训出来的，都是冷冰冰的字句与冷冰冰的人，没有感表，没有感情！这是多么可怕的呀！生病后，我偶然参加了一次题名为“爱的教育”的作文比赛，那时我身体极差，心想自己写作这么好，没参加过比赛怪可惜，也不知道别人的写作程度怎样，抱着这种态度，我往他们的邮箱里石沉大海地发了两篇，有一篇得了个三等奖，奖品是获奖作文集成的一本书。遍视全书，那些作文是怎样表现“爱的教育”的呢？多数都是发现一只病猫，带回家养，最后猫死了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的爱！没得奖的那篇与我的得病经历有关，我猜想它没被选上的原因是，考官们看了太多虚假编造的作文（据说高考作文会出许多死了爹妈，自己有病的内容），这回看见我一个真的，还不太相信。

对我参赛作文的评语很给我启发，那就是我的作文有冲击力，其实冲击力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写作不就是为了震撼人心吗？可平时，考官们要的不是有冲击力的挥洒文章，而是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文章，那样的文章有满分。

老师给我毕业卷子做，语文作文的题目是“讲述自己人生中的潮汐与浪涛，与海底中蕴藏的珍珠。”我是正好经历丰富，有可写的，我的一个文学好友写了一场足球比赛，那就是他们人生中的跌宕起伏。

在北大住的这几个月，使我很有感触，很想提笔写它。在这儿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对周围的情况视而不见：一群人总在特定的时间练怪怪的功；一个年龄很大的人总在树林里认真地念英文，念得很差，却让我感动；有个总是坐在未名湖边的人，将给过路人画画当成自己的职业，虽然我们觉得他画出的人长得都差不多；路灯下，有个人借着微弱的灯光，用压变形的声音朗诵话剧，情景异常诗意……。这样有趣的风景还有很多，我坐在轮椅上由妈妈推着走恐怕也成了校园风景。

我的同伴们正在为中考（升高中考试）结束而庆祝，今天看电视，明天去海洋馆，当成绩公布时，几人欢喜几人愁。我走出学校快一年半，养了一年半浩然之气，世界与他们有很大不同。您可以大胆而自信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最佩服的，心里很向往那种世界尽在我手中的气魄与境界。但我们这一代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们的世界尽在学校手中，老师手中，家长手中，分数手中。

我知道您写过一本《教育与脸谱》，一直想找，但是好像我们这儿没有卖的。另外顺便想问您一个小问题，像写《胡适评传》这样的书您要做多长时间的资料准备工作呢？

我要出书了，到时候让您看看年轻一代的生活与思想。写这么一封信，是一个小北京人在跟一个老北京人谈天。五十二年前您给钱穆写信，如今写信问候的变成了十五岁的少年，收信的是个七十岁的老爷爷。时光如梭，您那传统而又现代，东方而又西方的身影在我这一代恐怕是找不着了。我们看不见值得尊敬的饱学之士，固然那些饱学之士仍能被您挑出弱点，但他们至少饱学，而我们不饱，我们很饿，我们只能崇拜唱歌的，熟练记忆着满是语病的歌词。同学中也有人忠实地看您的电视，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让思维开阔，让眼界开阔，让人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以自由地思考。

我这信写了好几个月，想到什么事就写，所以拉拉杂杂，之所以将想到的都告诉您，是因为我信任您，您是一个有亲切感的英雄。我相信，喜欢孩子并愿意与之交流的大人，是真正聪明的人，希望您也是这样的人。信就只写这么多，算是表示我对您的尊敬。

子尤

2005年7月10日于北京大学校医院

出李敖书不成记（张桂华）

80年代中期，我开始读李敖，台湾远流那套《李敖全集》我通读了若干次，当时血气尚旺，拍案激赏有之，开怀畅笑有之，不仅文章好，更觉其精神风貌和生存方式的豪迈鹰扬，这才是中国文人，这才是现代知识分子！

接着我就想到了流布──也是为了矫正视听，因为李敖的大陆公众形像是歪曲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敖的第一本大陆版书竟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李敖的情诗》。以后又是《李敖的情话》！幸好那首“君从山中来”的流行歌曲，许多人还不知是“李敖词”（wjm_tcy注：应是《兰花草》，此乃胡适之词而非李敖也。）。谈梅毒的“文化太保”一进大陆竟被糟蹋成了搽雪花膏的多情种子。湖南文艺出版社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最后总算出了《千秋评论》，聊作补救（湖南文艺出版社所出李敖的书，都没有得到李敖授权）。

记得，面对满堂纯朴的学子，我曾发问：知道台湾的李敖吗？大多摇头，少数迟疑着不敢点头。我只得耐着性子做迂回启发：知道胡茵梦吗？啊！知道，当然知道！全堂如释重负，女生们脸上更笑开了花，花容中颇有怨怪之意：谈什么李敖呢，开头就说胡茵梦，我们之间不早就沟通了么！读书多的学生此时才将迟疑着的头有力地点下：噢，李敖，就是那个写情话、情诗的。由此切入，通过电影明星胡茵梦，我开始一五一十地进入李敖……再往后，则是借助于柏杨，总知道《丑陋的中国人》吧？李敖是台湾与柏杨齐名的……

如此不堪，逼我下决心挽救李敖的形像。我从24册远流版中一气选编了6本，各本书名至今还记得：《传统下的独白》、《老年人和棒子》、《李敖批判琼瑶》、《且从青楼看青史》、《胡适走进了地狱》、《文化太保谈梅毒》。自认选得还不错，书名也有冲击力，于是，1987年夏和1988年夏我两下西南洽谈出李敖书事宜。

先到长沙，找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熟人老唐。我的理由我的选编，老唐都觉不错，但社里讨论后谢绝的理由却是我没想到的：湖南是琼瑶的家乡，出批评性质的书不利琼瑶与家乡的关系。我不等他们再推论，带上书稿当晚即跳上火车赶往广西。不料，广西出版社有着相同的政策水平，不接受出版的理由与湖南相同，文艺室赵主任对我说：琼瑶的第一本大陆版小说《彩霞满天飞》是广西所出，再出批评的书就不妥当。

第二次西南行我已有经验，行前，除李敖书之外，我另编了几本柏杨书稿，打算投柏杨石而问李敖路。一路行去，长沙的湖南文艺社、岳麓书社，桂林的漓江社，南宁的文艺社、教育社，总谈不投机。迤逦到贵阳，事情才算有了眉目，通过《山花》月刊老何，我与文联的卓廉操先生正式商谈出版李敖。老卓有商业上的顾虑，对李敖销路没把握，只愿意先出柏杨再考虑李敖。我向其明确表态，我只为李敖而来，仅仅出柏杨不合我意。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先出柏杨再出李敖。我向老卓坦言声明，柏杨书我要选编费，而选编李敖我可以分文不取。双方就此谈妥，我留下李敖书稿即返回上海赶编柏杨。

半年后，7万册柏杨的书顺利推出，销得也不坏。柏杨过去，然后我开始盼望李敖，可从冬盼到春，从春盼到夏……

由于各种原因，又不了了之。种李敖，得柏杨，自己都觉得是个恶意的玩笑。

重谈李敖，那已是三年以后的事了。

云南人民出版社赵丁丁先生到上海搞选题。言谈中，知道丁丁兄也喜欢李敖，自然就谈李敖，大谈特谈反复谈，当然也就纳入最优考虑的首批选题之中。未几，云南社有变，召丁丁兄返滇，一切计划搁浅。

想不到丁丁兄并没有罢手，出李敖书计划仍在积极推进之中，半年后再与我联络时，事情已有很大进展。原来丁丁兄在昆明找到一同好──云南民族文化交流公司总经理王继锋。王年轻，仅20多岁，疯狂迷李敖，愿拿10万元李敖书，而且是出《全集》。丁丁兄与王继锋一拍即合，立刻两头行动，丁丁兄拟出版计划书往出版社里上报，王继锋则出面寻找李敖著作版权在大陆的代理人。他千里觅踪，在北京找到了李敖著作大陆版权代理人美籍华人陈又亮教授，两人立刻在兆龙饭店签订了《李敖全集》的版权委托协议。协议虽签，但《全集》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并未确定。丁丁兄此番联系就是与我商议如何选编，他手里只有台湾四季出版社的《李敖全集》。我得信后高兴之余，立刻寄上远流版《李敖全集》目录以及近两年《千秋评论》上李敖重要文章目录，并贡献了两点意见：一，四季、远流版已出版近10年，所收文章更早在20余年之前，依远流社发行人王荣文看法，这只是“文化李敖”，要真切反映李敖全貌还必须加上“政治李敖”，加选入李敖八九十年代后的文章。二，陈教授难得在国内，联系不便，最好与李珉联系。

丁丁兄知道李敖祖籍云南，却不知李敖有大姐在昆明。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丁丁兄找到了李敖大姐李珉医生。经由李珉要便捷得多，丁丁、王继锋不久就与李敖直接联系上。李敖爽快回信，欣然同意云南社为其出版《李敖全集》，寄来了“授权大姐李珉代理本人在大陆出版《李敖全集》”的授权书，并附了一份“授权李珉全权代理”在大陆出版全部著作的授权书。

李敖对云南社出版其全集还是高兴的，来信中说：“云南版所出李敖全集……说不定可出到18册28册，视我活多久而定。我死后，定本全集（一如《鲁迅全集》）最后由云南出版社享有，亦一佳事。”对云南邀请他出席全集首发式一事，李敖仍一如既往表态：“大陆之行恐难成，因我哪儿都懒得去，只想老死台湾。”

版权费，最初王继锋与陈又亮所签协议是每千字30元。授权李珉后，当时说定《李敖全集》版权费为10万元，就近全部交给昆明的李珉。所有事情似乎都已办妥，我总以为万事大吉，在上海首盼望云南来书。可同样又是从冬盼到春，从春盼到夏，等来的却是云南社出不成的消息。我万分沮丧，丁丁兄在电话中解说的原因，我也无意仔细听了。但我明白，原因决不在李敖或李珉一方。

丁丁兄力图补救，想从其它方面再设法。王继锋也来电来信，表示了决心和信心。我当然不能消极无所作为。我带上各种证明文件，代表“甲方”开始在上海寻找合适出版社。最后找上远东出版社，与副总编谈了两次，双方签了一份协议书。签时，我一看条款，就知此事难成。最后，果不其然。丁丁兄收到协议，立刻打来电话，愤愤然说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利益不均沾，风险不共担。我只能告知，远东社再不肯让步，他们即使将李敖看成一块大肥肉，可谁让我们自己找上门去呢？

上海无门，其它地方也无门。王继锋还在天南海北地跑。我在家中，一会儿接到他成都来电，一会儿接到他北京来电，一惊一乍间，也渐远渐稀，终于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我也无意再往云南去电去信，结果明摆着，互相之间再说什么呢？

我眼中的李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陈漱渝）

李敖——台湾文坛的独行侠，台湾独裁政治的放火者。他性格复杂，被喻为都市丛林中的稀有动物。他说过：“与知心朋友谈天，我很愉快的说很多话；与俗人相处，我就非常爱沉默了。”我肯定不是李敖的“知心朋友”，又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俗人”，所以从来没产生跟他聊天的念头。

其实，我认识李敖已有10年之久。早在1989年6月，李敖的小友苏荣泉来北京，约我编5本《鲁迅语录》，用以跟他推出的6本《李敖语录》配套——这套书的编者应凤凰女士也是我最早结识的台湾朋友之一。这年8月，我做梦似的飞到了台湾。经常活动的场所就是位于台北敦化南路490号的李敖出版社。我记得这家出版社还挂了其他几块招牌，如天元出版社之类，不过仍然是李敖出版社的一彪人马。就在这家出版社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李敖。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适中，皮肤白皙，似乎是一身长袍。我身高体肥，十分醒目，又来自大陆，按惯例，作为东道主的他可以先跟我打声招呼。但李敖不苟言笔，似乎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出于文人的自尊心，我也没有主动走上前去自报家门，说些“心仪已久”“仰慕之至”的话。倒是他那位慈眉善目的老母跟我握手寒暄了一番，并合影留念。

不过，每逢周末，小苏都要出大钱盛情款待我，如去日本料理店吃生鲍鱼，听甄妮小姐唱歌……小苏对我说，这笔招待费其实都是李敖先生掏的。他希望我回大陆之后能替李先生收集一点228事件的资料——当然，李先生还会付资料工本费。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有来台湾的机会，只不过再也没见到小苏——他感到自己还年轻，出版社前途黯淡，不如改行去炒股或帮“金主”做放债收息生意。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挫折：先是股票被套住，后是放息被绑架，最后是到泰国旅游被枪杀。幸而凭着李敖先生的胆识和义气，几经周折，替小苏的遗孀从8家保险公司讨到了高达2亿3790万新台币的人身保险金（约合860万美金）。其中酬谢李敖先生的部分，用于办一家“荣泉出版社”，迄今已出版了20巨册的《李敖文集》（据说还将续出20册）。小苏生前跟我说，他对李敖是很忠实的；李先生也承认，他跟国民党斗时，小苏是第一线人物。用小苏的部分保险金为李敖出书，我想这会符合小苏的遗愿。

去年9月，我第五次赴台湾，终于得到了与李敖聊天的机会，原因是我受友人之托，给李敖带去了5000多美金——这是北京友谊出版公司支付《李敖回忆录》的版税。这位友人叫陈敬介，台湾出版界的一位新秀，在台湾东吴大学读书时曾代表学生会邀请李敖前去讲演，最近又策划出版一本名为《李敖在东吴》的书。由陈敬介先生陪同，我到李敖先生台北敦化南路的寓所拜访了他。

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间阔大的书屋，大约是打通四间房装修而成。靠墙摆满了顶天立地的书柜，房中间也摆着书桌和书案，上面横横竖竖地躺着书籍和杂志。李敖收集资料的原则是“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宁失之过滥，不失之交臂”。他文章的威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资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对李敖来说，冠以“资料大王”的称号的确不是溢美之辞。

我这回见到的李敖笑容可掬，热情地给我沏茶、续水。这印证了他的一则自评：“我的做人比我的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

因为我是鲁迅研究者，所以很自然地由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引入话题。李敖说，目前台湾有些人认为，许寿裳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人杀害于台北寓所，是由于小偷行窃被发现，转而行凶，并非政治性谋杀。我说，当时在台湾的一些文化人（包括许寿裳亲属）认为，许先生在台湾228事件前夕被暗杀，跟当时笼罩全省的白色恐怖有关，跟许先生在台湾宣传鲁迅业绩、撒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种籽有关。我还告诉他，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张光直最近发表了一篇回忆录，题为《蕃薯人的故事》，其中谈到他因1949年4月6日国民党情报机关策划的“四六事件”被捕，关押在又旧又矮又破的台北监狱。有一次，他在牢房墙上看到一行字，刻在离地面约一尺高的地方。这几个字是：“杀许教授万伡受苦”。“万伡”正是杀害许寿裳的凶手高万伡的名字。这就证实了当时一个说法：国民党特务利用高万伡行凶之前曾有过不予处置的承诺，结果由于许案震动了全国，国民党政府只好杀人灭口，拿高万伡当替罪羊。“杀许教授万伡受苦”，正是高万伡喊冤的声音！

接着又谈起了已经去世8年的台静农教授。台老是鲁迅领导的文学团体未名社的成员，在台湾执教40余年，桃李盈门，又擅书艺，故在台湾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李敖对台老颇有微词，归纳起来大约有两点：一是认为台老疏懒，二是认为台老胆怯。“疏懒”的证据，是《静农论文集》所收文章写作时间长达55年，平均下来每天只写了19个字。每天写19个字便成了大学者，可见台湾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胆怯”的证据是台老来台之后噤若寒蝉，从来没有发表过纪念鲁迅的文章，反过来倒在胡适面前称“门生”或“后学”。对于前一点，我没有发表意见；对于后一点，我为台老作了一些辩解。我说，从北洋政府执政到国民党政府执政，政治日趋黑暗，统治日趋严酷。当权者用皮鞭、镣铐、监狱、电刑、枪杀……施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觉其酷。专制政体下多有沉默国民，少有反抗的英雄，这并不怪，应该侧重从时代寻找原因不宜苟求个人。台老在30年代左翼人士，曾参加中国共产党，而多次被捕入狱，甚至株连家属，来台湾之后又目睹了许寿裳被杀的惨剧，因而寄情于烟酒书法。这其实是一种无奈。李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观点，没有表示异议。

话题转到了写作方面。李敖又重复了他的自评：“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认为鲁迅的白话文比不上他的白话文纯净。我说，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文学由文言文为正宗向以白话文为正宗过渡的桥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草创时代，鲁迅书面语言的成份比较复杂，既有通行的民间口语，也有方言俚语，外来语；鲁迅由于看过许多旧书，耳濡目染，写白话文时还常不免流露出古文的字句和体格。对于后者，鲁迅自己并不满意。他在《写在<坟>后面》表示：“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不过，鲁迅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大师的崇高地位，已为举世所公认。

我询问李敖写作习惯，问他那上百册的著作是不是一气呵成、一挥而就的。李敖说，他从来没有急就章，他的文章都是深思熟虑、反复斟酌之后才付排的。他随即展示了《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宣淫记》一节的手稿。手稿被裱成了卷轴，上面有认真修改的笔迹。凡援引外文处，大多是剪贴原文的影印件，以免转抄有误。即使援引旧作，他也作了润饰，并没有原文照贴。李敖说，会修改文章的人，不会留下修改的痕迹，好比从会化妆的人脸上看不出着意化妆的地方一样。他的前妻、影星胡茵梦，每天都要用两小时化妆，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未施脂粉。

李敖还补充说。他修改文章的一个秘诀是朗读。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就反复朗读，务求文从字顺，语调圆熟，虽千回百转而毫不滞涩。比如“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最初写的是“泉洌而酒香”，朗读后改为“泉香而酒洌”，与前文双句成对，工整贴切。李敖说他写文章后也像欧阳修这样反复朗读，细心琢磨，注意语言的色彩、音调、力度、韵味。

我问李敖今后的打算。他说，对于他的才能，读者所知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最早人们知道他是历史学家，不知道他是文学家。后来读了他的杂文，知道他同时又是文学家，而不知道他是演说家（据说他小时候有点对齿，发音时不那么利落）。近些年来，他在电视台开辟了《笑傲江湖》专栏，专揭国民党的黑幕，又经常接受广播电台的采访，人们已普遍承认他口才好，善雄辩，是演说家。然而，他还有一个才能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同，那就是他还是小说家。他创作过一部小说《北京法源寺》，写得细节逼真，连对寺庙窗棂的描写都是根据历史照片，而不是随意虚构。有一次他在医院排队领药，一个摩登女士回过头来说：“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写得好极了！”他顿时有知己之感。他说，他今后准备创作更多的作品，那时读者就都会佩服他这位有潜能的小说家了。

不知不觉已近中午了，我们的聊天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李敖下午一时半要去电台录音，所以我们只好中断谈话，立即去吃午饭。离开他寓所之前，李敖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去年台湾最畅销的《李敖快意恩仇录》，扉页上的题词是：“漱渝先生清赏、李敖、1998年9月20日”；另一本是鲁迅编辑的《海上述林》上卷，1936年5月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总印数仅400部，扉页上写的是：“以此奇珍送漱渝先生、李敖、1998年9月25日”。他又破例带我参观了卧室。卧室里有两幅大照片。一幅是“H”（wjm_tcy注：吴海蒂）的头像。这位台湾电影《窗外》的女主角，被李敖称之为最漂亮的女人。《李敖快意恩仇录》中选取了作者给她的5封情书。另一幅是一对双胞胎洋妞的裸体照——1971年至1972年，这幅照片陪伴李敖度过了近一年的铁窗生涯。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餐的饭馆就在李敖寓所的楼下。吃的是客家菜，为了助兴，又喝了一点啤酒。菜的味道不错，我吃了很多，李敖便又添了一道菜。待饭毕，吃完果盘，李敖才慢条斯理地说：“我过50岁之后，注意节制饮食，所以现在身体很好，精力过人。陈先生，以你的年龄，应当少吃一点。因为今天我做东，所以等你吃完之后我才说这番话。”听到这里，我内心顿时一热，想起了友人对李敖的评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在朋友面前，李敖确实是率真的，忠厚的，温情的……

临别前，我不禁脱口而出：“李敖先生，希望你争取回大陆看看。”我知道，李敖是一位有中国情结、民族正气的学者。他不忘本，很念旧。对中国大陆一往情深。他1935年4月出生在哈尔滨，后来在北京内务部街住了约10年——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欢笑和幻梦，还有他那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春梦无痕的初恋。无怪乎他常痛斥那些自称“小蕃薯”或“大芋头”的台独分子，骂他们夜郎自大、数典忘祖。然而李敖仅仅跟我紧紧握手，并没对我的话作出直接回应，似乎心情十分复杂。

我回到下榻的地方，急切地翻开刚得到的《李敖快意恩仇录》，发现书里有以下一段话：“‘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是我的名言，我当然深信不疑。……‘近乡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为宜。我如今在台湾一住50年，50年间，一天也没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园梦重归’比真重归好得多……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浊水（浊水溪）之鬼。”

但我想，“梦重归”跟“真重归”的感受毕竟会有很大差别。李敖是一位在大陆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作家，除开他的两部回忆录之外，他的文集也将全部在大陆出版。李敖先生能不能“以智胜怯”，再次踏上他一往情深的故土呢。我跟他的广大读者都在期盼着……

要把金针度与人（顾刚）

——想起李敖

自1985年底，《丑陋的中国人》入境，已是两年有余。其间柏杨先生祸福相倚，值此厄尔尼诺化的大气候，无论如何也成了一个当代传奇的主角。

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最初和柏杨同时引进的，其实还有位“拼命三郎”李敖。只是两年中柏杨先生的“输一块钱”，“臭鞋大阵”摆得轰轰烈烈，相形之中，李敖反而归于无形。

这也难怪。柏杨的大陆版畅销书中，亦无一字一句提到李敖。倒是有位躲在加州栖云阁唱反调的王亦令，说了这样几句：“我认为柏杨先生开口闭口坐了九年零多少天的牢，仿佛牢狱是他镀金之地一样，实在大可不必，要照柏杨这个逻辑，宝岛上有位文人，比柏杨更了不起。他坐牢出来之后，至今仍在岛上摇笔杆大骂，丝毫不减锋芒，照样是祖宗十八代的骂。但在我看来，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充其量，亡命文人而已。”

王亦令的其他观点，我没有一个同意，但这段话，我却以为多少道出了一段实情。那就是，柏杨固然有摇笔呐喊，陷身牢狱的荣耀，但宝岛之上，还有人比他更“了不起”！

其实，读书知人，原是必须互补的两件事情。要知柏杨老头，只读那么一本书，或只读柏杨几本书，期期以为不可。最起码，应该读李敖。

一、李敖何许人

李敖是一个有山东祖籍的东北佬，追溯上去，远祖来自云南乌撒，有“蛮夷”的嫌疑。

1949年4月12日，差十三天满十四岁的李敖，躺在难民船的甲板上，到了台湾。读到高三，李敖先生便在他教书匠老子的支持下，休学一年。照他自己说法，是在书斋里卧游古今，痛痛快快养了一年的浩然之气。不久李敖考入台大法律系，不久转入历史系——四年之后，他带着一肚子古籍和深深的失望离开大学，去服兵役，在底层文化的香火之中，痛感庙堂教育的失败。退伍归来，他考入历史研究所。读书成精的李敖写道：“教育好象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越久，人就越变成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但是太不可爱了。”

此时的李敖，还没有祥瑞附体，也没有凶兆及身，看不出一点日后纵横叱咤的不凡气象，有的只是“不冷淡”而已。1961年10月，李敖在《文星》（一个正派而普通的杂志）发表了他著名的《老年人与棒子》。从此风云际会，一发而不可收，造成《文星》的四年盛世，也带来“后患”无穷。最后杂志被禁，书店被封，一切对台湾省文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都“百举待废”。李敖本人，终不免被朝野双方追杀。

1965年底查封《文星》之后，国民党文化打手徐复观，在1966年2月21号的《征信新闻报》上撰檄文封杀李敖。认定李敖“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作成附表二。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57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国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

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刮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八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刮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刮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中国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

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打耳刮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我国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国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国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徐复观这类调头，读者诸君一定耳熟能详。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引这么多，无非要借徐大老爷细密文网，将李敖及他掌舵的《文星》呈现的“文化阴影”，略作呈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情。将李敖打入大牢的罪名不会莫须有，李敖六十年代的这番大有为，更无可抹杀。

像徐复观这类怕“开刀”和“耳刮子”怕到极点，终于不顾口口声声的“文化本体”，抬出“友邦”来给李敖盖棺的人物，相信数不在少。但即使在封杀李敖的高潮中，不肯“用尽毒词秽语”的人，也还是有的。

无非先生在他的《文星·问题·人物》中，就用否定者的文字，将李敖这个“问题人物”肯定下来：

“李敖君在自由中国文化论坛上所掀起的这股狂潮，实在是政府迁台以后的空前盛事……我们这位文化界的披头明星李敖君，在台湾的卖座精彩，大概只有使台北一度成为狂人城的梁兄哥凌波小姐可以媲美。被人求签名，索像片的阵势，亦完全相同”。

无非先生把李敖比做披头歌王，这一番肯定，无疑是皮相的。但是从这番描述，我们不难窥见“暴享大名的李敖，在台湾文化界天马行空的局面。而其时早已出道的柏杨，无法和“李敖”比拟，恐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今日台湾民进党的前辈、当年也挨李敖“耳刮子”的康宁祥（wjm_tcy注：其实是个投机分子，从国民党混不下去跑来党外的；同时也是李敖在80年代重点批判的对象），对李敖也是别有考评。在《假如政府像企业工司》中，康宁祥深有疑焉：“李敖先生是胡生先适的嫡传弟子，对史学文学的研究相当杰出，为什么难以见容于政府，也要尝受六、七年的铁窗味？”

有疑归有疑，卖座归卖座，掀动“狂潮”的李敖还是先被徐复观们“开刀”，被“清算”、被“斗争”，最终到绿岛（wjm_tcy注：绿岛是台湾监狱集中营，不过李敖不是在绿岛坐牢的）大学领“文凭”去了。

但康宁祥一类的不平之鸣，李敖自己，倒“并不注意”。在《被封杀的“人民公敌”》中，李敖坦然宣称：我李敖的作风，“难以见容于政府”，这是很当然的。

这正是李敖当然的硬派。

二、亡命李敖

李敖为文及为人的格局，始终不离两个基准。一是他渊博困学的学问根底，一是他特立独行的战斗精神。在学问上以披沙拣金，辨伪存真为目标，实践中以扑杀一切或显或隐的伪君子为己任。

李敖退役后考历史研究所，口试时所有的主考老师都只对他笑，不问问题。最后主考沈刚伯（台大文学院长）只问了一句，“李敖，你还要穿长袍吗”？就不再问了。当时的李敖，虽然还不是风云人物，但是已是名闻台大的“长袍怪”——穿长袍反传统的廖化式先锋。

香港的作家黄思骋，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台湾的真正光荣，却是出了个李敖！有李敖，始可以看出台湾有若干言论自由；有李敖始可以看到台湾有活力；有李敖，始可以说我们已得到沉淀近代思想的明矾；有李敖，我们将可以说近代白话文的顶峰成就在台湾……所以李敖实在是一盏天赐的明灯，在这个苦难混沌的年代里，使我们看到它的光明，感受到它的热力”。

黄思骋的个人观点，其中也许有一定的偏见。但李敖是否“天赐”是否“明灯”固不可考，李敖的“光明”与“热力”，则全是可感可受的。尤其重要的是，李敖实在是“苦难混沌”的见证。

李敖自己在《我的皮肉生涯》中告诉我们：“不是台湾有言论自由，而是对一些玩命的人而言，有一些特殊的暂时的自由。直到有朝一日，玩命的人再坐牢为止。”

前面我说王亦令的“亡命文人”云尔，之所以深的我心，和见过李敖的这番“亡命”自供实在是大有相关。中国人说到“亡命”，便仿佛面睹“强人”，阿Q似的便有“什么了不起”的感叹。问题是，在一个无租界藏身，无栖云阁过冬的台湾，非李敖式的亡命，又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荡涤冲决于万一呢？

李敖的“亡命”，使他在60年代天马行空，使风云变色，使妄人心惊；李敖的“亡命”，使他身受六年九个月（wjm_tcy注：第一次5年8个月，第二次6个月，所以是6年2个月，若是再加上14个月的软禁就是7年4个月）枯囚之后，独自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的肝胆；李敖的“亡命”，使它在杂志受禁、再度系狱的高压之下，仍旧隐而不退，月出《千秋评论丛书》一册——这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种“朝闻道夕可死”的亡命胸怀，正是给苦难时代留下“鸿爪遗痕”的偏方。这番无畏无私的度量，也是蝇营狗苟之徒“充”不象的。

1985年1月11日，李敖写有《文化空中飞人》，总结自己“虎口捋须，太岁头上动土，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的文学生涯，提到自己“没摔下来大家叫好，摔下来大叫活该”的“文化飞人”现状。

“艺高人胆大”的李敖沉痛地写道：“至于我自己，我的行业比较特殊。与其说我是什么什么家，不如说我是文化空中飞人。我真的不能救任何人，我只能牺牲我自己”。

对李敖的“牺牲”，岛内岛外的看客中间，王亦令般“以正义相责”者有之，徐复观辈系之牢狱而后快者有之，呵护劝勉前后凡十余年的好心人亦是不少。不少读者，一再劝李敖“勿作弥衡”，不忍见李敖在击鼓骂曹中牺牲自己。对此，李敖先生答曰：“宁正言不讳，以危生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

李敖的选择，正是前者。

在做人问题上，李敖孜孜于一个“真”字。在他眼里，一个“真小人”比一个“伪君子”总要可爱得多。

李敖认为，最重要的是文章的“内容对错”问题。至于嘻嘻哈哈也好，义正辞严也好，大嗓门也好，细声细气也好，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一个错的意见，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它还是错的”。

对国民党政客语言，李敖表现出足够的轻蔑：“讲的时候大便不通，讲出来的全是大便”。

这样一个弥衡，一个患有所不辞的亡命李敖，不见容于专制政府，又有什么奇怪？

三、李敖看柏杨

李敖与柏杨都是经常处在是非边缘上的人物。李敖自拟弥衡，柏杨也爱称自己是梁山泊人物。1920年出生的柏杨，在年龄和阅历上都有目李敖为“小辈”的资格。但即使柏杨自己，也曾叹“想想自己真是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1968年3月2日致孙观汉信）

李敖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比柏杨入狱，前后晚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李敖为柏杨奔走呼号，从摆平柏杨的支票款到开展海外营救，无一不尤为之。但在给孙观汉的第一封求援信中，李敖便说：“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的父子的人物。而竟阴差阳错，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李敖对柏杨的这一判断，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对柏杨为人格局的基本总结。

李敖对于柏杨的“精专”和“博学”都是打问号的。以历史系科班出身的李敖，对柏杨的评论是“他没有现代学问的底子”。这一“底子”的缺乏，使柏杨的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和强打度”，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作秀”。李敖先生叹曰：“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复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读者的水准！”

花城出版社出的单行本，是收附录最多的一本。其中附有张绍迁先生《中国文化之“抹黑”与“擦粉”》。文中末尾，张先生评论道：“柏杨若是谄媚之辈，他谄媚的对象也应是国民党，而非洋大人。以柏杨心才和其与救国团的渊源（他曾任救国团旗下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若肯稍稍奉承当局，可能早已成政坛红人矣。柏杨却宁可写以抨击时弊的杂文为生，以至触怒国民党，身陷囹圄九载。有如此情操的人，也许会骄傲，但相信绝不会谄媚。……”

张先生此文，证实了我的一个怀疑：海内外读者由读柏杨书到心仪柏杨，其中少了一个“知”的环节。这不能不说是个大缺陷。

诚如张绍迁先生所言，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说得确切些，也是救国团组长级的“红人”。但他离开国民党核心，是由于“桃色”事件，而不是思想事件。柏杨当时是非常“得君行道”的显赫人物。台湾横贯公路完成时，国民党“层峰巡视”，他曾随侍在侧，为“横贯公路十二景”题名，其文学侍从地位，可见一斑。

不料大陆已有妻小的柏杨，在主管夏令营、冬令营之时，竟出现与文艺营女生艾玫（倪明华）相恋的事情，自然不利于舆论，加士艾玫父亲向救国团抗议，于是国民党当局“整肃风纪”，便请柏杨下台了。

下台后的柏杨，到《自立晚报》供职，和艾玫过了一段苦日子。但嗣后柏杨渐次升官，很快成了拥有私人出版社的汽车阶级。家有娇妻娇女的柏杨固然不曾“谄媚洋大人”，但是与当局却是眉眼不绝，并非读者想象中的“以抨击时弊为生”。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柏杨被捕之日（1968年3月2日），他在《自立晚报》的“方块文章”专栏里，仍在高歌《蒋夫人的号召》，用千字篇幅，“献谄”于当局的“慈悲心肠”。

其实，柏杨非但不是“讽刺当政”的人物，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请看柏杨先生1968年8月4日答辩书：

“《中华日报》自五十六年夏天起就有大力水手漫画，画是美国原稿，我只担任翻译对话说明，本年元月间，曾刊出一段，原图原意是说大力水手父子二人购买了一个小岛，二人在该小岛上竞选总统，我在翻译文字时，为了轻松增添幽默，跟往常一样，并没有完全照着原文逐字翻译，而另行改写重组，刊出后，被调查局认为有影射总统及蒋部长的嫌疑，就于三月初捕我侦讯，肯定的认为我是出于恶意，可是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这些“惟天可表”的哀诉，对我们了解柏杨冤狱的缘起，无疑会有所裨益，柏杨流露的“依恋”和“钦慕”，无疑是真实的。如果说柏老的这份衷告，并未使“亲长”们植以“关爱”的话，那么给爱柏老，希望柏老不谄不媚的人们，则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叹息。

李敖在学问上对柏杨的指斥，可能有一定的人事背景，但李敖对柏杨为人的评判，则无疑是有眼光、有内容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小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李敖以君子相期许，不肯稍假辞色的相责，要是有他完整清白的反国民党“德政”的记录为前提的。

李敖在他的《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一册中说：“不论是弃国民党的，或是被国民党所弃的，都是我们的同志”。李敖意识到，“要完全找一个和国民党不相干，像我这样人格完整的人，几乎不可能了，而且也不必了。”因此他主张接纳一切“觉今是而昨非”，并且“脱胎换骨得完整”的人。柏杨的意识上和作为，却使李敖深深失望。

李敖在1984年2月3日给孙观汉的公开信写道：“事实上，柏杨出狱后，他对国民党的高速表态，颇令我感到失望。他做中国大陆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次发表捧场之文，使我觉得他做的，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写出‘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回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此外他写文章捧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之流，更其余事也。”

李敖“沉思默察了柏杨出狱后的作风”，不得不说：“他真辜负了这么久的监狱经验。不客气的说，他已变成一个吓破胆的人”。李敖举出远流出版社为柏杨印《白话资治通鉴》的事。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四字，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出版社同人叹息不已：想不到柏杨的胆量，一至于此，柏杨的黑牢，总算是“没有白坐”。

对这种状况，“洞悉众生百态”的柏杨多少也有所知觉。1982年9月12日《政治家》上，有一篇柏杨说词。柏杨先生曰：“很多人批评我写东西跟过去不一样，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既然那么多人感觉如此，那或许我真的是改变了，只是这种改变是我所不自觉的……60年代写文章的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也不多。现在写文章比我泼辣厉害的，所在皆是。原来我是站在第一线的，现在有人超越了我，我已经退居到第三、第四线上，老实说，我倒希望国民党对我态度好一点，也省得我招惹些麻烦。”

黑牢里“镀”过之后，“急先锋”成为历史，“辣”是荡然无存，只剩一点“泼”了。这种胆气上的距离，使“怕麻烦”的柏杨同“亡命”的李敖，水准也在“日新又新”的拉大。难怪“心中有气”如王亦令者，也要“心明眼亮”地叫一声柏杨“有什么了不起”了！

柏杨实在忍不住叫屈。他的个性中有择善固执的一面，也有动摇无助的一面。

1979年9月，吉隆坡《南洋商报》上有一篇《人性的光辉》，说柏杨出狱后所写的文章中，“更闻不到一点儿他受苦受难的味道，有的只是对国家的感恩”。说“这种人”，“你能不为他哭泣，为他叫屈吗？”

是的，不能。为柏杨这么有大手笔又有大局限的角色“哭泣”和“叫屈”，并不过分。但是“人性的光辉”云乎哉？“人性的悲剧”云乎哉？相信读者自有论定。

李敖则只能让人叫绝。在他的悲壮冷峻、屡仆屡起面前，你欲笑无声，欲哭无泪！

叫屈对李敖，则近于一种人格意义上的看低，一种不解初衷的侮慢了。

配给李敖叫几声“屈”的，只剩李敖自己。

李敖的哭调是：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本该五十年后才出世。

李敖不属于这孤岛。李敖不属于这时代。李敖把他和许多莫名奇妙的要人对垒的“窘局”，归咎于“我妈早生和他妈小产”。

由于“太知道太知道干我这行的辛苦和危险”，李敖在他的“飞人”生涯，立志做“单干户”，为“独行侠”，从来“不鼓励人走我这条路”。因为他认定自己“无力救人”，也“不忍见别人为此牺牲”。而他自己，却抱定牺牲一途，做它“捋须拔牙”的大事业，喝定这杯“患有所不辞”而又“生不逢时”的毒酒。

李敖低眉自许，李敖横眉冷对，李敖决不“退屈三四线”！李敖“细嚼黄连不皱眉”！李敖还是要把是非不明的“乡愿”从中国人灵魂深处揪出来暴打，李敖不幻想也不哀怜谁对他“好一点”。李敖先生出得牢来，跺跺脚又是“亡命”去也！

这便是敖哥可爱处，也正是一个让人无颜亦无暇为之流泪叫屈的硬汉本色。鲁迅式对狗的痛打，对猫的穷追，鲁迅式的横眉与冷面，都有了五十年后的李敖版本。孙观汉囿于私见，谬举柏杨先生为“鲁迅以来第一人”，却忘了他所“不能赞同”的李敖式的“猛击”才是鲁迅的真精神，大格局！一个与鲁迅精神气节血脉相继的硬汉，也许未必尽有鲁迅的大智，但必须有鲁迅的大勇，必须有在晦暗街头游方施救的坚毅，必须不作悻悻然小儿女态，鲁迅的勇敢和顽强，也绝不是有“妇孺之仁”者所能想见所能“赞同”的。对“第一人”的这点要求，想来不至于过分吧。

李敖对勤奋著述的人物，如俞樾、如梁启超、如陈寅恪，及至他台大历史系的老师姚从吾，都有着极大敬意。这种敬意和他对王充、阮籍以降中国历史上特立独行的不合作主义者的敬意，互为参商，合而之一。但是身处孤岛的李敖，“深切觉悟到人性的软弱”。他“对人际已不存奢望”，也不惊奇“被亲人冷落、被朋友出卖、被敌人陷害。”他对人际的洞彻，并未导致形如槁木，心同死灰，他仍旧是“成就河沙梦功德”。他仍旧觉得，“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适合”——他还想“冲冲看”。

他还年轻！

读者劝他“勿作弥衡”的信中，有“绝对不忍和不愿看到”他牺牲的话。李敖的答复是：“难道老朋友以意气风发献身真理始，以妻财子禄屈服现状终，这种局面，是你忍看和愿看的吗？你的朋友里面，我的朋友里面，你我共同的朋友里面，这种人还少吗？又何必多我一个李敖呢！”

李敖断言，一个杂志，“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则“可怜得很”。这使得曾经一言九鼎的《文星》，在被国民党封杀多年以后，至今余波不断。1982年6月台湾民生报副总编骆学良在给李敖约稿信中也说，文星杂志及文星丛书对学术，思想以及出版界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之中”。

但是过去的事业毕竟已成掌故。李敖回忆文星，更多的是痛感“为文星作战的人，如今只剩我一个”。当年的战友中，过世的过世、变节的变节、自毁历史的自毁历史、衰病侵寻的衰病侵寻——这使不愿背弃文星理想的李敖愈感做一个真正人的不易。

柏杨在《猛撞酱缸集》里说中国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其表征之一就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人。李敖这样锋锐远胜柏杨的人物，当然也不免毒牙的侵袭。最轻的指责，便是说“李敖深染一种骂人癖”。坐牢之前为祖宗十八代地骂，复出之后还是祖宗十八代地骂，虽经封杀，骂腔不绝。李敖自己招供这种战术道：“是狗就找主人，是和尚就找庙，别想藏在身后”。这样的方式固然是不得已，但由此也导致了李敖三十二年不获出境许可，不能像柏杨先生“今年还唱绿岛小夜曲，明年就作出国样板”，有“冤”也无处诉，无人听，牢牢地“酱”在宝岛之上。

在李敖，“骂”是一种表达正义和理性的方式。不能因为是很有点“情绪化”的“骂”，而不是温文尔雅的“谏”或厚颜无耻的“谄”，就抹杀了骂的内容和结论。问题不是李敖为什么骂人，而是他们为什么那么该骂！

两年来受柏杨先生砥砺，深知中国人“缺少敢想敢做敢讲的灵性”之委琐。故此我甘冒“责备贤者”之不韪，推出李敖来作比较，供取舍，这一分区区之情，也是“惟天可表”。

柏杨1984年在爱荷华讲“丑陋”，语毕请在座诸位不要泄气，今天我要招呼打在前头的，也是请勿泄气四字，还望柏杨不要再三再四再五再六地退居下去。

台湾与大陆三十几年来的隔绝，使两地的文化交流，殊非易事。写这篇文字，阅失之处恐怕难免，还有待方家的施救，对李敖们的圈点评介，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李敖的那一份“不知避凶、只耻讼冤”的孤傲，那一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作派，实在逼视众生。

李敖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时，引过一句古话叫做“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予人”。反其道行之，正是度几枚针给读者诸君的意思。挑开窗纸，便别有洞天——至于金针与否，倒在其次了。

1987年11月（此文转自《复旦风》）

岛上的李敖（庄礼伟）

从80年代初起，台湾岛上的文人的思想宝典、语言风格、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大陆，大陆的文人和正预备做文人的大学生无不面朝东海，牛饮进补。这便是“三来一补”，在当时的政府文件中经常出现，可见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当时有陈鼓应来归，入北京大学任教。陈鼓应是一个人人都想看一看的反蒋英雄的活标本，难怪他在北大的课要上到特大号的大讲堂去。

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方才晓得中文可以这样来写，而发誓居然可以只“赌一块钱”。

又有了胡秋原来归，舞拜黄帝陵黄尘鼓荡好不热闹。

又有了三毛、余光中、林清玄等等，霸占了《读者文摘》许多版面，赚了大把眼泪。

又有了徐复观、林毓生、余英时等等“新儒家”，一时间德治、民本、内圣外王、蒋经国等等充斥沙龙讲座。

又有了许倬云、张灏等许多“海外学人”或“海外学坛闻人”。

钱穆、梁实秋卷土重来，大放异彩。

高阳小说，自然是绝大多数人爱看的，把一个商人的事迹写得波诡云谲惊天动地，把“北宋良将第一”曹彬所搞的“军民鱼水情”写得盖过八路军，着实不易。

金庸是“港岛人士”，与台岛亦有“文化往还”，忽一日“北大讲学”，已成预备役国学大师。

还有钱思亮、痖弦、王晓波等老老少少。

以及“文化太保”李敖。

“李敖”来到大陆的最大好处，是把李敖以上的这些大陆人听来如雷贯耳的岛上名流全都骂遍，有点“打碎偶像”的“五四狂人”的作派，更像孤身涉险的“未来战士”。

赴新加坡参加诡辩术较量的中国学生奉李敖为不世出的天人和“文化飞人”，“虽千万人，吾往矣”引用得精熟，尽管这句话不是李敖的原创。

岛上闻人，避李敖则吉，因为他极擅骂战；李敖闻名于大陆，多半是因为老李骂得刺激、骂得博学，他还总结出一套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三种，一、他跟你骂我；二、你跟我骂他；三、我跟他骂你。

这样的李敖，自然在台湾岛上的遍地文人中以及从岛上出来的满世界的“台湾文人”中，难得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被李敖口诛过的名牌教授学者，往往在文章中统一行动封杀李敖，原因大约有二：一、李敖“不入流”，除了骂人别无所长；二、自己被李敖骂过。翻翻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李敖的敌人如徐复观、高信疆（wjm_tcy注：高信疆是李敖最好的朋友，李敖复出文坛多亏高信疆的帮忙，作者明显搞错啦！），姓李的左派如李大钊，古人如李白，均书中有名，林先生谈了许久的“自由主义”，作为台湾“自由主义”的“死士”、“刺客”李敖却绝口不提。翻其他教授的书也差不多。

李敖骂人，以挖祖坟挖阴私剥光对方衣服和包装见长，他也揭自己的阴私（如历数性事）和剥自己的衣服（如在自传中刊登自己的裸体照），但无拘无束无牵无挂不伤自己半根毫毛，而那些爱惜羽毛满篇纯情或正义的人士就顾此失彼，上阵先矮一头。因为他已经是李敖，所以丝毫不受伤，“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而对方就被李敖夹枪夹棒打得左躲右闪，羞苦难当，羞愤难当。

李敖骂人，当为岛上第一。李敖常常说自己伟大，读者就切莫认真了，这只是台湾岛上的一种“李敖秀”。

同样是写文字的，当然不会认为李敖伟大，但有一分到四五分在心里暗暗服他，倒也多半是事实（因为李敖通过文字和骂人赚了很多钱，骂人有瑕，又一个接一个地勾引名媛淑女，暴享大名白眼看当局，当局却又奈何他不得──不服不行）。

上面是说在台湾，如果在大陆，跟着李敖认为李敖“伟大”的，就多了。经过了噤若寒蝉的年代，在枯燥可憎营养有限的语言中捱过了许多时日，乍见了李敖式的狂妄、凶猛、博学和精彩、新鲜，以及隔不了几行就自赠一句“我如此伟大，天纵英明，不在话下”之类的“李敖秀”，大陆的读者多半就晕了。喜写杂文者，就来一段“我来剥XX的皮”；愤世而翠绿的少年，则引李敖为先知和导师，把李敖的大名，在朋辈中广为散发，并添上些“你若没读过XX，你就可惜了”式的广告语。

在某种程度上，李敖不过是台湾现代非体制文化的一个缩影，他的种种独立特行，都可以在台湾社会景观中找到相应的类型，是有所本的。从搞个人“写真”，到骂国民党而坐黑牢、“敦伦”暂停，到以黄段子兼嘻皮笑脸嘲弄对手，到聚讼式恩怨笔仗，到亦文亦商不做“全职知识分子”，到狎妓冶游（那本是“中古文人风采”），都非李某一人风光独占，把这一切都做全了的，恐怕也有若干；把这一切都做绝做漂亮的，才或许只有李敖一人。

李敖有李敖的道理。如爱钱，“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如泼皮战法，“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

在“悲哀的台湾人”中间，李敖是一个喜剧人物。

湖北大学的唐琳在《李敖与殷海光》一文中认为：“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李敖对此评价倒也不以为忤，因为“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又能怎样？

如果要问我喜欢哪位台湾作家，我会提一些老派的，如钟理和、吴浊流等等。这些古板的前辈是心中有大悲大爱至性至情者，他们的文章也浸透了大悲大爱至性至情，让人惶恐于宇宙之深邃，生怒于世间之荒谬，折服于平民英雄的勇毅与柔肠。这些前辈的人格力量蕴于平静温厚之中。

李敖则是一个大闹天宫的猴子。和鲁迅一样，他选择了杂文这种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和鲁迅不同的是，李敖已生活在一个西风劲吹的商业社会，他会自然而然地精细计算自己和舞台聚光灯之间的距离，注意行动的“新闻性”；他会泼皮式地揭露一切“名人”“圣人”的阴私以满足大众那双满含偷窥欲的眼睛；他攻打文人同类时往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然后又是“此人负我，不在话下”。

但岛上的李敖又是可贵的，他从年轻时代起，就以一条命、以一人之力与黑暗的当局搏斗，为老兵李师科这样的小人物鸣冤，对追随国民党的文人教授，采取的则是狠捏对方“卵叫”的阴毒战法。到了中年，李敖的法术愈显“毒辣”，只有韦小宝的“化尸大法”差可比拟。李敖对已成过往的蒋家时代的国民党政权撒“化尸粉”更是不遗余力，批蒋大作连篇累牍压在蒋家坟头。“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我们当能隔海听到李敖对蒋家气数已尽、后代连连早夭的放声大笑，亦能想见李敖在前台大校长钱思亮坟上对其追加“尿诛”的快意──这便是自由得有些乌烟瘴气的我们的宝岛，要是换在新加坡，老李早该吃藤鞭了。

不禁试想小李敖当年如果滞留大陆，会不会有今天的老李敖？不过，如果没有大陆中国文化奶水的滋养，李敖又如何能成其为李敖？李敖也屡屡自承是“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一个 “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李敖是什么？李敖是魏晋狂士、五四精神、国故篓子、沪上商人、东北悍匪的混合物，岛上的李敖确实属于俺们中国。

李敖：明日黄花别样红（杨早）

台湾作家李敖，今年六十四岁了。我读李敖，也已有十年的历史。

高中时读《千秋评论丛书》、《万岁评论丛书》、《独白下的传统》，痛快淋漓，拍案称奇；大学时读《蒋介石研究》、《国民党研究》、《冷眼看台独》，纵横捭阖，启智开愚；间中再看看《李敖情书》、《李敖情诗》什么的，更是非笑骂“这个流氓！”不足以大快人心。

而今读到《李敖快意恩仇录》，其感想为何如？

近几年台湾党禁洞开，言路渐通，很多台湾人都以他们的“民主进程”为自豪。我曾经断言，在这样的情势下，李敖不会再有往日的风光矣！因为养成李敖的土壤已经没有了，像他这样的战士，要的是敌人，是挑战，是压迫，是“敌强愈强”，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可是现在谁来挑战、压迫、敌视李敖呢？李敖又去和谁战斗、奋斗、缠斗呢？一个失去风车的堂吉诃德还算什么堂吉诃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李敖是英雄末路的李敖，是明日黄花的李敖，是廉颇老矣的李敖。李敖曾经强调他不看电视，可是前两年居然跑去为某电视台开了专栏节目叫《李敖笑傲江湖》，在我看来，这是沦为了传媒的工具，今之李敖，已无足观。

可是李敖是何等聪明的人！“别人下海，我们上山”，李敖失去了现实中的敌人，但他还有一生的帐要好好算算。李敖一生，足不出“台”，但在华人文化圈中影响之大，却决不可低估。他对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的批评，或许和我们关系不大，他对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姑且囿于专业范围内讨论，但李敖一生中坚守信念，不屈不挠，与专制权力恶斗缠斗，“如怨鬼蛇蝎，二六时中，无时或已”，这样的姿态，绝对是中国知识分子入世的一种范式，值得借鉴。而且李敖和别人不一样，其他名人喜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着大家去学习，这个“李”敖却偏要自己来“言”，金针度人，自撰教材曰《李敖快意恩仇录》。

四九年后，台湾孤悬海外，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其中的发展，走的是和大陆迥然不同的一条路子。李敖成名极早，身体康健，所以几乎参与了这种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五十年来台湾大大小小的社会、文化事件，我们往往都能从《李敖快意恩仇录》中读出一种“在场感”。我们看李敖骂国民党，骂民进党，骂海外学人，为胡适辩，为雷震辩，为殷海光辩，与胡秋原战，与徐复观战，与台北高雄台中市政府战，兼及一些亦友亦敌、先友后敌、非友非敌的名人，如柏杨、梁实秋、彭明敏、许倬云等等，大小七十余次法庭诉讼，煌煌百余本论战著作，人称“文化太保”，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这本书能风靡台岛，侵袭大陆，绝非偶然，而且不管算不算“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李敖的文字肯定是一流，顺，又不滥，好看。

李敖当然不可能讨好每一个读者，最近不是还有人为了某书上印了“不喜欢李敖，你是弱智”而要起诉作者么？但是很多人不喜欢李敖，和有时老太太罚随地吐痰款一样，不是因为李敖的东西不好，而是由于他“态度不好”。这里我没有必要为李敖辩护，因为李敖自己在书里对此有“李敖式”的认识。他说：

“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

这就是“求仁得仁又何怨”，狂，还是狂，但狂得何其坦诚，何其清醒！回头看海峡这边，也是狂士辈出，可有一个“狂”出半点气度来的？

“不想被忘记”的一叹（陈亭均）

——最贴身密友揭秘李敖

李敖这号人物，外界耳熟能详，却未必真认识其人。他的文史、情史、生命史都丰富，争议也不少。晚年密友、摄影师赖岳忠，是他罹癌后最常相伴的友人，看到李敖潇洒如故却也怕寂寞的一面。

李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尤其是白话文，他下笔决绝狠辣、狂狷锐达，无论是针砭时事、做学问；无论是捧自己还是骂别人，都引经据典，字字生动得很。要不是李敖有上好的脑袋，加上他又善下苦功，估计他绝没可能写超过两千一百万字、写到著作等身。当然，他自称：“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这句话大概还得存疑再议，不过有件事倒是很肯定，拜网络所赐，李敖的作品不管正版还是盗版，都已经广为流传。

先不论他文章是否能收“文起白话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效，在网络世界里还有个更特别的现象，毕竟李敖其人其事实在太有名了，所以除却占据白话文排行榜三鼎甲的“李敖、李敖和李敖”外，在线还出现了甚多托李敖之名写出的伪“李敖作品”。诸如在中国流传的《李敖十评毛泽东》、《台湾李敖谈中日，令国人汗颜》；还有在LINE群组上流传、以“我不喜欢政治，但为台湾的同胞以及下一代难过。”作开头，痛批蔡政府的文章等（李敖可喜欢政治了！）族繁不及备载。

总而言之，人怕出名猪怕肥，所谓的“李敖文章”滋长不息，挂着李敖的头，卖的却不知道什么肉。但出名“爱打官司”的李敖对这些事看得倒是很开，过去他老骂前妻胡因梦在一篇文章《阿富汗之死》中，“抄用”了他翻译的英国诗，然而他对那些全然杜撰的“伪作”却相当宽容，从来没有特别去告过或严词骂过谁。

媒体狂登的亲笔信，如今证实非本人所写

他二○一五年罹患了脑癌，今年三月十八日撒手人寰。去年六月，李敖经纪人郑乃嘉曾透过中国电视节目《再见李敖》发出一封“李敖亲笔信”，也在这几天的媒体版面疯传。

然而，这封信其实也是托李敖之名而写的“伪作”之一。在“亲笔信”中，“李敖”向家人、友人、仇人温情喊话，称想与他们在《再见李敖》上见面道别，“或许我们之前有很多残酷的斗争，但或许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他想透过影片“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以作人生谢幕。

李敖文字以犀利见称，每要夸人总忍不住先损。例如他就曾说恩师姚从吾笨。这封“亲笔信”在去年问世之时，就让人觉得该信文风太温情又不吹嘘，一点儿也不像他的手笔，实在奇哉怪也。

我们约了李敖晚年最好的知音摄影师赖岳忠聊聊，他直截了当地说：“信不是他写的！”按李敖所言，他这辈子遗憾的只有“无法找到像李敖这样精采的人做我的朋友”、“无法坐在台下听李敖的精采演说”，与人结怨哪算什么，快意恩仇才是他的人生哲学。

询问郑乃嘉后，他才承认，此文“是由我依照和李大师讨论《再见李敖》的节目概念与模式时的主旨所代笔，因他当时入院卧床无力书写。此信也是在优酷所举办的二○一七年秋季节目推荐会上，为节目宣传所发布的，因李大师无法到场致意。”郑乃嘉说，李敖确实谈过信中大部分内容，但李敖没亲笔写是事实，也难怪这封信行文少了那种霸悍洒脱之气。

的确，李敖或许为他这辈子规画了一种生命的形式，写作、活着都是如此，直到最后，他都不改其志。李敖的“文章”，就是李敖的“文章”，伪作是很难达到他的境界的。

赖岳忠是李敖的挚友，李敖曾说自己有两“摄”，一是“摄护腺”，二就是“摄影师”赖岳忠。早在二○○三年，他又因摄护腺癌，切除了输精管，当李敖在病中，除了家人，最常陪在他身边的人，可能就是此“摄”赖岳忠。十多年前，李敖经过他开的相馆，他邀李敖入内替他的朋友签名，两人因此结了深缘，他跟着李敖四处奔走。李敖的豁达以及晚年的景况，赖岳忠最清楚不过。

病中不自怨自怜，仍常谈最喜欢的韩国女团

他笑说，病中的李敖最常谈的还是“女人”事。“大家都知道李敖喜欢美腿，有段时间，他很喜欢‘少女时代’。后来他更喜欢周子瑜参加的韩国女团TWICE。”李敖躺在床上，说话表达已没那么清楚了，但他不是对小护士们开开黄腔，说他摸了谁屁股，再不然就是嚷着，希望能有个像TWICE成员的美少女来病榻旁相伴，让李敖夫人王志慧听了又气又好笑。

即使是卧病在床，李敖也不会自怜自艾，疯话照说不误，赖岳忠笑：“整个病房气氛都很愉快，不会愁眉苦脸的！”没人知道李敖是演出开心的样子呢，还是真的满不在乎，不过就像赖岳忠说的：“李敖希望让人了解，活着与其怨声叹气，一面炫耀，一面分享，至少能活得快乐嘛！”李敖有个李敖路数的“形式主义”得走，有个“残山剩水我独行”的“大人格”价值要顾，即使临老临终，他都是这么着，一以贯之。

赖岳忠忘了自己是从哪一年开始跟着李敖到处跑了，不过李敖最后十多年的日子他都参与过。他回想起当年李敖勇闯政坛的那些事，“二○○四年，李敖、王祥基（李敖当时的经纪人）、我闲聊了一下，谈起选立委，他就以无党籍身分参选立法委员了！”王祥基与李敖交情也非常好，当年李敖没竞选总部，他说他贡献了自己的奔驰车，一群人就挤在车上商讨战略，他们“不插旗、不拜票、不发传单、不做广告”，最后竟然也选上。

当上立委，李敖自然要大鸣大放一番，赖岳忠回忆，在台上，李敖绝对尽力演出：“当时军购案，李敖带着防毒面具、防狼瓦斯进去，他知道，不耍宝，就没人会理，所以偏要进去闹。”一群人先做沙盘推演，想不到李敖进去却还是出状况，李敖的防毒面具一戴下去，眼睛就看不到；但不戴，又会给防狼喷雾呛到，说着赖岳忠又是忍俊不住。

赖岳忠忍住了笑，缓了缓正色道：“他总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李敖选举，王祥基、赖岳忠几个都会开赌盘，李敖非常清楚自己能得几票，选不上，他也估得准，每次都赢得好友的钞票。“他选举是为了传达他的理念，他是浪漫主义者，太现实，既不好玩也不美！”

有人说，李敖上半生与下半生应该分开来看。上半生他反对国民党威权，追求自由主义；下半生靠拢中国独裁政府，亟思统一，成了想打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主义者。赖岳忠没这么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大中国主义者。李敖小时候看过日本人、美国人如何糟蹋中国人，逃难到上海，在黄浦江口，见到一群人抢着要上船，人挤人，有人掉到水里。”

他说：“有一次我跟他去上海，在黄浦江吃饭，第三天他完全受不了，说‘真他妈的黄浦江。’他说：‘如果谁能让中国强盛，我愿意放弃自由主义！除了大唐盛世，现在才是最强的’。”所以李敖不抓中国盗版，因为盗版越是猖獗，他的思想传播得越快。

在李敖心中，重要的究竟是“传统下的独白”？还是“独白下的传统”？想法是旧是新？他支持言论自由还是更支持民族主义？或许盖了棺材也没法论定。李敖这人终究是没个准，然而此人传奇，却已无庸置疑。“李敖其实很孤僻，在台上老讲重复的事，晚年我问他，是不是该转变个形象，他诗词说得非常好，我喜欢听他讲典故，谈文学！”李敖却笑说：“另一面的我才有趣！”他还是爱演，并且乐于和自己捏塑成形的面具融为一体。

自知时日无多，曾感慨：“他们都忘了我”

李敖曾引诗人陆游七言诗称：“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说“有朝一日我死了以后，各位啊，你们会想我想得发疯！”确实，人们终究会想着他、记着他，爱恨皆然。而李敖自己呢？“笑骂由人”他不太在乎。

老友走了，赖岳忠还是难过，想起和李敖一起吃的黄豆猪脚、小米粥，眼睛忍不住就湿了。他说他没见过李敖哭，但他记得，李敖今年走前数月，“我跟他太太在讨论是否开刀，医师说：‘不要开刀，开了也只是进加护病房！’”他与王志慧只好骗李敖，“慢慢吃药就会好。”以李敖之精，哪会不知道自己日子所剩无几，等王志慧走了，他对赖岳忠说：“你看我时间不多了。”

“我知道他舍不得……。”又一次李敖见到他，盯着他说：“岳忠，他们都忘了我！”李敖朋友少，大伙儿怕他感染，探病者也少。此人却终于卸下原先那些傲气狂态，狂徒终究还是个人，也会脆弱的。

陆游的诗还有一句，“老子舞时不须拍。”老子跳舞的时候，你们不需要拍手，如今他下了台，掌声还是响了起来，“李敖，李敖，李敖！”的喝采声、倒采声一并也响了起来。

李敖有话说（郭冠英）

闻李敖逝，张立义，U-2飞行员，打电话给我。张是李敖介绍给我的，本来我们要合写本张的书。

我与李认识，好像是因“江南案”和张学良，后来又识梁肃戎。梁逝时，李敖说难过，梁要连战坚持撑下去，及早访问大陆。李敖感动，当即赠梁一千美元壮其行色。李赞梁是“了不起的抗日英雄志士”。

当时我常在《中时晚报》写短评论，李为之“击节赞赏”，有次说，你的短文比我写得还好。我说那你写下这话，那可会值点钱。他说，对不起，只能电话讲，不能写。

有日我得一重大历史情报，知当年安全局本要先杀李敖的，后因白景瑞的饭局转杀江南了。我想此故事应可向李敖敲笔钱，也不负他教我要钱要紧的忠告。我叫他出价，他叫我先讲，最后全讲完了，他说不值一文钱，仅请了我喝果汁一杯。

李还说他是大预言家，早说过江南是代他而死。当天是韩战五十周年，他说江南案对他是韩战，插进来改变了命运。又如孔明在峡谷中设伏，射死了张郃，叫降卒回报司马懿曰：“吾本欲射马，误中一獐。”

李敖的长处，就是博闻强记。他有才又好财，这点很招非议，但为了大节，他又会仗义疏财，有次他小时好友，拿了五百万元给他酬谢，他不收。

在他66岁生日宴上，大家都吐他苦水，却有谢聪敏说，与李敖交友，多受其累，被他所害，只有我害他坐牢，可骄天下。当时警总叫谢编李台独罪名，不编也要编，李敖就成了台独五常委之一，其实他根本是个左翼统派。

讲完了有位大家皆不识的一位老者站起来，李敖说：“我也害了你吗？”老者说：“你忘了？你害我也坐牢。”原来是郑锡华，当年文星书店的总经理，他被警总找去，蒋经国来谈，要郑咬出萧孟能及李敖。郑说实在咬不来，蒋经国还劝他不要死脑筋，年青人要好好想。关了郑一天半。

郑锡华后有日与王又曾打高尔夫球，王很高兴的说他们签到了李敖，并已约法三章：一不骂李登辉，二不骂连战，三不骂我。郑想：“这不像我所认识的李敖，你就走着看吧！”果真，一个个照顺序骂，谁也不免。

李敖的伯乐，“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说：“我们的《李敖有话说》风险极大，两岸关系敏感，一旦涉及言论底线，覆水难收。因为有风险，广告商不愿投。有时，他故意录一些让人头疼不已的节目，要求必须播出，否则就让你们开天窗。每当这种时候，都是我出面协调，好言相商。我们的态度，感动了先生。有一次，他在节目中说：‘我们这种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我想，牺牲就牺牲吧，没有胸怀，怎么能让政治观点尖锐对立的两岸真正实现文化交流呢？通过这个节目，大陆党政军商和知识菁英得以深度了解台湾，对台湾的社会真貌有了总体把握，领悟了两岸交往的玄机。”

后来，刘长乐请李敖去大陆，说：“很多从大陆出去的文化大师，如胡适、钱穆、林语堂、于右任等，最后都没能再回自己的故乡。如果您能回来，不仅了却自己的心愿，也能让整整一代人圆梦。”

但我对李敖在大陆的讲话却不满意，在《中时晚报》写了“李敖失言”一文。

“我就是要解放军来整治这个鬼岛。什么爱台湾都是假的，我就是要国家统一。”李敖对我说。

刘长乐还是像找到了“和氏壁”一样说：“李敖，这个发誓不离开台湾的‘大陆人’，这个永生难忘大陆的‘台湾人’，终于回家。这是文化人对‘文化原乡’的认同，这是海峡两岸对一个中国的认同。”

陈文茜说，李敖“一直被埋没了，要等到70岁，人书俱老，才在奇特的两岸氛围下，站上了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历史舞台。”

在这舞台上，有个李敖的大投影，随着屏幕一直飘动，久久不去。

宁拙毋巧（陈耀昌）

——自缘身在最高层

我的第一本李敖的著作是《文化论战丹火录》，然后是《传统下的独白》、《上下古今说》……等。那是一九六三年或一九六四年，我高一或高二吧。那时我常常在台南一中放学后，就骑脚踏车自胜利路转青年路再右转博爱路，直接杀到南一书局，站在文星丛刊专柜之前，一口气看一、二小时。中学生究竟财力有限，李敖的书自然是首选。

但是李敖的书影响我最大的，是《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这两本书让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把胡适做为典范，李敖则是英雄。高三上学期结束，那时还有保送制度，我曾大胆写了一封信（不敢口头上直白），向父母力争念台大历史系或政大外交系。结果当然还是铩羽而归，乖乖念了台大医科。

上了台大，我才知道，李敖好像失去自由了，不是被监视，就是坐牢。坊间仍然有两本《李敖大学日记》可以买到，但好像也是禁书。我读得滚瓜烂熟，记下了许多李敖同学或校友的名字，像陈平景、萧启庆、陈鼓应……。没想到四十多年后，李敖朋友为他办生日宴，我也出席，竟然都见到了！

李敖虽然被消音了，但文星出版了《胡适选集》。我相信这也是李敖仍任文星总编辑时所构思的余绪。那时的感觉，胡适的精神，就是李敖的精神；胡适的观念，就是李敖的观念。

我最喜欢胡适《尝试集》中的两首白话诗。一首是“我本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我不要你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只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另一首是“三年不见他，就以为能把他忘了……”，我还把这首诗配上比才《采珍珠人》歌剧的咏叹调，自己唱着，心中在想，不知这个“他”是纽约的韦莲司小姐，还是安徽家乡的曹诚英？

1962年2月24日胡适出席中央研究院会后，突然心肌梗塞，日后成为台大医院的院长杨思标在现场，急救无效。没想到多年后，则是我见证了胡适夫人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心肌梗塞。1975年，我在台大医院担任内科第二年住院医师。某日，我在内科加护病房值白天班，一位老太太进了加护病房，竟然就是胡江冬秀。我照顾了胡老夫人数日，但她从未清醒。胡江冬秀过世时，也是由我负责急救及宣布死亡。因此在胡女士死亡诊断书上盖的医师章，正是“台大医院住院医师陈耀昌”。倒是在胡江冬秀死后的三十年（2002年），我因缘际会收藏了民国五十年左右，胡适以中研院院长之尊，以朱熹词赠大学生或研究生李敖的墨宝“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宁近毋远，宁拙毋巧。”所以我与李敖结缘，也是透过胡适“牵线”。我在1975到1985左右，住在四维路附近。更巧的是，我楼下正好是李敖在台大最尊敬的老师吴俊才先生。那时李敖失去自由，在白色恐怖时代，我也不敢乱问，但有幸自吴先生口中得知一些蛛丝马迹。后来更在巷弄之间巧遇李敖一二次，但不敢造次去打招呼。

不畏浮云遮望眼

1997年李敖为慰安妇义卖，其中最贵的就是上述胡适写给李敖的卷轴，我毫不犹豫抢标了，定价一百万。我记得我还买了几个小东西，包括一个李敖用过的放大镜，现在却不知哪里去了。一举买到李敖与胡适两位心中偶像，实在太满足了。

这次义卖，也让李敖之后与我论友。首先是他签下了一份死后要台大医学院做大体解剖，而且要做“骨骸展示”的志愿书，由我当执行人，并邀请他台中一中同学，台大骨科主任韩毅雄当见证人。我为了李敖“骨骸展示”的特殊要求，还央求台大医学院的解剖学科特别开了科务会议。

2000年左右，李敖主动送了他的墨宝给我，虽然小小一幅，已让我欣喜若狂。李敖写给我的，是唐代诗人戴叔伦写给他的好友“崔法曹”的诗，原文是：

后会知不远，今欢亦愿留。

江天悔雨散，况在月中搂。

我查了一下，戴叔伦留世的两百八十四首诗中，写给崔法曹的竟然还有其他至少九首：

一、赴抚州对酬崔法曹夜雨滴空阶（五首）；二、答崔法曹赋四雪；三、听歌回马上赠崔法曹；四、和崔法曹建溪闻猿；五、酬崔法曹遗剑

另有一首答崔戴华，不知是否就是崔法曹：

文案日成堆，愁眉拽不开。

偷归瓮间卧，逢个楚狂来。

因此可见崔法曹是戴叔伦很好的朋友。李敖送我这首诗，很明显的就是把我纳入他的好友名单。

可惜后来，李敖因为摄护腺癌住院开刀，也可能有荷尔蒙治疗，“形象”大损。曾在当兵时拍过裸照立相存证，以雄风自豪的他，不堪比对，就告诉我要撤销原来的想法。

渐渐的，我有个感觉，在李敖的生活中，没有“朋友”，只有“好友”。他太孤高了，不愿呼朋引伴，因此他没有泛泛之交的“朋友”；而一旦他视你为朋友，就是“好友”。

我和维纲，就是他的好友。王维纲兄是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的老师。

在2000年代初，我们三不五时（当然都是约好的）到李敖的阳明山书屋去看他。

李敖与我们谈时局，谈人物，谈一些有的没有的，甚至有时还会掏出笔记，记上一笔，然后在他的节目上称赞我几句。但他从不问我医学问题，虽然我是医师。偶而，他要我帮忙处理一些他的收藏品。

他离群索居，吃得很少，而且任何琐事都得自己动手。我可以想象，在黄昏的山上，一个心灵寂寞的孤独老翁，对着纱帽山夕阳，那真是残酷的画面。我领悟到，阳明山居很高级，但只有在有家人及佣人时才是。对李敖这样一位在公众场合喜欢出锋头，嘻嘻哈哈，语不惊人死不休，希望在历史上留名，而私下则是孤癖好省思的人，阳明山绝不适合他，他终于又搬回台北市最热闹的市中心。我知道李敖夫人也很担心他一个人在阳明山，实在安全堪虞。2009年春季吧，因为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普照、温煦舒畅的下午。李敖在他大厦豪宅中，拿了一幅未表框的胡适对联给我看。如果台湾有“胡家（包括胡传、胡适）粉丝”，李敖是第一代，我就是第二代。那对联的诗句正是我最欣赏的王安石的两句诗：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汉文弟 适

我太高兴了，毫不思索买了下来，马上带到长安东路裱了框。几天后李敖又拿了一篇文章给我，说明他有缘能得此画的来龙去脉，文章名《五十年是什么？》，是2006年写的。能拥有胡适这两幅真迹，而且所题字句都如此有意义，套一句李敖常说的话，“我真可以顾盼自雄了”。只可惜，我终于没有收藏家的命，大约二、三个月后，李敖又要求我原价卖回给他，我照办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胡适的宝贵真迹就挂在他的客厅，而那篇李敖2006年写的《五十年是什么？》，则登在2011年出版的《你笨蛋，你笨蛋》。2017年他生病以后，也曾向访问他的记者提起他与这幅书法的特殊缘分。

2015年11月，那时我已由“胡适迷”进化为“胡传迷”。可以到访胡适的绩溪上庄，但主要墓地是参访胡传的墓。但意外也参观了制墨专家胡开文的故居。在胡适的儿时的书房前，我又想到《五十年是什么？》这篇文章，真是串连了太多的故事。李敖、胡适、胡江冬秀、胡开文、胡传，甲午战争中的台东州官，然后也许会是我未来的小说。

我自从开始写历史小说后，我也渐渐觉得，今人与古人之间，是会有感应的；人与物之间，也会有感应的。如今李敖已做了古人，我和维纲算是他的朋友之中，在这个年龄层（1950前后），受到他的启蒙，不在政治或媒体界，又与台湾社会深刻接触者，又与他的夫人与小孩都算熟悉，不知今后是否会收到他的感应？（温绅虽然也在此年龄层，但他在媒体界，所以略有不同，哈哈。）

2013年4月25日，李敖生日，他的大学同学为他办了生日宴。李敖好友，台大历史系“班对”的汪荣祖、陆善仪伉俪和我、维纲也都熟悉，因此我俩都应邀出席。如今萧启庆院士与李敖也先后作了古人，这张照片弥足珍贵。

2014年4月25日，他八十岁寿宴，可惜我因为要出国不能出席，于是提前在4月22日去找他。令我惊喜的是，他不但送了我一本他第二天才正式出版的新书《李敖的风流自传》。更重要的是，这一天，他告诉我一句很重要的内心话。他说，在这本书的结尾，他写了：“我将‘老弃台湾’，也‘老弃祖国’。”就这样，一句话说明了他对一生八十年台湾经验及八十年大陆情怀的“双弃”，这是何等凄凉的结论。

他在2010年把儿子李戡送到北大，但此刻已决定转往西雅图（后来到了英国剑桥念博士）。后来，小女儿也赴美念书了，没有去中国。我永远不会忘记李敖轻声告诉我的那一句有些怅然梦醒的一句话：“中国大陆不会把好处真正给台湾人，台湾出生的人。”李敖加重口气强调，“包括连家”。（在此2019年，比起2014年，这种奇檬子似乎更强烈了。）后来许多人说李敖是统派，或说李敖为了钱不择手段。但我一直强调，他不是。李敖太孤高，太喜爱自由了，他永远身在最高层。他是温情主义者，和共产党统治阶级的肃杀格格不入。他既不是独派，也不是统派。他也许喜爱虚名，追求财富，但绝不是可以用钱收买的人。2015年以后，他不再开寿宴。6月19日，我又和维纲去看他。他告诉我，他右脚无力。我安慰他，年纪大了，应该拿拐杖。没想到，半年之后，传来他得脑瘤的消息，原来那竟然真的是脑瘤的早期症状。他一生用大脑，结果却得了脑瘤，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令我惊喜的是，这一天，他竟掏出一个印章要给我，印章上还特别注明“虹刻敖补”四字。我相信，在这世界上，拥有胡适的字（而且是胡适给李敖的题字），李敖的赠字，以及李敖金石的，我应该是唯一一人吧？！

这也令我想到李敖与胡适的不同。李敖一生，隐然以胡适为典范，甚至连他的书法，与胡适的字迹看起来都有些相像。但字迹可以模仿，个性却不能模仿。胡适是亲和的，李敖是孤高的，个性非常不同。胡适送他朱晦翁“宁拙毋巧”，显然是有感而发。因为李敖“自缘身在最高层”，他是“宁鸣而死”。我突然想到现在的网络时代了，网络时代的政治人物，都“自缘身在最高层”，但如何“宁拙毋巧”，就是最大的学问了。

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面了。那天，他们夫妇请我与维纲吃中饭。最后的合照，摄于他们宴请的西餐厅前。

他的脑瘤是在北医诊断的。那时期的病情，我因机缘凑巧而甚早得知。李敖和我通了电话，但是依然坚持不见面。他希望朋友们只看到他美好的一面。2015年6月19日，我在脸书写的话，也许在今天2019年3月的政局来看，会有更大的感触。

今天与维纲去拜访李敖，变成李敖夫妇请我们吃西餐。席中我提出我此行的动机。我向李敖说：我读了《新新闻》一篇写梅心怡（Lynn Miles）我记得当年报上用的是“林迈尔”之名的文章，才知道，这位令我尊敬的老外当初会介入台湾的人权与政治，是李敖牵的线。

我也告诉李敖，听说梅心怡在死前很遗憾，他当年投入台湾人的民主运动，不分统独，何以他临终生病住院，只有独派去看他，统派都没有去看他。

李敖的回答很让我意外。李敖说，因为梅心怡明显支持独派，而他认为梅心怡无权替他选择统独。李敖用了filibuster这个字形容了梅心怡。

我和维纲，是历经了文星时代与夏潮时代那个只追求民主，不分统独的时代，这也是我俩所以对李敖一直维持敬意的原因。

我突然感到，民主VS独裁，可以是一种对错。但是统VS独，应该看成一种选择？而应该有更大的包容？可是当人们有了不同选项，就会导致政策方向的分岐，社会冲突就产生了。这就是台湾社会目前的纠结。也许，在时间解决这个纠结之前，台湾人只能彼此多一些包容？

狂者李敖（苏惠昭）

为了新书，李敖现在暂时开放观光了。

闭关一年后，到处可见到李敖穿着红夹克的身影翩翩飞舞，接受媒体专访。接下来4月25是他老人家六六大寿，台湾中天频道独家转播了寿宴——其实是新书发布会，他发表了酝酿30年，最后“集中火力”40天写出来的一部“寓情色于政治”的小说《上山·上山·爱》。

《上山·上山·爱》上市那一天，台湾各色书种被打到手脚发软，哀鸿遍野，时报出版总编辑鼓蕙仙很想瞧瞧这本书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结果跑了三家书店，全部断书。

而那些拥入家里的生日花篮中，署名者有“总统”陈水扁、国民党主席连战、台北市长马英九——集合了现下台湾最有权力的男人，他们没有什么共通之处，除了都被李敖点名骂过。

大寿前后，李敖就这么捧着《上山·上山·爱》横扫媒体，照着能卖书的方式卖书。电视上，各个频道的美女主持人专访他。在吴宗宪的《Jacky Show》节目里，他更是大谈和17个女人的情史和性史，吴戏说要把《上山·上山·爱》改作《上床上床做》，大师以“小子忒隘矣”回敬之，并晓以“没有欲哪有情，没有肉哪有灵”之大义，两人舌头一般的滑溜也一般的刻薄，愤忿关电视者有之，无可奈何者有之，多数人倒是嘻嘻哈哈，觉得李敖给了他们一个充满色彩的愉快夜晚。

这样操弄媒体以及被媒体所操弄，李敖说了，“打书”期间，他就把自个儿当作阶段性的“7-11”，24小时开放，服务人民，取悦观众，冲高票房，“文化顽童”、“文化艺人”、“文化活宝”、“色情小说家”、“泼猢狲”——戴什么帽子都无所谓，百无禁忌。

“脱了裤子谈思想”，李敖这样看待《上山·上山·爱》，仿佛伏尔泰“嬉笑怒骂走向真理之路”，而在文学方法上，他自谓接续的是19世纪末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雄辩滔滔”的传统，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段对话对讲了7900字，李敖数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李敖的“雄辩滔滔”不过区区一泄2000多字。

谁都不想惹李敖

在台北市“议会”，议员李新影印了两本小说的一段章节质询金溥聪，“这是不是色情小说？”金溥聪略读了一下，回答“是”，结果李新告诉他其中之一录自李敖的《上山·上山·爱》，金溥聪呆了一秒然后说“你不要害我”、“谁都不想惹李敖喔”。

谁都不敢惹李敖，但还是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去年出版历史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的台湾重量级作家张大春就在他的广播节目里修理了李敖的《上山·上山·爱》。

张大春说，李敖不会写小说，正因为不会写小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读来反有一种“野趣”，一般搞文学的多少受限于文学规则，但李敖没有，写来自由放任，到了《上山·上山·爱》，李敖“仍然不会写小说”，从头到尾几乎都是男主角万劫（李敖？）一个人的滔滔雄辩，说个不停，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也都雄辩滔滔，说个不停，“但小说家必需赋予人物雄辩滔滔的理由”。

张大春认为，小说家永远要有“我不会写小说”的警觉，千万千万不能“自认为会写小说”。

李敖这一边则把张大春的批评以“不知分寸”结而论之，是西部枪战中的“小枪手挑战大枪手”，他说全台湾人都有资格评论他的小说，惟独一个人没资格——张大春，理由是“张大春成见太深”。

有意思的是，这两人，李敖是资深的“文化顽童”，中生代的张大春也受封“文学顽童”，写小说和主持广播外，他客串演过电视剧，主持过读书和旅游节目，以及拍广告，不过张大春写的小说每年都入选《联合报》或《中国时报》“十大好书”，获得评论家的拥护，文评家对李敖的小说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

说起来李敖有一年多没怎么修理人了。1999年宣布代表新党出马选完“总统”（他自称选的是“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大力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到隔年3月18投票日，他“爽”了好一段日子。一是，该骂的人都骂了，一泄千里，“50年来骂人没骂到这么爽过”；二是，再没人敢偷天换日地排挤他，边缘化他，就连被老板下纸条“不准出现李敖二字”的某平面媒体也得乖乖写“新党‘总统’候选人李敖说”的新闻，他美梦成真，快乐得不得了，于是乎不想玩了，过不久便结束了的真相新闻网的节目“李敖笑傲江湖”（后来改为“李敖秘密书房”、“李敖颠倒众生”）拍拍屁股回到书房去了。

书房是李敖的圣堂，不回书房他便躲不掉外面的乌烟瘴气，不回书房就意味着写作生命的中断，外头是台北或北京，春天或秋天，这对书房里的李敖并没有差别，如此他又何须回大陆“重温旧时梦”？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呀，李敖有此一叹。

1995年10月30日开播的带状节目“李敖笑傲江湖”是台湾电视史少见的一个异数，也许是惟一的一个，星期一到五，每晚十点到十点半，无以数计的人忙赶回家“看李敖开骂”，前“总统”李登辉、现在的“总统”陈水扁、“中研院”院长李远哲、李敖的前妻胡茵梦——，通通在节目中“被剥了一层又一层的皮。”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为了骂李远哲，李敖“投资”20万元收买“中研院”人员，取得内部公文，这就是李敖式的搜集证据法；得不到的就“买”，光凭这点就让穷光蛋或小气鬼历史学家望尘莫及，徒呼负负。《李远哲的真面目》也是李敖在“总统”大选后，《上山·上山·爱》前惟一出版的书。

主讲“李敖笑傲江湖”4年多，李敖不迟到、不早退、不装病（找不到东西讲就装病），看起来稀松平常，实则有如上西天取经一般艰难，尤其最后一年的主持费还遭跳票，算是免费奉送，但这也是李敖性格的一部分，有头有尾，严以律己，从大处一路追索到细微末节，走向他认定的真理与公义。

身为“总统”候选人”期间，李敖像喝了雄黄酒的白素贞现出原形，露出“李敖的真面目”，联合报社长张作锦有一回同李敖吃饭，“李敖啊，多年来我们一直怀疑你是个‘匪谍’”，张作锦慢悠悠地说“现在才知道你根本就是个‘匪’呀”。

说起这件事，李敖笑得很开心，“祸台50年”的总算有人知道他如此的向左倾斜，人说他的竞选搭档冯沪祥“左”，比起冯沪祥，李敖其实更左，“左”不只是姿态的，还包含着某种浇不息的理想性格，因此他认为世上有两种人最可恶，一种是公务员，一种就是变节的共产党员，公务员有许多体制喂养出来的坏习性，而变节的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性。

这个时候李敖已经多出两个头衔了，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一个叫“总统落选人”，1999年他以《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奖当然没轮到他这个“中国人”，“诺贝尔文学奖不会颁给中国人”，后来高行健得了，“他是法国人”李敖赶紧提醒“奖是颁给法国人的”。高行健的书李敖大致只翻了一页，看到一句“哥，你操我吧”就打入深宫。

当今台湾，红了40年而不坠的名人只有三：李敖、琼瑶和张小燕

背向大众，书房里的李敖重新回到“半隐居状态”，这种出世的生活他老早习惯，年轻就独来独往，不入狼群，退伍后曾深居简出于新店山上；又穿越14个月被跟监相当于软禁的日子，后来终于坐了思想的牢，第一次5年8个月，第二次6个月，“历经了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历经了亲弟弟的趁火打劫、历经了小情人的黯然离去，历经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孤单岁月”（《李敖回忆录》P284），现在每天一个人关在书房10小时，看小电影（在小屏幕上看电影）、听音乐（他有一架爱迪生牌时代的留声机）、读书、写作，大概天上神仙也没这般快活的。

媒体深知李敖的票房魅力，所以应台湾电视和东森电视之邀，选后他又涉足了一段时间的电视，可一个只要他谈男女两性，一个规定不能骂李登辉、王又曾（东森老板王令麟的老爸），李敖便挥挥手走人了。

位于台北东丰街的李敖书房有60坪大，走出书房没几米就是车水马龙的敦化南路，书房里却藏着一个与世隔绝，“山中不知日月”的两个世界，10万藏书加上浩繁不可斗量的文件资料俨然是个不小的图书馆，李敖读书破万卷，还编过《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古书和珍本之多不在话下，但像《书架》这样新鲜的翻译书他也有，女星天心的写真集他肯定看过。多亏了一群四处为之猎书的老朋友小朋友了，李敖说。

李敖还保持着每一回一个多小时的不固定路线这散步习惯，有时会从阳明山下走到山上别墅，散步是他最喜欢的运动，路上偶遇美女机会多，也不致把身体劳动到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他对待身体一如对待书房，李敖书房虽然挤挤挨挨，密密匝匝，其中却自有秩序，而且不染灰尘，全他亲力亲为，一人打理的。

到了晚餐时间便回家与太太小屯、8岁的儿子李戡、6岁的女儿李谌共进菲佣做的晚餐，菲佣厨艺生疏，经常作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菜，李敖也不挑剔，一方面是他不重吃，一方面也辛苦人家是离乡背井的“异乡人”，这是李敖对弱势者的柔软和体贴，和那个“打人绝不手软”的李敖是同一个李敖，他是保温瓶，用手摸外头的精钢是冰冷坚硬的，里头装着暖呼呼的热水，只是不肯轻易揭开盖子。

很难想象家居的李敖，或者婚姻与家庭对他的意义，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在回忆录中这也是一段费猜疑的空白。“勾搭”上小屯那年小屯才19岁，有一双绝无仅有的美腿和好性情，他们在9年后结婚，小屯说不结婚她就要走人，而李敖自觉有点年纪了，也不想小屯离开，两人便结婚了，是轰动一时的老少配。

当年李敖和胡茵梦的婚姻只维持了3个月又22天。

现在小屯37，是一个把全部心力放在儿女身上的母亲，而她的丈夫李敖信奉生物学家说的，男人女人只有18个月的浪漫之情，大哲学家罗素赞成丈夫和妻子各有各的婚外情世界，李敖欣然同意，嘴巴这么说着，还是把新书版税300万乖乖捧到老婆面前，这是李敖式的道德。

“小屯是个好母亲”李敖由衷赞美。只是激情过后，66岁的李敖无法不以看待“3个小孩”的心情看着这3人，他的角色变得很诡异，当儿子女儿看着“有一只什么猫”的电视卡通时，他总觉得和他们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距离，一种祖父与孙子女之间的鸿沟，他是前计算机时代的人，不用信用卡，拒绝网际网络，读透经史子集，一肚子国故，“大错特错不要来，侮辱我的爱”但儿子女儿将是唱着这种无厘头的歌长大的一代，用计算机像开冰箱。

李敖特立独行的代价：打官司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李敖只清楚一件事，他不要孩子走上老子当年“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路，走这条路需要无比的勇气，要能够享受孤独，吞忍辛苦，现在的他虽然有名有利，名震海峡两岸，利则是个秘密，但“横眉冷对千夫指”所付出的代价有些是无法向老天爷索回的。

2000年7月底，李敖卧病10年的母亲张桂贞走了，91岁，虽然有8个兄弟姐妹，最后这10年母亲都由李敖照顾，一个月要花10万的看护费，卧病末期，母亲不发一语，以充满仇恨的眼神瞪视着每一个人，陷入极度的忧郁状态，李敖被折磨得很惨。

46年前，李敖父亲李鼎彝先生在他刚过20岁生日没几天脑溢血猝逝，当时李敖已北上台大念书，匆匆回台中的家已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因为受了胡适的影响，李敖坚持“改革葬礼”，遗体用火葬，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腰装孝子、向来吊丧的人磕头等等，即便千夫所指，传统的那一套他硬是通通不要，结果落了个“不孝”的恶名，后来李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次悼亡送死的经验委实让他“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

46年后母亲去世，依然有人指责李敖“不孝”。当母亲遗体送进殡仪馆，立刻有葬仪社来念佛经，不信佛教的李敖斥之为“胡闹”、不让念经，他又要求馆方将母亲“速速火化”，不想这又抵触“24小时内不得火化”的法令，最后他把骨灰送进了阳明山的灵骨塔，想把它和父亲的安放在一起，管理人员却说按规定两个骨灰坛不可同放在一个格子，争了半天只好让父母毗邻而居，“不合情理”，为这事李敖正准备告马英九一状。

打官司是李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特殊癖好，打过的官司已经有300多个，选后他告了李登辉，结果有一票人跟着他告，“我用证据告，别人用幻想”这连锁效应直教李敖哭笑不得。“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黄石城目前也是他的被告，“中选会”要求李敖公布财产，李敖说我又没选上“总统”干嘛要公布？“中选会”于是被罚李敖30万元，“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李敖马上冻结银行账户，而且具状告黄石城，案子现还躺在“法院”里。

“我这么有钱”的李敖当然不是拿不出30万，而是这30万意味着他吃了亏，李敖从不吃亏，如果吃亏，李敖就不叫李敖了。

现在他还打算告一个人，刚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的历史学者余英时在他主编的《民主在台湾》一书中漏了李敖。台湾的民主史如何而能没有我的一页？所以李敖准备告他。

叶落归根，母亲的死亡是生命的必然，但这个一直挡在自己和阎王爷之间的人没了，李敖忽然有种“生命正在走下坡”的醒觉，别人说他“十年如一日”，身材与容颜如此，对美女（限26岁以下）的热情如此，他感觉自己还是老了，换掉金边眼镜的一个原因是“金边眼镜凸显眼睛的老”，人过六十，谁比谁先走都不知道呀，李敖引用了梁实秋的话。

办完母亲丧事后，李敖从“半隐居”到“全隐居”，闭门谢客，也不接受媒体采访，只在好友高信疆担任高级顾问的《京萃周刊》开一个叫“李敖特区”的专栏，每周小意思写个600字左右，也有些文章他先写好了藏着，“等有好价钱再卖”，再就是集中火力写《上山·上山·爱》，《京萃》也从4月20日起每周连载这部小说。

李敖也不是不想骂人，可混蛋的事那么多，如果事事要骂，人人要骂，如何了得？“就等机会教育吧”李敖快乐地说。

李敖是快乐的，有人甚至说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他坚信人有能力消灭、转化负面情绪，他用快乐报复所有让他不快乐的人。

李敖是幽默的，懂得自我调侃的，有人问他何以老想着“开发”19岁的、未经世事的纯洁少女，“因为我会变态呀”，他会这样回答；还有人要他给自己的外貌下个评注，“穿上红夹克，拿掉眼镜”，他说，“我和大厦管理员没什么两样。”

生命往下坡的路上走，创作的路不必然，李敖说他未来还是要写小说的，其中一部会是他与“成熟模特儿”激烈缠绵的情事，这故事将证明他不只恋恋幼齿，也欣赏真正的女人、性感的少妇，历史与思想家李敖的位子坐久了，他现在在乎的是成为一个“文学家李敖”。

在李敖66年的人生岁月中，来来去去的女人很多。那些曾经在他心扉留下深刻烙印的女人，都曾现身于他的笔下。他的现任妻子小屯也是其中之一。但从未在现实生活中曝过光。最近，在李敖的怂恿下，小屯终于打破神秘，大方地接受本刊的独家专访。

小屯姓王，这个小名，是她和李敖初识到故宫博物院看展览，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猪”时，李敖替她起的。她于1964年出生，属龙，今年37岁，19岁时认识49岁的李敖，至今已有17年。回顾感情生活，她和李敖不约而同地说，两人交往的前8年不停在热恋，算是很不寻常；婚后虽然感情很合理地由爱情转变为亲情，但是既亲密又和谐，而且稳固。

17年前的夏天，小屯仍是护校的学生，穿着诱人的短裤，一如往常地在台北市仁爱路某公车站牌前等公车；就在公车快来临的那一刻，一名中年男子从她背后冲了上前，拍了拍她；她回头一看，知道他是李敖，但看了看，不觉得怎么样；反倒是李敖机警，看准了那双美腿，打定主意急起直追，抓紧时间，跟她要了电话，她也大方地给了，这才有了两人日后进一步发展。小屯说，当时李敖跟她要电话，她想反正也没什么，于是就给了，谁知道李敖电话攻势惊人，三两下就把她给“骗”了。

李敖在新出版的《上山·上山·爱》一书中，对如何挖空心思，诱骗女主角达到灵肉合一的化境，可说极尽铺陈之能事，但当本刊记者问小屯：“他追你的时候有这样吗？”她的答案是：“才没有呢，他很直接！”

满分妈妈

她把所有的时间、心灵，完全放在两个小孩身上，在李敖眼中，是上“一百分的妈妈”。

小屯与李敖在婚前爱情长跑8年期间，不管她从护校插班考文化中文系和中兴中文系，都是由李敖陪同，平常两人也天天腻在一起，但是，就是没有人知道她与李敖在一起。“我念大学的时候，中国思想史老师一天到晚都在讲：李敖书里说了什么、写什么，但是我都装作与我无关。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从没有人知道我认识他，即使我父母都是一样！”小屯说。李敖和小屯的恋情，终于在第7年曝了光，因为，他们要结婚了。当小屯跟父母说她结婚对象是李敖时，全家可说立刻进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妈妈当时哭得要命！”“他们总认为我应该可以嫁给更好的人，为什么偏要选李敖？他不仅大我30岁，还那么不保险，简直令人担心！”

最后还是李敖请了小屯的哥哥帮忙，居中说项，加上小屯自己撂出狠话：“如果不嫁给李敖，我就一辈子不嫁！”她父母才终于点头。不过婚后，小屯足足有一年的时间与父母断绝往来，直到她生下李戡为止。

小屯出自军人世家，从小在眷村长大，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是军校毕业。她的父母都是河北人，因此小屯有李敖口中“纯种河北人”传统、保守、敦厚、耿直的个性。

她从认识李敖，后来嫁给李敖之后，没有在外面上过一天班，惟一一份可沾得上边的工作，就是李敖的出版社帮他校对每一本即将上市的新书。惟独《李敖快意恩仇录》和最近出版的这一本《上山·上山·爱》，专门写李敖和他的女人这一类的书，她从头至尾就不屑看。李敖也很知趣地，会在她拒看之前，把所有的书和相关杂志统统藏起来。

在李敖眼中，小屯是个“一百分的妈妈”，婚后，她全然不管他而把所有的时间、心思，完全放在两个小孩身上。现在，她每天接送李戡上、下学，陪他读书、弹钢琴、找资料、做功课、做壁报；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所有副食品她都亲手做，令李敖欣赏得不得了。

对于李敖夸她的这一点，小屯倒是不以为意。她反倒自责地说，这17年来，她从来就没有管过李敖，只倒过一杯水给他喝，就令他感动得不得了。她也很少做家事，大部分的家事都由李敖和菲佣来做，而李敖一个人生活惯了，向来把扫地、拖地之事当作运动，连扣子掉了都是他自己钉，倒也乐在其中。

学无止境

她最看中李敖的，就是他勤奋、肯上进、永远都嫌时间不够。

另外，也有许多熟朋友，见她经常在家用话“损”他，会觉得十分惊讶，并且奉劝她“你怎么这样对他说话，他是李敖耶！你对他要多尊敬点儿？”而李敖自己也说：“在外面人家都把我捧得高高的，只有你敢这样跟我说话！”但是小屯却认为：“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要我来虚伪、应酬那套，我不会，也学不来！”

在她心目中，李敖一点都不像他书中或荧幕上给人的印象：特立独行、荒诞怪异或是风流花心。她反倒认为，李敖根本是一个生活单调、枯燥无味、甚至有点儿不懂情调的人。她说，李敖的生活规律，吃饭、读书、写书、做学问，偶尔跟朋友吃吃饭，电视不看、应酬也不喜欢。她最看中的就是他勤奋、肯上进、永远都嫌时间不够这一点。

“而且，李敖在家很少发脾气，只有在事情挤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他是急性子，平均大约四五个月才会见他发一顿脾气，那时候他会显得不可理喻，我就暂时不理他，他闹一闹，两天就好了。”

“他是一个相当强悍的人，即使遇到任何困难、打击、或是争执、官司的事，他的情绪都不会受影响；他是那种遇到困难、问题就解决的人，从不后悔，也不懊悔。”

至于人家说他好交女朋友这一方面，就她所知，这17年来，李敖就只有她一个，没有别人；她也跟他说过：“如果你有了别人，我会二话不说，马上走人！”

她说，李敖在单身时，虽然曾经交往过一二十个女友，但都是一个一个来，从不脚踏两条船，而且每一次都很专情，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每一段感情至今都还念念不忘，并且还见诸笔下的原因，而即使见诸笔下，他对当事人也有过度美化的描写，许多被他写到的旧情人们，都还很高兴。

与子偕老

小屯斩钉截铁地说，她定会照顾李敖，跟他到老，绝不嫌弃他。

李敖和小屯两人年龄足足差了30岁，“老少配”早就是他们之间经常谈论的话题。

李敖一向自认为自己不显老，不过，近来他自觉，四年前他还自认为年轻，但这二三年他倒惊觉自己老得很快，已有垂垂老矣的迹象。

小屯说，李敖其实不下数次跟她提过，他很担心她不顾他。但是小屯却说，那是因为现在孩子还小，而李敖身体状况还很好，每次体检报告都很正常；若以后等孩子长大了，他也老了，她一定会照顾他。她甚至很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会跟你到老，而且绝不会嫌弃你！”

李敖对此却有不同的观点。他说，人老了就应该主动与亲人分开，不要成为家人的累赘，像我的母亲生了8个小孩，等她到老却有7个不愿意跟她住在一起。所以，等他老了，不能动了，他打算当一只不拖累象群的象一样，离群索居一个人住，不要拖累别人。

小屯说，李敖是怕老被人嫌弃，但是，对于感情深厚的夫妻，就没有嫌弃不嫌弃的问题。她开玩笑跟李敖说：“除非你怪得跟你妈一样，到时候我可能就要跟你说拜拜了！”

那些描述是骗人的

李敖在他新书完稿之前，为了挑选封面女主角，曾经花了好几天到街上去找，但是都没有找到适合的人。正在苦恼的时候，他在家中翻阅旧照片，还是觉得那名他曾经唤作“汝清”的女子，不管长相、气质，都很符合书中女主角叶柔的感觉。于是，他在与美编商量之后，最后决定端“汝清”出场。李敖透露，该女子姓黄，单名，1958年生，属狗，只有初中毕业，曾经结、离三次婚。虽然，她现已恢复单身，但当年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却是已婚。

对此小屯认为，李敖书中所写的每个女人她大多见过，她不认为李敖对她们的描写百分之百是真实的。她认为：“都是骗人的！”她们大多数被李敖过度美化。

在一二十位女子当中，小屯认为称得上“真美”的，大概只有吴海蒂、小蕾和胡因梦三人，尤其是百依百顺的小蕾，在李敖首度入狱前与他共患难，可说是李敖此生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小蕾毕业后，经人介绍，到一家法律事务所上班，一直到现在。小蕾现已51岁，之于李敖，已有全然不同的感觉，而李敖也不忍破坏过去的美好。

李敖读书法

书如果是千山万水，从不旅行的李敖就是一个行遍千山万水的人，而这千山万水进入他肚腹中后合化成了一山一水，山水交融成为思想和写作的养料，实在也分不清哪座山哪条水了。

李敖因此很难单谈一本书，他看的书太多太杂，光是他编选兼写导读的《要把金针度与人》就包含了中国两百种古典名著，两百种谓之“精选”，一般人顶多知道个《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加上四书五经二十五史，可这不过三十六种，而中国到底有多少古书？答案是十万，一天读它一种三十年后即可“皓首穷经”，“皓首穷经”之后还可能变成了个食古不化的老书呆子。

李敖穷经而未皓首，不但没变成个书呆子，还算是颇懂生活情趣的人，这主要靠他博闻强记的工夫以及“读书得间”，古书如此，新籍亦然。

博闻强记仰赖努力和天赋，“读书得间”则有可学的方法。

就古书来说，“读书得间”须先辨其真伪、辨伪之后要给书定位，哪些书是书生理想，哪些书是道德法律，哪些书是社会事实，把地图符号弄清楚了再到书里去旅行——或者大可不必到此一游。

新书没有辨伪的问题，李敖就直接给书定位，好比《西藏生死书》，“人死后有来生”是这书的前题，李敖认为，你既不同意这前题，就不必浪费时间来读这书，生命苦短，人的时间有限，哪还有力气读错书？

传统读书人信奉“朱子读书法”，每次只看一本书，一遍读不通再来一遍、二十遍、一千遍，李敖全力反对这样的“笨蛋读书法”，基本上每书他只看一遍，同时读很多本书，互相映证，触类旁通，而且是跳看，就是找重点看，书读到一定程度，重点是会自己跳出来给人看的，这时候你就得想法子留住它，用色笔画、用剪刀剪、以刀片割、影印，最后要分类存盘变成资料文件，这正是李敖独家的“分尸读书法”，下场是李敖书房里的书少有完璧，坑坑洞洞，残残破破，他是读书与用书人而非藏书家。

分类存盘是为了有用，但什么时候会有用无法预期。李敖举一例，报上有“嫌犯于警察局畏罪自杀”这样的新闻，他随手剪下丢一边，又读到类似消息，再剪，一则两则新闻没啥意义，可当这样的新闻累积到十条二十条，一个“警察刑求人犯致死”的轮廓不就自动跑出来了？

小说不一样，李敖也读小说，创造了她的人物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这是他检验小说的标准，《西游记》是好小说，吴承恩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吉诃德》是好小说，塞万提斯创造了唐吉诃德和桑丘，他们鲜明的人格特质透过生动的对话呈现，渗透人心，无论世纪如何更迭，永远不会从人类的书房消失。

不过李敖不读武侠，“武侠小说是下流的文学”，胡适这样说过，既然被定了“下流”的位，武侠小说从此后就进不了李敖的书房了。

2001年

看，李敖有话说（苏惠昭）

复出

凤凰卫视台湾分公司的摄影棚内，《李敖有话说》节目制作人王祥基——他同时也是李敖的小老弟经纪人，正在忙着录像前的准备作业。他把一盒枇杷炼制的喉糖藏在资料后面，确定保温杯里头有热乎乎的水，调整了椅子坐垫角度，还仔细检查电暖炉的位置，李敖怕冷，去年12月前列腺癌开完刀后尤其怕，脚吹着热气，手仍然冰凉。距6个月的术后恢复期还有一大半日子，贴身的伴侣换成了成人纸尿片。

再一年，李敖便70岁了。

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身体状态，怎么说都应该休息养生，最好不问世事，人间逍遥去，云深不知处。李敖却先上了蔡康永、小S徐熙娣主持的娱乐性谈话节目《康熙来了》暖身，于年轻美眉环绕之下笑谈术后人生苦短与人身苦短心得——因为那话儿缩水了，不好用了，然后陈文茜的一通电话，他又两度上政论性谈话节目《文茜遇上骇客》，第一次是二月，在台湾大学。第二次是3月19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也就是320总统大选前整个台湾被蓝绿旗帜宛如红海分成两半的最后一夜，一个人民完全激情、狂爱阿扁或战哥如潮水的夜晚，星星月亮全部不见了，只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和烟火一起冲上天空。选举期间，立法委员陈文茜、飞碟电台董事长赵少康、社会学者丁庭宇、前监察委员叶耀鹏，四人江湖结义为反扁反公投四大寇。李敖则拔刀相助，两次亮相之间，他还代表反方参加反公投辩论，对手正好是言词犀利、以机锋见长、陈水扁都要惧他三分的高雄市长谢长廷。

结果公投辩论一结束，媒体都在传李敖把谢长廷训哭了。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李敖为什么要如此之快的复出，不听身体说话，不去过怡情养性的退休生活，反与凤凰卫视签下一年260集的约，豁出去做《李敖有话说》？李敖给的答案很简单：时机。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说想说的话，这就是时机。由于候选人刻意的操弄，2004年总统大选把台湾带入一种无是无非，只有意识形态，没有政策牛肉的纯粹激情状态。说谎的人指责别人说谎，爱台湾成为某种专利，帽子飞来飞去，都说选择了对方台湾就没有未来，一片乌天黑地，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需要伟大的人民投下神圣一票，需要勇敢的人民在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投票盖上两个圈圈，给全世界看我们是如何的民主，如何的团结，万众一心。

李登辉趴趴走，金美龄回来了，李敖也不想在这样的时刻沉默。

《李敖回忆录》中，李敖曾自诩：他的《李敖笑傲江湖》自开播后，立刻震惊岛内和海外，因为自人类发明电视以来，从没领教过节目是这样干法的，怎么个干法呢？一世之雄、一手包办、一袭红衣、一成不变、一言九鼎、一座称善、一针见血、一厢情愿、一板三眼、一唱三叹——，这节目打破了并违反了电视制作原理，撇开一切动态与精致，单刀直入，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开电视的未曾有之奇，说它为千古一绝，也不为过。那是62岁的李敖，眼下的《李敖有话说》基本上承袭了《李敖笑傲江湖》的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的做派，李敖继续着李敖，只是DAKS红衣换成了中衫，书房更加精致，观众则坐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曾经通匪的李敖，现在正正式式向匪宣传了。

不过严肃的问题也可以回答得举重若轻，要不李敖就不李敖了。所以李敖有另一种说法，他承认自己病了、老了，这个病治得好也不知下个病何时来袭。所以大病过后，他忽有所悟，觉得人生总有意外，不可能一切照着规划来，也对写字产生了倦怠，所以先前承诺要写的什么熟女小说、中国思想史都宣告作废。写了1500万字，腻了，反而更想留下最后的身形笑貌，让后人有音容宛在之感，这是鲁迅、胡适做不到而他李敖可以做到的。

换句话说，李敖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含笑九泉。

火候

李敖有话要说，说什么呢？他提起了宋瓷，提起了糖炒栗子。为什么当代艺师烧不出一模一样的宋瓷？为什么生手会炒出或半生不熟或焦焦黑黑的栗子？原因都出在火候，出在功夫，火候不对，功夫不够，就是不能。

大陆对台湾，李敖认为，就是一个火候不对 。火候不对，得到的是错误的讯息，错误的讯息导致错误的判断，以为台独是一股顽强的革命势力，于是集结大军以戈代枕，以飞弹威胁，但事实真相呢？是根本没有台独分子愿意为台湾牺牲，李敖说。

在拿出证据修理曾经的共产党员李登辉之余，李敖期许自己能够透过节目一点一点传递对台湾的正确认知，修正错误的火候，这也是他在与谢长廷的辩论上一再阐明的核心论述：台独是一个神话，为了戮破这个神话，突显台独的不可能。他强烈主张，既然民进党是一个台独的政党，既然民进党要办两岸对等谈判公投，不如堂堂正正办一场真正的公投，成立台湾共和国，一个主张台独的政党为什么不台独？一个说过台湾和对岸是一边一国，要用公投来决定台湾前途的陈水扁，现在有了大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用公投来决定台湾前途？因为美国的压力？因为苟且偷生？因为玩假的？因为只是为了选举？但是二二八手护台湾运动既然有100多万个台湾人站出来，这100多万个可敬的台湾人为什么不提台湾正名？

如果不敢台独公投，李敖说，那就不要再挑拨两岸人民感情，对内真真正正做到族群融合，对外则老老实实在一中架构下坐下来谈。可敬的对手谢长廷不就说过不排除和大陆统一的这一选项？他还当场策反最聪明的台湾人谢长廷：台湾只要有如谢长廷这般有道德勇气与好口才的代表，两岸谈判不一定会输，台湾还有机会。

面对李敖，谢长廷一反往常的嬉笑怒骂，一路低调到底，谦恭自抑，一如站在陈水扁总统背后的他。

老超人

《李敖有话说》是一个消耗量极大的带状节目，李敖花许多时间寻找资料，一份份整整齐齐贴在干净的A4纸上，每周录像两次，一次讲三集，几乎都是一气呵成，很少打结。但一录完影，他的手仍然冰凉，却汗湿了两层衣衫。坐在沙发上休息时，每有人过来致意，他便微笑起立，致意的人络绎不绝，他也忙着站起坐下，坐下站起，一直微笑着。这位老人家真是有礼貌，看起来又慈颜善目。如果有人远远看见，不知是李敖者，肯定会这么想。

那个远观的镜头，或者才是真正的李敖，因为太善良心太软弱，只好化身成为维护正义、揭穿谎言的超人，一直到老。

力的奏鸣，美的乐章（南生桥）

——李敖话语风格谈

李敖的文章风靡海外数十年而其势不衰，固然由于他是一个开“夺命飞车”的“拼命三郎”、“千刀万里追”的“小李飞刀”、淹通古今渊博学者、精研覃思的大思想家，更由于他是一个有其独特话语风格的造文高手。李敖的文章，体大思精、资料丰赡而无獭祭和掉书袋的头巾气，深入浅出、举重若轻而无故作高深酸文假醋的“斯文”气，见解精辟、明白晓畅而无生吞活剥、食异不化、专门生造令人头痛的怪癖词语和晦涩句式的江湖气。一言以蔽之，快人快语、文如其人，“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而已矣。李敖精通古文也精通西文，而在语言的组合上，他能自觉地追求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现了他自己的是高中以上读者“能看得懂又不看的困”的初衷。磅礴的气势、陌生化的语言、和谐的声韵、准确的数字、雄劲有力的结构，是李敖独特话语风格的重要构成。

一、气势磅礴之美

有人说李敖的文章具有陈独秀的气势，信哉斯言！李敖话语风格的首要构成正是他那交响乐般的磅礴气势。形成这种气势的，主要是以博识和激情为内蕴的高频率运用的排比。排比是对客体或主体同时存在或相继出现的事物或情感的语言表现。它滥觞于语言的初期，原始歌谣中就有全由排比组成的文章。《周易》、《老子》等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有大量的排比。降至两汉魏晋南北朝，排比在辞赋中得到长足却又畸形的发展。这些以铺排见长的辞赋，其排比虽然“盛况空前”，但多为邀功献媚的御用文字或夸博炫奇的虚浮之作，只有语言操作性而无社会现实性。唐宋以后至现代，排比在诗歌、散文特别是战斗性诗文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诗歌的经典《凤凰涅槃》、《大堰河，我的保姆》，那火山喷发、大海翻腾般的气势，正是以排比表现的。而在现代散文中能将其发扬光大，把排比运用得出神入化、气象万千者，当首推李敖。李敖的排比言之有物，源于他胸中有气。此气乃孟子的“浩然”之气、司马迁的“发愤”之气、韩愈的“气盛”之气、文天祥的“正气”、李贽的“童心”、郑板桥、梁启超的“血性”、厨川白村的“苦闷”。李敖胸中有气，笔下有势，化而为文则是以激情和博识为内蕴的排比。这种排比，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笔者曾试行统计，在他运用的各种手法中，排比高达一半以上。这些有急风骤雨之势的排比句式，对读者的激情始则迅速唤起，既而推波助澜，具有极大的煽情作用。

李敖的排比，形式多样。最多的是单独运用的排比，其排比项目少的有三、四个，多则五、六个，可称之为“微型”排比；在他的文章中，一个排比由七、八项、九、十项组成，并不罕见；由十几项乃至近三十项组成，也不难找。他还常将几个排比连用而造成咄咄逼人的气势，这样的气势在排比与其他手法的合用中虎虎生风：“当我们想到八十一岁的柏拉图死时还拿着笔，八十六岁的胡佛每周还工作八十四小时，九十四岁的伊索格拉底斯还绝食殉道，再回头看看我们这种一面通宵打牌，一面‘我老了，看你们的了’的传统，我们能不笑洋鬼子们傻瓜吗？”这一类可称为“中型”排比。而只有与其它多种手法综合运用的“巨型”排比，才最能显示出李敖是排比长虹贯空般的气势：“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妺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彘其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到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篇《中国民族“性”》全文6700字，其中的十五个排比句就有2200字，几达三分之一；有三个310-360字的整段，就是3个巨型排比，可称它运用排比的典型篇章。另一篇《为老兵李师科喊话》有9300字，其中的24个排比句约1900字，而22000字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排比句则有43个。在这样的力量和气势面前，那些论敌怎能不溃不成军！

李敖的清新、记趣之作中也有一些排比。如潇潇细雨，如阵阵和风，如悠扬的小夜曲，表现出旖旎婀娜的阴柔之美。但综观李敖之文，其基调、其主旋律，无疑是雄壮劲悍的阳刚之美。“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李敖这种具有阳刚之美的排比，如连珠炮，如“喀秋莎”，如重量级拳王的快速组合拳，如巴西足球队的连续快速进攻，具有锐不可挡的摧枯拉朽之势。面对这种交响乐般的宏大气派、磅礴气势，读者不是被“诱骗”（如西方论者所言），而是被震撼；不是屈服于横加的力，而是折服于力所显示的美。李敖话语风格的最重要构成，正是这力量的美和美的力量。

二、语言陌生之美

李敖话语风格的另一构成是语言的陌生化。他的文章虽如有人所说的具有胡适的明畅，但他在遣词造句上却尽力追求新奇、刺激的效果，自觉达到陌生化而出奇制胜。李敖的陌生化，主要是对日常语言的违反、异化，如对日常词汇、句式的变形和改造。这种变形和改造，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发生类似于金道友信所说的对日常意识“垂直切断”那样的情绪变化，及垂直切断读者的审美预期，因其他特殊的注意和兴趣。这种陌生化，不同于施克洛夫斯基所说的为了加强感知而有意“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恰好相反，他故意使形式新奇、刺激，以减少感知难度、缩短□□□□□□□□□□□□□。□□不同于那些“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议之说”的食异不化者，这些人专门生造怪癖词语和晦涩句式令人不知所云，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所云；李敖则完全相反，他“反对把知识作严肃、高贵、麻烦的使用”，他写作的目的在于能“让人接受”，而且接受越迅速、越完全越好，所以他的文章就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明白。

李敖的陌生化首先表现为对一些传统手法的精妙运用。他对将词语一拆为二或拆二组一的拆词技巧独擅胜场：“‘逃’这个字，在国民党的字典里，早就解释成‘转进’，‘转进’者，先向后转再前进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一些乡村游医“爱用摸骨法治病，但却专摸没有骨头的地方。”他对谐音亦颇为得心应手：“民进党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党，竟千呼万唤屎出来，一开始就臭不可闻矣！”“王莽生不逢辰，……又神经兮兮，最后搞得‘偷汉’不成，被人围剿”。他用回还表示对日本人的轻蔑：“中国人糊涂，是脑满肠肥型，还有个谱；日本人糊涂，却是满脑肥肠型，搅成一团，惨不忍睹。”他用拈连揭露大财阀张荣发“暗中勾结日本人，做日本人的猫脚爪，爪上长荣以后，又奇货可居，压当时省主席李登辉的宝。一宝押中，蒋经国一死，李登辉荣登大宝，张荣发如获至宝”。他仿拟的成语、诗句不胜枚举，有的还扩大为对整篇诗词的仿作。他的远距离取譬的异质性比喻、主要由反义词组成的对比、独出机杼的反复，也都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

李敖的陌生化又表现为对方位、颜色、俗语这些特定词语的巧妙调遣。这些词语在他的“调教”下，居然变平常为神奇。他的文章经常四面八方全有，五颜六色俱全：穿长袍的有“东洋教授、西藏喇嘛、红衣主教、青帮打手”。发生暴动“不搅得黑人白人都变成血流满面的‘红人’那才怪”。他数言“最喜欢用俗语俗字来‘撒粗’”，这就是对话在人民口头的方言土语的采用：他要把腐败传统“押在阳光里，捶他！”“可惜我生不逢时又不逢地，酱在这岛上”。这些颤动着露珠的新鲜语言，在他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古人云“一言穷理”、“两字穷形”，李敖可谓得之矣！

李敖的陌生化还表现为用大陆的政治语言所作的巧妙点化。他虽身在台湾，足不能出岛，他也自称了无乡愁；但毕竟血浓于水，根深蒂固的大陆情结使他对大陆时时念念在心。在台湾那样的环境中，他的文章中不时出现大陆政治语言，当然会使读者眼前一亮。他曾全文引用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全部引用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论长征意义的一大段文字。而更多的是仿拟或引用毛泽东、鲁迅的诗句：“欲与老树共比高”、“我以我血荐蚩尤”、“横眉冷对千夫指”等。再如“工作成绩才是检验人生的唯一标准”以及“一穷二白”、“二分法”等亦经常见到。这些点画题旨的语言，在他的文章中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华光四放，鲜艳夺目。

李敖的人生经历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但他能“以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显示出豪迈豁达、乐观幽默、潇洒浪漫的喜剧性格。人生与出世的错位，命运与抗争的碰撞，使他的文章经常迸射出陌生化的火花。了解他的人生，会对他的文章感到陌生。这个难以解开的疑结，难以冲破的怪圈，终于化育出李敖话语风格的特殊魅力。

三、声韵和谐之美

我国古代诗词历来讲究声韵节奏。六朝的钟嵘认为诗“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清代的桐城派古文家尤其重视高声朗读，其目的即在于通过揣摩音调节奏进而体味文章的气象神韵。曾国藩说过，对儒家经典和名家诗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在西方，古罗马的西塞罗等人相信耳朵的判断在语言艺术中特别重要，单是耳朵的判断便可以决定诗的好坏。事实正是如此。许多人喜欢唐诗宋词和古代散文的优秀篇章，其首要原因就是这些诗文读起来琅琅上口，音乐感强。至于它的意义，多数人大概要读了或听了“赏析”之类以后才能有更深的理解。李商隐的是含义隐晦，索解为难，连专家学者都难于探究清楚；但古今无数喜欢李诗的人，却并非人人都是专家学者。个中原因就是在语言艺术中，人们很容易把感官直接感知的语言和语言所蕴含的意义看作两个不同层面的存在。深谙古代文化精奥的李敖，源于我国诗文的这一优良传统，把文章写的声韵优美、脍炙人口。这种有意味的声韵形式，是李敖话语风格的又一构成。

李敖说过：“我个人写文章的秘诀之一是：‘文章写出来，要能读，读得顺、读的音色天成’”。这不但屡见于他的排比，而且常见于其他句式。下面这段文字就实在分不出他的景物哲理于声律韵致究竟哪个更美：“自然本身是变化无穷的壮观，不论是朝晖夕阴，不论是暴雨明霞，不论是飞絮满天或是落叶满地，……种种奇景，都值得人们在恬静中和快乐中赏心悦目。……西方的诗人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从一朵花中看天国；东方的诗人从长江中看逝者如斯，从明月中看盈虚者如彼”。一些漫透感情的吊古怀人之作，更闪动着瑰丽的光彩。即使是未免□□之作，富含激情的文句也使人读起来低昂有致、荡气回肠，发思古之幽情，起伤今之遐想：“如今，虞美人长眠定远荒冢，楚霸王饮恨乌江古渡，一切的楚河、一切的汉界，都在世棋起落之中，云散烟消，只留下这两场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给后人凭吊。‘力拔山兮气盖世，……虞兮，虞兮，奈若何！’为英雄美人，我流泪”。这样的文字，连着这样写，人们叫他散文；分行写，谁不说它是诗？

李敖虽然激烈反对传统，但由于他对古书读得多、读得好，因此，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早已潜移默化于他的笔端，使他在为文中总是着意追求传统的对称美、均衡美。他的大多数排比实际是由一个个对偶组成的，其他句式也很讲究对偶或对称，单数句较少。这样的文句，要说它“骈四俪六”，固然是言过其实；但说它“锦心绣口”，却实在是当之无愧。正是这种对称、均衡之美，才使他的文章“读得顺、读的有力、读的音色天成”，才形成他话语风格的声韵和谐之美。

四、数字精确之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美是文学的当然追求，数则是美的重要因素。从词源学上讲，汉字中“羊大为美”，“大”即含数量意义；古希腊文中的单词“美”就兼有适度比例之意。中世纪美学家奥古斯丁说：“美的东西由于数目含于其中而使人感到愉快”。著名的黄金分割率就表现为0.618的数字形式。我国和西方对一些特定数字的偏爱与禁忌，则是这种审美观的折射。李敖虽然不是数学家，甚至讨厌数学；而且他还嘲笑过日本人的“东洋统计学”：“美国的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的时候，日本防空总部接到的报告是‘投弹无数’——最后还是统计得一塌糊涂，不知投弹只有一颗！”但他的文章中却常有统计学的数字出现。这些数字不仅使人感到愉快（如上例就使人感到滑稽），更使人感到震惊。这些数字的美和力量，也是他话语风格的有机构成。

李敖运用数字的特点有四。一是精确。他笔下的数字往往精确到个位，甚至是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几位。在他的文章中很难见到“大约”、“基本上”之类“差不多先生”的语言。这些数字在形成对比之后，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具有极大的攻击力和摧毁力：“以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八日的香港书展为例，台湾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二十二个，参加种数有一千七百八十二种，……在两万七千四百册的图书中，文星一家，却占了两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册，竟是总册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四，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其他的百分之十，才是其他二十一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在他的著作中，有我国古代多种典籍的准确数字，还有古今中外许多名人的准确年龄。二是序数。对由一到十这十个自然数的依次运用，自古道今，雅俗共赏。李敖亦精于此道。他说自己“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无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三是回环。李敖喜用回环表示数字，尤其是表示时间和年龄的数字。其中有的如珠走还，圆转流利，有的则别有深意：张学良“自三十八岁给关到八十三岁、八十四岁、八十五岁”，使人心惊；“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八三年的新汽车却装着一三八九年的旧脑袋？”又足□□□。四是肉麻。此指情书中对数字的运用。自称“情圣”的李敖，是名副其实的情书圣手。读他的情书，我们会诧异：这么一位笔锋犀利、自称“刻薄寡恩”、“人见人怕鬼见愁”的“洪水猛兽”式人物，还是一个柔情千千结的多情种子，还能写出那样软语温存、绮思万种的情书！他的情书，乐而不淫，恋而不迷、甜而不酸、麻而不肉。有人说他“才华盖世、侠骨柔情”，仅从他情书中的数字便可窥斑见豹。有一封给小Y的情书的开头，他写道：“足足一个星期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你可知道一星期是多长的时间？一星期有七个白天，七个晚上，七个孤寂的日夜，一百六十八个空虚的小时，一万零八十个‘没有小Y的分钟’”。再给G的情书中，他称G为“贝贝”，自称则是“宝宝”：“贝贝千万放一千个心一万个心一亿个心十亿个心∞个心，宝宝绝对不会吃亏的”。情书中如此运用数字，可谓古今少有、中外罕见。

五、结构雄劲之美

写作的艺术就是结构的艺术，在小说、戏剧等叙事类作品中，结构尤显重要。安排误会、组织冲突、设置悬念、营造巧合、设计高潮、熔铸全篇，使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使读者在担忧与惊喜、痛苦与快乐、愤怒与平静、悲伤与快慰的交替、转换中，内心震动、灵魂净化、情操陶冶、境界升华；凡此种种无一非结构之功。“欧·亨利笔法”的魅力即源于其巧妙的结构。现代微型小说中能尺幅中见千里、方寸中看世界，亦皆结构之功。相形之下，议论、说理类文章的结构则有些刻板以致程式化。其程式之畸形，便是古今绵绵不绝的八股流弊。然而在一代文雄李敖的笔下，即使议论、说理的文字，也能根据为文目的而巧思独运，其语言符号的排列组合，足以和叙事性杰作相媲美而毫不逊色。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碳元素构成的，它们的差异仅在于原子的结构排列不同。李敖的文章，即有似于金刚石。雄劲有力的结构，是他话语风格的又一重要构成。

李敖文章的结构，除一般先总后分、先分后总、先虚后实、前后对比、首尾呼应、篇末点题、环环相套等之外，还有一个奇巧的盘马弯弓、慢引轻发之法。他在《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一文中，从开头起一直未提这位芳邻的大名，只说大家叫他什么。直到篇末才借别人的问话代出其名，既极度轻蔑又不露声色。这种“四两拨千斤”的绝活，除称为春秋笔法，实无以名之。这种独具李敖特色的结构方式，至少还有下面四种：

一曰：“先树靶，再放箭”。即先以敌论作为靶子，再以事实为箭射之。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一文中，李敖先从吴某3篇文章的3段话中归纳出3个要点作为靶子，然后引用一个《名人录》中吴某条的全文，再以吴某曾任职的“中央通讯社”的“职工名册”查证，发现《名人录》与事实不符，有假冒之处。最后以此事实为箭，向已树之靶一一射去。这样一手拿靶、一手拿箭，使大言炎炎的招摇撞骗者无所遁其形。此文亦可见李敖资料力量之一端。

二曰“先磨刀，再宰牛”。即先确立一个理论标准，再以此标准去评判事实。李敖在《魏赵全围，管他是谁》一文的前五段，先确立“明辨事实，追求真理”作为标准，然后引入所论之事，再以已立标准去评判其事。这样，理论若“利刃之新发于硎”，评判对象又确定不移，自然“会回呼气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三曰“先敲山，再打虎”。即先旁敲侧击，再直面痛斥。《我们又同第二代作斗争的准备》是李敖致余某的话；中间的二页半引述他致黄某的信；最后一页半才由致黄信之末引申而及余，直斥其非，收煞全文。因为余某是一位地位颇高的“前辈”，故全信虽义正词严如欧阳修《与高司谏书》，而委婉雍容过之，在不失风度中极尽揭露、痛斥、讽刺、警告之能事。此信由虚转实、由侧转正，是李敖书简乃至所有文章中颇为特出的一篇杰作。

四曰“先杀鸡，再杀猴”。即先解剖小的“病灶”作为引子，在引入正题解剖大的“病灶”。李敖的《拆穿对长荣出走问题的欺人之谈》一文，现列举家庭出走、教育出走、政治出走三类出走并一一剖断，最后才举出长荣集团的经济出走，集中笔墨剖断其讨了便宜又卖乖的刁恶伎俩。全文由宾而主、重点突出、逐渐加速、水到渠成。

李敖的文章充满阳刚之气，这固然得力于他的资料、语言，而雄劲有力的结构，无疑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硬件”。

走笔至此，我们不由得想起NBA的超级巨星——“飞人”乔丹。在球场上，不管对手怎样防范，它都如入无人之境，都能不可思议地把球装进篮筐。

李敖的话语活动与此何其相似！三十六年来，李敖用一支健笔呐喊呼啸、冲锋前进。不论是在“文星时代”；还是在“千秋”“万岁”时代；不论是行动自由，还是身陷囹圄；不论是纵论古今，还是抨击时弊，不论是喑唔叱诧，还是温情脉脉，他都能笔尽其妙，成文之美；他都能笔落惊风雨，文成泣鬼神。他的文章是力的爆发，是美的展示；是力的奏鸣，是美的乐章。力与美的完美融合，就是李敖的话语风格。球场飞人乔丹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光芒四射、灿烂夺目；而在历史的长空中光芒闪耀、熠熠发光的，无疑是另一个飞人——“文化空中飞人”李敖。

有书为证：“李敖祸台五十年”（夏辰）

一本李敖在手中，总要读个昏天黑地，不完不罢手。我的读李敖史有十五六年了，终于觉悟了：不读李敖。新近在书市偏偏又得李敖两册，题目有趣，叫“李敖祸台五十年”丛书，此书台湾版一套十册，大陆编为五册。心想，看看此老如何祸台殃民总是应该的。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不料还是站到李敖立场上去了。现在，决定从思想上清理一下李敖不可读之理由。

李敖14岁随家人赴台，迄今五十年了，由少年而中老年，由小贼而老贼。历五十年而祸台不止骂人不息，足证李敖是大奸大恶之人。

骂人可以归为批评。通常我们的批评，是就事不就人。虽然事情是具体的人做出来的，但通常我们不说，非说不可时，也尽可能含糊其辞以某男某女或××代替，隐恶扬善乃是文化人的本分。李敖却是指名道姓，全无文化人之风度。仅此也罢，李敖又骂人有术，又研究又考证，直把人家的历史材料兜底翻出来，用人家早先的话攻击人家现在的话，等于用那人的手打那人的脸，此种手段凶辣之极。比方《蒋介石研究》引蒋的话论证他早有“中华民国亡国论”，《李登辉研究》引李登辉的话证明李先生有不连任总统之先约却一任再任。李敖出身历史学研究，言必有据雅好求证的毛病是先天的，又自恃有十万卷藏书无数剪报，终于就骂人有恶术了。这也罢了。李敖又骂人无数。骂蒋氏三代骂国民党大小官僚，又骂反国民党的民进党领袖及大小政客，骂该党其笨如牛，比国民党还等而下之。李敖骂暴政又骂暴民，又骂言行端方的知识分子，骂人家做政治秀。诸教授诸学者虽然未坐过李敖所坐之黑牢也未在当年表过什么反动之态，但是时代进步了，他们拿捏好了分寸，脱国民党之籍随便秀上一秀，也可以理解嘛。李敖不宽容不自由主义。李敖骂起人来，四面树敌，八面威风，却又自谦骂得客气，“恰似我的温柔”。行文以骂人始，却又不以骂人终，非要牵扯出道理来，专喜借题发挥活学活用。

李敖迄今写书一百二十余册，遭禁九十六册。如此大的文字货仓里，我们检点一下，会发现没有多少“文学”。虽然有一本小说有一些歪诗，但取其大类，到底不是正经文学家。不文学者，到底是要朽的。历五十年之风雨，李敖居然不朽居然还在一本一本写书一篇一篇发言。李敖颇不知耻么。过六十岁生日汇编《李敖大全集》，入台五十年，又选编“李敖祸台五十年庆贺十书”。既写《李敖回忆录》，意犹未足，又写《李敖快意恩仇录》，把一生恶行悉数展览，把此生与人战、与人讼、与人爱、与人恨之事迹及助人为乐之细行全部坦白交待。居然有出版机构给予出版，又有如我类不知深浅不辨香臭之读者，胡乱购之胡乱读之，虽然理论觉悟之却实践卧读之，并且一读再读之。为什么？以其痛快淋漓耳。

查李敖其人，祸台：攻击台湾各级公务人员及各类专业人员；殃民：自恃思想家到处放火。其人尚有一点可取，始终以中国人自居。有例可证：《李敖快意恩仇录》卷末有“在中国台湾写”字样。

李敖的启示：大陆无李敖（叶燕钧）

台湾的李敖先生是十足的“自恋狂”，从床上功夫到笔下功夫，凡该伟丈夫做的莫不是“老子天下第一”。尤其文章尽管尽是些“有屁就放”的直咕隆咚的大白话，却自诩“中国的白话文五十年来五百年内，前三名都是李敖、李敖、李敖”，也不知李先生准备把大陆的钱钟书、汪曾祺、王小波排到第几去？其实李先生最可“足以为百世师”的倒不是他的文字功夫，而是他那“有屁直放”且“什么屁都敢放”的英雄气概和特立独行直追魏晋的士人风范、学人风骨，对大陆如今老老少少、形形色色的作家、学者、文人来说，李先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在这面镜子前，大概不会有哪一位不被照出“藏在皮袍底下的小”来的。这也是就是大陆文化名人绝少有人愿谈论李先生的原因吧。

解放以来，大陆是一直树鲁迅为文化旗帜的，毛泽东称先生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然而不幸的是鲁迅著作长期地被用作了政治武器，从批判《武训传》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几乎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要引用鲁迅，鲁迅精神被无耻地肢解、强奸了一次又一次，而实质上鲁迅直面人生的独立的文化批判精神一度才是最被忌讳的，鲁迅被尊为“神”的同时，鲁迅精神无可挽回地失落了，倒是在海峡的那一边，在一个鲁迅作品长期被禁的所在，出了位李敖，成了鲁迅最直接、最无愧的衣钵传人，国民党偏安一隅后，继续了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文化专制政策，鲁迅当年为避围剿躲到“且介亭”去了；李先生还没这般幸运，二进监狱，历尽折磨，不过李先生从未屈服，反倒愈挫愈奋，把蒋家五朝祖宗十八代的底都给翻了个遍，真称得上是又一位“毫无奴颜媚骨的、骨头最硬的”大英雄，只要想一想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化人检讨书、认罪书、揭发信堆积成山的情景，就不难理解李敖品格的宝贵、人格的成功和大陆文化人集体的软骨，好不容易大陆也改革开放了，国家文化政策也日渐宽松和进步了，这下该出一两个李敖式的人物了吧？却不料鲁迅还没热过就已然过时了，开始被人称作“鲁货”了，先生的直面人生和关注民生更成了文坛健将们最不屑的事，时髦的才子们热衷于搞那些一般俗人绝难明白的“文本实验”，或者进行“前现代、后现代”之类的无聊论争，眼见着新概念，新名词日新月异，文人们的学问之高似乎已到了“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境界，个个都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鲁迅、李敖之流睚眦必报的作派自是入不了他们的青眼的，不过他们表面的高深、奥妙、现代、新潮、先锋、前卫、倘若用了李敖这面镜子一照就显出了原形，其实也还是浅薄、无知、世故、怯懦、奴性、阳痿之类的旧货色、新式的文学家们一再向我们指出：文学推动了轰动效应正是文学回复其本位的象征，是文学日渐进步、成熟的标志。我就想：等这班家伙把大陆最后的一名读者也给气跑了的时候，文学可就真的“纯粹”啦。如若今日中国大陆还有一个李敖在，我就不信一个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个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文学还会没有“轰动效应”？发行几百万份不才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零几吗？就那么难？用“干预生活不是文学自身题中应有之义”之类的理论来逃避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是大陆文坛集体的耻辱，就像明明是阳痿，却要装出一副对女人不屑一顾的圣人样，不但讨厌简直恶心。

据李先生所讲他在台湾是“党外前辈”，而民进党脱胎于“党外”，李敖当年于民进党的彭明敏、陈水扁等人皆有恩，按说如今民进党日渐得势，李敖是颇有分得一杯羹的资格的，但李先生的骨气和血性就在于他只用文字来发见和证明真理，而从不用以投机政治，过去国民党独裁，他与蒋家父子进行“韧的战斗”；而今民进党闹“台独”，他也没给好眼色，照骂不误。回头看看咱们吧，口吐莲花的文人们为芝麻绿豆大的一顶乌纱帽争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事儿真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争到的就说“其实当官不是我的本意，不过既是组织决定，只好勉为其难吧，只是往后创作的时间可就少了”；争不到的则道“似我等清高之士，吹吹拍拍的那一套实在不行，往后还是洁身自好吧。”瞧瞧，就这么一班小人能指望他们为真理而战？

李先生喜欢吹牛，不过他自诩“学富五车”倒也所言非虚。但偏偏李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文章倒是人人能懂的大白话，想来真正的学问家是用不着拿些莫明其妙的“行话”、“术语”来吓唬人以显示其学问的，正如李嘉诚从来不必夸富一样，大陆某些新式学问家做文章之所以“云山雾罩，深不可测”，其实也不难理解：这是这些东西唯一的长处呀，除此，你若还想从中发泄出什么东西来，那你就上了他的大当了。文人，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真算是没落到家啦！

再说说李先生的吹牛，本文一开头就讲李敖是个自恋狂，他的自我吹捧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过就这，他也比他的某些大陆同行强百倍，我们的文学家们对自己的作品往往自谦“拙作”，可暗地里却早串通了三五哥们，轮番上阵，一顿天昏地暗的爆炒，临了作者还要踏出来道：我是向来不看评论的，好比妓女边提裤子，边立贞节牌坊，两头都不误。对比之下李先生的自我炒作就显得干净得多，磊落得多，有趣得多，也可爱得多了。

李敖先生这面镜子还能照出很多很多……

李敖先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大陆无李敖。

1998年11月20夜写

李敖与胡适（董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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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听说胡适之名，是在北平读小学期间。到台湾以后，借到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那崭新的思想和明白畅晓的语言所慑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热”，使他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的道路”。1952年12月1日，他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表示了对胡的“人身崇拜”。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级后，休学在家，全力自学。这年年底，《胡适文存》的四集合印本由远东图书公司重印发行。合印本删去了多篇文章，李敖把它跟原版本比较之后，深感不满，写了《关于〈胡适文存〉》，予以批评，最初登于同学陆啸钊编的《大学杂志》，后删去一部分，改投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在该刊1957年3月1日出版的十六卷五期发表，改题为《〈从读胡适文存〉说起》。《自由中国》是雷震和胡适于1949年初创办的，后来成为宣传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在台湾推进民主政治的一块强有力的阵地。这是李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李敖为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而感到高兴。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从投入文化运动起，就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作为终身的奋斗目标，用李敖《播种者胡适》中的话，就是“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胡适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归结到一句话，是实现像英、美等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党化的民主政治，而其首要条件，是言论自由，即首先争取言论自由，保证言论自由，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不可为了实现多党化而葬送了已经取得的有限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亦即整个《自由中国》时代，表现最为明显。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远东版《胡适文存》恰恰删掉了有关言论自由的几篇重要文章，如《我们的政治主张》、《我的歧路》、《一个平庸的提议》、《这一周》、《〈人权论集〉序》等。李敖所不满的，正是这一点。文章中说：“我觉得胡先生的‘重行校订修正’太不够谨严，因为有许多‘胡适思想’都被他大刀阔斧地删去了……”

争取言论自由和压制言论自由，是贯穿民国成立以后军阀统治时代、蒋介石专制独裁时代和国民党偏安台湾以后长时期里的一项重大斗争，当年鲁迅先生和左翼作家所进行的斗争也是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各项自由——当然那是从另一个立场、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展开的斗争。胡适不仅是言论自由的积极主张者，而且也是言论自由的推进者和这一价值观的英勇捍卫者。李敖在文章中说，“《胡适文存》自从出版以后，可以说没有过几年的好日子”，接着举了胡适自己于民国十三年7月3日写给当时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一封信，说：“从这封信里，我们就不难窥知《胡适文存》在恶势力下面所遭受的迫害为何如了。”原来《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出版后，即遭到军阀政府查禁，胡适在信中质问：“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么机关作主？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卖书籍为什么不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李敖引用这封信，即是肯定、赞扬胡适那种勇于捍卫言论自由的精神。

李敖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在美国的胡适和北大系教授们的注意。雷震特别写信给胡适，给予推荐。这也成为两个相差近四十岁的学人相识相交的主要动力。

二

1958年4月8日，胡适飞抵台北。他是接替朱家骅，就任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的。同月26日，经台湾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姚从吾先生联系，李敖和胡适先在胡适演说后见面，又于晚上在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谈话。胡适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所说“丢光了的著作”，即指致张国淦的信。李敖在后来写的怀念姚从吾的文章中说：“此后胡适一直把姚从吾老师视为‘胡适——姚从吾——李敖’的关系……胡适以下，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

李敖从上中学起，就处在“困学求变，思想定型”的过程中。他“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五千字长信），最后选作旗帜的，是胡适。《李敖回忆录》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殷海光，是胡适之后又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自由中国》时代，如“蛟龙得水”，名声如日中天，但李敖认为他自己很快就超过去了，而胡适却如大海，要浩瀚丰富得多。1961年底，李敖作《播种者胡适》，对胡在中国新文化史上和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做了最充分的评价，认为：“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他也说到胡适的不足：“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他对胡适纯学术的批判，恰恰说明他选择的道路不在学术而在社会斗争，也说明他贯彻意志的坚定。

李敖在日记和札记中经常写到胡适，对其道德学问极表佩服。在大学读书时，李敖颠覆了历来的做人标准，以“伟大”和“独异”严格要求，极其残酷地进行自我锻炼。他说，“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他都“一网兜收”。据初步统计，他引为榜样的人物有一百二十多个，引用胡适最多，共七次，居第一位，其次是罗素和王阳明，各五次。《胡适论悲观》、《胡适论反省》、《胡适论“有所不为”》等都做了札记的题目。两人相识以后，李敖继续以胡适的人格力量和为人处事方式警策自己。

1958年6月13日，他写道：“夜在新兴给昭先讲史学史，我想到胡适说话演说时的态度，我甚受影响，我真的已经开始做一个最有气派的飓风型的人，归来在室中大谈可证也……我近来一是肯努力，二是有担当，胡适这次回国来给我的影响甚大，因为看到他，使我决心想做成像他这样的一个人。”隔五天后又写道：“Popular式学者，只胡适一人而已，惟吾能学及之。”1958年11月4日，李敖随姚从吾到机场迎胡适回台，这天晚上，“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1959年5月9日又写道：“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如同批评胡适“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一样，李敖对胡适文章道德的某些方面也是有过赀议的，但其总的精神是肯定、继承和发扬，特别是胡适所极力倡导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和其四十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一以贯之”的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更成为李敖的终身信仰。惟其如此，两人能成为心相通、胆相照的忘年交。

两人的交往，用李敖的话概括：“除了那一次长谈外，我跟胡适只小谈过三次，一次在台大医院，一次在台大文学院门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写信，并无实际来往。他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我，又写了一副字，送了我照片和书，在我穷困之时送了我一千元。”这些情况大致如下：

两人第二次见面，在1958年6月8日。那天，李敖到南港参观民族学研究所的展览，顺道去看胡适。李敖请胡适写字，胡满口答应。胡当即送李“一个小玩意”，是一本《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两人分别时，胡适亲切地说：“再见。”李敖深有感触，说：“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几天后，胡适派人送来字。

同年11月24日，李敖在文学院草地上小坐，见胡适车来，便走过去，谈天于文学院的拱门之下。既有日常问讯，也论及李敖正在写的毕业论文。李敖论文的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及其效力与手续》，因姚从吾对此题把握不大，曾征求胡适意见，因此胡事前已经知道，并表示过支持。

同年12月4日，李敖赴机场迎接胡适。此前胡适赴美是做身体检查的，走后，李敖曾写信一次。回来隔一日，李敖作打油诗《好事近》，祝胡适六十八岁生日。胡适接诗后，特致一信，既表示感谢，也指出一个笔误。

1959年初，胡适因病住医院治疗，4月30日，李敖前往探望，待“胡的客人走后，始大聊一阵”。

1961年夏，李敖在部队服役期满，考取台大历史研究所，不久担任姚从吾的“国家讲座研究助理”。这个“讲座”是在胡适领导下搞起来的。后因“研究助理”的薪金不能按时发放，影响生活甚大，李敖一气之下，致信胡适，表示抗议。胡适立即复限时信，并送来支票一千元。10月10日，李敖为表示感谢，写五千字长信，备述自己的家世和思想演变过程。后来围绕李敖信中提到的严侨，他们再次书来信往。

两人虽然交往不多，但它表现了老者的诚心关爱和少者的真诚崇敬。

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故，李敖作《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因为《播种者胡适》发表后受到攻击，遂有《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作完于胡适逝世之日，亦在《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之前。以后李敖写过多篇有关胡适的文章和论著。1964年作《胡适评传》，原拟“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共一百二三十万字，后写成一本，只写到传主参加留美考试。此书注释极多，大大超过本文，显示作者材料之多和用功之勤。而单篇文章汇而成集的，有《胡适研究》和《胡适与我》。

三

1962年，台湾媒体爆发了一场参加广泛、影响深远、历时将近一年的中西文化大论战。这次论战不是有意识的组织，于无意间，胡适和李敖成了这场论战的发动者，而且共同作为论战一方的主力，备受反对者的指责和谩骂。

胡适逝世前一百天，即1961年11月16日，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讲演，在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上刊出。胡适一向被当作中国“全盘西化”论的鼻祖和旗手，后来朋友潘光旦指出，这个词含义不够确切，容易使人误认为只有百分之百西化才是全盘西化，否则就不是全盘。胡适接受意见，改为“充分世界化”。说法变了，其宗旨并没有改变。在胡适看来，清末民初人们常说的西方有物质文明、东方有精神文明的话并不妥当，因为人家的物质文明是有精神文明做基础的，而我们缺了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却是不健全的文明。他再三再四呼吁，我国的社会制度急应改变，我们应该像英、美等国家那样，提高人的地位，尊重人权，以此为核心，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首先是改革专制型的政治制度，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健全法治。胡适本人虽然一直在蒋介石体制之内，但他对蒋介石搞国民党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是坚决反对的。20世纪50年代，他在美国和台湾，曾多次通过多种方式要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他劝蒋介石实行《吕氏春秋》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不要大权独揽。1959年，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所谓“总统”，反对为“连任”而“修宪”。这些政治主张，也正是《自由中国》的政治主张。1960年，《自由中国》因雷震组建反对党而被查封，雷震等四人被捕入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做了那个演说，借谈发展科学事业，要求进行“社会改革”。

胡适这次演说不过是他自己的“老生常谈”，并没有多少新内容，最“激烈”的话也不过是“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竟然也引起了一片反对之声，有的人甚至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胡适辞去“中研院”院长之职。这篇演说构成了中西文化大论战的序幕。李敖紧接着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前边提到的《播种者胡适》，一是《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播种者胡适》是给《文星》1962年第一期封面照片做说明的，后者则是拾起胡适演说的题目，大谈“全盘西化”之必要，而对反对西化者——也是反对胡适那篇演说者——给予猛烈的攻击与批评。文章开头说：“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引者按：指《圣朝破邪集》，徐昌治编）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这篇文章一下子把由胡适演说所点燃的火苗煽动了起来，使那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很快形成。李敖说，胡适的演说和自己的《看看病》，是那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两篇指路的文献”。

由于双方对“西化”的具体含义和“全盘”的具体所指认识相差很大，论战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李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任卓宣（叶青）主编的《政治评论》组织了几篇文章反击，称李是“胡适的鹦鹉”，“他一方面为‘魔鬼的辩护师’（引者按，这是胡适在那篇演讲中的自称）辩护，又为‘蒙古医生’看病”。又说：“可见西化派所谓中国现代化是把中国完全变成外国……我们说在西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孪生子，在中国西化派与俄化派则是‘兄弟伙’，他们共同致力于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随即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等人纷纷撰文，称李是“虚无主义者”、“陈序经的信徒”、“惟‘美’人物”、“狂热的西（美）化派”、“周扬以后第二谩骂家”、“梅毒主义”、“文化太保”、“一个‘浮夸’‘狂妄’的青年”、“中国的维辛斯基”、“中国的巴札洛夫”、“抄袭主义”、“保守主义”等等，后来甚至被胡秋原送上法庭。

这一场大论战，台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参加了，《文星》、《政治评论》和《世界评论》等刊物连续多期用全部篇幅发表论战文章，作者范围之广和写文章论战的“积极分子”之多，都是空前的。许多报纸和刊物郑重发表社论，组织座谈。后来发展到“党国要人”（如“副总统”陈诚）、政团领袖、大学教授、企业家等“名流”纷纷表态。支持李敖者也有，但人数有限，几乎不足两位数，绝大多数是反对“西化”的。由于胡适已经去世，李敖成了独当一面的大将，所有的谩骂和指责便一齐朝李敖头上喷来，所戴帽子不下数十顶。可以想象，如果胡适健在，他会继续受到许多人不遗余力的攻击。

四

把李敖仅仅当作“北大系的传人”或者胡适思想的“传人”，是远远不够的。胡适所标举的“非个人主义的”人生理想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价值观，李敖并没有作多大的发展，而是化为自己的血肉，落实在行动中。李敖一生的主要事迹，可说是胡适思想的具体化、实践化。

五四运动过后，胡适针对周作人贩卖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提出了一种针锋相对的人生哲学，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他说，这是杜威所说的“真的个人主义”，不是“假个人主义”。其特性有二：“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胡适强调，这种人生哲学是“淑世”的，要去奋斗，“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捉出不中听的问题”，而新村运动却是“独善其身”，避开矛盾。他就这个问题讲过几次，讲演记录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在《时事新报》和《新潮》发表，收在《胡适文存》第一卷里。李敖对胡适的这些论述是十分熟悉的，在《播种者胡适》中特别予以强调。他说：“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李敖在引述了胡适所说两个特性以后接着说：“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不教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大丈夫的独立精神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大丈夫的负责气概吗？做大丈夫不是每个男子汉起码的要求吗？这样的个人主义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吗？”李敖赞赏胡适的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为它辩护，乃因为他自己就是按照这个主义做的。李敖积极“淑世”，“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自然是很讨人厌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但他“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到处树敌，两次坐牢，成为一个有名的“狂人”，“狂”到朋友不理解，同学同事“敬鬼神而远之”。

如果说胡适提出的“非个人主义”——李敖称它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做了李敖的人生哲学，为人处事的指南针，那么，胡适四十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一以贯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就成了李敖苦苦追求、不惜以死献身的社会理想。

中西文化大论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李敖发起了第二场战役，揭露教育和学术界的腐败，火势之猛，锐不可当，同时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喊出了一个“狂叛者”的心声。20世纪60年代后期，先是文星书店被查封，接着被扯进彭明敏“台独”案，软禁，坐黑牢，十多年大霉运。第二次入狱前，已办好出版《千秋评论》的执照。入狱六个月，这本纯由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担任发行人的个人刊物《千秋评论》出版了六册，期期不误，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出狱当天，召开记者会，发表五万字长文，揭发监狱和司法的黑暗。随即把矛头对准国民党统治当局和蒋家父子，点名批判。有关蒋经国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骂总统的自由》。有人在报上骂“李敖死了”，当时蒋经国担任“总统”，李敖就在一本书的封面印上“蒋经国死了”，并说这给司法当局出了一个难题，判“有罪”或“无罪”，都不可行。李敖先后有九十六本书被查禁，有的前边查禁，后边再印，今天查禁，明天再印。查禁错了，就状告官府，一块钱的官司也告，不在经济赔偿，而在争取公民应有的权利。文化大论战以后几年，80年代初的几年，李敖一场战役接着一场战役，而且每一场战役都不手软。从80年代后期起，李敖又把“台独”作为主要靶子，从“总统”李登辉到民进党“台独”骨干分子，都不放过。李敖说他是信奉“斗争哲学”的，从斗争中享受到无穷乐趣——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树敌之乐》。

李敖也有跟胡适很不相同的地方。胡适是软性人物，在社会理想上坚持不懈，软磨硬顶，四十年不变，对人态度和蔼，能宽容。1959年，胡适发表《容忍与自由》，说他跟美国史学大师布尔先生一样：“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了”。殷海光极力赞同胡适这篇文章提出的宽容精神，说“这篇文章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民主的基础是宽容和容忍，没有宽容和容忍，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李敖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但他却似乎有些霸道，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有时甚至是意气用事，把对手当“穷寇”猛追，不到屁滚尿流，下跪求饶，不肯罢手。这就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在这点上，李敖和胡适，泾渭分明。（原载《书屋》2003年第四期）

李敖：“暴民时代”的言论竞赛（潘多拉）

“暴民时代”的言论竞赛

台湾作家李敖在接受内地电视主持人杨澜采访时说，现在是一个“暴民时代”，每天各色人等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发表的各种言论不计其数，以往被视为“灵魂工程师”、“社会代言人”的作家、政论家、社会批评家，今天尽管仍然享有足够的发言空间，但其言论的社会辐射力和影响力大不如从前，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群众轰动效应一去不复返、一篇文章风行天下、一本小册子使得洛阳纸贵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大意）。

遥想当年，李敖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以一支秃笔冲决罗网，揭露真相，抨击时政，八面威风，树敌复树敌，坐牢再坐牢，把一个死气沉沉、一党独霸的台湾岛搅动得天昏地暗，成为朝野上下注目和争议的焦点人物，也赢得了全台湾几代读者的青睐，在华语世界形成了一股强劲不衰的“李敖旋风”，是何等的大丈夫本色、大英雄气概！不想几十年之后，作为一个在国际上负有盛誉的重量级文学家、政论家，李敖一边目睹自己早年为之九死一生的自由民主大业阔步推进，一边却要为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言论被混同于暴民声音的汪洋大海而痛惜不已。

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将近“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李敖尽管衣冠楚楚精神抖擞，但也明显呈现出些许疲倦与困惑之态。他对杨澜说，在暴民时代，真正有价值的言论要想影响社会，就必须与那些琐碎的、喧嚣的暴民的声音展开竞赛，让人们在比较中鉴别，在鉴别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大意）。言谈之间，他早年自诩“在这浑噩的男人群里，我是一个罕有的奇才，一枝锋芒的独秀，没有人能够跟我相比，我站在世界的一方”时的豪情已踪迹难辨。

与暴民时代的“民主”一样，暴民时代的言论也是自由的，庸常的，粗野的，无序的，泥沙俱下，铺天盖地，大有摧毁所有权威与偶像之势。互联网的崛起，出版物的兴盛，报刊时评、杂文、随笔栏目和版面的繁荣，几乎所有的普通读者、业余作者、自由撰稿人和网络写手，一夜之间就成了“作家”，其言论或者一转眼工夫就传遍大江南北，让成千上万人交口称赞或鸣鼓攻击，或者甫一问世就沦为信息垃圾而无人问津。由于暴民们纷纷走上“街头”大声喧哗，作家被迫从此前众星捧月般的中心位置淡出，他们有的备感失落，有的干脆一言不发，有的忙于与胆敢给名人挑错的或向名家叫板的无名小辈或“黑马愤青”打笔仗，有的尽管也学着暴民的样子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信口开河，但显然没有了往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自信。

有一个号称也是作家的年轻人，在其名为《鸡一嘴鸭一嘴》的随笔集的自序中写道：“当然，我也绝不希望有人能从中（引者按：指从他的随笔中）看出什么道理，因为那不可能，以我的能力，放放狂话之类的事做起来十分容易，但真要叫我阐述真理，那么，我还真就力不从心了！”他坦言自己的随笔“是名副其实的垃圾”。一个作家，竟然敢于把自己的名副其实的垃圾拿出来丢人现眼，可见作家的言论被暴民的声音挤压到了何等尴尬的程度！

李敖的可贵之处，不但在于对暴民时代作家的尴尬怀有清醒的认识，更在于他敢于接受暴民声音的挑战。他知道作家安身立命不能靠身份、虚名与荣耀，而要靠实力、思想与胆识。他曾把作家写作比喻成妓女卖淫，说妓女不管有没有激情都必须干，作家不管有没有灵感都必须写，妓女干活不卖力，挣不来大钱，作家写不出好东西，只会泯然暴民矣。读者的口味和社会的选择有时是很残酷的，正如妓女不要期望获得嫖客的尊重，作家也不要期望获得读者无条件的拥戴。

二十多年前，李敖说他“在警察国家中，每月开夺命飞车、做拼命三郎……出《千秋评论》一册。读者每月花一百元门票，看李敖‘文化空中飞人’一次，没摔下来大家喊好，摔下来大家叫活该……”以今天某些暴民那种谁也不尿的狂躁劲儿，他们要是看到哪个哗众取宠的作家表演“飞人”结果摔下来一命呜呼，甭提该有多兴奋了。

暴民时代的言论竞赛，不那么秩序井然，不那么温良恭俭让，对那些以写歌德文章、塑造“高大全”形象为能事的作家，的确不那么美妙，但对于鲁迅、李敖这样的硬骨头作家而言，无论是友好的意见交锋，还是恶意的言辞龃龉，无论是严酷而恐怖的环境，还是混乱而沸腾的局面，都只会激发他们的热情和斗志，从而愈战愈勇，愈老愈坚。

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个湖南老友斗胆向毛泽东提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370－371页）。鲁迅与李敖都成名于“空中文化飞人”大显身手的时代，但与鲁迅相比，李敖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活到今天，既无需坐牢（他的牢底早就坐穿了），也不会受到“识大体不做声”的警告，还能与暴民的言论竞赛中保持相对的优势。

从这一点看，所谓暴民时代，未尝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时代。

选自《指名道姓：潘多拉酷评公众人物》，台海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李敖与北大（余杰）

当我对今日的北大产生一种彻头彻尾的失望的时候，当我发现北大多元的声音正逐步遭受“统一的思想”压迫的时候，当我觉得绝大多数正在北大读书和教书的的人都不配作为“北大人”的时候，我在彼岸的台湾发现了一位真正的“北大人”——李敖。李敖没有在“地理”的北大里念过书，但李敖却属于“精神”的北大。他在文章里很少提及北大，但是他的每个字都显示了他与北大血缘上的亲近。李敖无论从家学、从师承，还是从个人的风度气质、从坎坷的人生经历等若干方面，都堪称20世纪下半叶北大精神最杰出、最全面、最彻底的传人。

李敖的父亲是北大的毕业生。李敖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1920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1月出版。）正是北大的出身，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出生入死，在抗战期间受吴焕章之命，出任伪“太原禁烟局局长”，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正是北大的从出身，李鼎彝与黑暗的中国现实格格不入，一生郁郁不得志，最后累死在中学的讲台上。父亲对李敖的影响虽然没有多少学术上的，更多的却是人格上的。不媚上、不傲下、不低三下四、不委屈求全，导致了李鼎彝一生的悲剧，却也成就了他让人景仰的品格。李鼎彝去世的时候，台北有两千人来参加他的公祭，而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在父亲的葬礼上，李敖坚持改革传统的仪式，“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李敖因此背上了“不孝”的恶名。后来，还流传着一种可笑的说法：“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对此，李敖的老师、也是北大毕业的历史学家姚从吾反驳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好一个掷地有声的回答——真的“北大人”与真的“北大人”之间，心灵是相通的。

李敖先后就读于台大法律系和历史系。虽然他对台大的教育评价不高，80年代有人问他如何安排大学四年的生活，他回答说：“假设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5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斲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斲丧得愈厉害。”（《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1月出版。）但是，实际上，在台大的学习生涯对他以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台大是白色恐怖下台湾自由主义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

进入50年代，两岸的中国人同时陷入专制主义的泥沼，在血雨腥风中连呻吟的声音都很少有机会发出来。大陆的北大经过批判胡适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以及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早已经丧失了当年的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秉承着当年北大的流风余韵的老北大人纷纷遭到严厉的整肃，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氛围下，连蔡元培校长当年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遭受围剿和批判。在凄风冷雨中，北大精神在北大凋零了。在这一个世纪里，前50年的北大更多的是骄傲，而后50年的北大更多的是耻辱。幸运的是，在彼岸的台大，北大精神得到了薪火相传。台大的第一任校长傅斯年，是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锋。尽管他在位的时间不长，但却为台大打下了深刻的精神烙印。在所谓的“戡乱时代”，台大师生一直就走在社会的最前面，直面独裁者，直面枪林弹雨，百折不挠，百炼成钢。而李敖正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

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概括北大的校格时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很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更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上的冠冕话。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如果先生知道今日北大这两大精神的日渐淡漠乃至于全面沦丧，先生该是怎样地伤心呢？如果先生知道北大的精神在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得以传承，先生又该是怎样地高兴呢？前半个世纪北大的精神主要体现在鲁迅先生的身上，而后半个世纪北大的精神则主要体现在李敖的身上。鲁迅与李敖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人灵魂的两个高峰。

对青年李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几个人，几乎都是北大出身——如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胡适是李敖一生最尊重的学者之一。早在北平念小学的时候，李敖就接触了胡适的著作。当他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给胡适写信之后，胡适很快就回了热情洋溢的信，胡适以一双锐眼发现了这个年轻的天才。在李敖经济困窘的时刻，胡适及时送上了一千元钱，帮助他度过难关。此后，李敖与胡适之间有较多的往来，胡适比李敖大44岁，可以说长了他两代，可是胡适把李敖当作朋友来看待，他们成了一对忘年交。不轻易称赞人的李敖对胡适赞美多批评少，他指出：“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是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作为启蒙运动的先行者，胡适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伟大的导师之一，他是真正掏出心来对待学生的。我读历史学家罗尔纲的回忆录《师门琐忆》时，胡适的人格依然让我如坐春风。同样也是胡适学生的姚从吾说，胡适待李敖如同待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最心爱也是最得意的弟子，看来李敖也是胡适最欣赏的“私淑弟子”了。

1990年，胡适百年诞辰，李敖为《民生报》写了《胡适百年孤寂》一文。胡适生前很喜欢清代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对此李敖评论说：“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有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李敖法眼观世，所见皆一针见血。当年在政治压力下，连胡适的儿子以及弟子罗尔纲等人也如泼妇骂街一般痛骂胡适。而李敖却一直将胡适思想中最珍贵的部分薪火相传。其实，胡适与李敖的性格相差十万八千里，胡适温文尔雅，李敖匪气十足；胡适主张宽恕，李敖坚决不宽恕；胡适为文如一泉清水缓缓而流，李敖为文如大江东去一泄千里。但是，他们两人在骨子里是一样的，都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都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自由和中国的民主而终身奋斗的勇者。胡适的“勇”是内敛的，棉里藏针的；李敖的“勇”是外向的，锋芒毕露的。他们从两个角度发挥了北大的真精神。

胡适之后，在台湾继承了自由主义衣钵的是殷海光。李敖说过：“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在做人方面，殷海光对李敖的影响更大，李敖在接受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访问时说：“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两人初次在台大文学院见面时，恰好姚从吾走过。殷海光叫住姚从吾，指着李敖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立刻回答说：“你们两个都是奇才！”与其说他们两人是“奇才”，不如说他们都是“斗士”，是民主和自由的斗士。在弹丸的孤岛上，特务林立，文网严密。特务的数量超过了明朝的锦衣卫，文网的残酷超过的清代的文字狱。晚年的殷海光被台大停课、被出版社和报纸杂志封杀，又患上了癌症。就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殷海光的弟子们都纷纷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昔日无比尊重的老师，只有李敖挺身而出，拿出自己的稿费将殷海光送进医院，使得殷海光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这种师生之情，充沛着浩然正气，让人肃然起敬。

李敖说自己是“大陆型”的知识分子，然而“大陆对我来说，也是‘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局面”。由此可见，他所指的“大陆”，乃是一种精神的旨归。李敖在回忆录结束的地方这样说：“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他偷渡出关，直奔昆仑之西，面对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真是中国第一豪杰。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这段话使我想起了当年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晚年的陈独秀流落四川江津，可谓众叛亲离——不见容于共产党，不见容于国民党，也不见容于托派组织。就在如此困境中，他依然豪情万丈，声称要把一生的理念从头推倒、重新树立。他不向任何一方低头，不向任何一方妥协，以一个人的力量面对三大政治势力的压迫和打击。在北大人中，陈独秀是与李敖最相似的一位了。他们两人是最具有“大陆”性格的知识分子。我想，所谓的“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也就是具有“北大精神”的北大人。今日的北大，正在快速地丧失精神、丧失校格、丧失胸襟和丧失气魄。而李敖在海峡彼岸，虽然年已花甲，依然雄风犹在，居然又出来竞选总统。李敖竞选总统，仅仅是让那些丑恶的政客们难受。李敖为人为文，如同鲁迅所说，并不企望光明的来临，只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心安理得地黑暗下去罢了。他从老蒋开始骂起，骂到小蒋，一直骂到李登辉、连战等“当红人物”。他痛骂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连战，为了吃一顿饭而让几百名警察站岗放哨，浪费了纳税人无数的金钱，简直就是一只大寄生虫。他着眼于维护公众的利益，尤其是维护弱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他骂的是黑暗的代表或者被黑暗吞没的人，他骂的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和“强者”——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成功和强大都是依靠不择手段而获得的。他就像眼中钉一样，让这些人物又恨又怕；他又像钟馗，让小鬼见了他都绕着走。在台湾，李敖是唯一“想骂谁就骂谁”的作家。他评论千秋万代，吞吐日月，比之当们年观沧海的魏武，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大之“大”，在他的身上表现得犹为明显。

五四运动之后，以北大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倡导走向民间、走向底层。不过口号多而实践少，理论家多而力行者少。这是五四精神迅速退潮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李敖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处与“蓬蒿人”为友，以老百姓的疾苦为己之疾苦，将书斋与民间打通，将学界与底层融合，乃生出别一番境界、别一番天地。李敖曾经与殷海光谈论《自由中国》的缺陷，认为《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中国，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的不够。李敖曾经亲自到所谓的“军中乐园”去调查，发现有的妓女每天被迫接客50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她们也心甘情愿。李敖反问殷海光：“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50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殷海光听了以后为之动容，他承认自己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在谈到妓女们卖身的“动机”时，李敖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愿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摆脱悲惨的命运！”在李敖看来，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尊严，永远被放置在第一位。“爱国”是从爱每个苦难中的国民开始的。

与李敖的身体力行相对照，今日的北大已经日益变成一个孤岛——外在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教授和学生们抱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中国、能够拯救大众。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中国究竟是什么模样、大众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写在书本上，他们玩弄着刚刚从西方舶来的花里胡梢的新潮理论。他们说，有这些“锐利”的武器就够了。他们的知识在膨胀，他们的人格却在萎缩；他们的思维很敏锐，他们的精神却很苍白。墙里秋千墙外道，他们在大观园里，何尝知道外面发生了些什么？而他们振振有辞地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我们在做大学问呢！我不知道他们最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

在单向度的、冷漠的、体制化、科层化的北大里，我一边回想五四的辉煌，一边阅读李敖的文字。在温热的历史和冷峻的现实之间，我寻找着慰藉，也寻找着方向。我把李敖当作我的师兄，只有他才配得上是我的师兄。北大产生不了李敖，这是北大的悲哀，同时也是李敖的骄傲。而我，在这北大的悲哀与李敖的骄傲之间，彷徨于无地。

（wjm_tcy注：后来余杰也如同其他早年崇拜李敖的人类似，也改为痛骂李敖了！可笑啊！）

听李敖痛骂李登辉（《飞天》杂志）

“挑战李敖”是环球电视台为“总统”竞选推出的金牌栏目。“挑战李敖”采用现场直播，每晚9点开始，直至深夜，收视率很高。台湾朋友说，大家之所以爱看这个栏目，是因为李敖知识渊博，极富辩才，常常是妙语联珠，语出惊人。这还不是最精彩的。最精彩的，是每晚都批李登辉、骂李登辉——批则体无完肤，骂则狗血喷头；令观众痛快淋漓，拍案叫绝。

一个学生问李敖：如何评价李登辉的“两国论”？

李敖说，“混蛋总统”李登辉的“两国论”把台湾害苦了，几乎把台湾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一个政治家不在于他是否提出主张，而在于他是否有能力、有办法实现这些主张。我一夜就可以提出一千项主张。能实现吗？“混蛋总统”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他能实现吗？

首先，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事实的描述。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包含全大陆，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丢掉997%的领土，所以“中华民国”的政府来到台湾，领土没有来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历史上是偏安政权，不是主权完整的国家。

其次，联合国不承认“中华民国”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13亿强大的大陆人民反对你，你能独立吗？

第四，主权独立的国家，必须得到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1949年以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有120多个，现在有多少呢？是22～29个国家。数字是浮动的。为什么？因为是拿钱买的。有许多小国家，你给它钱，它就跟你建交，支持你，把你的钱花完了，就不支持你了，又跟你断交。混蛋“总统”李登辉的金钱外交，真丢人，把脸丢尽了。

李敖问同学们：世界上有个小国叫“瑙鲁”你们知道吗？你们肯定不知道。它太小了，小到你用放大镜在世界地图上都难找到。“瑙鲁”只有五平方公里，比台湾的日月潭稍大一点；只有9000多人，比你们台湾大学人还少。就这么一个小国，混蛋“总统”李登辉花了28亿元买了个“建交”。靠这样的小国家支持，你能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吗？所以说混蛋“总统”李登辉的“两国论”是行不通的，他有主张无办法，只能给台湾带来灾难。

接着，李敖讲了一个略带“颜色”的故事。他说，从前有个大地主，有四个女儿，都出嫁了。大女婿、二女婿是读书人，有文化，老岳丈很喜欢；三女婿、四女婿不读书，无文化，老岳丈不喜欢。老岳丈过生日，想刁难一下三女婿和四女婿，提出让四位女婿各写一首诗，而且诗中必须有“大、小、多、少”。写出诗方能入席。

于是大女婿说道：我有一把扇，打开时候大，合起时候小；夏天用得多，冬天用得少。

老岳丈连说，好诗好诗请大女婿入席，喝酒、吃菜。

轮到二女婿，他说道：我有一把伞，撑开时候大，收起时候小；雨天用得多，晴天用得少。

老岳丈也说好诗，请二女婿入席，喝酒、吃菜。

轮到三女婿了，他指了指自己下身的某一部位，说道：我有一个它，用的时候大，不用的时候小；夜晚用得多，白天用得少。

老岳丈皱了皱眉头，未置可否，三女婿也算过关了。

最后是四女婿，他指了指自己的老婆，说道：我有一个她，用的时候大，不用的时候小；别人用得多，自己用得少。

李敖的故事，引起轰堂大笑。突然，李敖话锋一转，问同学们：你们看混蛋“总统”李登辉推行的“金钱外交”像不像四女婿的诗呢？与台湾“建交”的20几个小国，用的时候，欺骗民众，说它们是“国家”，很大，实际上很小；“建交”花钱很多，实际作用很少。

演播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与笑声，为李敖丰富的联想，也为李敖精辟的比喻，更为他骂李登辉骂得痛快淋漓。

然而，李敖对李登辉的痛斥到此并未结束。他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李登辉的月薪是多少吗？我告诉你们吧：是80万台币。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少数几个“总统”之一。这里还不包括“黑金”。混蛋“总统”李登辉是权力最大，责任最小，收入最多，贡献最少。你们看，他本人不也像傻女婿的诗吗？

演播室里再次爆发出哄笑与掌声……

对世界上头号霸权主义国家——美国，李敖同样展露了批判的犀利锋芒。在回答一个“获得美国的支持就可以搞‘台湾独立’”的问题时，李敖反问：你认为美国就那么可靠吗？我告诉你吧，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就是美国。你们知道越战吧？美国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只要你反共，要钱给钱，要武器给武器，最后亲自出兵参战。后来才发现，自己陷入了泥淖，根本打不赢这场战争，而且死了很多美国大兵。这下不得了啦！美国人的命很值钱，国内成天搞反战，最后只好撤出。撤出就撤出吧，还死要面子，美其名曰“越南战争越南化”！这不是扯淡吗？“越南战争美国化”都没打赢，你让它“越南化”能赢吗？结果可想而知。美国撤出不久，傀儡政权就垮台了。你看，这样的美国靠得住吗？我奉劝寄希望于靠美国支持搞“台湾独立”的人，死了这条心。美国是最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蒋介石会败退到台湾来吗？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令美国朝野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谁丢了中国？”结论是腐败的国民党蒋介石丢了中国。这样的历史教训还不深刻吗？“台独”意味着战争。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美国人会为保卫台湾而牺牲生命吗？绝对不会。他们至多再来一次朝野大辩论——“谁丢了台湾？”结论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谁搞“台独”谁丢的台湾。

关于台湾的出路，李敖请大家参读他写的《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他说，惟有以“一国两制”为基础，海峡两岸才有可能坐下来谈。“两国论”不行，“台独”不行，宋楚瑜主张在美国见证下签协定，也不行。

有人问李敖：明知你获胜无望，为什么还要参选呢？

李敖是作为新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的。据李敖讲，台湾有88个政党，但多数是“泡沫”党，有名无实，真正有实力的是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宋楚瑜是独立候选人。李敖介入新党的工作只有四个月。李敖本人对新党的评价是“一流加一流等于二流”。言下之意是新党多由“书生”、社会清流及国民党中不满李登辉的有识之士组成，其成员素质都很高，但作为政党组织尚欠“火候”。台湾知识界普遍认为，新党推出李敖，意在“搅局”，同时，利用他的“名笔”、“名嘴”喊出新党的声音，提高新党的知名度，壮大声势，以利将来。正因如此，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挑战李敖”收视率节节攀升，民意调查李敖的支持率则很低，形成反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发问即由此而来。

对此，李敖的回答很妙。他说：现在离大选投票还有60多天，其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比如连战得暴病身亡，宋楚瑜发生了车祸，陈水扁被他老婆害死了……那时我不就成为你们的总统了吗？所以你们现在对我讲话就要客气一点噢！

在回答另一个关于李登辉的问题时，李敖说他要告李登辉，罪名是“伪造文书”。他说蒋经国的“遗嘱”是李登辉伪造的。他举证说，蒋经国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去世的，而后李登辉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召集某某起草遗嘱的……言之凿凿，令人笃信不疑。

“挑战李敖”，每天都有新内容，每天都有新话题，每天参与对话的观众亦不同。但主角只有一个——李敖；焦点只有一个——李登辉——批李登辉的“两国论”，揭李登辉的丑恶历史，骂李登辉的数典忘祖……

公众挑战李敖，李敖挑战李登辉，成为台湾“选举季”的一道独特风景。

——摘自长篇报告文学《难忘台湾，难忘金门——台湾金门十日行》，原载《飞天》2001年8月号

“选个总统玩”的李敖（古远清）

文学人物

这里所写的“文学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台湾著名作家。其中有男女之分，老少之分，统独之分，统派中又有“左统”与“右统”之别。要把台湾所有著名文学人物一一写出，不是本书的任务。限于篇幅，这里只挑选在两岸三地名气最大者，其中龙应台是曾在当局官僚体制中任职的官员，李敖为全球华人文化圈闻名的公众人物。陈映真、余光中等人虽没有李敖这种名扬天下的光亮度，但他们在台湾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希望读者不要忽略。

一、“选个总统玩”的李敖

人皆谓我狂，

我岂狂乎哉？

是非不苟同，

随声不应该。

我手写我口，

我心做主宰，

莫笑我立异，

骂你是奴才！

——李敖：《写给党混子》

李敖是继梁启超、胡适之后的独一无二的“狂飚型”知识分子。他是顽童、狂人，也是善霸、战士，是文化基督山，亦是社会罗宾汉。三十多年来，人们对他千夫所指，他对人们横眉冷对。反感他的人，认为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欣赏他的人，赞扬他独来独往，个性鲜明。

作为一位大作家兼大坐牢家的李敖，他敢说敢作敢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天下人不敢做的事，他敢为天下先去做；天下人认为不该做的事，他勇敢地信心百倍地去做。他靠自己的一枚秃笔，写尽天下政治人物。在1999年，他却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决定自己下海，参加和别人抢夺“总统”宝座的政治游戏。

和亲民党一样，新党原是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一股政治力量。在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三大势力恶斗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新党，在选战中难有发挥空间，根本推不出像样的人物出来与连战、宋楚瑜、陈水扁角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请李敖出山，代表新党去参选“总统”，这可谓是发挥创意的大手笔。

李敖之所以拔剑走进政治江湖，乐于和新党合作，是因为新党反黑金、反台独以及主张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关心小市民生活等政治理念与他相近。

新党选中这个“人人骂我，我骂人人”、让谁也惹不起的人物作为竞选对象，其志不在打赢选战、奢望新党有朝一日能成为执政党，而是希望在政治重组过程中不丧失主动权，并借李敖活跃的思想和名扬天下的光亮度，给新党注入一股活力，使人感到新党没有被宋楚瑜吃定，还有若干主体性。

为了让广大读者真正认识李敖，了解台湾黑金政治的内幕，李敖写了一本《李敖玩竞选》，其中亮出他参选的政治纲领：

我投笔从政，做了一回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亲上擂台和那些政客们面对面撕打，此举为政客们所未料，故可称奇招；我屡被打压，新党又势力单薄，藉此和那些政客们拼斗，险象环生那是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亦是以身涉险，故可称险招。

李敖就是李敖，如此形势，还有谁比我更知难而进吗？

胜者王侯败者贼，李敖做尽了大侠，做一回贼又何妨？

我没有前卫，前卫就是我的锤子。

我没有后台，后台就是我的脊梁。

我说干就干，亦是奇招险招迭出。在力量悬殊的选战中，我只能靠我的智慧一柱擎天了。我率先提出了我的十大政见：

一、用大政治家的标准治理台湾。

二、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安全，与大陆谈判，占尽对方便宜。

三、考虑选择歌手张惠妹为副总统搭档人选，因为她是真正的台湾人。

四、当选后任命宋楚瑜为行政院长，不干不行。

五、修宪缩减总统权限，重建内阁制，建立单一国会。

六、比照韩国模式，法办李登辉。

七、清查国民党党产，全数充公。

八、强制公布金融机构呆帐名单，并予以追讨。

九、先为表率，总统薪水只要李登辉现领的二十分之一。

十、就地掩埋蒋氏父子尸体，取消陵寝，拆除中正纪念堂。

我随后筹集“粮草”，提“嘴”上阵，四面出击，招招致敌，忙得不亦乐乎。我的招法可归纳为：筹款招、策反招、示弱招、擒王招、揭底招、打假招……

李敖认为：“玩政治比玩女人有趣，政治强人多是玩女人高手，可是他们的兴奋点是在政治上。”陈水扁选单身女人吕秀莲做搭档并以此作政治秀，便说明他不愧为“玩女人高手”。为了讥刺阿扁，李敖故意让流行歌手张惠妹做自己的所谓搭档，其用意当然也“在政治上”。

新党受亲民党夹攻，对宋楚瑜十分不满，但在反李登辉问题上又有共同的政治诉求，故他们从内心深处不愿意宋楚瑜落选。新党这次征召拥宋但又对宋多持批判态度的李敖出马，属一箭双雕的奇招标：其“声势大到让宋必须侧目，得罪却小到让宋可以放心。”第四条便兼顾了新党这一极其微妙的两难。

第六条不是空穴来风，李敖早就作出惊人的预告：他手上持有李登辉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与李登辉伪造蒋经国遗嘱相关事证，日后将对李登辉提出控诉。李敖说得到做得到。在选战结束后，他第一时间和立法委员李庆华、台北市议员李庆元等人赴高检署与地检署控告李登辉涉嫌“内乱、泄密、贪污、渎职、逃税”等罪名，要求司法部门依法对李进行调查。

第十条则说明李敖和蒋家王朝始终势不两立。这当然不是“示弱招”，而是“示强招”。

在这十条中最重要的是反台独、反李登辉，在台湾倡导“一国两制”。

有人认为：赞成“一国两制”，就是“出卖台湾”，而李敖认为：台湾如果能“卖”个好价钱，还不错哩。“出卖”是谈判过程里的一个让步，但该属于我们的，我们掐住不放，甚至要得更多。“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也是台湾最后的筹码”。基于此，李敖毛遂自荐，希望由他这个无党无派人士代表台湾人民去与大陆谈判。

又有人认为，李敖的所作所为是在替大陆做宣传，他的朋友也劝其放弃“此乃险招中的险招”。可李敖仍我行我素，对“一国两制”情有独钟。他始终认为：“一国两制是对台湾最有利的。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海峡两岸50年不变，没有战争，于人民有利。”

还有“敖迷”认为：李敖“晚节不保，投靠新党”。可李敖回答说：“从我与新党的交易的条件来看，不是体制收编了李敖，而是李敖收编了体制。”

且看李敖如何“收编了体制”：在竞选时，他居然不按牌理出牌——不设竞选总部，不要保镖前呼后拥，不摆流水宴席，不扫街拜票，不下乡拉票，不乘飞机而坐火车——他这一惊世骇俗的举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颠覆选战的游戏规则，冲击新千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过程。他以凌厉的“愤世嫉俗的玩世派风格”破局，将李登辉苦心经营的阵势打乱，将宋楚瑜的政治盔甲掀开，将陈水扁的台独民意基础削弱。

乍看起来正经八百般严肃的政治，在这位高兴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的李敖眼中，可娱性极强。作为一位没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有一笔在手六亲不认的李敖，以笑傲江湖、游戏人间的特殊风格投入这场选战，其所扮演的并不是仅仅逗人一笑的丑角，而是在这不说假话、不说大话便办不成大事的政治舞台上，以自己大师般的素质和讲真话的勇气，仇连、恨扁、敌宋、剥光这三位参选人的皇帝新衣。他用“神偷”的手法，偷去各派政客头上的光环，使他们不敢用怀柔的方式化解恶评，不敢用“健忘法”对过去从政的不良记录不认账，从而使自己变为跨世纪的“政治侠盗”。

选举于2000年3月举行。这个连选票也不投给自己，甚至要求朋友对他的支持“适可而止”的李敖，只获得一万多张票，在五个候选人中排倒数第一。然而他不是最大的输家，而是最大的赢家。在这位老顽童看来，他这次“牺牲色相”的演出，真够另类和后现代。他名曰代表新党参选，但有如洪水的他，一旦拉开闸门便泛滥成灾，正如《新新闻周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李敖既可载舟又可覆舟。具体说来，其参选行径既可能成为救党助宋的高招，也可能成为灭党亡宋的黑脸，代宋说出批李贬扁等宋不便说出的话，让新党处境更加尴尬。他事后拂袖而去，又不参加新党。这和某些文化人依附政治势力向上爬，不可同日而语。

李敖以“永远的反对派”的道德诉求所颠覆的不仅是学问家在人们心目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而且还颠覆了政治的神圣性，为真正的民主选举做出表率，使台湾的选举文化更加平民化和多元化。他不怕别人收拾他，更不怕坐牢，成了用文字向黑暗势力进行战斗，继鲁迅之后的一位最坚决、最勇敢的作家和战士。他不花一分钱玩竞选，救了新党的命，使其“泡沫化”现象减少。他向媒体自夸复自嘲、妙语如珠、令人绝倒的做法，挽救了被选战弄得“头晕脑涨”的媒体，使这场选战变得既严肃又有趣。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影响力比其打官司大得多的政治舞台，尽情地表演，不断地向台湾人民传播他的“一国两制”理念，给媒体凭空增添了许多新鲜有趣的题材，使这场竞选变得好看又好玩。

通过这场大选，李敖不仅救了一些人的命，也“要了一些人的命。”其一是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揭露了国民党独裁的黑幕。其二是举起大刀，冲锋陷阵，把李登辉的黑金政治的材料抖落出来，将其杀得人仰马翻。其三是利用自己的利嘴、快刀和铁笔，猛攻台独，呼吁和平，使陈水扁的台独破旗暂时收敛起来。

当不当官乃至做不做“总统”，对李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全台湾开展了一个破除“恐共病”的思想解放运动。李敖本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也没有永远的胜利和失败，只有永远的李敖。无论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还是作为一位思想家，在这次选战中打了极其漂亮一仗的李敖，将永载史册，名传后世。正如他自己在《李敖玩竞选》中所言：“……做一个小岛的什么鸟总统呢，顶多关起门来风光几年，又有几人能记住他？永垂不朽绝不可能，遗臭万年倒是真的。”

参加过大选的李敖，看上去似乎年轻了20岁，这正如他过去在一首浴盆里作的打油诗所言：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先当孙行者，后变彼得潘。

只做单干户，不搞李家班。

独来又独往，管他关不关。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少食花生米，多吃豆腐干。

她将裙儿解，我把裤子穿。

夕阳无限好，只是要变天。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口诛群党棍，笔伐大汉奸。

无心做牛饮，顺手把羊牵。

一片伤心事，不独为台湾。

摘自《当今台湾文学风貌》／古远清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0606

李敖嬉笑怒骂，何尝不是劝戒？（吴昆财）

前两天李敖唱作俱佳，旋风横扫大陆，忽而在北京演讲中，勉励北大人，应该以言论对付中共，争取自由，切莫将肉身抵挡坦克车；忽而在清大吹捧中共。要如何看待李敖这种“曲线理论”、试图以柔克刚的方法。

《史记滑稽列传》中描述，汉武帝时，其乳母家犯罪，武帝准备将乳母全家发放边疆。这时，乳母急忙求助于倡优郭舍人，郭舍人献策，要求乳母明日上朝，辞别武帝后，疾行几步，即回头看看武帝。果然，隔天，乳母遵照郭舍人之指示。这时郭舍人立即向着乳母斥责：“老女人！还不快走！陛下已成年了，哪还需要你的乳？为何还频频回头看！”武帝一听，前尘往事，悲悯之心全涌上心头，乃赦免了乳母。

上述的故事，说明了古往今来面对威权与专制政体，若想要达成目标，必须注意过程。儒家经常强调气节，所以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如此思维，最后通常两败俱伤，不但目标没有达成，连性命也丢了。吊诡的是，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却选择直接冲撞汉武帝，最后虽牺牲了lp，可李陵仍遭灭族。

但道家却强调“曲则直，枉则全”的道理，认为可以透过迂迴的方式完成目标，而不必以肉身或生命正面冲撞当道，这就是以柔克刚的道理。一方面完成使命，又可保全性命，套句现代用语，那是双赢策略。

李敖就如同秦朝的优旃、汉朝时东方朔和郭舍人。李敖在大陆的嬉笑怒骂，也如同东方朔在长安的狂人作为一般，那对专制与威权者，何尝不也是一种劝戒？

李敖在大陆的放言高论，就是道家精神的翻版。一味想要强行推销民主自由给中共，而不在乎主人的颜面，那不是作客之道，最后弄巧成拙，反坏了好事，这是因小害大，不足为训。只要目标正确，匍匐前进，如同剥洋葱，最后仍可望见核心价值，李敖正在扮演剥葱者，一场道家戏码正在中国上演，不论是北大、清大，相信未来的复旦，亦复如是！

吴昆财／嘉义大学史地系助理教授（嘉县民雄）

《北京法源寺》三人谈（王彬彬、汪应果、朱寿桐）

编者按今年3月，国内不少媒体纷纷报导，台湾学者、作家李敖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被提名候选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南京大学三位知名学者就这部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各抒己见，以飨对此书感兴趣的读者。下面是他们的谈话纪要（以发言先后为序）。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李敖的文笔一向直白、晓畅，毛病在于含蓄不足，但读来有趣，很过瘾。这部小说《北京法源寺》（以下简称《法》）也保持了他一贯的文风。李敖的文言功力很好，这部小说在语言上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用文言表达的方式，不像我们许多现当代作家，一写到50年前的事，就文白夹杂，又夹得不通。而李敖的这部书则保持了用纯正的白话叙述的方式。

《法》写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戊戌变法100天的事。如果用已有的小说理论，它有很大的缺憾。传统小说理论要求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必须做到形象饱满、感性层面丰富，要有大量生动的日常生活细节，要写人物的生活圈、交际圈，挖掘人物心理内涵。如果是写政治人物，必须写他的政治活动，写文化人物则必须写他的文化活动，这样才能把一个人物形象立体地建构起来。如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法》，它是很不足的，感性层面很干瘪，理性层面有余，充斥着大量的论辨、驳难、说理，外在形象和内在心理表现都很不充分。这对文化水平较低，或者不大了解中国历史知识、近代史知识、佛教知识的读者来讲，读起来会很枯燥；而对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则别有一番趣味。李敖的这种做法，后来我读《后记》知道，他是有意为之的，有意要破格。他有一个理论，说过去我们强调小说要有形象功能，要能把一个人物形象感性地具体地表达出来；还要有传播功能，能把某种抽象的、定形化的思想观念具体形象地传达给读者。但现在影视和传媒业非常发达，论形象论场面，它们都非常直观，且不需要文字的转换。面对影视业强大的冲击，小说应该调整自己。李敖有一句话“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这部小说就是照这个理论写的，就是要表达一些由小说才能表达的东西。

我认为《法》的主体部分就是对康有为、谭嗣同心态的追索，这部书也可叫《谭嗣同之死》。李敖围绕着谭嗣同本可以不死却一定要死，写得非常多。变法失败后，许多人来救谭，他都拒绝，对不同的救援者作不同的解释，如梁启超、日本人、南方革命党人、大刀王五。对这些解释作者都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只是把谭嗣同为什么要死的多种可能性都展现出来，让读者自己作判断。对康有为也一样，康有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般习惯的看法，认为康早年激进，后来保守以至保皇，一面是他最早唤醒中国要起来变革图强，但偏偏又是他很快就落在时代的后面。对此，这本书有它的见解。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大量的康有为的内心独白、他与其他人的对话，对康有为的心态来了个大追踪。康有为说他为什么要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实际上真实想法是想保留一个皇帝的象征符号，像英国、日本等国，起到一种稳定人心的作用，而在这个大旗下可以做很多手脚。

我理解《法》这本书就是试图重新解释戊戌变法这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节骨眼或者说转折点的重大事件，并试图通过康、谭这两个重要人物来探讨中国的前进之路是改良还是革命虽然书中写到谭嗣同最后以死证明改良之路行不通，即使有光绪帝的支持也不行，李敖也并未作出改良抑或革命孰优孰劣的评价，但他好像还是倾向革命。这是个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争执不休。李敖在这里有一些出彩的议论，也有一些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比如他说中国政治往往是被一个集团所把持，而既得利益集团是铁板一块，集团的头儿想改都改不了。王安石变法的惨败就是一例。这样就把中国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些偶然性、暧昧性的因素揭示了出来。这一点在艺术上有点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意味，把几种声音对等地表达出来，而自己不做明确的判断。

这本书的缺点是，我感觉好像是有意写给外国人看的。把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常识写得太充分，就像是对外人讲自己家里的事，而对自己的人则大可不必这么充分。

汪应果（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传说这本书可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由这个话题引发了我对文学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的想法。我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价值观始终与国际上的观念不接轨，诺贝尔文学奖要求对各民族文化深层次的东西进行分析，而且是从否定性继承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思考。纵观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学，都不是对本民族文化歌功颂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这样，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这样。事实上，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世界前进是靠否定性继承前进的，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根据之一，还有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几个阶段都是在不停地否定自己往前走。不能老是固守自己的堡垒。因此文学作品必须从否定的基础上往前发展，这个价值观不搞清楚文学就没希望。这就要求文学，始终对社会、对人生采取一种冷静的批判性态度。

联系到这本书，我有三个感受，第一，它把中国文化的大优大劣都写出来了。我想传说它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人家看中的也就是这点。中国古代文化劣的地方，尤其是政治文化，可能是全世界最黑暗的政治文化之一，而我们始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的文化有灿烂的一面，但灿烂之处并不在此。我们的政治文化的无序、流氓化，造成了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成者为王败者寇”、“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流氓话语，而这些话语到今天还大行其道。举个例子，《三国演义》电视剧在国内播出红透了天，而新加坡却一个拷贝也没买。原因何在就是人家已经高度法制化，一切按规范行事。这就显示了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的可怕差距。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大劣之处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包括牢狱里怎么折磨人，刑场上怎么杀头。

但中国文化包括儒、道、释又培养了一批最先进的“士”和士文化。中国五千年未亡国，中华文明流传五千年未断流，原因就在于这批传统文化精华的载体——“士”的承接作用。陈寅恪在60年代就看出“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文革”的大浩劫就是此言最好的一个例证。李敖在这本书中塑造了谭嗣同这个忠臣大儒的形象，谭这样一个道德纯洁的人物，的确可以拿到世界上与别的民族平等对话。

第二，世界上公认的好作品标准，主要在于它所表达的深刻的思想发现。而我们民族一向理性思维能力薄弱，按理20世纪这么大的变革应该出现很多理性思维的成果，但实际很令人失望。这个民族变得浅薄，动不动就捧出“大师”，20世纪的思想者有巴金、顾准等几个，而真正称得上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至于思想的颗粒，有一些但很不够。到今天传媒不断推出一批批“大师”，作为炒作行为可以，但究竟他们提出了多少思考和思想一个民族没有这个，就生存不下去。

第三，这本书为了表现思想上的追求，宁可牺牲艺术形式。这个做法在我们这儿行不通，但在世界上却是常见的，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卷整个就是议论。我们的文学观有必要审视世界上先进民族的标准，而不要死抱住所谓的艺术性，如文字上的小俏皮、地域风情等等。李敖这本书有他的思想颗粒，的确把中国文化上的大问题提出来了，至少是提供了思考的起点。

人类需要文学首先是一种形而上追求的需要。人们通过文学、哲学，必然要思索生存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法》至少提出了“求仁得仁”这样一种生存价值观。中国严格说来是无宗教的国家，但有一种形而上的道德规范，譬如“道”，是一种重要的信仰，可以解释是上帝也可解释是宇宙的规律，正因为中国人对此有追求，中国才有希望。“仁义”也是规范，是进入了神明的东西，代替了宗教情怀。《法》这本书一再强调最值得追求的就是这个，如李敖写谭嗣同不管对他的死作何种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他追求的就是这个“道”。这一点也是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之所在。

但这本书是有明显缺点的。李敖是在国民党的囚牢中构思这本书的，生死未卜，想得很远，想把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历史问题写下来，如中国古代政治为什么总是这么黑暗、陈陈相因但毛病也就在这。构思的框架很大，气势很足，一泻而下，但未及深雕细琢，18万字只写了两个月，显得粗糙，破绽和失误也不少。但是他在70年代就指出中国历史老是不停地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还有，李敖指出了个体与群体的作用问题、统治者集团利益化的问题，这些思考是很精彩的。但是，作为生活在20世纪末的人，又比较倾向于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却没有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去刨根究底地思索，这不是伟大作家的风范。像雨果《九三年》、狄更斯《双城记》，都是在思考、总结与他们同时代的大革命，既同情革命又批判革命。鲁迅是最早的同盟会员，政治上无疑是赞同辛亥革命的，但他的《阿Q正传》又从文化上否定了辛亥革命。我认为，自19世纪末这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革命中度过，革命前我们希望改变的是专制制度，革命的目标是出现廉洁政府，但实际成效有多少呢？“文化大革命”重现的就是历史上最反动、最封建的东西。这就是历史不断走回头路，我称之为“牛轭湖现象”。李敖在这本书里虽提出了思考，但没有与时代同步，这是他的局限。但思想总比不思想好，他至少提供了让我们思考的文本。我以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的一批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这本书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本。它告诉后继者，前面的一批知识分子尽管也犯错误也有挫折，但却是慷慨大义、大智大勇地走过来的，这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永远需要先进的思想者，尤其是在前进的障碍尚未扫清的时候，所有的思想者都是孤独前行的。

朱寿桐（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进入这本书，越读感觉越差。由此想到台湾有人提名李敖做总统候选人与有人提李敖以《法》入选诺贝尔文学奖一样，都是胡闹。提名李敖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未必能像汪老师看得那么清楚。的确，西方学者、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要求别的文化要有深蕴，尤其是思想的批判性，但具体从获此奖的东方作家看，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他们整个接受的是西方的那套东西，然后加以东方的民族风情的阐释。西方人更多看中的就是东方风情的表现。在西方中心话语里根本不考虑东方文化在思想上的贡献，在思考上带给他们的惊喜和启发。

我认为李敖是个批判的巨人、建构的侏儒。在这部作品中，他批判的时候淋漓尽致，挥洒自如，很有道理。如他批判义和团、批判慈禧，说义和团是文化大乱命，说慈禧是外斗外行内斗内行，确是神来之笔。而一到建构，就只能靠引经据典，主要是他读的那几本历史书，古典文学、宗教典籍什么的，最后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认为这本书没有思想上的震撼力，却摆出了思想的架子。我做过统计，这本书主体部分就是辩论与说理，如康有为与佘法师辩论38页；梁启超与谭嗣同辩论17页；谭嗣同答复王五等的劝说14页，最后康有为与李十力辩论17页。这种表现方法，无论其表现的思想如何高明，见解如何深刻，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总是不高明的。除辩论外，还有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如写梁启超夜读谭诗的心理活动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像是作者强加给历史人物的揣测。

李敖的这部书充分表现了他对自己语言魔力的迷恋，甚至是他语言自淫的成果，简直到了不顾情境不顾人物性格的地步。如明明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常识，他却不厌其烦地在深奥的辨论中加以解释。如康有为与佘法师已经将中国的历史、伦理讨论得很深，却忽然康有为解释起“国子监”是怎么回事来。在这些辩论当中，李敖完全失去了并列“五百年来写白话文字第一、第二、第三名”的潇洒，显得极端酸腐气，离开了古代文化典籍和历史故事，就显得非常苍白。我个人认为小说的一些规定性还是不能突破的，毕竟不是一部荒诞的、浪漫的小说。在这本书里则很多如果叫说耐不要做无请的情性两人谈了半天；日本人奉高层之命来营救谭嗣同，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也引经据典谈了一大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李敖对自己的语言太欣赏了，说溜了嘴就收不住。

书中还有大量的重复，重复的情节，重复的话。还有许多历史知识的失误，如李敖在书中说古代中国对日本一直是看不上眼的，其实不然，元代中国确实是打过两次日本，第二次派了10万人900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几乎全军覆没。到了明朝对日本则很有顾忌，明太祖两次派人与日本修好，主动做战争赔罪，这些《明史》里都有记载。但也正由于这种恶性循环，使日本人民族自大的心态恶性膨胀。《法》还有个重大的疏漏是，日本公使想救谭嗣同，但李敖却对营救的动机作了自以为是的推测。外国人对中国志士的营救，可以是出于同情，出于人道主义，或出于政治投机，但决不会站在中国人民族大义的立场上，尤其是日本人，尤其是伊藤博文这样的侵略意识很强的日本人，他决不会因认识到“谭嗣同是中国青年的灵魂”而去营救。一个学历史的人这样处理历史是很不检点的，至少在这里李敖不是批判，而是对历史的歧解。

读了这本书我有一个感受，这感受是受到他的一句话的影响而产生的。他说“有一种历史人物不是为了信仰对象而牺牲，而是为了信仰本身而牺牲”。因此我想到，李敖的批判并不在于批判的内容，而在于批判行为本身，这跟他的语言一样，不在于表现的思想而在于语言的流利表达。而实际上李敖的批判是有选择的，抓住国民党这只死老虎不放，中国还有许多严重得多的问题他却不批判。如果说《法》这本书成为对中国问题进行思考的起点，我觉得这启发性也很有限。事实上这本书在大陆没有什么影响，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诞生对我国民族思想史的意义。另外我也觉得不能用有意突破旧有框架来解释它在艺术上的漏洞，我最反对某种人写到后面发现有失误，就硬说我是有意这样写的。破绽就是破绽。至于《法》这本书何以写成这样，我想还有个原因就是李敖当初是在监牢里构思这本书的，憋了一肚子气，对献身有种崇高感，于是对谭嗣同加以神圣化，一提到献身就失去了理性思考。（摘自《书与人》）

散文之力（谢有顺）

——以李敖为例

散文产生于自由的词语内部，它往往与作家的心灵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但它却不是适合作家在思想或精神上用力的地方。——甚至由于用力过猛，着了痕迹，许多的散文就显露出失败和僵硬的模样来，让人无法卒读。因此，散文写作一直被人视为是一种柔软而亲切的话语运动（林语堂所说的“娓语”，大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它有着最为广泛的语言边界，也有着最为自由的文体特征，以致一切无法归类的文字都可称之为散文。——从这点上说，每个人都是广泛意义上的散文作者，如果日记、学生作文、工作报告、年终总结和我所从事的文学批评都算在内的话。

散文似乎已经无法拒绝其他文字的加入，它只能成为众多混乱文字集合的地方。许多人就在这种混乱、复杂而浩瀚的文字中，试图将金子和泥沙分辨出来，他们就是俗常所说的散文家、散文理论家和散文编辑；还有些人，更是为散文的难以归类和没有明确的定义而忧心忡忡，他们渴望把散文建设成为像小说、诗歌、戏剧一样边界分明的文体，并视此为散文研究的成果和贡献。说到底，他们渴望为散文找到秩序，以结束盛行已久的混乱状态。

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秩序往往与自由相对，秩序在为散文命名的同时，也可能断送散文内在的自由；而自由是散文的命脉，它一旦受伤，散文也就归于无有，必将转化成为最容易被其他势力所利用的文体。古代的“辞赋”、“骈文”和“八股文”，现代的“社论”和“大字报”，都是秩序战胜自由的结果，而它的盛行，最终导致的是文学的衰败和死亡。所以，我不喜欢任何的散文定义，也不信任所谓的散文史和散文理论，反而觉得，保持散文混乱而复杂的面貌，也许才是散文真正的出路。你只要想象一下，最好的散文多数不是出于专职的散文家之手这一点，就可知道，好的散文一定是心灵的奇迹和语言的意外收获，任何的规范和秩序都只会使它窒息。

散文渴望自由，它的无法归类，正好为人类一切无法归类的情感和心灵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达方式——散文散文，许多的时候，其实就是散漫的文字。因此，散文也是最人性的。之所以说它是柔软的话语，主要在于它所触及的人性部分也多是柔软的隐秘角落，写作上越是松弛，越是在不经意中传神，散文的成功性越大。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散文就是成功的范例。读他们散文的最大感受是，你几乎看不到作家用力的地方，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这种文字在阅读者的心灵中所起到的效果，也非以冲击力取胜，它更多的是给人智慧，让人舒适。

当然，也有另一种散文方式，它是用力的，直接的，坚硬的，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文。——这种分类，早在1923年，周作人就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概括出了散文写作中的两种艺术风格：“第一种如名士清淡，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著眼的洞察力与措语的犀利。”不过，后一种文体成功的不多，也很容易变成应时之作。只有少数是例外，比如现代的鲁迅，当代的李敖，他们写的文字都力透纸背，这是由于他们见识非凡，自然，他们的文字也就成了散文用力的典范。

令我感到诧异的是，身居台湾的李敖，在写作上接续的居然不是胡适的宽容的文字传统，也非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柔软的表达方式，他居然选择了与敌人战斗的方式来展开写作，（他自己说，“对敌人，要永远斗争，对朋友，要间歇斗争”，甚至还戏称，“朋友会要我送书，敌人会买我的书，所以我拼命掐死朋友制造敌人”。）从而把文字经营得猛烈而尖锐。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李敖和鲁迅是有精神血缘的（这不仅是指鲁迅曾经是李敖父亲李鼎彝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尤其是在经营文字的力量和对敌的姿态上，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李敖自己不承认这点，他狂妄地声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自然是把鲁迅也排除在外的。这不等于李敖和鲁迅就没有关系了。以我对李敖的阅读，发现他其实是把鲁迅看作潜在对手的，他对鲁迅的作品也非常熟悉，经常征引。这是李敖比钱钟书强的地方。钱钟书的父亲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这事估计钱钟书一直记着，所以，他的一生中对鲁迅的作品是傲慢而轻视的。——你读遍钱钟书的著作，会发现你几乎找不到一处有提到鲁迅的名字的。这大约是一个学术之谜了，正如李泽厚在几本中国思想史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一样。

鲁迅和李敖都是勇敢的，也都是以不宽容著称的。鲁迅的名言是“一个都不宽恕”，而台湾版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后的文字，大约出自李敖自己之手：“李敖不是宽容社会下的产物，他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一个社会出现一位李敖，哪里是容易的事，又哪里是平白得来的呢？”鲁迅说自己的反抗，“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李敖则在《传统下的独白》一书的序言里，称自己的作品为“狂叛品”。正因为此，这两人都落下了爱骂人的声名。其实，这样评价两人的文字未免浅陋，即便骂人，也是有许多的讲究的。郑板桥有一副名联说：“隔靴搔痒赞何易，入木三分骂亦精！”用此来说明鲁迅、李敖痛快的骂人，应该是准确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像李敖新作中的《余光中的假诗境》、《评改余光中的〈无论〉》等短章，对余光中的直率批评就不无道理。

台湾《联合文学》1999年4月号第15卷第6期上曾经有一篇文章说，“通读《快意恩仇录》，我们如果弄清楚了李敖所在意的是那种在孤立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义气与勇气，而且有本事过得气焰淋漓、不贫病潦倒、不穷酸臭腐，那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如此遭遇如此对付如此结局，李敖一人而已。”“李敖当然是不宽容的，他只接受他自己的绝对标准去评量周遭人与事。所以他不可能从不同的、多元的角度去佩服其他人。在他的标准他的逻辑里，要证明自己的坚强惟有凸显自己的独一无二，不孤立就不足以显示他的绝对的地位。不过这种反覆坚强、孤立的表示，长期以来成了执意固念（obsession），也就使得许多人忽略、忘却了李敖被打造成这种绝对强人，背后曾经经历的苦痛与委屈。这是李敖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此理解李敖，把李敖真正还原到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和个人心境里，相比之下，许多指责李敖的人，往往忽略了他“背后曾经经历的苦痛与委屈”——指责鲁迅的人，也常常犯同样的毛病。

我喜欢李敖的坚决和博识。在我们这个庸常的时代，李敖式的人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他那种直率、坦诚而尖锐的话语品质，为多数的写作者所没有。可以想象，多一些像李敖式的人物，文坛的献媚、吹捧文字将锐减，它或许能为文字多赢得一份敬畏，同时也让一些人对文字产生恐惧。——文字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我现在担心的是，由于李敖的某种狂放和自大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以至他们会出于义愤而忽略李敖在其他方面的卓越成就。

其实，李敖是鲁迅之后真正对杂文事业有实质性发展的人，我指的是，他的杂文不仅针砭时弊，而且与历史专论、资料考据结合在一起，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风格。他不像其他一些杂文家那样，满足于呈现自己的道德立场，而是以考据为基础，步步推进，至终使自己的大胆结论获得证实。本来，他择用的有话直说、毫不留情的话语方式，是很难被推崇谦虚、宽厚和温和的中国人所接受的，但由于他经常用大量的材料说话，使得连反对他的人也经常无话可说。因此，李敖的文字比一般的杂文家要宽广、深邃得多，我们与其说他是杂文家，还不如说他是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尤其是在杂文这一文体如何与历史材料应用相糅这点上，我想，就连鲁迅也是比不上他的。我读过李敖的《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中国性研究》等著作，觉得李敖自有他狂妄的理由——他的确有自己非凡的材料发现和与众不同的见地。

但李敖与鲁迅之间的区别主要的并不在这里。毕竟，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李敖则一直是乐观昂扬的，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险恶，他一直没有放下自己那副自得和自满的精神架势，并坚持用揭人之短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或许正是李敖的心机所在。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外面这层乐观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保护色，李敖还能安全地活到今天；他如果在精神气质上也像鲁迅那样阴郁和绝望的话，今天的李敖，即便没有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至少也已经自我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这是李敖的幸运之处，但同时它也造就了李敖在文字上的局限：他缺乏鲁迅式的自我追问和自我反省，以致他的文字在精神向度上无法继续向存在的悲剧领域挺进。——有时，自我的悲剧比历史的悲剧要深刻得多。但李敖的自负，使他轻易就放弃了自我悲剧这块更为重要的领域，尽管他也写小说，以期弥补，但事实上并不成功。

也就是说，文学上的李敖与思想上的李敖是并不对等的。作为一个史论家，他堪为杰出，作为一个散文家和小说家，他却有着明显令人遗憾的地方，我把它概括为两点：一、缺乏文学的暧昧性。史论和思想可以要求尖锐，但文学在许多时候却要求暧昧。李敖也许把许多事情都想得太清楚，表达上也过于直据胸臆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必然造成对文学性的破坏，因为文学最动人的部分，往往就在暧昧不明的地方。没有暧昧，就没有文学。而李敖的《北京法源寺》等小说，里面之所以会充斥着大量议论文字，就可看作是他不会处理暧昧在文学中的作用而使用的补救手段；二、缺乏文学的拙。李敖的文字有着明显的是非、道德判断，这对于论辩是有利的，但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就显得太直接了，尤其是他在行文中多半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说话方式，也未免显得太过聪明了。而我一直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有拙的气质，特别是散文，更是要让人觉得作者的精神和情感流露都是缓慢的，沉着的，放松的。可李敖的观念并非如此，他在《看谁的文章写得好》一文中说：“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的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可见，李敖喜欢直接明了的话语路径，但这个问题一旦落实到文学中，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许多时候，拙而不笨，才是文学的大气。

这对李敖当然是苛求了。他这样的人，决定他不适合走这条暧昧而拙朴的文学之路，如果我们要求他写出柔软而亲切的散文篇章来，那就更没有可能了。他最专业的，就是在杂文和史论中表现自己的力量——设若把李敖的文字都看作是散文的话，我认为，他代表的乃是一种用力的散文，其特征是表达偏见，呈现锋芒，中间肯定会留下许多观点和论据上的漏洞，但由于这种文字的风格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以，即便有漏洞，也不会影响它在自己的论题上长驱直入，因为它要的本不是文字的正解，而只是思想的偏见。这点，与我们所熟知的柔软而温和的散文路径刚好相反。（wjm_tcy注：其实作者没看过李敖的几本书籍，李敖“柔软而温和的散文”也很多，在《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波波颂》《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中就有大量的此类散文。）

散文应该是无力的，它一旦用力，走的一定是表达偏见（自由、深邃而迷人的偏见）的路子，这方面的成功者中，鲁迅如此，李敖也如此。

2002年1月26日

漫谈李敖（刘咏秋）

——独步古今一狂人

读李敖的文章，通俗一点说，如同吃芥末，直击感官，宣肺通窍之效立现；雅一点讲，则似曹孟德之读杨修文，大汗淋漓一通后，连头风病也给骂没了。

李敖首先是以一个“狂”字笑傲江湖的，狂得自大，狂得自恋。“要找一个我佩服的人，我就照照镜子”、“如果我不做李敖，就做李敖第二”……透过如此惊世骇俗的李敖式自夸自许，却有着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冷静的自省。

李敖认为，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问题出在知识分子身上。“中国知识分子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十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

李敖是大历史学家，他当然知道要做一个敢说真话、不误苍生的知识分子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他早作好了像李贽那样70岁仍下狱的思想准备，以司马迁、班固式的决绝，誓做台湾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虽九死而不悔。

他狂得有理。

“没有青春只有‘斗’”

李敖祖籍山东潍县，祖父李凤亭流落东北，做过叫花子，当过响马，打过各种杂活，性格凶悍，对李敖影响很大。父亲李鼎彝乃北大文科出身，因家累而无太大建树，却深得北大“老子不管儿子”的真传，使李敖的个性得以自由发展。李敖1935年4月出生在哈尔滨，那是一个民族危亡的时代，李敖两岁起就随家逃难，先后流落北平、太原、上海，14岁时，因其父惧怕国民党而落户台湾。

在一时精英荟萃的台中一中，李敖遇到了以“大陆型脉搏，左翼式狂热，宗教性的牺牲与情怀”影响其一生的老师——严复的长孙严侨。之后李敖考入台湾大学，就读于历史系，颇为逍遥地过了4年，这期间深受自由主义者胡适、殷海光影响。毕业后因不满学院生活而从军，得以接触、了解下层人士，一年半后退伍，考入中研院史语所研究生（文献会），奠定了博古通今的深厚学养。

李敖很早就显露出反叛的个性，最著名的一次是他父亲病逝时回家奔丧，在几千人的隆重葬礼上坚持不行古礼、不流泪，被不少人目为“不孝”，那时李敖才20岁。1961年冬，在经过长期的思考与探索后，这种反叛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出来。他不甘于走“白首下书帏”的前辈文人道路，提笔写下《老年人与棒子》，于《文星》杂志上刊出，开始横扫台湾文坛。李敖的跃出，使《文星》由一个普通的刊物一举成为风云际会的焦点杂志。《文星》4年间，李敖以《传统下的独白》等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将偏安一隅的中国传统文化砸了个稀烂。

随着《文星》的被查封，李敖的多部文集亦遭查禁。1967年4月8日，李敖因被台湾当局提出诉讼而被迫封笔，这位风云一时的“文星”欲买牛肉面而不得，只能靠倒卖旧电器和出售古书维持生计。1971年3月，李敖被捕下狱，从“大作家”变成了“大坐牢家”。5年零8个月的牢狱生涯，砥砺了李敖坚韧的个性，其结果就是在给审判长的信中，引用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的三段话为座右铭：“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1976年11月19日，这位死不改悔的政治犯破例无保释放。两年后，以“书名翻身”的《独白下的传统》重新杀回文坛。1981年8月再惹事端，又坐了6个月的牢。

复出后，这位昔日“文化太保”气焰更盛，招数更奇，以《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小李飞刀”直夺台湾政要七寸，笔锋所指，见血封喉，从旧政到新贵，从蒋介石到李登辉，李敖的“刀下鬼”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而且仍在开下去。

“我不想成佛，我只想做菩萨”

李敖自诩“四面树敌，八面威风”，斗人决不手软，不仅大挥巨笔，让对手声名狼藉，而且还要行“讼棍”之法，令其破财消灾——简直如恶鬼附体，最为难缠。但如果因此而认为李敖心胸偏狭，不好相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李敖的人格魅力更在于他对朋友，对弱者的一派侠骨柔肠。这一点，是连他的敌人也深为钦佩。有史实为证。殷海光相貌猥琐，对人前倨后恭，所以李敖第一次见他，即不欢而散，日后却终因惺惺相惜而成至交。60年代末，殷海光受台湾当局迫害，贫病交加，须住院却交不起押金。殷桃李满天下，有钱的弟子不少，却无人援手，李敖遂挺身义助，成全了殷海光“不食周粟”的名节。

殊不知时逢《文星》被封，李敖的经济状况十分困窘，靠跟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开出空白支票作押，出来四处“贴现”。因有与水牛出版社“捉刀”的历史，李敖直奔水牛找彭诚晃支3千现金。彭不干；李敖说明原委，彭还是不肯借。

李敖一怒之下，从此不见此人，10多年后，李敖取得公证，将当年《文星》卖给彭诚晃的版权全部作废，“才出了这口恶气”。李敖的快意恩仇，由此可见一斑。

李敖义助多多，最为痛快的乃是效张作霖反曹琨贿选，拍卖毕生艺术品收藏，散尽千金救助台湾“慰安妇”，让这些受尽屈辱的妇女们保住做人的最后尊严，保留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正式道歉的权利。这份侠肝义胆，着实令人激赏。

如此大手笔非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不可。李敖家历经战乱，四处避祸，到台湾时已十分困顿，以至中学时因无钱拍证件照，被取消童子军资格，“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只能在家里菲律宾。”学成后更是为明“不与当局合作”之志，坚决彻底地做了“个体户”。

与一般摇笔杆子的人不同，李敖虽然著作等身，但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却不是稿酬。他熟谙法律条规，炒股票、打黑白两道解决不了的官司，真正生财有道。

因为有钱，他广收资料，坐拥书城，写书、编书、出书，随心所欲，左右逢源；因为有钱，他居豪宅、驭名车、追美人，“十分拉风”。仅此一项，就足以令背了几千年“穷酸”酸名的中国知识分子“栏杆拍遍”了。

“我心中没有鬼”

李敖身边堪称美女如云。从比花袭人赠汗巾还凄美的罗、唯一“情随事迁”的小蕾、制造“号外”典故的小Y、育有私生女的刘会云（wjm_tcy注：是王尚勤）、影星级的H与胡茵梦，到现在的妻子小屯，无不有型有款、千娇百媚，而且大都才貌双全、品位不低。除了这些数得出名头的人外，还有不少露水情缘，大概除了坐监牢的那一段，始终艳遇不断。

李敖还雅好收藏裸体画，自言有轻微的“恋画癖”。在“文献会”时，曾有两同事登门拜访，被李敖房间里赫然高挂的“花花公子”封面裸女画吓得驻足，一个“哼”了一声，一个“哈”了一声——是为“哼哈”二将。前不久凤凰卫视专访李敖，也提到他的书房里有不少裸体画，但考虑到“少儿不宜”而将镜头避开了，让人哑然失笑。

其实，作为一个心理、生理机制都健全的男性，喜欢美女，都是最本真、最人性的事，不然长长一部文化史，就不会有那么多灵肉纠缠，也就没有多少风景可看了。但坦陈男女之事及人性欲望，将一些只可能、或者人们认为只可能在澡堂子一类的地方交流的“地下文学”堂而皇之地摆到桌面上，脸不红而心不跳者，李敖乃古今第一人。也许正如他所言，敢于说出来、挂出来，就证明他心中没有鬼。这，同样需要“敢为天下先”的道德勇气。

李敖为文行事，都是亦正亦邪，亦庄亦谐，常常妙语解颐，妙趣横生，因而得了“文化顽童”的雅好。对此，李敖照样不以为忤，反而洋洋自得，说如果没有顽童这一面，李敖就成为真正的“文化包龙图”，那样就太可怕了！

“要做梦，就做一个特大号的！”

最近，李敖以3件事再掀狂飙，一是代表新党竞选台湾“总统”，二是出个人“写真集”，三是角逐诺贝尔文学奖。这3件事，第一件被视为“搅局”，第二件让人大跌眼镜，似乎只有第三件才略与“正经”沾边。其实只要纵目李敖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不仅见怪不怪，而且会觉得这些事之于他，实在再自然不过了。

先看竞选“总统”。台湾的“总统”竞选，本来就是一出闹剧，李敖一介入，更热闹得近乎“火爆”。李敖并不认同“高手搅局”这一说法，因为他认为第一，台湾的“政治”根本一团烂污，他之“竞选”，也不是什么“从政”；第二，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所谓“总统”，不过是一个省的行政长官，与真正的“总统”隔了十万八千里。因此，套用李敖的说法，他只是“挂竞选总统的羊头，卖揭穿台湾政坛黑幕的狗肉”而已。

再看出“写真集”。最惹眼、最受非议的不过是那几张裸照。且不说李敖的“写真”，大部分属历史珍贵镜头的“狗肉”，就是“裸照”这一“羊头”，其实也并非全然离谱。天底下最自恋的人有两类，一是影星，一是文人，只不过“脱”的形式与程度有所不同。影星巧妙“走光”，露“鬼斧神工”的美腿、美背或美其它；文人行文字之“脱”，暴露美或不美的灵魂与思想，二者异曲同工。

当今作家中，在“脱”的问题上首鼠两端的大有人在。远的如张贤亮，姑且因“过气”而按下不表；近的如刘恒，自言“要白天黑夜捂紧裤腰”，可谓有“脱”心而无“脱”胆；王朔扒别人也扒自己，不过不很彻底，且露的是“人后”，略有不雅；而李敖早就是赤条条的了，现在不过是再迈一步，由文字之“脱”到影星之“脱”而已。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李敖当然认为自己受之无愧。但且慢，看他怎么说。这次李敖肃了脸，称诺贝尔文学奖自诞生以来从来没有颁发给中国人，这是瑞典文学院的一大失误；当今的中国文学家，有资格获奖的人并不只他一个。——这就是李敖！

澳洲一个女学生曾问李敖，你想做皇帝吗？李敖说不想。女学生问为什么？李敖答：我想做上帝。既然做梦，就要做一个特大号的，不是吗？

陪李敖玩玩（董桥）

台湾有人这样描写总统大选的选情：“拥护李登辉，支持连战，关心陈水扁，同情许信良，票投宋楚瑜。”名作家李敖宣布参选之后，可以在“票投宋楚瑜”之前加一句“陪李敖玩玩”。“玩玩”的确是李敖参选的本意：“反正我也选不上”，他说，那就乘机跟政治开个玩笑吧。因为这样，李先生参选的过程一定比结果更重要。在政治已经丧失了文化内涵的年代，在政客已经掏不出文学素养的年代，在权力已经腐化成陈年臭蛋的年代，在选举已经沦落为卖笑拉客的年代，李敖说他要“让第一流的思想家为大家洗脑，为全民指引正确的民主方向”。

他不会“拥护李登辉”：“台湾人民对选出一个‘李总统’还没受够吗？还要有第二个吗？”他不会“支持连战”：“你不觉得连战是个很讨厌的人吗？连战不是稳健，连战是呆头鹅，甚至呆滞。”他不会“关心陈水扁”：“他这个人不讨人喜欢。”他会“同情许信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从政客转变为政治家，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一点很不简单。”他也会“票投宋楚瑜”：“宋楚瑜以前做过很多坏事，但他不承认，他不忏悔，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一件事做错。我们今天要跟他算这个帐，但还是选你，就是这样，要让你不痛快。”

有人说，年轻时没有信过马克思主义等于没有年轻过。我们在台湾的那年月，人人都看《文星》信李敖，因为我们年轻。李敖夸口说：“中国五百年来和五十年来，写作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狂妄得教人大开眼界。可是，他的文章是好的；他的学问是好的；他真的读好多好多书，比他骂过的人多得多。

李敖坐过蒋家的牢；娶过胡茵梦；主持过一千辑的电视节目《笑傲江湖》；捐过钱给章孝慈；拍卖过藏品为慰安妇筹款。这些都是其他候选人没有的经历。记者说，今天已经有人喊你李总统好，你当了一天的李总统，滋味如何？李敖说：“过去凯撒大帝打胜仗回来，有个算命的告诉他，当心三月十五日！到了三月十五日，凯撒大帝要进去国会前，又碰到这个算命的。凯撒笑说，今天就是三月十五日，你算命不灵；算命的说：今天还没过去！结果凯撒一进去就给杀掉了。所以今天还没过去。”趁今天还没过去，陪李敖玩玩。

1999年8月25日

转自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陈子善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去北京——李敖：不是娘娘腔没乡愁（邵冰如）

一生坚持不坐飞机、不离开台湾的李敖，在大陆却家喻户晓；今年秋天，他将首度踏上大陆土地，到北京访问。李敖说此行是去看“祖国的进步”，对他来说是趟“国内旅游”。他更要畅谈自己在台湾56年的“匪谍”与“战士”经验，如何在白色恐怖的威权体制中，为自由与民主奋战。

李敖的文章多年来早已传遍大陆知识分子之间，最近一年透过香港凤凰卫视主持评论节目“李敖有话说”，在大陆四个频道播放，每天有一亿多人收看，让李敖拥有无数粉丝。这次大陆行正是由凤凰卫视安排，时间暂定在今年9月。

李敖出生于哈尔滨，两岁定居北京，在北京一待12年，读了小学和中学，14岁到台湾，再也不曾去过大陆。这次重返北京，李敖难得感性，诗意的说：“有城墙的北京，我记忆犹新，但往事，恍然如昨……”他也想去看看北京法源寺，那个在他书中，在清朝末年，被视为民主思想起点的古朴寺院。

但感性不超过一分钟，李敖立刻恢复辛辣：“我没有乡愁，娘娘腔的诗人才有乡愁，大男人愁什么愁？”因此，他坚持，此行绝非怀旧或乡愁之旅，而是要去看“祖国的进步”，看看大陆在开放之后的快速改变与进步。

但更重要的是，李敖说，他要以亲身做见证，去展现李敖在台湾的“匪谍经验”与“战士哲学”；让大陆人明白，即使在最威权的体制和阴影下，个人并不会被消灭。一个坚持追求真理、民主和自由的人，即便他这样被打压、被监禁、被视做匪谍；但只要不放弃、不妥协、不怀忧丧志，一样可以以一己之力成为历史与真理的“战士”，成为威权当局眼中的“鬼见愁”，绝对不会只是一个被牺牲的“烈士”。

连战、宋楚瑜日前的大陆之旅，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各发表一场公开演讲，而李敖此行预计在两校都有公开演讲。李敖很得意：“我去演讲比赛，题目是一个匪谍在台湾，保证比他们好听。”

首度踏上大陆土地，也让李敖有期待。他说，法国文豪伏尔泰流浪异国多年，最后决定返回巴黎终老，而李敖56年来不曾去大陆，此行与伏尔泰也有相似心情。所以他特别强调，千万别说“李爷爷，您终于回来了”，因为“我李敖从来没有离开过”！

李敖说，他要以亲身做见证，去展现李敖在台湾的“匪谍经验”与“战士哲学”；让大陆人明白，即使在最威权的体制和阴影下，个人并不会被消灭。一个坚持追求真理、民主和自由的人，即便他这样被打压、被监禁、被视做匪谍；但只要不放弃、不妥协、不怀忧丧志，一样可以以一己之力成为历史与真理的“战士”，成为威权当局眼中的“鬼见愁”，绝对不会只是一个被牺牲的“烈士”。